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第295期2024年11月30日全球智庫半月談全球智庫半月談聯系人：王琬婷郵箱：wangwanting@電話：(86)10-85195775傳真：(86)10-65126105通訊地址：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1544郵政編碼：100732免責聲明：《全球智庫半月談》所編譯的文章，僅反映原文作者的觀點，不代表編譯者、版權所有人或所屬機構的觀點。4世界熱點歐盟-英國關系重置的貿易政策框架.................................6導讀：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正在進行重置，雙方已同意于2025年上半年舉行歐盟-英國峰會。屆時，對于此次關系重置可能對歐盟和英國之間的貿易產生的影響，預計將會有更清晰的認識。本文提出了貿易條件重置的主要內容。這份政策簡報的建議旨在主要為歐盟-英國貿易關系注入新動力，重點在于實現互利共贏。特朗普宣布征收關稅，對歐盟構成挑戰.............................18導讀：特朗普宣布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征收關稅表明美國正在堅定推行保護主義政策，甚至可能損害自身利益。這一舉措對歐盟構成了警示，歐盟需為可能針對自身的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做好準備。歐盟應通過與美國達成特定領域的貿易協議來減少短期經濟損失，同時多元化貿易關系，增強軍事自衛能力，以提高談判地位。維護全球貿易秩序至關重要，因為世貿組織的崩潰將對歐盟經濟造成比美國關稅更為嚴重的影響。世界貿易體系能否經受住唐納德·特朗普的考驗？..................19導讀：世界貿易體系面臨的最突出的新挑戰是，最近再次當選的美國總統明確表示打算對所有進口產品征收10%或20%的關稅，但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將被征收60%的關稅。目前，近200個國家的貿易部門正在進行對話：他們是否應該提供利誘，讓美國總統讓步？他們應該報復嗎？如果無法達成協議，一些國家將會決定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采取行動。美國正在經歷制造業復興，這將促進中產階級的發展？..............22導讀：盡管拜登計劃將刺激非傳統地區制造業就業的快速增長，但并沒有帶來美國制造業的廣泛復興，未來也不太可能實現。隨著拜登項目撥款的發放，可能會有更多的公告。然而，更新數據的結果不太可能改變這一分析的核心結論。即使額外的公告將制造業就業人數估計再增加50%，制造業在美國整體就業中的作用也將非常有限。為了改善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和落后社區的前景，需要更多的政策，其關注范圍遠遠超出制造業。錯誤的恒等式導致糟糕的貿易政策.................................33導讀：本文探討了美國貿易赤字及其對經濟政策的影響，對基于宏觀經濟恒等式的貿易赤字理論進行了批判，指出這些理論常被誤用來支持保護主義政策。本文分析了國民收入與產品恒等式以及國際收支恒等式的濫用，強調這些恒等式不能解釋貿易赤字的成因或影響。文章指出，貿易赤字并不必然導致就業減少或經濟增長放緩，而是反映了國內需求的強勁。作者還反駁了將貿易赤字與雙邊貿易赤字機械聯系的觀點，認為這種聯系忽視了經濟均衡關系。最后，作者發出警告，基于恒等式的簡單化政策建議可能會造成意外的經濟損害，而不能解決貿易赤字問題，同時呼吁進行更深入的經濟分析，以制定有效的貿易政策。5打破銀行的信息壟斷：存款數據共享的理由.........................43導讀：現有銀行通常對其借款人保持信息壟斷，這使得借款人難以轉向競爭性貸款機構或協商更好的貸款條款。本文認為，存款關系可能是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從而促進更具競爭力的貸款市場。研究表明，與競爭銀行有存款關系的企業顯著更可能更換貸款機構。與此同時，銀行會為那些在其銀行開立存款賬戶的企業提供更優惠的貸款條件。這些研究結果對當前的政策舉措具有重要意義，如開放銀行和數據共享、存款市場改革以及競爭政策等領域。貨幣政策的綠色困境.........................................導讀：加速向綠色經濟的轉型勢在必行。本文指出，綠色轉型將為中央銀行帶來權衡取舍的挑戰。淘汰污染性技術可能會在短期內放緩生產率增長，從而帶來通脹壓力。如果中央銀行選擇“視而不見”，允許通脹暫時上升，那么通脹預期可能會失去錨定。相反，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將導致失業率上升、綠色技術投資減少，并可能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和綠色轉型造成永久性損害。通過財政和信貸政策支持綠色投資，或許是應對這些權衡取舍的最佳選擇。6歐盟-英國關系重置的貿易政策框架IgnacioGarcíaBercero/文廖世偉/編譯導讀：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正在進行重置，雙方已同意于2025年上半年舉行歐盟-英國峰會。屆時，對于此次關系重置可能對歐盟和英國之間的貿易產生的影響，預計將會有更清晰的認識。本文提出了貿易條件重置的主要內容。這份政策簡報的建議旨在主要為歐盟-英國貿易關系注入新動力，重點在于實現互利共贏。編譯如下：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正在進行重置，雙方已同意于2025年上半年舉行歐盟-英國峰會。屆時，對于此次關系重置可能對歐盟和英國之間的貿易產生的影響，預計將會有更清晰的認識。目前，歐盟與英國的貿易受《歐盟-英國貿易與英國仍然是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改善歐盟與英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本政策簡報建議，貿易關?談判達成三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以補充《歐盟-英國貿易與合作協定》：一項獸醫協議、一項連接碳排放交易系統的協議，以及一項關于青年這些建議的主要目的是為歐盟-英國貿易關系引入新的動力，側重于實現互利共贏。所建議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的經濟影響可能是有限的，但它們將有助于重建相互信任，并采取一些有意義的貿易便利化步驟，最終達成進一步的貿易便利化協定。強化的監管合作框架雖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如果能真本政策簡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與布魯蓋爾同事、利益相關者、智庫成員英國對歐盟貿易的依賴是有據可查的——英國42%的出口去往歐盟，52%服務兩方面，英國是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Henig，2024）。歐盟-英國貿易關系受《2021年貿易與合作協定》的規定管轄，其中包括一項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規定全面取消關稅并在與貿易相關的領域制定全面規則。當然，這與參與歐盟單一市場的深度一體化相去甚遠，而歐盟與歐洲經濟區以及（在較小程7自2019以來，英國的整體貿易有所下降。2023年的數據顯示，自那時以人們普遍認為，英國脫歐將對英國整體貿易以及與歐盟的雙邊貿易產生負面影響。然而，確定影響的程度是困難的，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反事實/基準圖1:貿易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2019=100）紡織品和服裝以及以材料為基礎的制造業。這顯示了供應鏈中斷導致的進口減少與出口下降之間的緊密聯系。對于小型企業而言，由于需要承擔與遵守海關這一貿易數據與估計結果一致，即脫離單一市場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影響，而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s）無法彌補這一影響。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根據一項研究回顧估計，退出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對英國的長期影響將在GDP的4%至5%之間，長期貿易強度將下降15%。