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1-熱詞6地方行政[概念闡釋]地方行政是一個政治名詞，指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地方行政制度是國家為了便利行政管理的實施，而劃分行政區域、設立地方分治機構的制度和慣例。(一)古代地方行政沿革的特點自秦統一以來，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經驗了秦漢時期的郡縣制；魏晉南北朝及隋代的州制；唐宋時期的道路制；元、明、清時代的省制這四個建立、發展、變革和完善的階段，其沿革發展改變的特征有如下幾點：第一，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的設置始終處于動態的改變之中，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演化，變革是肯定的，穩定則是相對的。其次，不同歷史時代，各地區在行政區劃中的地位是有差異的。一般說來，經濟發展較為發達地區，其行政區劃的地位較高，設置也比較密集；反之，則地位較低，設置也比較稀疏。第三，我國每個歷史時期行政區劃單位改變最大、最為常見的是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劃單位，秦為郡；漢為郡與國；魏晉南北朝和隋為州；唐為道；宋為路；元為行省；明為布政使司；清為省。其轄區范圍、行政職責和官員的設置都有差異。第四，歷時兩千余年，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中最穩定的單位是縣，它始終是我國古代行政區劃中最基本和最低一級的單位，有極強的穩定性。第五，愈早設置的行政區劃單位，隨著時代的發展，有地位愈低的發展趨勢，如縣是我國最早出現的行政區劃單位，在秦漢降為二級行政區劃單位，魏晉南北朝則降為三級行政區劃單位，至元明時期則降為四級行政區劃單位。第六，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系統始終處于不斷的演化之中，秦漢為二級制；魏晉南北朝為三級制；隋為二級制；唐宋為三級制；元、明為三級和四級混合制，以四級為主；清代為三級制。可見，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在郡縣制時代以二級制為主，州制時代和道路制時代以三級制為主，省制時代前期以四級制為主，后期以三級制為主。(二)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綜述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化，關系到中國古代中心與地方關系的演化，是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學問點，也是近年來高考歷史常常考查的問題。張佐良在《近三十年來的古代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綜述》中只對近三十年來古代中心與地方關系的探討狀況作了綜述。(1)中心與地方關系的產生。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南開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認為，夏朝就出現了統一的中心政權和中心轄屬的地方政權。因此，從夏朝起先，我國就產生了中心與地方關系。薄貴利《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吉林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認為，在春秋時代以前的中國古代社會，盡管存在著國家，但由于很多國家面積狹小，人口稀有，行政事務簡潔，只設立一級政府，足可進行統治和管理，而不須要設置地方政府，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心與地方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封建的中心與地方關系雖然早在春秋時期即已產生，但真正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的則是秦王朝所確立的政治體制及其所形成的中心與地方關系。(2)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的內容。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指出，中心與地方關系的主要內容，即中心政權與地方政權的上下統屬和行政、財政、軍事、司法等方面的權力安排，亦即中心集權的程度問題。吳宗國《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探討》(北京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認為，中心對地方的限制問題包括限制實力和限制手段如制度等，其中包括中心對地方的監督問題。(3)中心與地方關系的模式。李治安《論古代中心與地方關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約因素》認為，就中心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問題而言，大體存在中心集權、地方分權兩種基本模式。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心與地方關系的典型模式是專制主義的中心集權制。依據中心集權程度、中心對地方的限制程度以及中心與地方之間的運作方式，薄貴利《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把中心與地方關系概括為分割模式、分別模式、上位包含模式、下位包含模式、分割與下位包含并存模式和分權協作模式。(4)中心與地方關系的發展趨勢。薄貴利《中心與地方關系探討》指出，中心與地方關系產生以后，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心與地方關系發展的主流趨勢，是不斷強化王權，不斷加強中心對地方的限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心高度集權制。(三)中心與地方關系演進的制約因素秦漢以來，君主基本沿襲了以強化中心集權來處理中心與地方關系的傳統，但由于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歷史上的中心集權并非單一趨勢，而是和地方分權割據相間并存、交替演進的。