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要論》存世全文及譯文《世要論》?是三國魏時期政治家桓范所撰寫的一部政治哲學著作，成書于正始時期（240～249年）。該書包含十二卷，主要討論了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反映了當時儒法兼綜的官方政治哲學傾向?。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盡管該書在宋代以后逐漸失傳，但現代學者對其進行了輯佚和整理，進一步揭示了其思想淵源和學術價值?。為君難或曰：仲尼稱“為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棄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圣治，何“為君難”邪？【譯文】有人問：孔子曾說"做君主很難"。但君主身居至高無上的尊位，掌握著賞罰大權，能任用賢能之士，借助眾人的力量，還有什么事情做不成？什么愿望達不到？功業建立就坐享其成，天下大治就安享福祿。就像任命官員有舜，治理洪水有禹，管理農事有后稷，審理案件有皋陶，堯帝看似無所作為，卻成就了圣王之治。既然如此，為何還要說"做君主難"呢？曰：此其所以為難也。夫日月光照于晝夜，風雨動潤于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為也?！咀g文】（回答）說：這正是為君之難所在啊！日月輪轉照耀晝夜，風雨適時潤澤萬物，陰陽交替主宰萬物消長，四季更迭成就年歲輪轉。人們看不見上天刻意作為的痕跡，卻依然敬畏推崇天道，正是因為天通過運行氣數、陶冶演化、調和萬物施行教化，這些看似無形的力量，才是天道真正的作為。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于澤者，天以為負；員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為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譯文】所以說，天如穹蓋覆育萬物，君似廣被庇佑蒼生。天地間一切生靈若有未被雨露滋潤者，上天會視作自己的過失；人世間所有百姓若有未蒙受恩澤者，君主會當作自身的恥辱。因此居于高位者，既要秉持君主統御萬方的宏德，又要懷揣體恤臣民的謹慎；推行教化建立法度，必須遵循根本大道；發號施令則通達四海人心，施行政策則調動萬物生機；慮之于心，思之于內；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廟堂之上，而化應于行里之外。雖黈纊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于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采，則念女功之勞；御一谷，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厘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咀g文】君主將治國方略在心中反復考量，在內心深處周密思慮；待政令頒布天下時，以端坐廟堂之姿正己修身，卻能讓教化如春風般浸潤閭巷鄉野。即便垂旒蔽目以顯不偏聽，深居簡出以示不妄動，仍能明察幽微通達民情，其智慧如明燭照亮寰宇；舉手投足間周旋萬機，無事不在其深思熟慮之中。身著五彩華服時，必思及織女穿梭之辛勞；食用一粟米糧時，定體恤農夫躬耕之勤苦；裁決疑難案件時，常懷刑律失當之戒懼；擢升士人爵位時，總憂心官職錯授而失賢才。獎賞毫厘之善行，必求能激勵天下向善；懲戒纖芥之惡舉，定要能震懾世間止惡。使化若春風，澤如時雨；消凋污之人，移薄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樸；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下蓋有刪節。）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眾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干，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四（“四”即“駟”）也。御踶嚙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群下，均養大小，審核真偽，考察變態，在于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于此哉！【譯文】要使教化如春風化雨般潤物無聲，恩澤似應時甘霖普惠眾生；滌蕩奸邪墮落之徒，扭轉澆薄詐偽之風；匡救衰世的積弊，讓社會回歸上古時代的淳樸本真；以至高德行澤被天下，將深厚恩惠廣施萬民。因此百姓仰望君主如仰望天地，愛戴君主如愛戴父母，敬畏君主如敬畏神明，震懾于君主權威如震懾雷霆。更何況輔佐治世的賢臣，歷經數代都難逢難遇，平庸之輩充斥朝堂而德才兼備者鳳毛麟角。因此統治天下的君主，不可能都得到稷、契這樣的棟梁之才，伊尹、呂尚這般的輔弼之士，就如同造父駕車不可能總配有騏驥這樣的千里馬、追風這類的絕塵四駿。駕馭烈性馬匹必須時刻緊握韁繩，統御平庸臣子必定勞心費神，所以君主若要有效統領群臣、均衡調配各方勢力、甄別真偽虛實、洞察情勢變遷，就必須在幽微難測的朝局中，于纖毫芒刺間精準剖斷。若非具備天下極致精微的智慧，又有誰能完全做到這些呢！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本誤作奸，依《長短經·臣行》改。）乎？【譯文】因此，臣子中或有標榜小忠以掩蓋大不忠者，或有表演小信以成就大失信者，君主怎能不警惕其欺詐？臣子中或有外表剛正而內心怯懦者，或表面偽飾仁義而行為背道者，君主怎能不防備其虛偽？臣子中或有殘害同僚以獨攬朝權者，或堵塞下情以蒙蔽圣聽者，君主怎能不憂慮其妒忌？臣子中或有進獻邪說以淆亂是非者，或借似是而非之言以中傷賢良者，君主怎能不防范其讒言？臣有因賞以償（償字依《長短經》加。）恩，因罰以作（本誤作“佐”，依《長短經》改。）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除”字依《長短經》加。）謀事托公而實俠（《長短經》作“挾”，“俠”與“挾”通。）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茍合以求進。