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術企業國際競爭力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27436高新技術企業國際競爭力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 1271811.1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國際競爭力的研究 1114551.1.1企業國際競爭力相關理論 149181.1.2企業國際競爭力決定因素 2200901.1.3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方法 495041.2GVC參與度與國際競爭力的研究 4190841.1.1全球價值鏈參與度 4220491.1.2GVC參與度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 661521.3文獻評述 723502參考文獻 81.1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對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國際競爭力的研究相對已經比較成熟，文獻十分豐富，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將有關文獻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部分：1.1.1企業國際競爭力相關理論（1）比較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在1817年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勞動生產率不同是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例如A國生產一臺電腦所花的時間比B國要少，則A國在電腦上具有比較優勢，若A國生產一單位奶酪所需時間比B國要長，則B國的比較優勢為奶酪。一個國家出口其比較優勢產品，進口其他國家比較優勢的產品，兩個國家便能通過貿易這一行為都獲得收益，因為他突破了本國的生產邊界曲線，可以享受到PPC曲線以外的產品。赫克歇爾和俄林在1919年提出了“要素稟賦論”，進一步拓展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國際貿易的內容和方向由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要素資源稟賦決定，例如資本、勞動力、土地等。不同類型的產品對生產要素的需求并不一樣，資本密集型產業對資本的要求高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各國不同的資源稟賦則決定了其國際貿易的進出口產品和方向。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者們將研究與開發（R&D）、規模經濟、人力資源、產品差異等引入比較優勢理論使其更加完善，形成了后比較優勢理論（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2）新貿易理論波斯納（M.V.Posner，1961）提出技術投入也是決定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拓展了傳統的基于資本、土地和勞動等基本生產要素的國際貿易決定理論。維農（R.Vernon，1966）也認為技術投入具有重要意義，其提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模型認為技術領先國先后經歷三個階段：1.新產品誕生憑借技術壟斷或優勢出口；1.國外公司習得技術，模仿生產技術領先國出口下降；3.從別國進口享受別國低廉勞動力這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結束意味著這個產品技術優勢的結束，但是技術領先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賺取的利潤和時間優勢，技術優勢便可以創造新產品、更新技術從而再次獲取技術優勢。可見技術投入和創新對國家之間、產業之間、企業之間的競爭都至關重要。（3）波特的企業競爭力理論波特（MichaelE.Porter,1990）發表的《競爭戰略》（1980）從產業層面，《競爭優勢》（1985）從企業層面，《國家競爭優勢》（1990）從國家三個不同大小的維度對競爭力的決定因素進行闡述。其中企業競爭力主要由買方和供貨方的討價能力、替代品和潛在對手的取代能力及現有競爭對手決定。基于以上五個方面，企業有三個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1.低成本策略：最大限度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管理成本、運營成本等，如此企業不僅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也具有價格優勢和擴大規模的先手優勢；1.差異化策略：產品的同質化意味著產品容易被替代，競爭對手之間也更容易發生價格戰，產品差異化不僅可以保持消費者的忠誠度，樹立企業品牌，而且可以降低商品的價格彈性，與對手之間的競爭可以繞開價格競爭，更加多元化；3.目標市場策略：企業競爭時，應當對不同的消費者采取不同的營銷策略，區分商品的受眾或者根據消費者特點開發相對應產品，合理調整企業戰略布局；清晰劃分產品定位，合理運用價格歧視，提高企業競爭力。1.1.2企業國際競爭力決定因素（1）宏觀角度從基礎資源來看，一國或地區的自有環境可能使企業擁有不同的要素稟賦,例如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等，企業在其他外部條件一定時擁有的優勢資源則是其某種程度的優勢競爭力（劉平，2007）。從政策制度的來說，外生環境及法律法規越合理，企業更傾向于創新，有利于提升企業競爭力（何玉梅、羅巧等，2018）。BrianSnowdon和GeorgeStonehouse(2006)從領導、集群、生產力、經濟增長和發展等視角討論了企業競爭力。ToreFougner（2006）探討了促進政府重視國際競爭力，將競爭條款全球化或者多邊化的問題。碚(2006)對比了中國加入WTO前后的國際競爭力，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在加入WTO后一直提高，因此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加入WTO后也隨之提高。