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正書》卷6《王子主失》原文及譯文《袁子正書》是魏晉之際袁準所著政治哲學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梁有《袁子正書》25卷。《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亦均著錄：袁準所撰《袁子正書》25卷。今佚。《全晉文》與《玉函山房輯佚書》及《續編》均有佚文輯錄。據《群書治要》所載，可見的篇目有：《禮政》、《經國》、《設宦》、《政略》、《論兵》、《王子主失》、《厚德》、《用賢》、《悅近》、《治亂》、《損益》、《世治》、《刑法》、《人主》、《致賢》、《明賞罰》共16篇。該書以本末方法，從政治、經濟、法律、選官等各個方面，全面探討了治國之道。從總體上看，是以儒為主，兼融道法。“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禮政》）“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為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為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治亂》）該論的指導思想明顯受到魏晉玄學思潮崇本息末、因循自然學術方法的影響。袁子正書卷6●王子主失本篇重點談的是君主的過失。袁準認為，“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這樣，奸臣就會討好取悅人主，人主不能辨別真偽，導致忠臣被誅殺或者逃離，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提醒人主要時刻保持明智，不能聽信奸臣之語。【原文】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為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于大人者，非為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譯文有位姓王的先生，寫了一本名為《主失》的書，有張姓讀書人認為寫得很好，向我述說道:“百姓之所以尊重做官的人，并非因為他顯貴的官爵，而是因為他說話忠信，行為誠敬，君王沒有虛授官爵，臣子也沒有詐領爵位。如果授予官位而不考慮他的能力，獎賞他而不考慮他的功勞，徇私舞弊的路就打通了，公平正直的道路就阻塞了。”世人所擔心的，不是擔心君主會犯過失，而是擔心君主有過想改卻改不過來。這是什么原因呢?夫奸臣之事君，固欲茍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漫恐當作浸。諛恐當作譖)，非明者不能察也。奸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為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為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譯文奸臣侍奉君主，本來就想討君主歡心。事物都有似是而非的地方，表面看似有道理的話，慢慢滲透的讒言，不是賢明的人就聽不出來。奸臣用看似有道理的話諂媚君主，君主不能辨別，并心生歡喜，迷失了自己的心，行為日益荒謬，卻常常認為自己做得合乎道義。這是有國者的通病。那些奸佞邪惡的言語，委婉而有文采。忠誠正直的話，簡樸直接而大多逆耳。假如忠臣的話是對的，那么君主(雖然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但是)心里本來就會因此不太高興。今奸臣之言己掩于人主，不自以為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為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奸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發而為狂，有竄伏于窟穴，此古今之常也。譯文如今奸臣的話已經蒙蔽了君主，君主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忠臣再用逆耳的話勸說君主，君主就會認為是在誣陷自己，這些話又怎么能被君主聽進去呢?所以忠臣重者被挖心剖腹，輕者被貶為奴隸。忠臣冒著死亡的危險進言，君主卻聽不進去;奸臣享受榮華富貴，讒言受君主喜愛。這樣，天下人哪能再冒著死亡的危險進言，舍棄榮華富貴，僅僅為了讓君主聽進自己的話呢?所以有人披頭散發裝瘋賣傻，有人躲進洞穴不肯出來，這樣的現象古今都很常見。【原文】凡奸臣者，好為難成之事，以微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為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奸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涂也。故人主賞罰不當，則邪人為巧滋生。其為奸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為將不用也。譯文凡是奸臣，喜歡做難以成功的事，憑著僥幸成功獲得的利益，而能先得到君主的歡心。如果君主不能察明，而喜悅于他們的巧舌之言，他們就只會被封賞而不會被懲罰了。做臣子的有禮未必尊貴，無禮未必卑下，那么奸臣就知道如何能討得君主的歡心了。即使今天有失誤，明天也必能知道重新討得君主歡心的方法。所以君主賞罰一失當，奸邪之人的偽詐行為就會滋長。明智的人雖然知道君主的過錯卻不敢說，因為說了怕不被采納。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暗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奸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于上，奸成于下，國亡而家破。譯文先王的主張，遙遠而難以明了。當世的方法，切近而容易知曉。普通人無不是違背他們疏遠的而聽從他們親近的，只見到小的而看不見大的。如今賢才本來就被君主疏遠，而且又堅持的是深奧難懂的東西;奸人本來就接近君主，而又說著淺薄易知的道理。這樣，忠正的進言什么時候才能被君主聽到呢?所以在上君主被蒙蔽，在下奸臣就會得逞，國破家亡的時刻就到了。伍子胥為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鴟夷而浮之江。樂毅為燕王破強齊，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于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于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于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奸邪之門，經傾險之涂，欲其身達，不亦難哉!譯文伍子胥為吳國攻破楚國，使闔閭稱霸，等到夫差即位，卻用皮口袋裝著他的尸體扔到江里。樂毅為燕王攻破強大的齊國，報了先前的恥辱，等到惠王即位，卻把樂毅驅逐出境。這二人對于國家，可以說是有功了。夫差、惠王完全清楚二人的大功，然而二人仍然免不了被害被殺，是因為君主不能長期保持賢明，并且忠臣和奸臣處世之道不同的緣故啊!更何況是那些卑賤、疏遠的臣子，沒有立下像二人那樣的大功，涉入奸邪之人的漩渦里，經歷死難的途徑，想要他們顯貴，不是很難嗎?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荊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后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后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譯文如今，有人即使有子產般的賢能，卻沒有子皮那樣的“伯樂”舉薦，即使有解狐那樣的德行，卻沒有祁吳那樣的正直之人相助，又怎么能進身而被任用呢?然而僅有祁奚的正直，而沒有趙宣子的聽信忠言，僅有子皮的賢德，而沒有他掌管朝政的權力，即使是荊山的璞玉，也會被當成瓦礫啊。所以，有管仲的賢能，有鮑叔的友情，也必須要遇到齊桓公后才能顯達。有陳平的智慧，有魏無知的友情，也必須要遇到漢高祖后才能被任用。如果不是遇到齊桓公、漢高祖，二人即使有賢才，又怎能被任用呢?作者簡介袁準(約于西元220年～300年間在世)，字孝尼，晉陳郡扶樂人，三國魏名臣(郎中令)袁渙第四子，當時杰出的政論家。入晉后，官至給事中。與嵇康、阮籍相熟。精讀經史，以儒學知名，忠信公正，不恥下問，性恬退。正史無傳。著述十余萬字，主要論治世之務，多有個人獨到的見解。其書宋代以后亡佚。今輯佚所得，共計一萬五千余字。因受唐代名臣魏徵的推崇而入選《群書治要》，影響深遠。袁準的治世思想傾向于儒法并重。如在《禮政》篇中，他提出治理國家要德治和法治并舉，才是“治之至也”。他認為“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他進一步論述說，只偏重法治而輕視德治，必然會造成“久則民忽，民忽則怒”的后果。相反，只抓德治，則忽視法治，必然會造成“有仁義而無刑罰，則民慢，民慢則奸起”的后果。所以他認為治國要“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才是治理國家的根本途徑。袁準明確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認為“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并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為君子之行....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治亂》)《群書治要》輯錄的《袁子正書》篇目有《禮政》等十七篇。魏徵在給唐太宗的諫言中多有引用。《晉書》卷八十三《袁壞傳》附從祖準傳:“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三國志·魏書·袁渙傳》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