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農書研究出版對宋代農業研究的價值4篇第一篇：長時期以來，雖有以農書視角梳理各時期農學發展概貌的著作，但有關宋代農書研究，僅對幾種重要的農書進行了一定的考證；階段性農書的整體性研究僅有零星的碩博論文，多以明清農書為主要研究對象。近日邱志誠先生《宋代農書研究》的出版，改變了這種面貌。邱氏《宋代農書研究》不僅對宋代255本農書做單獨的考證，更是立足于中國傳統農學，重新考辨農書分類標準，考證宋代農書激增的原因，梳理不同研究范式的興起嬗代，分析宋代農書的時空分布、傳播方式，思考宋代農書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堪為階段性的整體性農書研究的典范。一《宋代農書研究》分為十四章。緒論部分總體探討兩個方面內容。一是中國傳統農學的涵義及傳統農書分類。二是回顧了不同時期研究范式的形成與更迭。第一章論述宋代農書激增的狀況與原因。宋代較唐代增加了兩百多本農書，這與宋代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政府重視農業生產技術以及宋代教育發展、宋人創新意識強烈有關。第二章至第十章，整理并研究了宋代255種農書，綜合了數種傳統農書的分類方法，將宋代農書分為九類，作九章分述。綜合性農書54種，其中通論類18種，時令、占候類21種，方物、類書類15種；耕作、農具、農田水利類農書10種，其中耕作、農具類2種，農田水利類8種；作物類農書38種，其中糧食作物類2種，經濟作物類8種，茶書類28種；蠶桑類農書5種；園藝類農書58種，其中花譜類45種，果譜類9種，蔬菜類4種；畜牧類農書35種，其中飼育類15種，獸醫類12種，相畜類8種；水產類農書3種；食品加工類農書40種，其中食譜食療類31種，釀造類9種；災害防治類農書12種，其中病蟲防治類5種，救荒類5種。邱氏對于以上255種宋代農書的研究，以文獻學研究范式為主，農學研究范式為輔，對農書的卷數、著錄情況、作者生平、內容、版本、存佚情況等一一考證，透顯出不同階段、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宋代農書的基本面貌。第十一章單列中國古代首部記載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的陳旉《農書》，著重考訂了陳旉生平、《農書》的版本與流傳，分析了《農書》的內容與重大貢獻。第十二章是對宋代農書的時空分布、傳播方式與農業發展的研究。宋代農書傳播以官刻、私刻、抄本、揭榜、口頭宣講、輯入他書六種方式為主，經傳播后，伴隨著新物種引進、蟲害防治方法傳播，宋代農業進一步穩產豐產；勸農文、農器類農書、園藝類農書、經濟作物類農書激增，持續推動了南方地區先進農作技術、先進農業生產工具、園藝經濟、經濟作物產業的推廣與發展。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是宋代農書對后世農書與東亞文化圈的影響研究。以《農桑輯要》《王禎農書》為例，分析了宋代農書對元代農書的影響，認為元代農書中的大量內容都是引用、承襲于宋金農書。到了明清，隨著農學在內的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不斷傳入，使包括宋代農書在內的傳統農學的影響也隨之削弱；后因為政策原因，西方科技被禁止傳入中國，反之中國傳統農學的作用又自然增強。對于東亞文化圈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高麗、日本兩國。高麗、日本前期在農書創作上多承襲、借鑒中國傳統農書特別是宋金農書。隨著研究的深入，東亞各國在中國傳統農書的基礎上，逐漸整合與融匯、創新與發展，走上了本地化獨立發展道路。本書附錄部分對《中國農學書錄》《中國農業古籍目錄》中誤收、失收的宋代農書詳加考辨與整理。邱氏對于所錄255種宋代農書的考證，既是對以往農書目錄的補充，也再一次摸清了宋代農書的家底，譜寫了全面、全新的宋代農書體系。《宋代農書研究》洋洋灑灑八十余萬字，不僅對宋代255本農書做單獨的考證，更是立足于中國傳統農學，重新梳理了農書分類標準——兼顧現代農學學科的系統性與中國傳統農學發展實際；從政府重視、創新意識層面，考證了宋代農書激增的原因；從中國傳統農書研究的起步、興起、停滯、復興四個階段，梳理了不同研究范式的興起嬗代；從帝王政策與區域農業經濟，分析了宋代農書的時空分布與農業發展；從傳播方式與傳播效果，架構起宋代農業發展的新面貌；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思考了宋代農書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二在此之前，對于農書研究范式也有少量文章可見。