摘要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針對基層貪污、黑惡勢力和青少年犯罪這三個領域相關法律的不完善和預防工作的缺失，本文將通過研究如何進行基層社會治理和犯罪防控來體現法治的可操作性，將基層社會治理與犯罪防控建立聯系，以刑法的角度探索犯罪防控的方法，結合實際案例落實到基層社會中，減少基層社會中的犯罪率，從而達到輔助基層社會治理更加完善落實的效果。關鍵詞：基層社會治理；犯罪防控；模式

前言基層社會治理與犯罪防控是法治的必經之路，有利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踐行。一方面，憲法是靜態的法律規范的制定依據，另一方面，法治體系中關于法治的實施、監督與保障等構成都體現了法治的動態特性。本文主要采用文獻分析法，在研究以往學者對基層社會治理與犯罪防控的定義與預防對策的同時進一步探索犯罪防控在基層中的可操作性及實踐研究。本文從貪污受賄、黑惡勢力、青少年犯罪三個基層社會重點犯罪防控領域對如何通過犯罪防控進行基層社會治理進行論證，提出了分別從完善相關立法規定、完善社會監督體系、加強社會普法教育與加強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四種犯罪防控辦法對重點犯罪防控領域的實踐參考。犯罪防控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必要性犯罪防控可以有效維持社會秩序犯罪防控是全世界所有國家政府與公民共同關心的問題，是犯罪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是犯罪學研究的起點與歸宿。管理者與學者不斷的研究與實踐，總結犯罪預防的經驗，以便達到更好的犯罪防控的效果。犯罪預防要堅持不懈，才能確保社會的和諧發展，群眾的利益得到保護。而降低犯罪率最直接根本的途徑就是進行犯罪防控，犯罪防控有利于避免和減少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害。節約司法資源對于基層管理者來說，從源頭上減少犯罪率遠比處理犯罪節約司法資源。犯罪防控解決方式需要更多系統的，科學的規劃，通過制定一系列關于犯罪防控的規定，達到管理者對基層社會體系化治理的目的。社會基層每年的案件數量逐年升高，案多人少成為了基層社會治理的難題，也造成了司法資源匱乏的問題。基層管理者的目的，大多在于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維持穩定的基層社會秩序，而犯罪的不斷發生無疑會加大基層管理者基層社會治理的難度，消耗更多的司法資源。公民建立自我保護機制公民作為違法犯罪最直接的受害人，公民不是被動的作為被保護的一方而是直接參與到基層社會治理中去是每個公民都需要了解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公民應與國家為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不被侵害而共同努力。犯罪防控的實施，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法律監督的積極性，從而使公民建立自我保護機制。我國基層社會治理中重要犯罪防控領域貪污受賄犯罪基層工作人員以公謀私，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近年查處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小官巨腐案例刺痛著國人的神經，而由此所引發的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問題則繼續進行規范和完善。由于面臨越來越多的金錢誘惑，這些年來，基層的貪污受賄職務犯罪愈演愈烈，普遍性越來越高，這樣的情況與法律監督的不健全，社會環境不良風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學術研究在理論分析上通常都是界限分明，但是往往司法實踐中對當事人的行為難以進行準確的認定。基層國家工作人員界限模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立法解釋，將村基層組織人員擬制為國家工作人員，進而將村基層組織人員規范到貪污受賄罪的主體要件中。但立法解釋所解決的是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被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問題，但并未解決什么是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問題。國家工作人員不僅是管理者，統治者，更是服務者與法律的執行者。政府和工作人員更應該樹立權威與形象，踐行法治政府的主旨。黑惡勢力犯罪黑惡勢力是指黑勢力與惡勢力的通稱，是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黑惡勢力在基層的一定區域或行業內產生威懾力，擾亂社會、生活、市場秩序。如果說犯罪是個人對社會管理秩序和統治秩序的一種低級挑釁行為，那么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就是一個組織公然和國家整體利益進行對抗的一種更高層次的對抗行為。一般來說，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犯罪有不同的量刑結果。青少年犯罪在犯罪群體中，青少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由于年齡低，認知能力不成熟不健全，容易被誤導犯罪同時還涉及到刑事處罰的問題，因此青少年犯罪是全世界去要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伴隨著社會與人類文明的發展，青少年在思想成熟度上愈發早熟，青少年犯罪率逐年升高，未成年人犯罪呈現復雜化和多樣化，如何對青少年犯罪的刑罰處罰，也愈發棘手。因此，有必要根據目前低齡化犯罪現狀來完善相關法律。我國基層社會重點犯罪防控領域立法現狀貪污受賄主體的認定貪污受賄泛指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非法占有公私財物和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利的行為。