就自由貿易協定的抵消效應而言，英國對其最重要的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影響的評估僅占GDP的0.06%，還應加上貿易協定的0.08%的估計影響，因為這是在CPTPP之前達成的，而歐盟與澳大利亞沒有自由貿易協定。即使英國與美國和印度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其所有自盡管存在負面影響，但英國和歐盟都不認為現在是對TCA進行重大改革的8TCA及隨后涉及北愛爾蘭貿易問題的《溫莎框架》（WindsorFramework）為歐盟與英國的貿易關系提供了穩定的基礎，認為2026年對TCA的審查應重點關因此，我們認為，在此階段英國重新考慮其紅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英國脫歐辯論分歧太大，沒有興趣讓與歐盟的關系再次成為政治爭議的主要話題。此外，盡管英國工黨政府在議會中占絕對多數，但它仍然對在2016年公投中投票支持英國脫歐的選民感到擔憂。從歐盟的角度來看，對TCA進行重大的重新談判將分散人們對其所面臨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挑戰的注意力，特別是因為重新然而，如果雙方采取戰略性的方法來處理貿易關系，仍然存在巨大的互利機會。英國工黨在2024年英國大選前的宣言中表示，它將“通過拆除不必要的貿易壁壘，努力改善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和投資關系”（工黨，2024）。英國首相KeirStarmer和歐盟委員會主席Ursulavonder在討論了英國和歐盟紅線的潛在邏輯以及在不違反紅線的情況下仍可探索的選項后，我們評估了歐盟和英國可以采取的措施，以更緊密地合作應對全球貿易和經濟挑戰。然后，我們概述了在2026年底之前可以談判具有法律約束力并非所有英國與歐盟關系中的紅線都具有相同的政治相關性。移民控制不允許自由流動，依然是工黨在2024年英國大選中必須爭取的核心問題。然而，英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偏離歐盟法規或與遙遠的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這一觀點，可能不會獲得太多支持。經驗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與歐盟規則的背離比說起來容易，因為引入自主的監管制度和因失去單一市場待遇而破壞價值鏈的成本較高。盡管英國在最初復制并最終達成新的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相當成從歐盟的角度來看，英國脫歐談判期間的主要紅線是四大單一市場自由的不可分割性。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歐盟立場的基本原理是，單一市場的建設是基于這樣一個原則，即成員國在一項具體的單一市場立法中可能會被否決，但四大自由和歐盟共同預算所代表的利益是總體平衡的。允許第三國只選擇單一市場的某些方面將破壞這些基礎。因此，流動自由和預算貢獻一直是單一市場參與的協議中的核心內容，特別是對于相對富裕的歐洲經濟區（冰島、列支敦任何超出TCA和溫莎協議的重置都可能對貿易影響有限。但如果有政治意愿在紅線周圍探索靈活性的邊際，就可以避免重復脫歐談判。值得注意的是，與92017年的TheresaMay不同，工黨政府沒有排除對動態監管調整的承諾或承認歐盟法院的作用。目前正在英國議會討論的產品安全規則可能為保持與歐盟的監管對接提供法律依據。這為此前保守黨政府所沒有的機會創造了可能性。歐在2025年上半年舉行的第一次歐盟-英國峰會上，可能會決定是否啟動談判。為了保持戰略重點，雙方應優先考慮迅速達成一項政治宣言，其中應包括在外自英國投票脫離歐盟以來，貿易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時，美國仍在與歐盟談判太平洋地區的全面自由貿易協定。如今，無論是歐盟還是英國，都沒有與美國談判具有經濟意義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現實前景（也沒有美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可能性）。此外，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回歸可能引發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重大挑戰，而歐盟和英國有興趣以協調的方式管理如何為氣候和數字化轉型做出貢獻，以及如何在提高生產率和增長的同時確保貿易和產業政策之間的正確銜接。作為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經濟體，歐盟和英國都有至關重要的利益來管理這些轉型，以維護并有望加強世界貿易組織（WTO）下基于規則的貿易體系，并鞏固與致力于開放和基于規則的貿易的國家的伙伴關系。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建立一個政治論壇，讓雙方能夠從戰略角度審視貿易和全球經濟挑戰，包括考慮權衡取舍，并探討如何在全球范圍英國外交大臣DavidLammy提議英國和歐盟就外交政策和安全合作框架達成一致，并建議該框架還應包括經濟安全和氣候合作。關于外交政策和安全合作的聯合聲明可能是重啟的早期結果。但是，也有必要考慮一個更廣泛的政治在這些問題上的有效合作需要歐盟委員會高級官員和英國政府部長（外交部除外）的充分參與。政治宣言可以創建一個部長級論壇，定期開會討論全球貿易和經濟挑戰，并向歐盟-英國峰會報告。在貿易方面，論壇最初可以討論四歐盟和英國面臨的最直接威脅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當然是一個硬安全威脅。作為回應，歐盟和英國在實施經濟制裁方面進行了密切合作。在經濟安全方面，西方盟國在氣候轉型所需的關鍵原材料上高度依賴中國，同時在半導體方面依賴臺灣。此外，保持共同的技術領導地位并防止軍事應用技術的泄露也是必要的。制定風險緩解戰略以應對這些威脅需要作出艱難的權衡。歐盟和英國都不希望采取會妨礙經濟增長、實現氣候目標或支持WTO規則框架的政特朗普政府可能選擇放棄世貿組織改革的努力，特別是與爭端解決改革有關的改革。特朗普還威脅要對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征收10%至20%的關稅，對中國征收60%的關稅。這對基于規則的體系構成了生存威脅。英國和歐盟有興趣進行合作，以確保世貿組織繼續發揮作用。第一步是英國加入多方臨時仲裁協議并合作尋求擴大其成員資格。除了WTO外，歐盟和英國可以合作制定經濟安全方針，既承諾開放貿易，又以適當的方式應對經濟安全挑戰。這可以為G7經濟安全討論中形成共同立場提供基礎，包括與日本等持有類似觀點的國家合歐盟和英國將是在邊境采取碳排放措施的先行者。因此，他們可以考慮共同發起一項外交倡議，加強國際合作，推動碳定價。該倡議應認識到碳定價計劃（和碳價格）的多樣性，以及支持發展中國家根據其機構能力和國內需求建該倡議應向其他擁有碳價格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開放，如加拿大、日本或韓國。它也應該對G20中的新興經濟體開放。將涵蓋的問題可能包括碳對能力建設的支持以及對電力行業脫碳的財政支持。歐盟和英國也可以考慮在歐盟和英國都打算利用產業政策來促進增長和提高競爭力。2024盟委員會可以探索在歐盟層面制定一項產業政策，其中將包括在許多情況下使TCA包括了比其他貿易協議更廣泛的補貼承諾。這些“公平競爭”條款在內容上較為模糊，但為在一方認為補貼可能對貿易和投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時采取補救措施提供了權利。隨著雙方更頻繁地使用補貼，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可能更大。因此，負責監督TCA實施的歐盟-英國伙伴關系理事會（EU-UKPartnershipCouncil）可能會就哪些類型的能源和環境補貼通常不會對貿易和投資產生負面影響提供指導。這將提供更大的可預測性，因為在歐盟和英國實施關于TCA公平競爭條款在補貼實施方面的更詳細指導，不僅對雙邊貿易具有重要意義，也可能為WTO關于如何改進補貼國際規則的非正式討論提供有用的輸入。歐盟和日本與第一屆特朗普政府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有益的討論，探盡管歐盟不可能加入CPTPP，但加強與太平洋地區國家的貿易關系具有戰略利益。歐盟和英國可以討論CPTPP成員國、歐盟與韓國等這類與歐盟和大多數CPTPP成員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之間更廣泛的合作。這種合作可以涵蓋世貿組織改革的潛在共同原則、與綠色和數字化轉型有關的監管挑戰、供應鏈彈性和經濟安全。