(1)土地制度。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政治的高度集中性要求與長期以來分散性、脆弱性的小農經濟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沖突，各民族、各地區間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更是加劇了這種沖突，反映在中心與地方關系上，必定會導致土地的高度兼并及王朝更迭而嚴峻減弱中心集權的經濟基礎，隨之而來的則是地方分權及地方割據勢力的壯大。(2)文化差異性。秦漢以來，中心政府對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不斷深化，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社會經濟文化溝通日益親密，但仍未實現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郡縣化，此后，自東漢始終到清朝，比郡屬國制、羈縻府州、土司制等仍是處理中心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之間關系的重要形式。由此可見，文化差異性對中心與地方關系具有顯著的影響。(3)分封與削藩。柳宗元在《封建論》一文中曾具體論述了漢代國家結構制度，他指出漢初“郡邑居半”，郡王時有反叛，“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這種狀況才得以扭轉，由此可見，分封與削藩對于中心與地方關系具有極大的影響。但須要指出的是，分封制并非是導致郡王反叛的唯一緣由，據《漢書·諸侯王表》記載，西漢時期共有同姓王191人，其中反叛者(包括打算反叛)僅15人，從15個反叛者來看，其中很多僅占一郡甚至一縣，如西漢第一個反叛的濟北王劉興居也僅僅占據一郡，實力并非強大。漢初分封的諸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具有較強的實力，形成了對朝廷的現實威逼，但反叛并非諸王的共同歸宿，反叛與中心政府不能慎重處理與諸侯王的關系、王位繼承制的缺陷等有很大的聯系。例如，西漢吳王劉濞領導的七國之亂。劉濞始封于高祖時期，先后歷經四朝，其在天下擔心因素較多的惠帝、呂后兩朝并未叛亂，反而是在“文景之治”時期密謀或起先反叛。吳王的反叛與漢朝中心不能慎重處理與諸侯的關系有關：一是文帝時期吳王太子被皇太子(即后來的景帝)所殺，二是景帝時期進行的大規模削藩。文帝時期，吳王太子與皇太子下棋，因起爭吵而被皇太子視為不恭而殺死，引發了吳王的憤恨并多次稱病不朝。而在景帝時期，景帝接受了晁錯的削藩主見，起先削奪吳王的封地，這就進一步激化了吳王與景帝之間原來就深刻的沖突。劉濞以“誅晁錯、復故地”為名出師，七國之亂爆發。(4)地理環境。我國歷史上的行政區劃劃分原則基本有“山河形便”和“犬牙交織”兩種。所謂“山河形便”語出于《舊唐書》，是指以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這一地理形態作為行政區劃支配的依據，從而實現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域的基本吻合。所謂的“犬牙交織”則是指為鞏固中心集權及消退地方割據的可能性，人為地打破自然地理的界限而對行政區劃進行支配，實現行政區域中的犬牙交織與以北制南局面。大體而言，自秦至唐時期內的行政區劃支配基本沿襲了以“山河形便”為主的慣例，諸如漢置州、隋置郡、唐置道等，大多都考慮了山川、河流、地形等自然條件的因素。由于我國幅員寬闊，群山河湖犬牙交織，地理環境困難，依據“山河形便”進行行政區劃支配簡潔助長地方勢力使其憑險割據稱雄。因此，自元代始，通過打破自然地理界限和推動地區間的經濟聯系而設置行省區劃成為中國傳統政治中行政區劃分及設置的主流趨勢，以造成各行省間犬牙交織的局面，從而形成“以北制南”的政治格局。例如，陜西行省的行政區劃內刻意地囊括了秦嶺之南的漢中地區，從而使得四川盆地的北向門戶無險可守；實行南北縱切的方法，使湖廣行省的行政區劃跨越南嶺而延長入廣西，又使江西行省跨越南嶺而領有廣東之地，從而使南嶺之險盡失。這種打破地理界限的行政區劃設置客觀上消退了地方割據的自然條件，推動了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系與文化溝通，有利于中心集權趨勢的加強。此后明清兩代基本沿襲并發展了這種思路。(四)晚清中心集權的弱化通過梳理專制主義中心集權制度演化的基本脈絡，可以大致總結其發展趨勢：萌芽(戰國時期)—形成(秦朝)—發展(漢朝至元朝)—加強(明清)—弱化(晚清)—終結(辛亥革命)。汪煒杰在《歷史教學中應涉及晚清中心集權的弱化》中指出：“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督撫專權、內輕外重的局面漸漸形成并不斷強化，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等大批漢族官員擔當地方督撫十數年之久，集軍權、行政權、財權和用人權于一身，并左右著清政府的內政外交，成為強大的地方實力派。”李劍農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中指出，清政府地方勢力，在洪楊戰役中的改變，不外兩點：一、督撫取得軍事上的實權，其勢漸重；二、軍隊由單元體化為多元體，中心失去把握之權。這兩點是清廷顛覆的誘因，也是民國時代軍閥割據的誘因。[考題例證]1.漢宣帝曾稱：“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郡太守)乎！”后來的帝王反復重申上述觀念。這主要體現了()A.地方吏治是國家安定的重要因素B.中心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的沖突C.漢代地方行政制度為后代所沿用D.歷代帝王將漢宣帝作為治國榜樣解析題干的意思是地方郡守的清正廉潔的治理，是協助皇帝統治天下，維護社會和國家安定的重要因素，故選A項。從“共治”看，B項材料未體現；C、D兩項說法不符合史實，解除。答案A2.下表為西漢朝廷干脆管轄的郡級政區改變表。據此可知()皇帝紀年公元紀年郡級政區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15郡漢文帝十六年前164年24郡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68郡、國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