卡朱羅瓦和林納特(Kajurová＆Linnertová，2018)以研究了捷克企業競爭力受宏觀貨幣政策的影響。（2）微觀角度Wernerfelt（1984）提出了企業資源理論，將企業看成資源的綜合體。資源種類不同，優勢也不同。企業的競爭優勢取于其內部的資源種類、企業的品牌價值、產品的稀缺性、獨有性及原材料獲取的能力。楊瑩、張莉（2007）從企業品牌分析了企業國際競爭力，他們認為企業的品牌作為無形資產在消費者心中提高了附加價值，提升了消費者忠誠度，有利于企業保持或進一步提高市場占有率，進而獲得超額利潤。Ruijteretal（2015）研究發現，企業參與價值鏈時，生產制造高技術產品會對其價值鏈上臨近產品的競爭力有促進作用。張金昌（2001）提到在測算企業國際競爭力指標時，企業利潤是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最終表現，企業生產率的提高會提高其國際競爭力。王彪（2004）研究了企業規模和產品差異化問題，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與產品差異化正相關，出口產品也越多，企業國際競爭力也會呈現上升趨勢。姚文韻（2012）研究發現高新技術企業競爭力受到企業大小、企業融資能力、企業的獲利水平及其經營安全穩定性等要素的顯著影響，研發能力對競爭力有正向影響但并不顯著。學者們研究發現創新、外商直接投資、和R&D都能促進高新技術產品的競爭力（如才冰冰，2017；Grupp,1995;））。Aditya&Acharyya（2013）以65個國家的進出口數據為研究對象，得出了出口規模的增值有利于高新技術產品產出的結論。黃海洋（2017）發現對于我國中西部落后地區而言，技術和創新對企業出口競爭力尤為重要，而人力資源則與企業出口競爭力呈U型關系。1.1.3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方法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因子分析法、模糊層次綜合評價法、層次分析法等。成肖（2021）用因子分析法選取組織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經營現狀和未來發展五個體系，14個測量指標進行分析，發現微小企業競爭力與行業、企業所有制、成長階段相關。鄒文嘉和陳垚彤（2019）用因子分析法從企業發展、產業發展環境、基礎設施3個體系，17個評價指標分析了我國省域電子信息制造業，得出我國不同地區競爭力相差較大的結論。陳志（2004）用模糊綜合評定法，對高新技術企業競爭力從企業運行、技術創新、管理能力、智力產出、科技生產能力、文化建設、文化機制六個要素體系34個指標進行評價。尹莉（2008）用層次分析法對高新技術產業從企業外部環境、生存能力和發展能力三個體系，27個指標分析了企業競爭力。李富強和萬相昱（2017）通過層次分析和灰色系統分析法對中國鐵路的企業國際競爭力進行評價，研究發現我國鐵路企業在財務、技術以及管理等方面需要進步。1.2GVC參與度與國際競爭力的研究1.1.1全球價值鏈參與度（1）全球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地位全球價值鏈（GlobalValueChain）包含了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售賣及售后服務等一系列生產銷售環節，這些生產的先后環節按照時間順序處于價值鏈的不同位置。不同的生產制造環節產生出不同的價值、對應所能獲取的利潤不同。產品生產前期即價值鏈上游，前期開發對人才、技術、創新和資金投入要求較高同時也賺取更高的利潤；產品的標準化生產、加工組裝等價值鏈下游環節則附加值較低；產品最終的銷售環節則對人才有更高的要求，利潤也相對較高。（2）全球價值鏈與技術復雜度1984年Michaely從產品技術復雜度的角度對全球價值鏈的地位進行衡量衡量，并提出了“出口技術含量”。Hall（2000）與關志雄（2002）對產品的附加值通過占比使其標準化，用高一國或者地區的總出口貿易額中技術產品的占比來衡量其國際分工地位。關志雄（2002）測算了中國產品的出口技術含量，發現我國低端和高端產品的出口技術復雜度呈現上升趨勢。Hausmann等（2007）基于Michaely的方法，提出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用某國的產業出口商品技術結構評價其全球價值鏈地位，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出口位于GVC高端的高附加值產品，發展中國家出口的產品則往往是位于GVC下游的低附加值商品。邱斌（2012）研究2001－2009年的制造業發現我國出口的技術水平與部分中等發達國家相接近，大部分行業出口復雜度總體呈上升趨勢；而姚洋和張曄（2008）對1992年、1997年和2002年這三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我國整體行業的出口技術復雜度下降嚴重。可見從行業角度出發計算我國的技術復雜度并未得到一致的答案。姚洋和張曄（2008）分析了我國江蘇省和廣東省的出口技術復雜度，認為中國高技術行業的技術含量需要克服重重困難才能跨過下降的拐點重新上升。基于技術復雜度對一國或地區的國際分工地位進行衡量有一個問題-出口增加值中包含了來自第三國的國外增加值，使得該國或地區國際地位被高估，因此更多學者從增加值分解的角度來衡量一國或地區的國際分工地位。（3）全球價值鏈與垂直專業化Hummels等（2001）提出用垂直專業化指標（進口中間值產品價值/出口產品價值）衡量一國或地區出口的本國終端產品價值中包含的中間投入品進口價值的比率，一般垂直專業化越高，認為一國或地區的國際分工程度越深，國際分工地位也越高，國際學術界將此方法稱為HIY分析法。Dean等（2008）在HIY的方法上進行了改良，區分了一般貿易商品和加工貿易商品，并認為中國出口增長原因是進口中間品的增長。樊茂清和黃薇（2014）、黃玉霞和謝建國（2018）測算了我國全行業和服務業垂直專業化，研究發現我國全行業和服務業的垂直專業化水平都呈現下降趨勢；孟冬梅等（2017）通過測算1995年－2011年中國服務業出口的垂直專業化水平得出了相反結論。于津平、鄧娟（2014）通過測算不同貿易方式的垂直專業話水平發現，一般貿易的垂直分工可以促進產業升級，而加工貿易則相反，為抑制作用。