如葛小寒將其概括為“科學技術史——社會經濟史——知識史”，“粗線條”地勾勒出了古農書研究的范式轉移（葛小寒：《文獻、史料與知識——古農書研究的范式及其轉向》，《中國農史》2019年第2期，第12頁）。該文將20世紀農書研究主要概括為“科學技術史”范式；21世紀伊始，農書研究逐漸向“社會經濟史”轉移；近年來，農書研究大有向物質文化史、知識史轉向的趨勢。邱氏《研究》緒論部分第二節“范式轉移：中國傳統農書研究回顧與反思”中將20世紀以來農書研究的范式嬗變進行了梳理，將農書研究范式更迭與時代主題相呼應，其范式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中國傳統農學在20世紀初就已經完成了現代轉型，至此現代農學研究開始形成，20世紀頭20年學界開始了農書目錄學的工作，開創了文獻學研究范式的現代農學研究，編撰農書類編，對農書的撰者、內容、版本、真偽、存佚等加以考訂，校注、整理農書與農史資料。第二，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內，為響應“整理祖國農學遺產”的號召，農學范式興起，用現代農學理論與方法對傳統農書加以研究，古為今用，使之為20世紀農業生產服務。這一階段，文獻學＋農學研究范式成為農書研究的主流。第三，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升與民族自信的增強，研究農書中的傳統文化，挖掘其潛在的價值取向成為研究重點與主題，經濟史、社會史、環境史、災害史、思想史等歷史學研究范式層出不窮，農書研究呈現出多元格局，迎來了新的突破。新舊范式交替，由此推動了宋代傳統農書研究的進展。三書中指出，宋代農書極具創新性，擁有很多“第一次”，而《研究》也是一部極具創新性的力作。首先，全面譜寫了宋代農書體系。《研究》不僅整理、考察了宋代255種農書的基本情況，努力復原、補充了宋代農書體系，又將農書置于所處的大環境中詳加分析，便于我們對農書更全面的理解。其次，宋代農書目錄整理與分類漸趨完善。宋代農書的目錄整理可見于《中國農學書錄》《中國農業古籍目錄》等農書目錄專著。據統計，《中國農學書錄》中著錄宋代農書共115種，《中國農業古籍目錄》中共136種，而據邱氏的廣泛搜尋，宋代農書數量已有255種（可能還有更多），較前期見于整理的農書，在數量上呈翻倍趨勢。同時《研究》對于宋代農書目錄的分類，在綜合前人研究分類的基礎上，兼顧了現代農學學科的系統性和中國傳統農學實際發展的特殊性，將農書分為九類，形成了一套較為合理的分類體系。再次，重新審視了宋代農書在中國傳統農學中的地位。學界普遍認為明清時期是傳統農書的蓬發時期，對明清以前的農書多有忽略，而邱氏卻提出“宋代農學是中國傳統農學發展的高峰”，這一觀點顯然與以往研究結論不同，但《研究》足以令人信服這一觀點。誠如邱氏總結的宋代農書“內容分布廣、新類型農書增多、農書類型數量增長、創新性成果多、撰著體例有新發展、日用類書型農書增多”，同時涌現出許多“第一”。宋代農書較前代有了重大發展，而對于元明清時期的農書創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最后，整體關懷與個體研究相結合的視角。《研究》既有微觀分析（針對個體農書的研究），也具宏觀視野（將農書整體研究置于整個社會環境中，考慮時代背景對農書創作的影響，同時兼顧國際背景，綜合探討農書創作的傳播與影響）。以整體關懷視角，從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史等角度，思考宋代農書的目錄分類、時空分布、傳播與影響，以及自20世紀以來，農書研究的范式轉移。而單論255種農書時，仍以傳統的文獻學+農學為主的研究范式展開分析。《研究》是自現代農書研究開啟以來，首部單論階段性農書的整體研究與個體研究相結合的開山之作，將是任何研究農書的學者無法避之不談的大作，必將對農史研究發揮重要推動作用。?《宋代農書研究》對宋代農業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宋代農書研究》全面系統地梳理了宋代農書的發展情況，揭示了宋代農書激增的原因及其與農業發展的關系?。書中詳細探討了宋代農書的時空分布、傳播方式及其對宋代農業發展的影響，揭示了宋代農書在傳統農學知識譜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宋代農書研究》對宋代農書的分類和創新性研究為農業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該書將宋代農書分為九大類，包括綜合性、耕作、農具、農田水利、作物、蠶桑、園藝、畜牧和水產等類別，這種分類方法更加合理，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代農書的多樣性和創新性。