（本作“薦”，依《長短經》改。）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本作“君”，依《長短經》改。）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譯文】臣子中或有借獎賞之權償還私恩，假刑罰之威樹立私威者，君主怎能不警惕其奸邪？臣子中或有表面上相互舉薦，暗地里彼此傾軋者；謀劃政事假托公義卻實際謀取私利者，君主怎能不防范其欺瞞？臣子中或有巴結近侍以求晉升，攀附權臣以圖結黨者，君主怎能不戒備其虛偽！臣子中或有盲目附和以博取和諧之名，茍且迎合以求升遷者，君主怎能不憂慮其招致禍患？臣子中或有取悅君主意志以求寵幸，逢迎君主言論以圖自保者，君主怎能不戒備其諂媚？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騃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為上，（本誤作“士”，依《長短經》改。）離謗以為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眾意，執法而違私志。（《長短經》作“欲”，當誤。）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長短經》作“屈”。）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名。（本作“容”，依《長短經》改。）可不恕之以貞乎？【譯文】以上九種警惕（九慮），是用來防范奸惡的。但臣子中或有言辭笨拙卻見解精到者，言語逆耳卻行事順理者，君主怎能不以耿直寬容待之？臣子中或有質樸木訥而言辭遲鈍者，外表疏闊卻內心敏銳者，君主怎能不以質樸寬容待之？臣子中或有冒死犯難以盡忠君上，甘受誹謗以報效國家者，君主怎能不以忠誠寬容待之？臣子中或有恪守正道違逆眾意，嚴明執法違背私情者，君主怎能不以公心寬容待之？臣子中或有不愿屈節迎合以求茍同，不屑隨波逐流以博虛名者，君主怎能不以堅貞寬容待之？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介（本誤作“分”，依《長短經》改。）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也。（“也”字依《長短經》加。）接下之理，（本有“也”字，以意刪。）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群書治要》）【譯文】臣子中或有出身微賤卻敢進獻真知灼見者，地位卑下仍能直陳國家大計者，君主怎能不以艱難處境寬容待之？臣子中或有特立獨行堅守氣節，卓然自立反遭毀謗者，君主怎能不以剛勁風骨寬容待之？以上七種寬容（七?。?，正是用來擢拔賢良的。然而統御群臣的奧義、治理國家的真諦，又豈是區區"七恕"與"九慮"就能窮盡的？昔孔子言“為臣不易”，或人以為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敕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為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咀g文】從前孔子說"做臣子不容易"，有人卻認為容易，他們說："臣子侍奉君主，不過是履行職責執行命令，嚴于律己恭敬謹慎，只要忠順就可以了。忠誠就能獲得君主的寵信和安穩的福分，順從就不會有危險屈辱的憂患，怎么能說不容易呢？"這種說法表面看似容易，真要深入探討卻極其困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暗為難，唯以賢事圣，以圣事賢為可。然賢圣相遭稀，又周公之于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為虧，況義能無所為缺哉？茍有虧缺，亦何容易！【譯文】君臣之間的相處，以愚鈍侍奉聰慧已屬不易，以明智侍奉昏昧則更為艱難；唯有賢臣輔佐圣君、圣臣襄助賢主才算得宜。然而賢主與圣臣相遇本就稀少，即便如周公這般圣德輔佐成王，尚且未能盡善盡美，這確實證明為臣不易啊！況且父子以血脈恩情維系，君臣卻靠道義責任固結，連天然親情都可能出現虧欠，何況人為的道義豈能毫無缺失？若君臣之義有所缺損，為臣之道又談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句有脫誤，疑作“當危難之時”。）肝腦涂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疑當有“誠欲”二字。）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為一代之圣明，己為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丑稷、禹，豈為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囂之觀哉？（當有“是”字。）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以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為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為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咀g文】況且那些侍奉君主的人，本應竭盡忠義之道，恪守忠義之節，承擔勞苦屈辱之事，面對危難時刻，即便肝腦涂地、血肉滋潤野草也在所不辭。（這難道不是）真心想要安定君主、治理百姓，傳播教化成就德政，使君主成為一代圣明之主，自己成為當世賢良輔臣，輔佐千乘之國便以超越管仲、晏嬰為志，協理天下大政則以比肩稷、禹為恥，豈會僅為保全七尺身軀，貪戀一官半職之顯貴，滿足家族俸祿之充盈，沉溺浮華喧囂之虛榮呢？真正的忠臣侍奉君主，應當獻出生命托付身心，志在成就功業、建立事功，使國家便利、百姓受益。因此不會因處境艱難或安逸而改變節操，不會因局勢安危而更易品行。然而身為重臣者，或需承襲先輩德望，借助既有權勢；或受拔擢肩負重任，他們若要長久保持恩寵、成就功業，實現上承君命、下安黎庶的職責，就必須遠離威權過盛的境地，避開遭人猜忌的界限，通曉盛衰盈虧的規律，領悟適可而止的真義；行事必依典章禮法，謀政常懷忠貞赤誠，更應匡正君主的過失，諫止主上的謬誤，進獻可行之策以補救缺失，不因涉及自身而畏縮，對待剛強不屈服，面對柔弱不欺凌。