在《泛歐洲-地中海公約》模式的基礎上，通過一項關于原產地規則的共同議定書，補充CPTPP規則和歐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則，從而歐盟和英國需要決定最佳的制度框架，以推動在全球貿易與經濟問題上的合作。根據TCA設立的專業委員會主要聚焦于TCA章節的實施，并不適合就經濟安全、貿易與氣候等問題進行開放討論，或在WTO中推動相關倡議。此類討論最好在部長級論壇上進行，該論壇可以在G7和G20會議期間以及歐盟-英國峰會之前舉行，以報告所取得的進展。論壇將負責落實第2節提及的政治聲明中的貿易與經濟方面內容，而外交政策和安TCA還遠遠沒有發揮出它的潛力。自2023年關于北愛爾蘭的溫莎框架締結以來，歐盟和英國建立了更加合作的關系，這應當有助于在不同委員會和歐盟-英國伙伴委員會中推動協議的實施討論，與此同時，TCA也預見了談判補充協議的可能性，這些協議可以補充TCA或修改其某些方面，例如擴大服務業承在可行的最大限度內減少對農業和漁業產品的邊境管制2）排放權交易制度的銜接與邊境碳措施的協調3）促進青年和文化交流的流動性協議，以及TCA服務章節中的其他商業流動性承諾。除了經濟收益外，基于監管協調和不對雙邊貿易適用邊境碳措施的獸醫協議將大大減少溫莎框架在啟動部門性協議的談判之前，范圍界定工作應使人們清楚地了解可能達成協定的參數。這對于避免談判任務不一致的風險至關重要。為了取得成功，談判應該確定對雙方都有利的方法。每個部門的談判都需要在相互利益方面保持平衡。這樣就有可能在某些領域達成協議，即使在其同時，只有承認雙方的重大利益，談判才能取得成功。例如，如果在2026年后仍未就穩定的漁業資源準入制度達成協議，那么很難想象達成一項獸醫協議，這將大大簡化漁業產品貿易。本文討論的協議應當伴隨一項促進電力貿易英國已將獸醫協議確定為重啟歐盟-英國貿易關系的優先事項，但尚未澄清通過將農業和漁業產品貿易的邊境管制降到最低，雙方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將獲得顯著的利益。為整個英國制定一個共同的衛生與植物衛生（SPS）法規框架，然而，獸醫協議只有在英國愿意承諾保持與歐盟的監管一致時才能實現這些目標。歐盟與新西蘭等第三國達成的這種協議，對取消邊境管制作用不大，也不太可能符合歐盟的經濟利益。這意味著，互利的協議很可能接近歐盟與瑞歐盟還將受益于貿易監管障礙的消除，因此不太可能反對一項為農業和漁TCA規定了農產品和魚類的免稅準入。這將證明向英國提供與瑞士和挪威在這歐盟將需要獲得談判授權，因此，在啟動談判之前就談判參數達成良好共識至關重要。這些討論尤其需要考慮協議的范圍、監管調整的程度以及與TCA法律框架的關系。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為了完全取消海關管制，需要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一致，而且不僅應涉及主要立法，還應涉及委員會通過的次級立法，以及關于檢查從第三國進口的決定。在這三個層面上偏離一致，可能需要在邊主要的制度問題將是歐盟法院（CJEU）在獸議解決程序以設立仲裁庭為基礎。歐盟可能會堅持認為，如果爭議引發與歐盟法律解釋有關的問題，仲裁庭應暫停程序，并將該事項提交歐盟法院。這一程序已經在英國脫歐協議中存在，尤其是涉及歐盟法律適用的領域，特別是在溫莎框架下，北愛爾蘭需要與歐盟法律保持一致。因此，沒有理由認為將這一程還有兩個政治問題需要回答。承諾與歐盟法規保持一致可能會引發美國或加拿大的反對，因為它們可能要求改變當前英國的食品安全要求。因此，英國需要做出政治選擇。從經濟和公眾輿論角度來看，似乎與歐盟達成獸醫協議比為換取非常不確定且有限的經濟利益而改變敏感領域的法規更容易獲得支持。歐盟和英國都認為自己是氣候領導者，并通過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可以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盡管TCA鼓勵將各自的排放交易計劃（ETS）聯系起來，但在實踐中，碳價格差異很大（圖2）。這種價格差異意味著，歐盟和英國引入邊境碳收費可能會對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對北愛爾蘭和英圖2:歐盟和英國碳價格盟條例（EU）2023/956），并開始征收稅費，因此迫切需要啟動討論，以確定英國排放交易體系（UKETS）需要做出哪些調整，以便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對接，從而避免對歐盟與英國之間的貿易征收CBAM稅費。人們經常提到，與瑞士的ETS聯系談判花了10年時間，但這是由于更廣泛的雙邊關系中的政治不利發展，以及瑞士需要將其ETS擴展到航空業。在雙邊關系改善以及與ETS在范圍和設計上相似的背景下，沒有理國聯動協議的談判。如果談判在2025年底前結束，那么英國有可能在協議批準主要問題是英國ETS需要做出哪些改變，以避免顯著的價格差異。歐盟-瑞士協議的附件規定了需要滿足的基本標準，以便瑞士和歐盟排放交易計劃具有類似的目標水平和類似的設計。因此，這些附件可以為技術討論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點，為歐盟-英國聯系協議的談判做準備。表面上，最顯著的區別是，與歐盟不同，英國沒有制定逐步取消免費碳排放配額的時間表。這樣做對于系統的連接和英國能夠應用與世貿組織兼容的CBAM都至關重要。雖然歐盟與英國的ETS應該具有相同的范圍，但似乎沒有理由要求英國也實施歐盟的ETS2除了ETS連接外，還有強烈的理由要求歐盟和英國至少在它們的CBAM方面進行協調，特別是對于那些監管差異會增加第三國對歐盟或英國出口負擔的方面，或者會導致貿易偏移的風險。這尤其適用于行政要求，例如碳排放核算的方法或默認值的應用。英國尚未決定其CBAM的具體特征，而歐盟委員會仍與英國就CBAM協調展開討論時，應該采取開放的態度，因為雙方都面臨如何確保有效實施邊境碳措施，同時減少過度的行政負擔或對最不發達國家貿易的負面影響的挑戰。如第3.2節所討論的，達成連接協議也可以為加強與其他國家在碳定價機制互操作性以及更廣泛的貿易與氣候議程上的對話提供良好在英國新政府的領導下，歐盟-英國的關系重置在與流動性有關的問題上沒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歐盟要求達成青年流動協議，盡管這一要求有時被誤解為與移民和自由流動原則相關。歐盟委員會提出的協議方案還包括一些英國難以接受的內容。與此同時，英國確定了兩個優先事項——巡演藝術家的流動性和歐盟委員會也因正式理由拒絕了英國關于巡演藝術家的請求，認為滿足這一請求會要求對TCA做出變更。這些溝通失敗反映了缺乏協調的公共立場和不兼容談判達成歐盟-英國青年流動計劃的協議已經成為重設的一個門檻問題。盡管這并不構成一項貿易協定，但如果不能啟動關于青年流動的談判，就有可能破壞關于貿易議程的談判。因此，雙方迫切需要進行討論，以檢驗各自的靈活性。這個選項是探討是否可以通過TCA的補充協議，不僅涵蓋青年流包括促進文化交流的內容。這可能有助于解決至少關于英國要求的巡演藝術家流動性的簽證問題，并強化協議的雙贏性，體現雙方的優先事項。它也可能是無論青年流動和巡回藝術家的前進方向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對TCA的審查可以考慮改進服務承諾。因此，審查可以超越實施問題——根據以促進專業人員流動，尤其是在雙方加強邊境管制的情況下，關于商業聯系中斷的擔憂可能增加。歐盟和英國還可能希望更新TCA的數字章節，以關于職業資格互認，由于某些可能希望促進流動性的職業尚未在歐盟內部實施自動互認，短期內可能很難取得太大進展。未來，隨著單一市場的進一步以確定是否有共同利益來制定相互承認的協議。雙方還可以確定是否有可能解本政策簡報中討論的協議可以由TCA范圍之外的其他倡議補充。特別是，英國可以考慮加入修訂后的泛歐地中海規則（PEM）規則原產地協定，這將使得通過與其他協定簽署方的累積規則促進價值鏈整合成為可能。此舉應在與歐盟事先討論，達成關于現代化PEM規則與TCA規則原產地之間關系的共識。一個選項可能是兩套規則并行適用，允許運營商選擇依賴其中一套規則。關于規則原產地的討論也可能涉及2027年TCA要求電池和車輛本地含量提高至上一節中討論的協議將促進貿易并防止出現新的貿易障礙但這些協議難以被視為具有變革性的，也不會對英國經濟的增長前景產生重大影響，更不會對歐盟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對英國而言，與歐盟建立更緊密貿易關系的主要潛在經濟價值，將是通過保證英國與歐盟在監管方面保持緊密一致，并將歐洲價值因此，無論與歐盟達成什么協議，英國單方面采納一項政策，承諾通過至少在維護一體化價值鏈的關鍵領域采納歐盟的法規來消除被動的監管差異，是有意義的（英國貿易和商業委員會，2023；Reland，2024）。雖然這本身并不能保證更好地進入歐盟市場，但英國企業將受益于更大的監管確定性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因為單一的監管制度將適用于在英國銷售的所有商品。監管合作還將進一步限制溫莎框架下的緊張關系或與歐盟的公在考慮這一政策對英國的影響時，區分與歐盟監管發展有關的三種情況可1.歐盟在英國脫歐之前已建立的先進監管制度。作為歐盟成員國，英國完全參與了這些法規的制定；維持監管一致性通常對避2.