此外，?《宋代農書研究》揭示了宋代農書在技術創新方面的突出成就?。宋代農書不僅數量上大幅增加，而且在內容上也有很多創新，涌現出多個“世界第一”的專著，如《禾譜》、《橘錄》、《糖霜譜》等。這些專著不僅總結了前代的農業技術，還對南方水田農業技術進行了系統論述，標志著中國傳統農學的全面總結和創新。最后，?《宋代農書研究》對宋代農業技術的詳細描述和評價為現代農業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書中對水稻栽培技術、土壤改良方法、肥料科學等方面的詳細論述，展示了宋代農業技術的復雜性和精耕細作的程度，這些研究成果對于現代農業技術的發展和推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二篇：引言宋代的歷史充滿了關于治水的記載。朝廷與官僚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更多地關心灌溉事業。宋代是我國雕版印刷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宋代刻印的書籍，刻工技術優良，紙墨質地上乘，書法精妙，裝璜精美，為后世藏家所珍視。宋版書成為稀世珍品。農業生產和農學的高度發展水利事業的發達水是農業的命脈。宋王朝十分重視水利事業。王安石變法就專立“農田水利法”，組織農戶大興農田水利。據宋孝宗淳熙七年的官方統計，當時僅江東共修陂塘溝堰二萬二千四百余處，淮東和浙西共治水利四千余處。兩宋時期自然災害多達八百七十四次，其中水災一百九十三次，旱災一百八十三次。官修、民修水利工程甚多。大體上說，宋代水利事業在北方以治理黃河疏河通淤為主；南方則較多興修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北宋真宗時為修固浙江捍海塘，曾征民工數百萬，此后又有兩次大規模的修建。宋代還修建了通州、楚州捍海堰，多次重修泰州捍海塘等。太湖流域的蘇、常、湖、秀四州，形成排水工程為主的灌溉系統。福建莆田所修的木蘭陂，歷時二十年，陂壩寬八十米，高十余米，長一百六十余米，則是引、蓄、排、灌功能齊全的水利工程，堪稱宋代水利的代表作，為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九百多年來，經過無數次山洪海潮和強烈地震的沖擊，至今仍然十分堅固。宋代水利事業發展的趨勢，是南方超過北方（這與當時的軍事、政治局勢有關）。據統計，以浙江的水利工程為例，在北宋已超過北方四省的總和，到南宋更是上升為北方四省（陜西、河南、山西、直隸）的七點七倍。北宋時南方四省（江蘇、浙江、江西、福建）的水利項目總和為北方四省的三倍，南宋則躍增至十四點八倍。《宋史》謂“大抵南渡之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興”。宋代不僅水利工程眾多，而且留下了不少水位站的遺跡，如吳江水利碑則是典型的一例，為水文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陳勇《農書》陳勇的《農書》代表著宋代農學的最高成就。此書撰成于紹興十九年，是一部論述種稻、養蠶為主的江南農學專著，也是現存最早有關南方稻作區的農業技術和經營的農書，體現了農業技術與經濟思想的時代成就。《農書》分上、中、下三卷，全文不過一萬二千余字，內容豐富，很有創見和特色。它彌補了《齊民要術》等以往農書多記敘生產技術而極少闡述理論思想的不足；重視農業經營管理；對江南地區的水稻栽培技術論述詳盡，是經濟重心南移之后，對南方水田種植、蠶桑培育、耕牛等牲畜飼養的實踐總結。又首創用專篇討論土地的利用問題，“地力常壯”的農學思想，把我國數千年來農在改造自然、提高地力、增加收成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科學的理論。動植物譜錄的大量涌視宋代農業和園藝業的大發展，促使人們對各種動植物的記述和研究，出現大量的譜錄。其中，著名的如蔡襄《荔枝譜》、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丁謂《北苑茶錄》、蔡襄《茶錄》、呂惠卿《建安茶記》、宋子安《東溪試茶錄》、孔武促《芍藥譜》、王觀《楊州芍藥譜》、韓彥直《桔錄》、劉蒙《菊譜》、陸游《天彭牡丹記》、周師厚《洛陽牡丹記》、陳思《海棠譜》等等，這些書在農學和生物學上都是有學術價值的著作，且是中國乃至世界在這些方面的最早作品。