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蔣介石是如何發動全面內戰的1946年中原解放區部隊的突圍之戰，是全國解放斗爭的轉折點。這以前和以后的國內局勢發生了根本改變:人們殷切期盼并力爭實現的和平建國已不行能，全面內戰起先。為什么說中原突圍之戰是全面內戰的起先？這個問題，不能只看局部狀況，而要從當時全局形勢、特殊是國共兩黨對和戰看法演化這個根本問題來分析，才能作出恰當的推斷。

抗戰成功將要到來時，蔣介石就決心以武力殲滅共產黨抗日斗爭成功如此快地到來，超出人們的普遍預料，四周的狀況又在不斷改變，更增加了事情的困難性。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是明確的，那就是力爭實現全國性的和平建設。這不是簡潔的宣揚口號，因為它是人民的普遍愿望。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心發表《對目前時局宣言》，提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行動也表現出很大誠意，承諾并起先從抗戰期間在南方的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

（豫北不在內）等八個省區敵后建立的依據地接連撤出，向北轉移。中共中心已初步商定參與國民政府的成員名單。當時在解放區擔當蘇皖邊區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回憶:“黨中心要從延安搬到淮陰來。參與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開會就去南京，沒有事情又不開會就可以回到淮陰的總部。”解放區的復員整軍工作也已起先。2月1日，中共中心在內部所發的指示中寫道:“從今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與此相對的是，在抗戰成功將要到來時，蔣介石就決心以武力殲滅共產黨。1943年8月1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共匪之制裁，非在歐戰未了之前解決，則后患更大也。”1945年5月22日，也就是國民黨六大閉幕的其次天，他對參與大會的軍隊代表說:“共產黨執迷不悟，別有專心，蓄意要破壞統一，背叛國家。他們以為假如不乘此時機激蕩殲滅本黨和我們革命的武力，就不能達到其奪取政權、赤化中國的陰謀。”“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武力和國軍比較起來是不行相提并論的。他現在號稱有多少正規軍、多少游擊隊，占據多少地區，其實都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蔣介石始終特殊看重武力，抗日斗爭后期已得到一大批美械用來裝備其嫡系部隊，成功受降后又將得到100多萬在華日軍的武器裝備。在他看來，國民黨軍隊的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是武力殲滅共產黨的大好時機。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向高級將領們講這樣一番話，無疑是在重要歷史時刻向他們預做作戰動員。形勢發展比蔣介石估計得還要快。他在敵占區、特殊是華北淪陷區，實在沒有多少力氣，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依據地卻日益擴大，這使他焦慮擔心。他在7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令各部隊對共匪不得不特殊加以警覺心，并應增加敵愾心，不能視剿匪為內戰也。”他把抗戰成功后武力殲滅共產黨認為是“剿匪”而不是“內戰”。7月14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倭如在三個月內倒戈，則我華北軍事之布置上籌備應急進，勿再拖延。”他寫下這段日記后不到一個月，就傳來日本倒戈的消息。由于過去的節節敗退，蔣介石在“華北軍事之布置”根本談不上打算好，只能先依靠原淪陷區的偽軍來應付共產黨。他在日記中寫道:“10日晚得敵降消息以后，立發偽軍維持地方贖罪自效之電令與廣播，此為安定淪陷區惟一之要素，亦即打擊共匪、消弭內亂最大之關鍵也。”剛聽到敵降消息，就給偽軍“立發”電令，要他們“打擊共匪”“維持地方”，以此為“最大之關鍵”。他的急迫心情已淋漓盡致地躍然紙上。拿湖北來說，蔣介石就命偽武漢綏靖主任葉蓬防守武漢，不準新四軍進入市區。接著，他更干脆依靠即將正式倒戈的駐華日軍來應付中國共產黨。8月23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吩咐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中國境內之非法武裝組織，擅自向日軍追求收繳武器，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收前，應負責作有效之防衛。”“假如各地……為股匪所占據，日軍應負責任，并應由日軍將其收回。”所謂“非法武裝組織”和“股匪”，自然主要指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他看來，這是原淪陷區此刻特殊急迫而重要的事。毛澤東到達重慶進行談判的其次天，29日，何應欽密令各戰區印發蔣介石在1927年至1936年反人民內戰期間所編輯的反動文件《剿匪手冊》，這是蔣介石、何應欽等偽稱要求和平、實則決心內戰的又一實證。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最終一夜，住在蔣介石寓所林園。蔣在其次天日記中寫道:“共黨不僅無信義，而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甚嘆共黨之不行與同群也。”這種狀況下的談判自然不行能有實質的效果。