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托于幽微，當行于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為群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范，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為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為非，善事變為惡，罪結于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疑作“激直而言無所告訴”。）深者即時伏劍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于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于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咀g文】所謂國家重臣，本應以道義侍奉君主。然而他們往往需要將謀劃深藏于幽微，將行動隱沒于無形，使怨恨罪責歸于自身，而讓所有善政都顯為君主所發；既要成為群臣的表率，又要作為百官的風范，豈能茍且偷安、諂媚取悅了事？可即便如此，仍可能被奸邪之臣誣陷、受寵幸之臣惑亂，君主因一次疑心便不再信任，事情看似合理卻無從辯白，忠貞的謀劃被曲解為罪過，善意的舉措被扭曲成惡行，冤罪通天而無處申告，激昂直言卻無處傾訴。境遇深重者即刻被賜劍自刎，處境尚輕者也逐漸遭貶謫流放。這正是比干、關龍逢之所以被飛廉、惡來殘害，孔子、周公之所以遭管叔、蔡叔與季孫氏詆毀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見，為臣之道實屬不易。為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當有“則”字。）修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職，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者或非其議，豫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干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義偶同。（當有“在”字。）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于鄭，韓非受誅于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脅，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為難也。【譯文】至于基層官員，得到任命就應勤理本職事務，接受職事便須精修分內之業，所思不越權位，所慮不逾職責，竭盡心力恪守真誠，秉持忠信而已。然而他們或困于屈辱待遇卻無處申訴，遭受壓制排擠而失去立足之地，因此賢能者有時不得不對不當決策提出異議，預先阻止錯誤事務的推行，不因自身地位低微而隱匿見解，不因職位卑下而羞于發聲，唯愿每進一言能有益于一事。然而這些地位最卑微、身份最輕微，關系最疏遠、階層最低賤的小臣，卻要冒犯萬乘之尊的君主，用禮義法度約束其行為，匡正其施政的過失；違逆當權重臣，揭露他們的短處，若進言合乎上意則裁決如常，若不合時宜則立即招致禍患；有時謀劃不欲人知，行事不與人謀，而自己的策略恰能切中要害，陳述的道理偶合圣意。在上位者或公開處決他以神化其計謀（如借小臣之死彰顯天威），在下位者或嫉妒其才華而剽竊其策略。就像關思在鄭國獻策反遭殺害，韓非在秦國獻書終被誅殺，龐涓因忌才砍斷孫臏雙足，魏齊為泄憤折斷范雎肋骨，這正是孤臣小吏處境艱難的真實寫照。為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灶而已，若為（有脫誤。）茍若此，患為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于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盎譖晁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譯文】身為低級官員，本當恪盡職守恭謹行事，處理政務公允得當，私下進言時婉轉措辭，秉持本心審慎周密，忠君愛國而不諂媚權貴。但即便如此，仍可能遭外人彈劾、被奸臣嫉妒，因其職位接近權力中樞而言論易被采納，身份親信君主而見解易獲信任；那些假公濟私的官吏，企圖通過構陷他來彰顯自身正直；心懷奸邪的臣子，想要鏟除他以顯示忠誠。進諫之言或許正確，所行之事看似合理，但即便是父子之間尚難完全理解，何況君臣之間豈能毫無嫌隙？因此上官大夫詆毀屈原，爰盎進讒害死晁錯，公孫弘排擠主父偃，張湯構陷嚴助，這些賢士即便彰顯純良德性，仍難逃近臣身份帶來的災禍，這正是侍奉君主身居要職者的艱難所在。為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茍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于主，行之于身，志于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為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于魏，李牧見殺于趙，樂毅被讒于燕，章邯畏誅于秦，斯又外臣所以為危也。【譯文】至于鎮守邊疆、治理地方的官員，本應竭盡所能效忠至死，其忠義之道與朝臣并無二致。不因遠離中樞而自我疏離，不因地位邊緣而怠慢職責，親自處理政務執掌權責。但凡有興利除弊、安邦定亂之策，即便違背朝廷成議、突破常規法度，也要向君主陳情，身體力行，立志忠君濟世，憂心公事而無偏私，只要舉措善惡分明，自己秉持法典、君主認可即可。然而憂患在于，這些良策或被左右近臣操縱權重，遭權貴重臣阻撓壓制：有的逆向詆毀使其不得施行，有的表面采用卻暗中破壞使其無法成功，有的待其見效又進讒言使其功績湮沒。吳起在魏國被讒害，李牧在趙國遭誅殺，樂毅在燕國受離間，章邯在秦朝懼極刑，這正是外放之臣身處危境的明證。此舉梗概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群書治要》）【譯文】上述所言不過梗概而已，其中曲折精微之處，又豈能詳盡論述？