（4）GVC參與度、GVC地位指數Koopman等（2010）基于貿易增加值法（KPWW法）構建了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和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劉琳（2015）、李媛和金殿臣（2017）、王濤等（2017）發現了相似結論：我國高技術制造業隨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處于中高位，但是全球價值鏈地位較低。俞黃鑫和黃慶（2021）研究發現我國IT和其他信息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低，附加值低且提升困難。柳香如和鄔麗萍（2021）研究發現高新技術產業里創新型人才能顯著促進GVC參與度對高新技術制造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凡汐（2018）研究2000－2014年間發服務業GVC地位發現整體先降后升，與其他國家差距較大，總體來說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下游位置，但是雖然其GVC位置較低但上升速度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更快（王厚雙等，2015；李惠娟和蔡偉宏，2017；閆云鳳，2018等;喬小勇等，2017）。1.1.2GVC參與度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在宏觀層面有許多學者做出了研究分析，但是在微觀層面則相對較少。伍云昭和余道先（2016）研究發現GVC前向參與度對產業DE國際競爭力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中，GVC前向嵌入活動對服務業競爭力促進最強，后向嵌入活動則對發展中國家的高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有嚴重的抑制作用。牛建國、張世賢（2019）研究我國1995－2011年紡織、鞋服行業發現，期間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地位整體攀升，相對國際競爭力在金融危機后明顯弱化;為促進或保持我國傳統制造業的國際優勢，需要推動促進研發創新、加速產業升級、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拓寬產業鏈以及產品鏈。張彥（2019）基于中美貿易戰，研究發現中、日、美三國的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國際競爭力“此消彼長”。劉莉和劉穎（2018）研究發現GVC參與程度的上升會提高服務業的比較優勢，隨著GVC參與度不斷上升其比較優勢反而可能減弱。武昭媛、閆云鳳、孫建林（2018）對中、印兩國GVC參與度及競爭力進行研究，發現中國雖然在一些細分行業中具有較高的GVC參與度，卻并不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史本葉和馬曉麗（2020）研究發現制造業前向和后向GVC參與度與國際競爭力之間都為“倒U”關系。閆云鳳，趙曉靜（2020）研究發現我國數字技術行業的技術水平進步明顯，DVAR明顯提高，雖GVC參與度下降，GVC地位和競爭力均提高。以上的研究都基于國家或者產業層面的數據，微觀層面研究企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企業國際競爭力關系的文章幾乎沒有。本文從微觀角度探究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對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補這片空白。1.3文獻評述不同主體對企業競爭力的定義、測算指標、衡量著重點不同，但其本質含義幾乎趨于一致：企業國際競爭力是企業基于現在和未來的不確定環境，和國內外的競爭對手相比，利用其自身優勢獲得的設計研發、生產、銷售商品或服務的機會或能力。基于以上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優勢理論從國家層面，生產率角度對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進行了解釋，也將以國家為單位的競爭細化為產業之間的競爭。新貿易理論、產品周期理論、波特模型則將以產業為單位的競爭細化為了企業之間的競爭。企業之間的競爭受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影響，宏觀層面的因素是對企業而言是外部環境，包括競爭市場環境、政府管理和社會資源。其中，競爭的市場環境指市場的發育情況、機制的成熟度及執行遵守情況。市場環境、機制、執行越完善完整，市場便能夠更好的利用資源，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企業能更加公平的參與全球經濟；政府管理環境主要指政府為企業所制定的法律法規。政府能否合理制定以及嚴格執行法律法規，適時調整法律法規、合理保護企業，對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社會資源是指一個國家擁有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包括土地、礦產、森林等，軟實力則指教育水平、人民素質、文化習俗等等。這些都在外部環境上影響著企業競爭力。然而，企業的微觀的內部因素對企業國際競爭力似乎更加重要，其內部因素也可以分為兩個角度，稟賦角度和能力角度。稟賦角度是指企業擁有的一系列資源，包括有形資產、無形資產、知識資產；例如廠房、土地、資本、品牌、專利等等，能力則包括創新能力、營銷能力、償債能力、獲利能力等等。這些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學者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方法很多，有因子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模糊層次綜合評價法等等。這些方法大都選取幾個不同角度的評判體系，再用具體的數據指標來衡量這些體系，最終通過預測得到企業競爭力的綜合得分。在得到企業競爭力綜合得分之后，大多數學者會對企業競爭力進行排序，通過排名對企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財務狀況等各方面進行比較分析，而本文在此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突破，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得分作為數值運用到之后的實證分析當中，這亦是本文的亮點之一。