雕版印刷的鼎盛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雕版印刷術的高度發展我國的雕版印刷術起源早，具體時間界定，學者們有不同見解。據最新資料顯示，雕版印刷術出現于公元七世紀初的隋、唐之際，至遲不晚于唐代。宋初，開寶四年，宋太祖派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開雕大藏經版（即雕刻佛教經典的總集），簡稱《開寶藏》。可見，至宋代，特別是北宋仁宗朝雕版印刷已風靡全國，走向鼎盛。宋代的刻書業已乎遍布全國，其中汴京（開封）、四川、浙江、福建是四大雕版中心，尤以北宋都城開封和南宋都城杭州最為繁榮。宋代刻書分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統。所列之書的內容涉及當時所有各個知識領域，儒、道、佛三家經典，各種文集、筆記以及民間日用書籍等幾乎都有刻印。數量之大，內容之廣，實屬空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印刷物還有報紙、紙幣（如會子、關子之類）、茶鹽鈔引和印契、廣告等等，雕刻不僅有木版而且有銅版。這都證明當時印刷技術的精湛和工藝技能的高超。以雕刻大藏經為例，宋代三百二十年間，官、私刻藏有五種版本。《開寶藏》刻印后，即出現有復刻本。例如遼朝翻刻的《契丹藏》；金朝雕刻的《趙城金藏》等。這許多大藏經的雕版印刷，正是兩宋時期雕版印刷鼎盛的標志之一。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在雕版印刷非常發達的慶歷年間，我國古代印刷術出現了突破性的重大進展，這就是錢塘（今杭州）平民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據沈括記載，畢昇先用膠泥刻字制成活字模，每字一印，用火燒硬。另設一塊鐵板，上敷松脂、蠟、紙炭等合制的藥品。可同時用兩塊鐵板，一板在印，一板在排字，輪流印刷，瞬息即就。每個字有數印，常用字如“之”、“也”等則有二十多個，以備重復使用。不用時把活字按音分裝，并用紙簽標貼之。沈括還記述了畢昇不用木料刻字的道理。沈括的記載把泥活字的制作、排版、印刷、拆版等細節作了介紹，并說明活字的長處和缺點。這是迄今為止，對畢昇發明膠泥活字的唯一完整記述。泥活字印刷看似簡單，但發明創造并非易事。僅造字而言，就不是容易的事。清末安徽涇縣的翟金生，按照畢昇的方法，用三十年時間，才造成泥活字十萬余個，歷盡艱辛，足見畢昇首造泥活字是一項偉大的發明。當然，在我國活字板之誕生并非朝夕之間的事，它有一個歷史過程。雕版印刷與活字之起源，自有其淵源關系，尚可進一步研究。至于泥活字的實用問題，學者們有不同看法。這些看法，只不過是一種懷疑而已。事實證明：膠泥不僅可以作字，而且可以印刷。元初名儒姚樞教他學生用活泥字版印《近思錄》等書；清朝人根據畢昇遺法制成泥活字或瓷活字、陶活字，并成功地運用于印書，即可得到證實。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后，何時實際應用于印刷，印過什么書？尚未見有明確記載。過去一般認為活字印刷術到元初才開始應用。清代以來，有些藏書目曾著錄有七八種宋活字本，但據版本專家趙萬里的考證，有的是木版，有的是明代銅活字本，均不可盡信。近年臺灣宋史專家黃寬重根據南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一九八《程元成給事》一文，發現紹熙四年周必大在潭州（今長沙），曾用沈括所記的方法，以膠泥銅版印刷自著的《玉堂雜記》，指出活字印刷術在淳熙、紹熙年間確實得到了實際應用。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第一部有準確紀年可考的用活字版印刷的書。但是，從考古最新發現來看，我國出現活字印刷品的年代應更早些。1965年浙江溫州市郊的北宋白象塔清理出北宋《佛說觀無量壽經》的殘葉，據印刷特征的分析，此為“早期活字印刷術的實物見證”，可斷定北宋活字印刷品無疑。此殘頁經的絕對年代是崇寧二年，上距畢昇首創活字印刷術的“慶歷中”約五十年。1991年秋在寧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廢墟，發現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其中不僅有單字倒排等活字版特征，而且據考證有木活字印刷的痕跡。此經被認為是“西夏后期之物”，可能是我國（也是世界）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即是說，相當于南宋時期的中國西涼地區，已有活字（甚至是木活字）印刷的實物存在。