治本〔《治要》連屬上篇，審觀之，別是一篇也。篇名當是《治本》〕【譯文】〔《群書治要》將此段與上文相連，細察文意，實為另一篇章。篇名應為《治本》〕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圣人為政，不能偏用也?！咀g文】治國的根本有二：刑法與德教。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猶如天以陰陽二氣成就歲時，人以刑德兼施成就治世。因此即便圣王執政，也不能偏廢其一。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三無“強”字。）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有脫文。）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后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后之有也。【譯文】因此，德政為主、刑罰為輔的，是五帝的治國之道；刑德并用的，是三王的治國方略；依賴刑罰多、施行德政少的，是五霸的權宜之術；純粹使用嚴刑峻法而最終滅亡的，是秦朝的暴政。想要治理好國家的君主，在掌握刑德二柄的基礎上，還必須做到：職位必須與德行相稱，俸祿必須與功勞匹配，官職必須與才能相當，這三者才是治亂的根本。職位與德行相稱，就能使賢者居高位、庸者處下位；俸祿與功勞匹配，就能激勵有功者、消除無功者的非分之想；官職與才能相當，就能各盡其職、避免濫竽充數。國家沒有永恒的治世，也沒有永恒的亂世；勵精圖治則天下安，荒廢政事則社稷危。后世的國家與人民，本質上與前代并無不同；前代擁有的治理規律，同樣適用于后世。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為斃乘，伯樂執轡，即為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為良民，遭桀、紂則為兇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秱鳌吩唬骸坝頊锛?，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庇墒茄灾?，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群書治要》）【譯文】大禹獨自開創太平盛世，周幽王、周厲王卻招致國家危亡，這并非天地變異或百姓不同，而在于君主是否愿意施行善政。就像吳坂的駿馬，若由庸人駕馭，就會淪為劣馬累死途中；若由伯樂執韁，則成為千里良駒。并非馬匹本身有何不同，教化百姓也是同樣的道理。因此百姓遇到禹、湯這樣的明君就成為良民，遭遇桀、紂這樣的暴君就變成頑民，這是治國之道決定的。所以善于治國者，不會歸咎百姓，而是反省自身；不苛責臣民，而求諸己身。《左傳》有言："大禹商湯歸罪自己，其國運勃然興盛；夏桀商紂怪罪他人，其統治驟然崩潰。"由此可見，治理國家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修養。正如詹何所說："從未聽說君主修身嚴謹而國家混亂的。像詹何這樣的智者，可謂深諳治國根本之道了。"政務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為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應于彼?！对姟吩疲骸盃栔桃?，民胥效矣?！笔且匀~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茍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若君正于上，則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則民不敢僻于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于上，則民有余力于下；下有余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當有誤。）民無爭訟，則政無為而治，教不言而行矣。（《群書治要》）【譯文】大凡官吏對于君主、百姓對于官吏，無不是聽其言而效其行的，因此為政的關鍵，根本在于端正自身；執政者在此處以身作則，百姓就會在彼處響應追隨?！对娊洝氛f："你的教化如何，百姓就效仿如何。"所以葉公問政時，孔子回答："您率先垂范行正道，誰敢不走正道？"又說："若能使自身端正，治理政事有何困難？若不能端正自身，又如何匡正他人？"因此君子執政，以端正自身為首要，教令與禁令次之。若君主在上端正，官吏就不敢在下行邪；官吏在下端正，百姓就不敢在鄉野作惡。國家沒有昏庸之君，朝廷沒有奸邪之吏，民間沒有邪僻之民，如此而政治不善的情況是絕不會出現的。治國理政的核心，關鍵在于節制事務。上層能節制事務，百姓在下就有余力；百姓有余力，就不會產生紛爭訴訟。百姓沒有紛爭訴訟，政治就能無為而治，教化不必刻意推行而自然暢達。節欲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為欲；物見于外，情動于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圣賢之姿，鮮不衰敗，故修身治國之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咀g文】人生來就有情感，情感萌發便產生欲望；外物顯現于外，情感激蕩于內。外物對人的誘惑無窮無盡，而情感的欲望永無止境：這就是外物至極致使人性異化。人性一旦異化，天理也就泯滅了。欲望膨脹到極點，去追逐難以窮盡的物質享受，即使有圣賢的資質，也難免衰敗墮落，因此修身治國的關鍵，莫過于節制欲望。《左傳》有言："欲望不可放縱。"縱觀歷代家國，其興盛者無不以節儉為根基，其敗亡者無不因奢侈而傾覆。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士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群生遂，以（“以”衍文。）仁義興而四海安?？鬃釉唬骸耙约s失之者鮮矣?！鼻曳蜷]情無欲者上也。【譯文】節儉者節制欲望，奢侈者放縱情欲。放縱情欲者必陷危殆，節制欲望者得享安康。堯舜所居之處，土階不過三級，夏日穿葛布衣，冬日披鹿皮裘。大禹宮室低矮而飲食粗簡。這幾位圣帝并非沒有常人之欲，而是將節儉踐行到極致。