歐盟自英國脫歐以來引入的新主要立法。實施歐洲綠色協議或監管數字經濟的新歐盟立法尤其如此。由于歐盟法規的引力效應，英國采用與歐盟接近的法規通常是有意義的。但是，與前一種情況不同，這需要更仔細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且無論如何，英國在政治上很難在不進行監管對話的情況下與歐盟法3.英國擁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并且可能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監管自主性。這類情況主要出現在金融服務領域，因為該領域的許多法規本身就是國因此，英國可能會對一項協議感興趣，該協議不僅在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英國新政府一直謹慎避免提出這一要求，預期歐盟會對此做出負面反應，因為歐盟已有明確的紅線，禁止“挑挑揀揀”的選擇性接納。在任何情況下，基于本政策簡報前文的討論，歐盟不太可能考慮在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之外，僅針然而，歐盟可能會考慮加強監管合作，前提是這有助于保持英國與歐盟監管模式的緊密聯系。除了英國案例外，隨著歐盟在越來越多影響其轄區外行為的領域加強監管，它需要為更多的監管合作投入更多資源。CBAM是歐盟規則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將受益于與第三國合作的更強有力的規定。歐盟-英國關因此，有充分的經濟理由發展一個促進監管一致性，以及更廣泛地推動監管兼容性和良好監管實踐的監管合作框架。該框架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但可以英國可以表明其繼續與歐盟在商品貿易領域保持法規一致性的意圖，特別是在英國脫歐時已經與歐盟法規保持一致的領域。為了促進這一進程，歐盟委員會可以提前提供關于規劃中的監管發展信息，并促進英國監管機構與歐盟相關監管機構的聯系（這些監管發展大多可能以歐盟委員會實施或委托的法規形式進行）。英國將在完成監管調整程序后通知歐盟委員會。這將建立一個信息交流的過程，但該流程將不如可能在獸醫協議中涉及的英國參與決策制定的角色那樣正式。在這一經驗的基礎上，英國和歐盟還可以考慮達成一項協議，規雙方可同意就可能對雙邊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的新立法倡議進行對話。監管對話可以從影響評估階段開始，并在提出立法提案后繼續進行。他們可以幫助這種類型的對話可能與歐洲綠色協議立法或新數字要求的實施（包括人工智能）特別相關。雖然對話可能不會對歐盟決策者的監管選擇產生重大影響，但一旦立法獲得通過，對話可能有助于在立法中納入促進合作的規定。它還可在金融服務和若干商品貿易領域，雙方采用的法規通常源自國際論壇。由于英國標準協會一直是歐洲標準化機構的成員，因此在國際標準化活動中已經有了密切的合作。隨著歐盟和英國的監管體系保持緊密對接，雙方在國際監管尤其是在雙方國內咨詢小組提出監管合作活動建議時，透明度尤為重要。根據TCA協議下的監管合作委員會，可以與國內咨詢小組會面，回應關于新的監管合作活動的建議。然后，伙伴關系理事會可以在其議程上列入一個常設項目，供部長級官員評估在監管合作活動方面取得的進展。除了具體的監管合作活動外，監管合作委員會還可以提供機會，就如何確保監管有利于競爭并以透明的如果有政治意愿，執行上述原則的主要挑戰將是需要投入資源。在某種程度上，英國與歐盟之間的監管關系可以比作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關系。為了管理監管接口，美國和加拿大成立了監管合作理事會。不可避免的是，為促成合作而投入的大量時間和資源都來自加拿大方面。與其創建一個新的機構結構，更務實的做法是依賴TCA現有的機構結構。然而，為了確保有效性，英國需要在國內建立一個系統，追蹤歐盟的監管發展，并為監這份政策簡報的建議旨在主要為歐盟-英國貿易關系注入新動力，重點在于實現互利共贏。在地緣政治動蕩的時期，加強歐盟與英國的合作有助于加強對基于規則的貿易體系的支持。盡管所建議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有限，但它們將有助于重建相互信任，并采取一些有意義的貿易便利化措施。它們還可能為進一步的貿易便利化協議打開大門，如關于相互承認合格評定的協議或與印度-太平洋國家達成的對角累積協議。盡管強化的監管合作框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如果它能阻止被動監管差異的過程，并促成真正努本文原題名為“AtradepolicyframeworkfortheEuropeanUnion-UnitedKingdomreset”。本文作者IgnacioGarcíaBercero于2024年9月作為非常駐研究員加入Bruegel。本文于2024年11月刊于Bruegel官網。單擊此處可以訪問原文鏈接。特朗普宣布征收關稅，對歐盟構成挑戰JulianHinz／文張絲雨／編譯導讀：特朗普宣布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征收關稅表明美國正在堅定推行保護主義政策，甚至可能損害自身利益。這一舉措對歐盟構成了警示，歐盟需為可能針對自身的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做好準備。歐盟應通過與美國達成特定領域的貿易協議來減少短期經濟損失，同時多元化貿易關系，增強軍事自衛能力，以提高談判地位。維護全球貿易秩序至關重要，因為世貿組織的崩潰將對歐盟經濟造成比美國關稅更為嚴重的影響。編譯如下：唐納德·特朗普最近宣布，他將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征收關稅，這表明他堅定不移地推行保護主義政策，即使這可能會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他針對墨西哥和加拿大采取了這一舉措，而這兩個國家是美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特朗普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還與這兩個國家達成了貿易協議。對于歐盟而言，這一舉動清楚地表明，歐盟也必須為美國可能針對歐美國是歐盟經濟最重要的雙邊貿易伙伴之一。關稅或其他保護主義措施將直接影響歐洲的出口。然而，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世貿組織(球貿易秩序分裂為對立的貿易集團，這將對歐盟的為了避免事態升級，歐盟可以向美國提出一項僅限于某些特定領域的貿易協議。這類協議可以在短期內減少雙方的經濟損失，并增強跨大西洋關系的信任。同時，歐盟應多元化其貿易關系，并迅速提升在沒有美國幫助的情況下獨維護全球貿易秩序也必須成為歐盟的首要任務。世貿組織的崩潰對歐盟的經濟打擊將遠大于美國的關稅。特朗普的這一聲明凸顯了歐盟采取戰略性行動本文原題名為"Trump'sannouncementoftariffsposesachallengefortheEU"。作者為JulianHinz。JulianHinz是比勒費爾德大學的國際經濟學教授，也是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貿易政策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此前，他曾擔任比勒費爾德大學的助理教授、基爾研究所貿易政策特別工作組的負責人，并在杜塞爾多夫大學的杜塞爾多夫競爭經濟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還曾是基爾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員。他具有巴黎經濟學院和巴黎第一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本文于2024年11月刊于KIEL官網。單擊此處可以訪問原文鏈接。世界貿易體系能否經受住唐納德·特朗普的考驗？AlanWm.Wolff/文廖世偉/編譯導讀：世界貿易體系面臨的最突出的新挑戰是，最近再次當選的美國總統明確表示打算對所有進口產品征收10%或20%的關稅，但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將被征收60%的關稅。目前，近200個國家的貿易部門正在進行對話：他們是否應該提供利誘，讓美國總統讓步？他們應該報復嗎？如果無法達成協議，一些國家將會決定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采取行動。編譯如下：世界貿易體系面臨的最突出的新挑戰是，最近再次當選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明確表示打算對所有進口產品征收10%或20%的關稅，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應該提供利誘，讓美國總統讓步？