此外，在甘肅武威等地也發現有明顯活字印刷特征的早期印刷品。結語南方地區性的動植志也遠超前代。例如：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嶺南地區的動植物；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錄廣東、廣西、南海、云南、貴州等地區的動植物一百多種。陳勇《農書》和大量動植物譜錄的涌現，把我國傳統的農學和與之相關的園藝學、生物學等學科水平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宋代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為我國四大發明之一，被譽為傳播世界文明之母。上述我國雕版印刷術之興盛約比歐洲早七百年以上，活字印刷術比德國谷登堡用鉛合金活字排印《四十二行圣經》亦早四百余年。第三篇：在閱讀邱志誠的《宋代農學：集大成以開新統》一文后，我深深感到傳統農學的魅力和其為現代農業發展帶來的重要啟示。這篇文章不僅詳細探討了宋代農學的成就，還揭示了當時的農業思想如何影響著后世，有著很好的教育意義。文章首先總結了宋代農業的快速發展及其在農學著作數量、技術創新方面的顯著成就。通過對比前代，宋代農書數量的明顯增加，不僅反映了時代的進步，也展現了人們對于農業知識的求索與積累。在宋代，涌現了多部專著，涵蓋了水稻、柑橘等多種作物的栽培技術，讓我認識到科學研究對于提升農業生產力的重要性。通過閱讀文中對技術創新的描述，我被深深觸動。尤其是對肥料使用與土壤改良方法的系統總結，使我明白了傳統農學中的一些理念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導意義。“用糞猶用藥”的觀點讓我認識到，合理施肥不僅關乎土壤健康，更是確保作物豐收的關鍵。這種科學的態度與方法讓我倍感振奮。有趣的是，文中提到的“三才”理論以及與自然的關系，引發了我更深的思考。在當今社會，面對環境保護與農業發展的矛盾，我們需要積極尋求和自然的和諧共處，借鑒歷史經驗，探索可持續發展的路徑。農業不僅是生產，更是一種與自然對話的方式。在結尾，作者指出宋代農學成就的取得，與政府的重視、社會文化水平的提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讓我感受到，作為一名學生，努力學習、提升自我不僅是個人成長的需要，更是為將來社會發展、農業進步貢獻力量的基礎。總之，《宋代農學》的閱讀使我對農業有了新的認識，也從中獲得了思考的深度。當今青年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應該汲取歷史智慧，以科學為導向，踏實前行。第四篇：中國農業文明源遠流長，傳留至今的古農書就有四五百部之多，這在世界農學史上絕無僅有。古農書全面記載了傳統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經驗，內容豐富，具有十分重要的農業遺產價值。新時代倡導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重視冷門“絕學”，古農書這種冷門文獻再次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成為中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其整理與研究也出現振興氣象。古農書校注與今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發掘祖國農學遺產、古為今用的時代背景下，農史前輩整理出版《齊民要術今釋》（1958）、《中國農學書錄》（1964）、先秦農業文獻校釋等代表性成果。改革開放之后，古農書整理恢復了生機，《農政全書校注》（1979）、《齊民要術校釋》（1982）、《補農書校釋》（1983）、《授時通考校注》（1991）等先后校注完成。1959年至20世紀末，農業出版社《中國古農書叢刊》陸續出版，重點收錄專業性和地方性農書校注本近40種。進入新時代以來，許多專業性農書相繼得以校注出版。如程杰、王三毛點校《全芳備祖》（2014），錢倉水出版《〈蟹譜〉〈蟹略〉校注》（2013），黃浩然出版《煙草譜箋注》（2017），張波、史全社完成《知本提綱校釋》（2022）。校注合刊小篇幅農書的傳統得以延續，其中以茶書整理最有代表性，部頭較大的整理本包括朱自振、鄭培凱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2022），方健《中國茶書全集校證》（2015）。