因此他們征收的賦稅微薄，役使民力有限；滋養萬物廣博，興辦利民之業深厚。故而家家豐裕人人富足，國庫充盈而萬物繁盛，仁義之風興盛則四海升平。孔子說："因節制而失誤者實屬罕見。"真正能封閉私欲、斷絕貪念者，方是最高境界的圣人。咈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于嶄巖之山，抵珠玉于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于是疏遠儀狄，純（當作“絕”。）上旨酒，此能閉情于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于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艷其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后垣而出之，此能咈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圣，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謚為恭也。（《群書治要》）【譯文】克制違背本心的欲望者次之。昔日舜帝將黃金藏于險峻山崖，把珠玉沉入深淵之底；當儀狄獻上美酒時，大禹雖覺甘美卻疏遠儀狄，徹底戒絕美酒，這才是能徹底斷絕私欲的圣人。楚文王因沉迷美色而荒廢朝政，癡迷狩獵而忘返歸期，最終放逐寵妃丹姬，斬殺獵犬如黃；楚共王攻破陳國得絕世美人夏姬，驚艷其傾國之色欲納后宮，但聽從巫臣諫言，拆毀后宮圍墻遣其出宮，這便是能克制私欲的明君。若不能完全斷絕情欲，只要能抑制消除它也算可貴。因此舜、禹之德巍巍如天被尊為圣人，楚文王使鄰國朝拜，楚共王終得"恭"之美謚。詳刑夫刑辟之作，所從來（“來”字依《御覽》六百三十六加。）尚矣，圣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古昔（本作“故古今”，依《御覽》改。）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后圣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敕。（本誤作“判”，依《御覽》改。）僉曰“可殺”，然后殺之，罪（本作“罰”，依《御覽》改。）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茍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大平之治也。【譯文】刑法的制定，其由來久遠。圣人用之治國則天下太平，暴君用之則自取滅亡，因此古代帝王無不審慎對待，認為人的生命至高無重，死亡不可復生，斷首不可重續。即便圣明如堯舜，仍懷體恤用刑之心。所以后世圣人制定法制，設立三槐九棘之司法官員（注1），設置肺石（注2）、嘉石（注3）的申訴與示眾制度，更需經過三次復核。眾人皆言"當殺"方可處決，若罪行存疑則從輕發落，這已是審慎至極的體現。因此，若能詳查慎斷，則死者無怨，生者無憤；憤怨不起，則災禍不生；災禍不生，便是太平盛世。注1三槐九棘：《周禮》載，外朝植三槐象征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九棘象征九卿，此處代指高級司法官員。注2肺石：紅色石頭立于朝廷門外，百姓可擊石鳴冤，源自《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3嘉石：有紋理的石塊，輕罪者戴械具坐石示眾，令其反思悔過，見于《周禮·大司寇》。是以圣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眾。明刑至于無刑，善殺至于無殺，此之謂矣。夫暗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眾，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群書治要》）【譯文】因此圣明的君主運用刑罰時，必定審慎施行，力求使民眾中觸犯刑律者減少，而敬畏法度者增多。嚴明的刑罰終將導向無刑之境，審慎的誅殺終將實現無殺之治，說的正是這個道理。而那些昏亂的君主，刑罰越繁苛，觸犯者卻越多；誅殺越嚴酷，民眾輕慢法度卻更甚，這是為何？皆因他們用刑不審慎、執法不堅決。不審慎則定罪失當，定罪失當則當死者反得生路；不堅決則法令缺損，法令缺損則刑罰標準混亂。失去審慎與堅決這兩大原則，即便每日動用五刑，民眾仍會輕易觸法。所以說：混亂的刑罰，反而催生更多罪刑；殘暴的誅殺，只會招致更多殺戮。這便是刑罰失當的惡果。兵要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則群，群則智者為之君長；君長立則兵興。兵所從來久矣，雖圣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有道耳。故黃帝戰于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御覽》二百七十一）【譯文】遠古文明初開之時，民智漸啟便生紛爭；紛爭促使群體聚合，群體聚合便推舉智者為領袖；領袖確立則戰爭隨之興起。戰爭的源流久遠如此，即便圣帝明王，亦不能廢止戰爭，唯能以道義駕馭而已。故黃帝戰炎帝于阪泉，堯帝討伐驩兜部落，舜帝征討三苗之亂，夏禹平定九州，商湯革夏桀之命，周文王、武王伐紂興周，皆以正義之師克敵制勝，從而取得天下。圣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兇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后；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咀g文】圣賢用兵之道，旨在造福萬物而非戕害生靈，志在拯救危亡而非危害存續。因此必待萬不得已方動干戈。然而戰爭終究是險惡之事，兵器終歸是不祥之物，圣王不愿世人輕啟戰端，故制定法度垂訓后世；即便命將出征凱旋而歸，仍以喪禮規格處置戰事，明示并無欣悅之情。所以說：窮兵黷武者必亡，廢弛武備者必危，不好戰亦不忘戰，方為天下真正的王者。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眾，得眾（本不重言“得眾”，《御覽》二百七十一加。）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內，則兵強于外也。（“則”字、“也”字并依《御覽》加。）