受賄罪在客觀方面除了索賄和收受賄賂的這兩種基本行為形態外還包括《刑法》第385條第二條規定的收受回扣、手續費，《刑法》第388條規定的斡旋受賄。貪污受賄影響惡劣，不利于鞏固政治秩序，所以歷年來世界各國都對貪污受賄的懲治十分重視。各國貪污受賄罪的刑事責任主體大多都是公務員，有的國家將個別主體也納入到貪污受賄的懲治范圍內，可見其對貪污受賄的打擊力度之大。黑惡勢力的打擊范圍黑惡勢力侵害國家、社會和人們群眾，而我國關于黑惡勢力的法律法規不夠健全，鑒于此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修改了相關條款，規定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征，加大了對黑惡勢力的打擊力度，對主犯、從犯的法定刑進行區分，對黑社會組織犯罪增設財產刑，嚴厲打擊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西方國家對黑惡勢力同樣也實施嚴厲的打擊措施，對于組織犯罪、實施暴力的黑幫勢力用法律規制，使其處在法律的框架下，限制其發展的空間。保護青少年的法律和制度為了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權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培養青少年的良好品行，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對于青少年犯罪年齡逐年降低的問題，《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事責任年齡下調為12周歲。對于不滿刑事責任年齡的刑事責任主體，我國基層社會的社區矯正運用社會資源、調動社會力量，招納志愿者、法律人才和矯正對象親友建立社區矯正小組對矯正對象進行教育監督管理。針對青少年犯罪低齡化這一現象，絕大多數國家都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做出了具體規定，因為青少年具有可塑性，認知能力不成熟，多數國家對未成年人犯罪采用的措施與社區矯正大同小異。我國基層社會重要領域犯罪防控對策完善相關立法規定貪污受賄罪、黑惡勢力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是基層社會中較為突出的問題，我國早已對這三類犯罪設立了相關罪名，只是時代發展趨勢不能預料，總會衍生一些法律框架之外的問題，因此我們要完善相關法律，使法律與時俱進。在基層貪污、黑惡勢力和青少年犯罪這三個領域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完善相關立法規定?；鶎迂澪凼苜V刑事責任主體的認定。個體差異、情節差異、身份差異、程序差異、地區差異帶來的量刑失衡，使得社會公眾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質疑。我國只對國家工作人員設立了貪污受賄罪，可基層的貪污主題往往不是國家工作人員，雖然全人常通過立法解釋將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擬制為國家工作人員，卻沒有詳細解釋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認定。因此，應該制定詳盡的解釋，將基層組織輔助國家工作人員處理事務的所有工作人員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處罰時適用貪污受賄罪的相關規定。一方面，在基層村委會中，對于臨時聘用參與有關公務的人員，在涉及侵犯公私財物時，也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處。另一方面，對于行賄罪的論處，參照受賄罪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設立行賄罪的加重情形。阻斷黑惡勢力保護傘。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是鏟除黑惡勢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關鍵之舉。黑惡勢力之所以可以在社會中肆意妄為，是因為有些黑惡勢力組織通過用錢財，美色以及物品賄賂官員，讓官員成為他們的保護傘，面對百姓的申訴與舉報，官員往往視而不見。我國的刑法立法精神決定了在適用刑罰時，不能將嚴懲作為最終目的，應當結合懲治的社會效果，區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觀罪過輕重，區別對待。針對這一問題，我們要對官員加強監督，阻斷黑惡勢力與官員的不正當聯系，根據犯罪情節的輕重以包庇罪和瀆職罪處罰包庇黑惡勢力的行為，讓黑惡勢力失去令他們為所欲為的保護傘。因此，在《婚姻法》中，對于離異時孩子的分配不能僅僅把父母的經濟條件看成唯一重要的條件，而應當適度參考父母雙方的文化程度和各項信用指數，在我看來，有著更高文化程度和信用指數的人能夠對青少年心理產生更多積極的影響。完善社會監督體系無論是什么樣的犯罪、什么樣的人，都需要法律的規制與社會的監督，我們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依靠內心的自律遵紀守法，因此我們要適當的完善社會監督體系，時不時敲響法律邊界的警鐘。在貪污受賄、黑惡勢力和青少年犯罪這三個領域，我認為還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完善社會監督體系?；鶎迂澪凼苜V中要加大對公務人員財產監督力度。我國目前一些公務行為的透明度還不高，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知之甚少，因此限制了社會監督作用的發揮。為了有效地預防職務犯罪，方便人民群眾的監督，我們應當盡力加大職務行為的透明度，使人民群眾的監督進一步發揮作用?；鶎庸ぷ魅藛T受賄主要是財產形式且不易發覺，因此針對公務人員的財產督查應當嚴謹并且進行持續的跟蹤調查，對公務人員設立專門的監督組，對公務人員的財產和日常消費是否在合理范圍內進行監督。一方面國家工作人員的為避免對監督人員進行賄賂，在基層村集體或社區中設立的監督人員采取秘密制度和不定期輪值制度。另一方面設立國家工作人員財產監督，提高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透明度，限制公務人員開辦賬戶的范圍防止貪污款的轉移和藏匿。通過基層監測限制黑惡勢力發展。