他們應該報復嗎？如果無法達成協議，一些中國出口是否會轉向第三國市場，進而損害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美國是否會進一步采取行動，對第三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產品中的中國成分采取限制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看，首要挑戰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要抵制基于規則的開放國際貿易體系逐步瓦解的趨勢。他們能否抵擋住更廣泛地保護本即使沒有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貿易體系也存在嚴重問題。世貿組織缺乏領導力。至少從奧巴馬政府的某個時候開始，美國就不再扮演這一角色，而且看起來也沒有回歸的打算。歐盟遠沒有人們所希望的那么有效。中國并未加大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投入。這一空缺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澳大利亞和新加坡世貿組織成員在多邊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貿易自此外，還存在嚴重的制度問題。在30年前結束的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中展現出的成功合作水平，之后再未達到過。在過去三十年中，從未達成過類似于農業協議、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與產品標準相關）、服務貿易協議以及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等具有廣泛性質的協議。世貿組織在談判新協定方面所作的最大努力包括取消大多數世界貿易信息技術產品的關稅和締結一項貿易便利化協定。但大多數情況下，世貿組織遵循協商一致的原則，這導致任何協議如果這次對話發生在一個月前，我們就會討論世貿組織是否可以在短期內再次制定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具有約束力的爭端解決方案，以執行其協議。現在在不同的情況下，我們會討論秘書處和總干事是否應該在管理貿易體系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類似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世界面臨著一系列需要采取行動的新挑戰。其中包括氣候變化、其他緊迫的環境問題、促進更大的公平性、為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制定規則、盡可能補要設想一個盡可能沒有障礙的廣闊市場，這樣所有人類的生產努力都將被允許在其最擅長的領域實現專業化，提高效率。這是世界貿易體系，關貿總協定和?今天的世界貿易量大約是關貿總協定早期水平的44倍（從1950年到平均增長了4%和6%。為了實現全球繁榮，不僅必須降低壁壘，還必須達成一致的規則。世貿組織的規則首次體現在1947年的關貿總協定中，要求用非歧性貿易安排。一項莊嚴的契約承諾要求世貿組織成員不將關稅提高到其承諾的水平之上。進口商品一旦進入市場，即應給予國民待遇。而且要有透明度，以提供了解決爭端的手段。貿易要受一致同意的規則的管轄，而不是經濟力在貿易自由化和世貿組織成員通過貿易補救措施解決貿易損害的能力之間應該具有普遍性，以便所有國家都能通過加入貿易體系而獲益。又有22個欠發達和最不發達的國家尋求加入世貿組織現有的166個成員國，這證明了世這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通過美國的努力構建起來的世界貿易經濟。世界貿易體系在以不流血的勝利結束冷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世貿組織的其他成員是否會站出來維護和加強世界貿易體系？在沒有美國作為合作伙伴的情況下，歐盟是否會采取行動發揮領導作用，這將需要大幅提高其對自由世界秩序的投資水平？中國是否會放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轉而強調消費？中國是否會像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的那樣，允許市場力量決定競爭結果？中等水平的經濟體和志同道合的國家，是否會與其他國家，特別需要進行制度變革。必須確保非參與者不能再阻止世貿組織內部愿意推進的成員之間達成的協議。區域和雙邊協定必須根據其是否在貿易轉移不超過貿易創造的程度上使非參與者受益來判斷。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必須讓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再次同意遵守具有約束力的結果。必須在貿易自由化承諾與補救貿易確保這些措施將是例外的，而且絕不是無代價的，從而保持讓步的平衡。必須在未來四年內，甚至在此后的幾年內，這些改善都不會實現。這需要一群有志之士共同努力，維護世界貿易體系并對其進行改進，保留其原有價值，同時增添新的價值——公平、可持續性、應對氣候變化、解決糧食不安全問題，以及為應對未來大流行病做好準備，通過貿易體系為解決方案提供支持。下一個時期不應采取守勢，而應具有遠見和承諾——這種遠見創造了歐洲聯盟、非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如果有必要，即使在短期內美國不參與，這也是可以然而，這將是在美國貿易政策發生逆轉的背景下實現的，這一逆轉與從富在這一時期，全球經濟前景可能不會那么光明，貿易限制可能會變得更加普遍。在一個遠不那么繁榮的世界里，美國經濟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各國將迎接這一挑戰。與牛頓物理學一樣，經濟學也有一條定律。它致力于讓個人做出合理的經濟決策，并讓政府允許他們這樣做。一個更加完善的世界貿易體系最終將得以本文原題名為“CantheworldtradingsystemsurviveDonaldTrump?”。本文作者AlanWm.Wolff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本文于2024年11月刊于PIIE。單擊此處可以訪問原文鏈接。美國正在經歷制造業復興，這將促進中產階級的發展？RobertZ.Lawrence/文熊春婷/編譯導讀：盡管拜登計劃將刺激非傳統地區制造業就業的快速增長，但并沒有帶來美國制造業的廣泛復興，未來也不太可能實現。隨著拜登項目撥款的發放，可能會有更多的公告。然而，更新數據的結果不太可能改變這一分析的核心結論。即使額外的公告將制造業就業人數估計再增加50%，制造業在美國整體就業中的作用也將非常有限。為了改善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和落后社區的前景，需要更多的政策，其關注范圍遠遠超出制造業。編譯如下：多年來，美國制造業就業比例下降的歷史趨勢一直困擾著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在2019年新冠疫情加劇了經濟衰退之后，拜登于2020年當選美國總統并且將其經濟政策的目標定為“更好地重建經濟”，并通過振興工業來恢復中產階級就業，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他將其稱為“自下而上和中部向外的經濟增長”。經濟民族主義目標強化了對制造業的重視，即將本應送往海外的工作這一重點體現在拜登總統的計劃中對美國制造業的特別激勵措施上。他提高了美國政府采購的“本土化比例”門檻。《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JobsAct也稱為《兩黨基礎設施法案》）要求其項目中使用的所有鋼鐵、制成品和建筑材料都必須在美國制造。《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andScienceAct）為在美國制造半導體提供240億美元的稅收抵免。另外還有390億美元用于激勵在美國投資芯片設施和設備。《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RA）為清潔能源投資和生產以及購買在北美組裝的電動汽車（EV）提供稅收抵免，這些電動汽車的電池使用在美國或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近年來，政府的政策擴大了制造業邊際就業的基礎。但是，盡管這些政策很有吸引力，但它們不太可能成為實現中產階級增長的關鍵，因為制造業不再像過去那樣為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提供加入中產階級的機會。