【譯文】治軍強兵的根本在于修明政治；修明政治的關鍵在于贏得民心；贏得民心的要訣在于為民謀利；為民謀利的核心在于以仁愛關懷百姓，以道義治理國家。正如六馬不協和，造父也無法驅馳千里；臣民不歸附，商湯周武亦不能建立功業。因此強軍之道首在贏得民眾支持，而贏得民眾支持正是善政的體現；所謂善政，即體恤百姓疾苦，消除民間禍患。故而內政修明，則外有強兵。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慝于未萌，折兇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為卒，威以為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辟地殖谷，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為之死，將樂為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群書治要》）【譯文】縱觀古今用兵敗亡的案例，其禍根并非決戰之日才埋下，而是因平日民心離散早已注定敗局；用兵取勝的關鍵，也不在列陣交鋒之時，而在于平日民心歸附已奠定勝基。因此效法天道運行，踐行大地厚德，凝聚人世和諧，君臣和睦共治，上下同心同德，無需歃血盟誓，不必濫施賞罰，便能在奸邪未萌時消弭隱患，于異域殊俗間折服兇頑，這才是帝者之師的境界。以仁德為士卒之本，以威嚴為輔助之策；修養仁義品行，推行寬和政令；開墾土地廣種五谷，使國家富強百姓豐足；賞罰分明如日月，盟約信守似山河；民眾甘愿為之赴死，將領樂于為之捐軀；大軍不必越境征伐，士卒無需血戰沙場，而敵國已俯首臣服，這才是王者之師的風范。篇名缺，當是“擇將”夫事之安危，實在于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先索其勇；不取于威嚴，而用之于軟緩；此所謂棄本而要其末也?！咀g文】國家的安危存亡，實系于將帥之選。所以說：將領不知用兵之道，等于將君主送給敵人；君主不慎重擇將，等于將國家拱手讓敵。然而當今擇選將帥者，不優先考察其謀略智慧，卻先索求其匹夫之勇；不注重威嚴統御之才，反而任用優柔寡斷之人，這正是舍本逐末的荒謬做法。昔霸王之戰，策貴神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雖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后學兵略：此勇難獨用，況無勇乎？【譯文】昔日霸王爭雄的戰役，制勝關鍵首在神機妙算，故《孫子兵法》云"上策伐謀，不戰而勝"。吳起臨陣指揮，雖不持劍而破敵；項羽初學劍術稱雄，終須研習兵法謀略：可見僅憑勇猛難以獨當大任，何況無勇之輩？太公誓師，后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危。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令。【譯文】姜太公誓師出征時，對遲到者立斬不赦。所以說：手持鼓槌立于軍門，便具不可侵犯之威嚴。軍紀嚴明，方能貫徹法令；統帥威嚴，才能推行號令。今之擇將，宜參準往古之數，說于當時之法，得其壯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驥，不勞而致千里者也。【譯文】當今選拔將領，應當參照古代標準，結合時勢需求，選拔壯年才俊委以重任，這就像端坐車輿駕馭騏驥，無需勞苦即可致千里之外。古之論將者，言長于計策，則課以將敵；言善于治軍，則考以政事；勇于奮擊，則責以戰斗。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已上五條，并《御覽》二百七十三）【譯文】古人評定將才的標準是：若某人長于謀略策劃，就考察其運籌帷幄之能；若善于治軍整訓，就考核其理政安民之功；若勇猛善戰，就要求其臨陣克敵之效。若不具備這三項才能，便不可委以戍邊征伐之重任，托付國家安危之大事。簡騎夫騎者，軍之鋒銳也。臨敵則沖鋒陷堅，退而鶚下鷹擊；往必如電發，去必如風過。（《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七）【譯文】騎兵，實為軍隊最精銳的突擊力量。迎敵時能沖鋒攻破堅固防線，撤退時卻如猛禽俯沖般展開反擊；進攻時迅疾如雷電迸發，撤離時快捷如疾風過境。辨能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克，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廢禮”下十九字依《長短經·適變》加。）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此四字依《長短經》加。）有可取焉?！咀g文】商鞅、申不害、韓非子之流，其治國之術，重在崇尚權謀詐術，推行嚴刑苛政，廢棄禮義教化，專任刑名權術，不效法先王古制，敗壞風俗、傷害教化，實為伊尹、周公、邵公等圣賢之道的罪人。然而其學說中"尊崇君權、貶抑臣權"的集權思想，"富國強兵"的實用目標，以及"恪守法制、運用權術"的治理手段，仍有可取之處。逮至漢興，有（此五字依《長短經》加。）甯成、郅都之（“之”字依《長短經》加。）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殺伐（“殺伐”二字依《長短經》加），殘暴為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順人主”下二十五字依《長短經》加。）然其抑豪強，撫孤弱。（“豪”字、“孤”字依《長短經》加。）清己禁奸，（此四字依《長短經》加。）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咀g文】及至漢朝興起，有甯成、郅都之流，效法商鞅、韓非的治國之術，專以殺戮刑罰、嚴酷暴虐為能事，曲意逢迎君主心意，揣摩圣意而行，追求時勢之利，敢于施行禍亂敗壞之政，這又是商鞅、韓非思想的異化罪人。然而他們壓制豪強權貴，撫恤孤苦弱??；自身清廉以禁絕奸邪，背棄私利而恪守公義，尚有值得肯定之處。至于（此二字本作“其”，依《長短經》改。）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茍辨，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為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眾，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譯文】至于后世所謂的能臣干吏，實則觸犯國家律法，趨附權貴私門，荒廢百姓生計，追逐世俗名利，處理政務敷衍塞責，遇事臨時茍且應付，只求自身仕途無過，全然不顧民間疾苦冤情，這更是對申不害、韓非、甯成、郅都等先賢思想的徹底異化與背叛。