出現同一部書在短期內推出多個整理本的情況，如清代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在2015—2022年期間出現三種校注本。20世紀不少重要農書整理本得以修訂出版。2020年，夏緯瑛的五種先秦農業文獻校釋著作，以《先秦農業考》之名結集出版。中華書局2013年和2014年分別再版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和《農桑輯要校注》，2009年、2015年和2022年三次修訂出版石聲漢《齊民要術今釋》，2020年出版石聲漢校注、石定枎訂補的《農政全書校注》。2021年，伊欽恒校注的《花鏡》修訂本出版。這些整理本被不斷重印或修訂再版，體現出其社會需求量之大。此外，古農學經典的科普化解讀受到重視。繆啟愉、繆桂龍在《齊民要術校釋》的基礎上，簡注通譯，出版《齊民要術譯注》（2006），近年來多次重印。2019年和2023年，惠富平的《齊民要術》解讀本和孫顯斌的《王禎農書》解讀本先后納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古農書影印出版新中國成立后，古農書影印出版日趨普遍，一些善本及珍本、孤本的影印受到更多關注。1982年至1983年，農業出版社影印《全芳備祖》（日藏宋刻本）等3部珍本古農書；199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收錄古農書40余部；2002年的《續修四庫全書》收錄古農書67部。新時代以來，受到國家財政支持，收書數量更多的古農書專題性叢書不斷涌現，而且影印出版規模明顯加大。2018年，安曉東主編的《中國歷代農林文獻集成》（全100冊）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共收集從先秦到民國時期的農林文獻194種。2020—2021年，線裝書局出版的《古代中國農學遺產文獻匯刊》按照時代順序，將古代農學文獻匯為五編339冊，所收資料還包括了歷代正史中的《食貨志》《河渠志》等篇章，編纂者稱已達集大成之目標。2021年，王曉勇、王睿主編的《古代農業技術大系》（134冊）以《中國古籍總目》和《中國古農書聯合目錄》為依據，收錄農業古籍300多種。2022年，謝冬榮主編的《歷代農業古籍珍本叢刊》（全60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該叢書所收影印本主要來自國家圖書館館藏，共計120余種。其中，抄本45種，稿本3種，明刻本19種，清刻本45種，有不少為珍稀善本。2024年5月，江蘇鳳凰出版社出版王思明主編，惠富平、熊帝兵副主編的《中國古農書集萃》。該叢書被列入“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及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等，共收錄重要古農書152種，匯集為26冊影印出版。古農書研究古農書整理與研究相輔相成。21世紀以來，考析古農書的作者、時代、技術內容、農學思想、版本流傳等傳統選題，依然在延續并趨于深化。同時，古農書研究涉及的內容層面有了較大拓展，尤其是數字化手段的利用和知識史方法的介入，為研究注入了活力。《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等農學名著的內容、結構及價值得到重新認識或闡發。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尚衍斌《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若干問題的探討》（2012），熊帝兵《關于〈氾勝之書〉“積穰于溝間”的釋讀》（2017），吳平《〈農政全書〉編輯思想淺析》（2017），惠富平、孫雁冰《〈齊民要術〉農耕文化價值的再認識》（2020），楊璐嘉、李明杰《元代農書編纂出版考論》（2021）等。李昌武、劉效武主編的《中華農圣賈思勰與〈齊民要術〉研究叢書》（2017）收錄了多部有新意的著作。還有學者注意發掘稀見農書和以前未受重視的農書。如程宇靜《〈名花譜〉版本、作者及流傳考》（2019）、宋元明《稀見清代江南農書〈勸農說〉研究——基于文獻學與技術史的考察》（2021）等。農書研究注意采用歷史文獻學與知識社會史研究相結合的新理念。以考察農學知識傳播為主旨的論文，如高國金等《同光之際勸課蠶書的撰刊與流傳》（2013），杜新豪、曾雄生《〈寶坻勸農書〉與明代后期江南農學知識的北傳》（2014），杜新豪《〈便民纂〉與〈便民圖纂〉關系考》（2016）及其近年來關于明代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