國共全面斗爭一時沒有馬上爆發的緣由蔣介石雖然早已下定在戰后馬上發動全面內戰的決心，甚至在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軍政部長陳誠向蔣介石上書密陳:“今日之情勢，惟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求統一。”“國家之統一，自有史以來，從無不用武力。”蔣介石在三天后就批示:“所陳各點，皆獲我心。”但關鍵問題在于他還沒有打算好。有幾個因素使他對全面內戰難以馬上付諸行動。第一，日本軍國主義者自1937年7月發動全面侵華斗爭的八年來，侵占了中國大片富裕地區，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最重要都市，也限制了關內主要鐵路交通線，駐扎在關內的日本侵略軍有130多萬人。抗戰成功后，擺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面前最迫切的事，是這方面極為繁重的受降和接收工作，把它重新置于國民黨當局限制之下。蔣介石在1945年9月日記的本月大事預定表中寫道:“本月初起先接收淪陷各都市與地方”，“陸、海、空交通建設安排與目前之處置”，“還都方針與時期之探討”，“接受日本倒戈典禮等”。拿關內的中原地區來說，蔣介石在打算受降時，就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召到重慶，“指示劉峙快速率部向鄭、汴挺進，殲滅河南地區平漢、隴海鐵路兩側的中共軍隊，確保交通線的平安”。這些事假如沒有做，原淪陷區的大部分地區假如還沒有處于國民黨當局的限制下，盡管受降過程中已發生多次國共局部武力沖突，但還不能馬上發動反共的全面內戰。中共中心對此也看得很清晰。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后代主持中心工作的劉少奇在10月1日為中心起草的電報中說:“現在國民黨腐敗脆弱，色厲內荏，接收大城要道力氣分散，決難壓倒人民。”其次天又在電報中說:“目前解放區的斗爭，基本上已成為交通要道的斗爭，深化解放區據點不多。”這須要有一段時間來作打算。其次，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大多退居中國西南地區，還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領下包圍著西北的陜甘寧邊區以及在緬甸北部作戰，這些軍隊距離淪陷區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線很遠。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蔣介石的權力只及于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日本占據著。長江以北則連任何一種中心政府的影子也沒有。”1944年，日軍企圖挽救覆滅的命運，實行代號為“一號作戰”的安排，向河南、湖南、廣西、貴州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又給了國民黨軍隊很大打擊。要把這些國民黨軍隊快速搶運到原來被日軍占據的華北、華東和華中地區，只有依靠美國的空軍和軍艦運輸。由他們運輸的國民黨軍隊共40萬到50萬人。當時作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將軍魏德邁說:“這無疑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中軍隊調動。”那自然也須要時間。第三，包括抗日斗爭在內的其次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國際輿論和各國政府雖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一般實行支持看法，但不贊成中國馬上發生全面內戰。以上這些因素，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一時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實行自稱的“忍”的看法的緣由所在，也是國共全面斗爭一時沒有馬上爆發以及政治協商會得以召開、停戰協定得以簽訂的緣由所在。蔣介石對政治協商會議也好，對停戰協定也好，從來沒有看得很重，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