然而世俗仍眾口一詞稱頌其才能，執政者依舊選用而不廢黜，這是為何？只因他們受權貴勢力庇護，被趨炎附勢之徒吹捧，聽虛名而任官者眾，察實績辨才能者寡，導致賢能與庸劣的界限模糊不清。本應由郡守國相評定縣令長的才能，由州牧刺史考核郡守國相的政績。然而刺史之流，未必具備考辨才能的智慧，也未必能持守公正的立場?；蛭蜗吕?，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托，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為先，行事務邀時取辨，悕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有脫文。）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為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群書治要》）【譯文】或有官員將考核權委任下屬胥吏，只聽信虛浮不實的贊譽；或接受親戚黨羽、權貴勢力的請托，他們修葺官署驛館以裝點門面，殷勤接待往來賓客，聽任私人請托，滿足一己私欲，于是過往行人皆夸其能。治理政務以嚴酷威勢為先，辦事專求應付時效、博取表面政績，揣摩上官意圖唯恐不周，奉承監察官員的訓導不遺余力，限期完成之令急如星火，卻不肯屈尊接待來訪士人，不惜違法以滿足權貴需求，欲使權門請托無不如愿，游士建言無不采納，于是寄居游說的清談之士皆稱其能。此三者（虛譽、私求、清談）為其造勢，使聽信聲望者受其迷惑，賢能與庸劣的界限愈加混沌難辨。尊嫡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于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于尊嫡別庶也。故圣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群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侄媵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并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保ā度簳我罚咀g文】大凡光耀祖先、安定宗廟，傳承國土、造福百姓的根本，在于確立繼承人延續社稷。繼承制度的要義，沒有比尊崇嫡子、區別庶子更重要的了。因此圣人制定禮法以嫡長子為尊，通過差異化的服飾等級、區別化的恩寵官秩，來統一臣民的期望，堵塞變亂紛爭的通道，杜絕奸邪于萌芽之時，這正是使統治根基深固的長遠謀慮。縱觀前代歷史，但凡出現正妻地位被貶低而姬妾受尊寵、太子遭輕視而庶子得勢的情況，無不引發爭奪禍亂，直至國家危亡。因此周朝有王子帶之亂，齊國有公孫無知之禍，晉國遭莊伯之患，衛國遇州吁篡位之災。所以《左傳》警示道："妾室等同正后，庶子匹敵嫡嗣，權臣分庭抗禮，藩鎮勢比中央，這些皆是禍亂的根本源頭。"諫爭夫諫爭者，所以納君于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茍有謬，而無救焉，則害于事；害于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于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為孝；臣茍順者，不得為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托物以風喻，微生（舊校云，“生”疑“言”。）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咀g文】進諫諍言的目的，在于引導君主遵循正道，糾正偏差匡正錯誤，挽救上位者的過失。君主若有過失而不加補救，就會危害國事；危害國事即走向危亡之道。正如孔子所言："國家危殆而不扶持，社稷傾覆而不匡救，還要輔政之臣何用？"而匡救危局最重要的手段，莫過于直言進諫。所以說，子女一味順從父命，不能算作真正的孝道；臣子茍且迎合君意，不能算作真正的忠誠。因此國家將要興盛時，最珍貴的是敢于直諫的臣子；家族將要昌盛時，最寶貴的是勇于規勸的子弟。如果借用外物隱喻諷諫，言辭隱微而不切中要害，不切要害則不能促使改正，唯有正諫（正面規勸）、直諫（直言不諱），才能真正彌補過失?！对姟吩疲骸靶柭氂腥?，仲山甫補之?！比嵋嗖蝗?，剛亦不吐，正諫者也?！兑住吩唬骸巴醭煎厘?。”《傳》曰：“諤諤”（本作“愕愕”，依《御覽》四百五十七改。）者昌?！敝敝G者也。然則咈人之耳，逆人之意。（此二句《御覽》在抑人之欲下。）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為諫（《初學記》十八有“爭”字。）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于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于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邪？惡死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龐，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龐，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于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群書治要》）【譯文】《詩經》有言："天子政令若有缺失，仲山甫便竭力匡補。"既不欺凌弱小，也不畏懼強權，這便是正諫者的風骨?！吨芤住吩疲?忠臣剛正不阿"，《左傳》載："直言敢諫者昌盛"，這說的便是直諫者的精神。然而直言進諫往往逆耳違心。諫諍的本質在于改變人的情感取向，抑制人的欲望沖動，若非如此便不算是真正的諫諍。即便是父子兄弟之間，尚且因諫言而生嫌隙；何況臣子面對君主，有著天壤之別的身份差異，既無血緣親情的紐帶，又要以極卑微之身介入極尊貴的私域，以極疏遠的關系干預極親密的事務，這談何容易？厭惡死亡而樂于生存，羞恥困辱而向往榮寵，縱然是愚昧之人也明白的道理，更何況是士人君子呢？