完善關于黑惡勢力的社會監督體系需要大力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基層建設，組織協調各有關部門齊抓共管，發動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切實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落實到城鄉基層單位，并從實際出發，建立打、防、控一體化的工作體系。只有基層組織建設環境明顯優化，有效減少黑惡勢力帶來的社會恐慌才能建立有效的社會監督體系。在社區或基層建立青少年犯罪高發群體資料檔案，定期組織社工或志愿者進行家訪，這一方面是違法犯罪行為的監督，一方面又是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注。加強普法教育某些犯罪主體會存在法律意識淡薄的問題，他們的行為有時徘徊在法律邊緣，隨時有觸犯法律的危險，普法教育可以預防人們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因此進行普法教育顯得尤為重要。普法教育勢在必行，我認為在基層社會中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強普法教育。對基層工作人員的法律常識進行考核。貪污受賄罪的主體都是國家工作人員，法律意識較強，但是基層貪污受賄的主體多為村委會選出的代表和臨時聘用的務工人員，他們較為欠缺法律意識，學習較為被動。所以在村委會選舉代表后要進行全面的普法教育和培訓，針對村委會定期進行法律常識考核，設立及格的標準線，考核未達標則罰款或停職，直到及格為止。針對黑惡勢力進行警示宣傳。對于黑惡勢力犯罪的打擊，應該公開透明，順藤摸瓜對其幕后組織進行監督與檢查，對犯罪分子嚴格懲治，給足教訓，警戒他人。黑惡勢力在法律邊緣試探甚至多次觸犯法律，對黑惡勢力進行普法教育不能僅限于普及什么行為是觸犯法律的行為，相對來說側重于普及黑惡勢力觸犯的各類犯罪的處罰結果更能起到警示作用。村委會或社區可以根據統計本區犯罪頻率較高的此類犯罪的經典案例和處罰結果制作針對黑惡勢力犯罪防控的宣傳單，在案件高發區進行張貼和分發。校園開展普法課程。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過程中，科學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法制宣傳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有時學校會過度關注學生的學習成績而忽略學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學生心理畸形逐漸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學校應在課外之余積極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定期與家長溝通關注學生心理健康。此外，學校還要開展貼近生活的普法課程，提升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識，讓未成年人充分了解違法犯罪的有害結果，從而進行預防。加強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因為有些犯罪主體在服刑后再犯的可能性較高，因此加強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除了預防再犯的可能性外，更能對刑釋人員起到積極引導的作用。大部分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都需要社區認真對待，尤其以下需要落實社區矯正工作的幾個方面。幫助貪污受賄主體找合適工作。《公務員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了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和被開除公職的人員不得錄用為公務員，這意味著貪污受賄罪的刑事主體在受過刑事處罰后并不能官復原職，從事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貪污犯罪的刑事責任主體思想較為成熟且主觀上都是故意，所以對貪污受賄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側重點在于工作安置。為了防止貪污受賄罪主體再通過行賄官復原職，相關部門除了監督還要引導其從事積極的工作。對黑惡勢力日常生活積極引導。黑惡勢力的犯罪主體通常沒有正式工作，并且黑惡勢力刑事責任主體出獄之后再犯的可能性相對較高。黑惡勢力的安置幫教工作需要所屬鄉鎮司法所、村委會和家屬共同參與，一方面對他們進行就業技能培訓，引導他們從事積極的工作，另一方面要關注他們的日常生活，在閑暇時陪伴他們多參加健康的活動。建全社區矯正體系。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青少年不能適用刑罰，但有些青少年所犯罪行較重，主觀惡性較大，所以社區對這些青少年進行矯正教育。但是青少年的三觀正在形成階段，他們對自己沒有清晰的認識，如果在這個時候給青少年貼上犯罪的標簽，有很大概率會引發標簽效應，讓青少年覺得自己天生就是違法犯罪的人而不去改變自己。為了防止標簽效應，在社區矯正時就不能強調違法犯罪而是更多的進行心里疏導和積極的心理矯正，避免再犯。為了社區矯正能真正起到教育、防止再犯的作用，我們要制定更加嚴格的制度：參與矯正的工作主體要具備專業的矯正知識、地方司法所對矯正工作進行監督、社區與親屬積極配合，加大協作力度。

結束語在維持基層社會治理社會秩序中，犯罪防控無疑是最直接的切入點。法治的重點在基層，法治的難點也在基層，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重要的是提升組織力，充分發揮基層組織領導的帶頭作用，探索基層社會治理新路徑。犯罪現象由社會規范體系的功能缺陷所致，人類行為受社會規范制約，但因社會結構失衡導致的社會反常狀態進一步引發了各類失范的犯罪行為。犯罪預防，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因此分析引起犯罪的內在原因與外來因素，究其根本，結合數據分析，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具體的犯罪防控制度。犯罪預防無非是將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