蔣介石認為發動全面內戰的時機已經到來那時有過“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說法。所說的“關外大打”，主要發生在國民黨軍從接收沈陽到進占長春這段時間內，特殊是41天的四平街之戰，振動全國，以后轉入一段基本停戰狀態。在關內，國共和談始終在進行，還有停戰協定，人們對和平仍抱有希望；雖曾有上黨、邯鄲、平綏路西段、膠濟路中段等戰役，終究還是局部的，國民黨方面出動的軍隊主要是原晉綏軍和原西北軍等地方部隊，不是它的嫡系主力。局勢起起伏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還不能說已進入全面內戰。進入1946年5月，也就是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前一個月，國內外形勢有了重大改變，蔣介石始終等待的發動全面內戰的時機已經到了。第一，5月5日，國民黨政府宣布“還都”南京。這就是說，他必需首先完成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已經大體就緒，原淪陷區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已基本上處在國民黨當局的限制之下。這是他們發動全面內戰的重要前提。其次，軍事上，國民黨軍隊從蘇軍撤走時接收沈陽后，便沿北寧鐵路北上，進攻四平街。經過整整一個月的激戰，由美國幫助運去的全部美械配備的新1軍、新6軍、71軍等精銳主力10個師在5月18日攻占戰略要地四平街。這是東北軍事形勢的一個重大改變。蔣介石非常興奮，在21日的日記中寫道:“自我軍克四平街后，共軍主力潰散，故其看法又為之一變。”23日，他從南京飛往沈陽督戰。當天，解放軍主動撤出長春，轉移到松花江以北。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此次長春收復之速，實出意外，非上帝默佑，何能有此奇跡也。”這就使他更高估計自己的力氣，過低估計中國共產黨的力氣，以為四平街戰役的結果表明不難在短時間內以武力殲滅中國共產黨。他還在5月25日寫信給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要他轉告馬歇爾不必過慮。信中說:“接辭修

（即陳誠）電，藉悉馬特使對我軍占據長春不甚同意。此乃其對和平之一貫政策。中（蔣介石名中正，這是蔣介石的自稱，下同）之所以來東北者，亦以此故。但此地實際情勢，與吾人在南京所想象者完全不同，將來當與其面晤時詳述。照目前情勢，我軍進入長春，實于和平統一，只有效益，而毫無阻礙，請其放心。”“此乃中確有把握之事，萬勿有所疑慮。而且中自信此為和平統一惟一之道路也。”“只要東北共軍之主力殲滅，則關內關外之事，皆易為力，已作慎重之處置，請勿過慮為盼。”讀了這封信，對蔣介石為什么在寫信的下一個月（1946年6月）會把國共之間的局部斗爭擴大為全面內戰，就不會感到驚奇了。第三，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始終實行支持的看法。盡管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的專制和腐敗也有不滿，要求他們有所改進，對中國在此時發生全面內戰也有所顧忌，自己不會出兵參與，但蔣介石一旦決心發動全面內戰，他們只會越來越加以偏袒，而且賜予更多的實際支援。這種偏袒表現得日益明顯。5月13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心:“在東北問題上，馬蔣之距離已不相遠，而關內問題，美我關系亦日趨對立，尤小組中為甚。”30日，周恩來更向馬歇爾致備忘錄說:“執行部與某些執行小組美方代表，在調處沖突上，不能完滿地公正地照看政府與中共雙方面的看法，客觀上對政府方面有所袒護。”這些，蔣介石自然也看得很清晰。更嚴峻的事情是，5月16日，美國以太平洋斗爭中“剩余物資”的名義將大量軍用物資以低價售給國民黨政府。臺北出版物記載:“將美國在太平洋各島嶼剩余物資售與中國（計一千五百萬美元）。”不久后，美國政府又向參眾兩院提出《擬予中華民國以軍事顧問與軍事救濟的法案》。毛澤東為此發表聲明，提出抗議。的確，美國參與的國共和談快要走到終點了。拿集中在1946年5月間發生的這三項重要變動（當然這些變動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同前面所說蔣介石在抗戰剛成功時一時還難以馬上發動全面內戰的三個因素對比一下，不難看到:蔣介石選擇1946年6月把局部內戰發展成全面內戰，并不是完全偶然的。周恩來在5月22日給中共中心的電報中敏銳地指出:“國民黨主動備戰，且已表面化，在輿論方面已感到極度火藥氣。”他的預感很快就轉化為現實。近期內發動全面內戰的決策，在國民黨高層也快速明朗。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6月12日日記中寫道:“請蔣先生斟酌力氣，如其勝任，應即向共漸漸進攻。”“如此愈拖，我政府經濟政治就愈日消弱。此時由局部證明的決裂，世人皆能諒我矣。只是整個力氣究否勝任，惟有委員長知之詳切也。”6月17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出席國府紀念周，蔣先生報告中共行為及其企圖與政府所擬處理方針（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云云）。”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決策已確定下來了。即使在全面內戰危機已迫在眼前時，毛澤東還在6月19日為中共中心起草致前方各重要將領電:“視察近日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