如今如果直言勸諫，就會立刻面臨死亡屈辱而遠離榮耀恩寵，以人之常情來說誰會喜歡這樣呢？這其實是出于對君主的忠誠之心??！如果不敢勸諫就會使君主陷于危難，如果堅持勸諫則會讓自己身處險境。賢明的君子不忍心看著主上陷入危難，而不顧惜自身可能遭遇的危險。因此甘愿承受危難屈辱的災禍，冒犯君主的威嚴，即使面臨罪責也不逃避的行為，正是忠誠！正是大義！深入思考諫臣的處境，就能明白進諫是何等艱難了。決壅夫人君為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于壅也。壅則擅寵于身，威權獨于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而（本作“面”，以意改。）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后悔焉。為人君之務，在于決壅；決壅之務，在于進下；進下之道，在于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咀g文】君主若被身邊的近臣蒙蔽操控，就如同有眼睛卻看不見，有耳朵卻聽不到。長期處于這種視聽閉塞的狀態，必然導致是非顛倒、政事混亂。所以國家一旦出現蒙蔽圣聽的奸臣，災禍很快就會降臨（如同近鄰般迫在眉睫）。想要蒙蔽君主的臣子，沒有哪個國家不存在，為什么呢？因為蒙蔽君主能帶來利益??！通過蒙蔽君主，他們就能獨享恩寵，壟斷威權，這正是奸臣日夜祈求想要得到的東西。臣子蒙蔽君主的手法精微巧妙，君主在被蒙蔽時往往渾然不覺。直到國家瀕臨滅亡時，才會悔悟。作為君主的要務，在于破除蒙蔽；破除蒙蔽的關鍵，在于使下情上達；實現下情上達的方法，在于廣泛聽取意見；廣泛聽取的真諦，在于不分貴賤差異，即便是奴仆、牧童、馬夫的意見，都能順暢傳達至君主。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于外也；所好惡見于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寞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于帷幄之內，沈溺于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于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睹?！备咚鞂嗥蹖?。（本作“內”，以意改。）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群書治要》）【譯文】若能如此，君主聽聞、察知的范圍就會廣闊；聽聞察知的范圍廣闊，即使有人想要蒙蔽君主，也做不到。君主的喜好與厭惡，不可顯露在外；如果好惡顯露于外，臣子們就會利用君主的喜好與厭惡來實施蒙蔽操控。因此說：君主不可顯露自己的心意，否則就會成為臣下操控的誘餌。從前晉獻公沉迷美色，驪姬就憑借姿色蒙蔽他；吳王夫差熱衷開疆拓土，太宰伯嚭便慫恿征伐來操控他；齊桓公嗜好美味，易牙竟蒸煮長子獻食以迷惑他。至于薛公進獻華美耳環助推立后之事，龍陽君借垂釣之機施展精妙詭計挾制君主，這些蒙蔽手段深沉隱秘無跡可尋，實在令人畏懼啊！古今滅亡的國家太多了，都是因為君主被身邊的佞臣蒙蔽視聽，沉溺在阿諛奉承的謊言之中。而秦二世的遭遇尤其慘痛，趙高發現秦二世沉迷淫逸游樂、荒廢朝政，趁機進言："帝王之所以尊貴擁有天下，貴在能夠縱情享樂肆意而為，維持神明般的威嚴。這些道理君主只需知曉，不必親自操勞。"趙高于是獨攬大權欺上瞞下。等到秦二世在望夷宮被逼自殺時，臨死才醒悟自己被蒙蔽的災禍，卻悔之晚矣，這難道不悲哀嗎？贊象夫贊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勛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舊校云，疑有誤字。）實有勛績，惠利加于百姓，遺愛留于民庶，宜請于國，當錄于史官，載于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為盈，亡而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群書治要》）【譯文】那些贊頌功德的文辭創作，本應用來彰明記載功勛德行，追思詠贊政績仁惠，這類文體實屬《詩經·頌》的流變余緒。此類文章應當由上層發起（國家主導），而非專由臣下私自撰作?？疾鞖v史先例，真正值得記載的人，必須確有功勛政績，恩惠利益施及百姓，仁愛遺風留存民間。此類事跡應當由國家審定，交付史官記錄，載入典籍史冊，如此上可彰顯君主將帥的德行，下可傳揚臣子官吏的忠誠。如果言論不值得記載，事跡不足以傳述，卻以空虛冒充充實，將無偽裝有，這正是圣人所痛恨、百姓所恥笑的行為。銘誄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為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下，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勛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逾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后人相踵，稱以為義，外若贊善，內為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當時，疑誤后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ā度簳我罚咀g文】那些敗壞世道攫取富貴之人，趨附時勢迎合世俗，爵位靠賄賂獲得，官職憑錢財買成。看那宦官（常侍、黃門）與其門客仗勢弄權，致使中央重臣到地方長官，全無清明仁政卻如饕餮般殘害百姓。作為臣子毫無忠誠操守，盡行奸邪欺詐之事，背離正道趨附邪惡，對上欺瞞對下勾結，這些正是法律應當嚴懲、該當流放驅逐的敗類。而那些門生故吏，聚斂錢財，刻石立碑紀述功績，夸耀稱頌勛勞德行，上則妄比伊尹、周公，下則僭越管仲、晏嬰，遠追古代賢臣叔豹、子產，近超當世名士黃瓊、邵信。權勢煊赫者被吹捧功高蓋世，家財萬貫者碑文雕琢華美。后世之人競相效仿，還美其名曰彰顯大義，表面看似頌揚善行，實則暗藏私心。上下級相互仿效，爭以此為榮，這種風氣的流弊，竟發展到如此地步！不僅欺瞞當世，更貽誤后人，此乃罪大惡極！君主通過授予爵位俸祿來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