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企業生產商品或服務的技術復雜度、企業在生產環節中所處的垂直位置、企業在生產活動中賦予商品或服務的附加值息息相關。國家之間的競爭從比較優勢理論所闡述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會演化為產業之間的競爭，演化為企業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產品生產的環節分工。國際分工體現著產業分工，而企業分工也體現著國際分工。國際貿易是企業國際活動的載體，企業國際競爭力具體體現為商品服務的輸出，輸出的可以是技術、服務、產品、管理、要素資源，也同時是企業的品牌、文化、價值。企業分工也從原來基于產業優勢的產品分工進化為產品內部零件生產、具體環節增值等復雜的分工方式。全球價值鏈使得企業在產業邊界中，以更加細致的，更小的單位或區域的進行競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高并非意味著企業全球價值鏈地位越高。我國有些細分產業可能處于高附加值、高技術值的加工位置，但是我們可能更多的是高附加值的使用者。國外企業和跨國公司使用我國低廉的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并將生產的產品以低運輸費用、運營費用、管理費用銷售給本土消費者。這并不是我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而是他國資本或企業從我國賺取了更多的利潤。國家、省級、產業、企業等不同角度出發的全球價值參與度和國際競爭力都有學者研究，但基于企業層面，同時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企業國際競爭力研究起來的文獻相對匱乏。高新技術產業是未來國家競爭的核心內容，它是人才的、知識的、創造的競爭，對高新技術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競爭力研究相對還是較少，企業層面更加寥寥無幾。故本文研究角度的多面性，產業選擇的重要性賦予了本文重要的研究價值。參考文獻ADDINCNKISM.Ref.{3D34BBC816B144bb9539C5E5C8C26685}[1]ADDINCNKISM.Bib朱信凱,劉剛,趙昕.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企業差異化分析與國際貿易對策[J].管理世界,2008,177(6):30-39.[2]喬小勇,李翔宇,王耕.GVC嵌入與我國服務業技術進步:機理與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9,37(11):1964-1978,2025.[3]劉琳.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測度與分析——基于附加值貿易的考察[J].世界經濟研究,2015,256(6):71-83,128.[4]李媛,金殿臣.中美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比較——基于GVC參與指數及GVC地位指數的分析[J].商業研究,2017,478(2):79-87.[5]王濤,趙晶,姜偉.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9):129-138.[6]康淑娟.行業異質性視角下的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及影響因素[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8,183(4):74-85.[7]文東偉,冼國明.企業異質性、融資約束與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出口[J].金融研究,2014,406(4):98-113.[8]毛其淋,盛斌.中國制造業企業的進入退出與生產率動態演化[J].經濟研究,2013,48(4):16-29.[9]關志雄.從美國市場看“中國制造”的實力——以信息技術產品為中心[J].國際經濟評論,2002(4):5-11.[10]蘇慶義.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再評估——基于出口技術復雜度與國內增加值雙重視角的分析[J].財經研究,2016,42(6):40-51.[11]姚洋,張曄.中國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升級的動態研究——來自全國及江蘇省、廣東省的證據[J].中國社會科學,2008,170(2):67-82,205-206.[12]張詠華.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出口與中美貿易失衡[J].財經研究,2013,39(2):15-25.[13]于津平,鄧娟.垂直專業化、出口技術含量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4,303(2):44-61.[14]黃玉霞,謝建國.全球價值鏈下投入服務化與制造業增值能力——基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的實證分析[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20,192(1):10-26.[15]姚文韻.全球經濟再平衡：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競爭力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12（9）：43-47.[16]成肖.我國小微企業競爭力評價及差異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21(05):112-115.[17]姜雅舒.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中美高技術制造業貿易利益研究[D].北京林業大學,2020.[18]成青青.全球價值鏈演變、趨勢及方向性啟示[J].上海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0,18(0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