不過制造業仍然可以幫助實現其他目標，比如為數字革命提供硬件；保障國家安全的武器；以及對脫碳至關重要的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但目前該行業規模太小，無法在重振美國蕭條地區和為美國工人提供重要機會方面發揮重要作在美國，創造制造業就業機會的吸引力不太可能在政治上消退。但美國并不是唯一一個經歷制造業就業長期下降趨勢的國家。由于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和技術變革的增加以及需求向服務業的轉移，在所有高收入經濟體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制造業在就業和產出中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德國、韓國、日本、新加坡和中國等國家，制造業就業份額的下降趨勢也媒體和拜登政府已經預告了美國制造業的復蘇。以2023年8月英國《時報》報道為例，在《愛爾蘭共和軍法案》（IRA）和《芯片法案》（CHIPSAct）通過后的一年里，美國宣布了2240億美元的清潔技術和半導體項目，每個項目的價值都超過1億美元。在接下來的一個月，《紐約時報》（NewYork的專欄文章中寫道，“一場火熱的制造業繁榮。”他的同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認為，新的產業政策已經產生了“一股巨大的制造業私人投資浪潮，盡管聯邦政府的資金還很少分配。”圖1：美國制造業就業，1月2019-2024年7月白宮也大肆宣揚美國制造業的復興。2023年3月，它吹噓說自拜登總統上任以來，制造業增加了80多萬個就業崗位，“是歷屆總統中最多的”。2023年12月，美國國家經濟顧問萊爾·布雷納德（LaelBrainard）認為，“兩黨共同通過的《基礎設施法》《降低通貨膨脹法》《芯片和科學法》正在推動美國制造業的反彈。”事實上，制造業就業的增長比這些數據所顯示的要弱得多。2020年中期之后的制造業就業增長需要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帶來的不尋常的美國商業周期背景下進行判斷。2020年1月至4月，制造業就業崗位銳減137萬個（圖1）。政府提到的就業增長只是從這一異常下降中的反彈，而這一下降在拜登總統上2024年7月，制造業就業人數僅比1月份2019高出1.0%（圖2）。相比之下，同期非農就業增長了5.8%。結果是制造業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穩步下降（圖3）。截至2024年7月，數據顯示制造業就業沒有復蘇。就業圖2：美國制造業和非農就業，1月2019-2024年7月制造業的產出增長也相對緩慢。從2019第一季度到2024年第一季度，實際制造業產出與GDP的比率（均以2017年美元計算）下降了5.2%（圖4）。制造業就業增長緩慢，加上該部門產出份額下降，導致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低于整體經濟增速。例如，在2024年第二季度，商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比年至2022年（可獲得的最新數據），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相對于制造業中使用的所有投入的產出增長的更全面的衡量標準——不圖3：2019年1月至2024年7月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數的百分比圖4：美國實際制造業產出與GDP的比率，2019Q1–2024Q1圖5：2018-24年美國制造業和建筑業支出總之，在拜登執政的頭三年半時間里，制造業沒有出現復興。新冠疫情復蘇后就業增長停滯，制造業在就業和產出中的份額下降，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沒這種分析可能過于專注回顧過去。更多的制造業就業機會即將到來：制造業建筑支出激增，年增長量從2021年1月的764億美元增至2024年6月的2355億美元（圖5）。建筑業激增的主要來源是計算機、電子和電氣制造業。與這種更為樂觀的說法相一致的是，白宮一直在關注私營企業宣布的清潔自拜登總統上任以來，這些公告的累計總額已達8978億美元，其中7380億美元用于制造業，1600億美元用于清潔電力。這個數字包括3952億美元的半導體、1765億美元的電動汽車和電池，1599億美元的清潔能源，807億美元的清并非所有這些投資都歸因于拜登的計劃，因為有些投資可能是在不考慮這些計劃的情況下進行的。盡管如此，公司通過聯邦政府和各州的計劃撥款和稅白宮已經按州提供了這些投資的詳細數據。這些數據可用于為這些投資可能產生的額外的制造業就業機會的規模和位置提供非常粗略的初步估計。一個簡單的方法是假設（a）宣布的投資代表了制造業凈資本存量的增加，并以與2022年平均制造業勞動力相匹配的速度增加就業b）每個州的就業份額將在進行本文分析時，對制造業凈資本存量的最新估計是針對2022年的，因此本分析是使用2022年的數據進行預測。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ofEconomicAnalysis）的數據，按2022年的價格計算，2022年制造業的凈資本存已宣布的制造業投資7301億美元將相當于2022年制造業資本存量的13.3%。這些投資將使制造業工人的需求增加0.133*12.8=170萬。同樣的方法表明，生美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從1726.5萬下降到1294.3萬，減少了432.3萬人。新增的17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相當于2000年至2022年期間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這種方法顯然是泛泛而談。這些估計值的目的是提供投資對就業的潛在影響的數量級，而不是精確的估計數。事實上，資本-勞動力比率因行業、企業和國家而異，由于投資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完成，所以資本-勞動比率很可能會發生這樣做的目的是抓住這些投資項目實施后對制造業就業的長期增加。這些估計數不包括在規劃、建造和裝備設施方面創造的就業機會。這些估計還不包應該強調的是，這些估計只考慮了與投資相關的就業的積極預期增加，而忽略了可能抵消這一增長的因素，如與依賴化石燃料的制造業生產關閉相關的就業下降，電動汽車淘汰的汽車零部件生產下降，現有制造業資產的折舊，自動化可能帶來的生產率增長、其他制造業的下降以及2022年以來的價格和就業此外，由于公司計劃的變化，一些投資實際上可能不會進行。執行困難，如無法獲得許可證、聯邦和州對所宣布的投資的撥款是基于和/或足夠熟練的工人；以及不斷變化的需求條件。然而，由于撥款仍在進行中，這些表格也有可鑒于經濟接近可持續的充分就業（2024年8月失業率約為4%），在這些業務中工作的大多數工人目前很可能在從事其他工作，而不是失業或退出勞動力市場。這意味著，這些估計數應被視為描述就業的行業和地理構成的潛在變一些州可能會經歷制造業就業需求的大幅增長（表1）。制造業就業增長30%或以上的州是亞利桑那州（139.2%的增長）、愛達荷州（79.2%）、西弗吉尼亞州（57.5%）、紐約州（47.8%）、俄勒岡州（47.3%）和新墨西哥州（46.3%）。失業率超過20%的州包括內華達州（28.3%）、路易斯安那州（26.4%）、得克薩斯州（25.7%）表1：已宣布的投資（截至2024年7月）對美國各州制造業工資和薪金就業的估計影響這些投資的地點代表了美國制造業在地理上的重新分配，因為就業效應集中在并不專門從事制造業的西部和南部各州。公告中制造業就業增幅最大的10表2：按國家組分列的已宣布投資對就業的影響（高于2022年水平的百分比）新的投資并沒有特別集中在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的地方。2000年至2022年期間，美國制造業就業增幅最大的10個州僅占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流失的15.1%。但在這些州，與公告相關的制造業就業份額將占新增制造業就業的61%，對這些州制造業就業需求的影響可能是巨大的。平均而言，這些州的制接下來的10個州，在2022年占美國制造業就業的27.7%，將因公告而獲得28.8%的額外就業份額，其平均制造業就業將增加13.8%。這些州占2000年相比之下，其余的州——占2022年制造業就業的52.7%，占2022年美國相關的新增就業份額的10.2%。平均而言，這意味著其他州的制造業就業增長僅為3.7%。因此，這些公告對占美國就業人口一半以上的州的影響很小，其影例如，考慮對“鐵銹地帶”（此處定義為伊利諾伊州、印第安納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影響。這些州對制造業就業的依賴程度過高。2022年，這些州占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27.1%，但僅占美國總就業人數的18.4%。“鐵銹地帶”的就業份額僅為14.8%，這些州的制造業就業需求預計僅增長7.3%，遠低于美國總體制造業需求13.3%的增長（表2）。已宣布的投資預計將創造251,448個就業機會。相當于這些州在2000年大多數共和黨人反對IRA，因為它負責這些投資的清潔技術層面，只有24名眾議院共和黨人支持CHIPS法案。盡管共和黨缺乏支持，但宣布的投資并沒有偏向于在2020年投票給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的州。拜登總統在2020年贏得的州占2022年制造業就業的53.6%，占2000年至2022年制造業就業下降的63.5%。這些州從宣布的投資中獲得的就業份額將達到50.3%（見表2）。投資更多地集中在搖擺州（定義為在2020年選舉中與獲勝州的差距小于3%的州）。其中三個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佐治亞州）在與公告相關的制造業就業增長百分比方面排名前十。另一個搖擺州北卡羅來納州的制造業就業增長了19.4%，排名第11位（表1）。這四個州有時是選在密歇根州（10.2%）、賓夕法尼亞州（1.1%）和威斯康星州（1.0%）等“鐵銹地帶”的搖擺州，與宣布相關的制造業就業增加幅度較小，這些州總共這些投資是否會產生政治影響還有待觀察。這些投資可能會增加對投票支持這些計劃的政客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人將從中受益。但它們也可以增加對現任者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效果可能會更加平衡。如果這些投資是為了在政治上幫助政府，那么它們的重點是在西部和南部的邊緣州，而不是這些政策的政治影響也可能與其經濟影響不同。奧特等人阿爾（2024）報告稱，雖然特朗普總統對中國征收關稅的經濟影響幾乎沒有積極影響，但確實在政治上加強了共和黨的支持。因此，類似地，這些計劃在展示對工人的關心投資公告的制造業就業估計僅相當于美國總就業的1.1%（表1）。受影響最大的是亞利桑那州（8.2%）、其次分別是愛達荷州（6.7%）、俄勒岡州（4.5%）和西弗吉尼亞州（3.8%）。然而，即使在這些州，總體就業效應仍然其中24個州低于0.5%。因此，這些投資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就業的總體部門就業構成。考慮到對化石燃料相關就業的負面影響，它們的影響將使制造業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ofLaborStatistics）每年都會報告未來十年美國各行業和職業的詳細就業預測。其2023年9月的報告——可能考慮到了一年前通過的拜登計劃的預期影響，以及隨后一年宣布的大部分投資——預計在2022年增加470萬（表3）。這些預測表明，制造業的就業份額將從2022年的7.8%下降到2032年的7.5%。新投資對就業的影響忽略了抵消效應，但即使我們假設但這些官方對制造業就業增長的預測表明這將夸大未來的制造業就業。在勞工統計局的預測中，拜登計劃帶來的任何就業增長都將被其他制造業的就業下降表3：按行業劃分的2022年至2032年美國就業的預計變化勞工統計局的報告預測，僅有六個行業的制造業就業實現增長，總共將增加218,500個工作崗位，其中一半以上來自食品、飲料和煙草行業。預計將增長的其他行業的就業人數包括電氣設備（增加43,300人）；計算機和電子產品）；這些新增就業崗位不足以抵消其他13個行業的下降，332，000個。其中包括汽車零部件行業約有96，900個工作崗位的減少，這在運輸設備制造業預計將減少的8.77萬個工作崗位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為電動汽車行業。預計印刷業（63400人）、造紙業（44100人）、家具業（29800人）、初級金屬業（28500人）、紡織業（22000人）和服裝業（7700人）的就業人數也將減少。因此，盡管拜登計劃和《chip法案》所針對的行業（交通運輸除外）預計會出現一些就業增長，但這些增長被制造業其他部門普這些對制造業就業增長的估計可能過低，但分析指出，根據少數行業和項盡管它將刺激非傳統地區制造業就業的快速增長，但拜登計劃并沒有帶來美國制造業的廣泛復興，未來也不太可能實現。該計劃對自2000年以來經歷了大量制造業就業損失的“鐵銹地帶”州的影響可能是溫和的，其影響不會顯著改制造業在提供重建美國基礎設施、推動數字革命和促進美國經濟向脫碳轉型所需的商品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由于其相對較小的總體就業份額——以及越來越傾向于雇傭受過更多教育的工人——該行業不再像過去那樣為非大學生提供機會。盡管拜登的計劃可能會實現重要的社會目標，但它們不太可能改善機會對于大多數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來說，也不太可能幫助美國大多數弱勢地區。隨著拜登項目撥款的發放，可能會有更多的公告。然而，更新數據的結果不太可能改變這一分析的核心結論。即使額外的公告將制造業就業人數估計再增加50%，制造業在美國整體就業中的作用也將非常有限。為了改善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和落后社區的前景，需要更多的政策，其關注范圍遠遠超出制本文原題名為“IstheUnitedStatesundergoingamanufacturingrenaissancethatwillboostthemiddleclass?”。本文作者RobertZ.Lawrence。RobertZ.Lawrence自2001年以來一直擔任非駐地高級研究員，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阿爾伯特·L·威廉姆斯貿易與投資教授，其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經濟學。本文于2024年10月發表于PIIE官網。單擊此處可以訪問原文鏈接。錯誤的恒等式導致糟糕的貿易政策MauriceObstfeld/文趙元彬／編譯導讀：本文探討了美國貿易赤字及其對經濟政策的影響，對基于宏觀經濟恒等式的貿易赤字理論進行了批判，指出這些理論常被誤用來支持保護主義政策。本文分析了國民收入與產品恒等式以及國際收支恒等式的濫用，強調這些恒等式不能解釋貿易赤字的成因或影響。文章指出，貿易赤字并不必然導致就業減少或經濟增長放緩，而是反映了國內需求的強勁。作者還反駁了將貿易赤字與雙邊貿易赤字機械聯系的觀點，認為這種聯系忽視了經濟均衡關系。最后，作者發出警告，基于恒等式的簡單化政策建議可能會造成意外的經濟損害，而不能解決貿易赤字問題，同時呼吁進行更深入的經濟分析，以制定有效的貿易政策。編譯如下：包括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及其盟友在內的左翼和右翼政治派別的批評人士都認為，貿易赤字應為一系列所謂的弊病負責，其中包括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就特朗普支持者減少美國貿易赤字的想法——比如對國際交易征收影響深遠的稅收或強迫美元貶值——都是基于赤字為何產生并持續的特定理論。除了宏觀經濟恒等式之外——根據定義，這些關系總是真實的，因此與一系列經濟結果相一致——這些理論通常沒有什么依據。宏觀經濟恒等式是必要的真理，因當賣方賣出所購物品時，就會收到買方的付款。然而，這種同義反復的關系本例如，許多貿易懷疑論者援引“國民產出等于國內支出加上貿易差額”這一會計恒等式，得出進口必然會減少經濟總產出和就業機會的結論。但美國貿易赤字上升并不一定意味著美國就業崗位減少。相反，它通常反映了強勁的需盡管經驗證據與此相反，但許多人仍然嚴肅地援引宏觀經濟恒等式來支持他們鐘愛的貿易赤字理論以及他們認為可以遏制赤字的政策。他們的推理通常會誤診赤字，并從經濟實際運行方式的簡單化角度出發。因此，他們的政策建這種智力上的花招并不新鮮：正如PaulKrugman十多年前所說“會計恒等式很重要；事實上，它們就是法律。”但它們應該為你描述人們的行為方式提供信息，而不是替代行為分析。顯然，很少有人聽進去。會計恒等式濫用仍在繼續，同時在一個各國為了追求國家利益而更愿意將多邊合作拋在一邊的世界我將重點放在兩個最常被濫用的宏觀經濟恒等式上：國民收入和產品恒等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和就業機會減少的依據。這個恒等式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國內生產總值，或GDP）必須由家庭消費、企業投資、政府購買或出口到右邊的最后一項是凈出口（出口收入減去進口支出），即貿易差額。它之所以被包括在內，是因為國民消費、投資和政府采購的某些部分是從國外進口的，因此必須從上面的右側減去這些部分（這些部分加起來等于進口總額），以使該恒等式真實地表示GDP如何在其可能的用途之間進行分配。上述關系之所以是一個恒等式，是因為GDP中在市場上出售的貿易赤字（凈出口為負值）導致生產和就業損失的說法，直接源于對國民收入恒等式的膚淺應用。假設凈出口進一步下降，導致貿易赤字增加，但右邊的其他部分沒有變化。那么這個恒等式就意味著GDP必須以相同的幅度下降。這開啟了一條錯誤的推理路線，即貿易赤字擴最近的一個似是而非的例子來自制造業游說團體“繁榮美國聯盟（CoalitionforaProsperousAmerica）”，該組織寫道：“美國的貿易赤字通過將美國消費者和企業花費的美元送到外國生產商那里，刺激了外國經濟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經濟，從而減少了美國的GDP。”特朗普的觀點“美國在貿易中吃虧，而外國人在貿易中獲利”也是基于同樣的推理。特朗普的顧問PeterNavarro在2017年寫道：“通過強硬而明智的談判來減少貿易赤字，是增加凈出口、提高經濟增長率的一種方式。”他最近在右傾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Foundation）的“2025計劃（Project2025）”政策議程的一章中重申了這一主張。“左傾”的經濟政策研究所也直接將制造業就業崗位和工廠的損失歸咎于美國的貿易赤字。這一方法的支持者通常通過假設當貿易赤字上升時，經濟購買了原本應該如果進口下降一定數量，等量的消費或投資需求將自動轉向國內產品，而總消費和投資支出的總和保持不變。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他們認為，右側的凈出口將會增加，而其他右側的數量不會有任何相應的變化，這必這一論點的缺陷在于，如果沒有消費、投資或政府支出的相應變動，貿易赤字很少會發生變化，而貿易平衡與其他經濟活動的互動方式主要取決于其發生變化的原因。變化的驅動因素非常重要。例如，如果國內消費或投資崩潰導致進口需求下降和貿易平衡改善，那么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對國內商品的需求從數據上看，在貿易赤字縮小時，GDP傾向于回落。例如，在美國經濟衰退期間，貿易赤字通常會縮小，這反映了進口需求的下降。這一規律源于另一個與國民收入恒等式密切相關的恒等式：貿易順差與國民儲蓄和國內投資之間的差額密切相關。為什么會這樣呢？如果我們對外國的出口超過我們從他們那里的進口，我們的國民儲蓄不僅會流向更多的國內機器、建筑和研發，而且還會流向外國資產——外國給我們的借據，以換取他們沒有通過向我們出口來支付的那部分商品。同樣，貿易赤字必須通過出口借據來彌補——即對外國的負債——這意味著我們的儲蓄少于我們的經濟投資。但是，短期內儲蓄的上升和投資的下降，兩者都會減少我們的貿易赤字或增加我們的順差，往往與經濟繁榮無關——恰恰相反。出于這個原因，在大多數主要工業經濟體中，貿易差額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周期性，貿易赤字在繁榮時期上如圖1所示，美國的這一模式很明顯。這張圖顯示了自200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失業率與美國實際商品貿易差額之間的關系，貿易差額按工業生產的比例相反，貿易差額和失業率之間呈正相關，因此制造業失業率通常與商品貿易差圖1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傾向于在美國商品貿易差額變得更負面時下降注：實際貨物貿易差額定義為名義余額除以制造業生產價格指數。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和經濟分析局，經由美聯儲經濟數據（FRED）提供。忽視產生特定貿易差額的經濟均衡關系的推理可能會給出極具誤導性的政策結論。特朗普提出的對進口產品普遍征收保護性關稅的建議似乎不言自明，它將使這些產品變得更加昂貴，從而抑制進口需求并改善貿易差額。但是，關稅會使國際收支趨向盈余，從而導致本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升值，使進口商品更便宜，出口商品對外國買家來說更昂貴，并在很大程度上抵銷關稅對貿易差額的影響。最終的情況可能是，關稅的主要影響是扭曲資源配置，使實際產出特別是對于一個充分就業的經濟體而言，我們需要轉移目前用于生產出口商品的資源。因此，出口將隨著進口的下降而下降將貿易赤字與總體經濟的就業或產出機械地聯系起來會產生誤導，而以類似的方式從與個別國家的雙邊赤字中推斷就業或產出損失則更糟。如果較小的對華貿易逆差與較大的對越南和墨西哥貿易逆差相聯系，那么較小的對華貿易貿易赤字，無論是總體貿易赤字還是雙邊貿易赤字，都不一定會轉化為就基于國際收支（BOP）恒等式的膚淺論斷會導致特別嚴重的后果，因為它們將貿易差額、全球金融流動、外匯干預以及美國作為世界首要儲備和工具貨幣發行國的獨特地位等熱點話題聯系在一起。評論家們援引國際收支恒等式，錯誤地認為流入美國的外國資金，無論是私人還是官方資金，都是美國貿易赤字的根源。然后他們繼續提出對這些流入資金征稅的補救措施，但往往很少考然而，國際收支恒等式本身并不能證明這些結論。相反，它反映的是一個或日元）付款時，美國人必須以某種方式使用或儲存這筆付款。當然，同樣的更具體地說，國家之間的貿易可分為兩大類：貨物和服務/資產（即不同類型的金融工具）。在國際收支統計中，經常賬戶記錄貨物和服務的凈貿易（出口額減去進口額），金融賬戶記錄股票和債券等資產的凈貿易（本國在國外購作為美國居民，當我向日本出售一件商品，并收到用來支付的東京的日元存款時，美國的經常賬戶余額就會隨著這個商品價值的增加而增加（以反映出口的額外物品），美國金融賬戶也會隨著商品價值的增加而增加（以反映我收到的外國資產，即用來支付的在日本的日元存款）。經常賬戶的增加必須等于金融賬戶的增加。這只是復式記賬法的實際應用——它對任何一筆交易的原因或結果都沒有任何影響。如果日本買家用紐約銀行存款中的美元支付給我呢？金融賬戶仍然以相同的數額增加，因為如果外國人出售位于美國的資產，這些是負的外國購買，對我們欠外國人的凈負債的影響與我們購買外國資產的正影然而，如果“出售的貨物等于收到的資產”這一原則適用于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每一筆交易，那么我們可以將這些交易加總起來，并得出以下結上述恒等式在定義上是正確的。除了限定可能出現的結果都必須滿足該恒等式，它對其組成部分的驅動因素或政策效果沒有任何影響——這有點像是在說我們不會考慮需要暫停算術法則的結果。盡管如此，事實證明，對于一些政策分析家來說，從國際收支恒等式中推導出極強的行為預測太有誘惑力了。當然，這些預測在邏輯上是可能的結果——它們也沒有明顯違反算術法則——但國際收支恒等式本身并不支持它們成為可能的結果，也不支持它們接近被廣泛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Pettis）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作家，他從國際收支恒等式中推導出了影響深遠的真理。在2024年的一篇論文中，他從恒等式中只要順差經濟體能夠繼續用其順差收益在美國購買資產，美國的貿易赤字就不可能下降。換句話說，美國別無選擇，只能通過赤字來平衡世界其他國家他接著建議美國通過征稅來抵御外國資金流入的影響，從而減少其經常賬誠然外國對美元資產需求的激增會使美元升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美國貿易赤字擴大，但認為美國在這種情況下“別無選擇”只能擴大赤字的觀點一些人認為，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地位導致了全球對美元資產獨特而持續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只有在美國進口大于出口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滿足，即通過發行世界希望持有的美國證券來為其經常賬戶赤字融資。但國際收支恒等式并不一定意味著這一點。要想知道原因，回想一下美國金融賬戶余額等于美國居民購買海外資產凈額減去外國居民購買美國資產凈額（就像貿易差額等于原則上，美國和外國居民可能有充分的理由簡單地交換資產——也許外國投資者看重美元的安全性和流動性，而美國投資者則在海外尋求更高的回報。如果是這種情況，美國居民可以滿足外國人對美元資產的需求，同時從他們那圖2美國的資金流出和流入總額遠大于其差額，即經常賬戶余額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美國國際交易。上述情況并非假設。圖2分別顯示了美國巨量的金融總流出和總流入，這后者等于它們的差額，即資金凈流出。誰又能說外國對美國資產需求的增加不能通過美國投資者持有更多外國資產的同等愿望所滿足，而不需要美國進行任何新的凈借款呢？美國居民在海外持有大量外幣證券。這反映出，各國可以通歐元區在大多數季度都實現了經常賬戶盈余，最長的例外是2022年2月俄烏沖突后商品價格震蕩的幾個季度。為什么面對亞洲的資金外流，歐元區可以“選擇”保持盈余，而美國卻不能？適當的美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可以改變美國的地位，還可以改變全球平衡，引發外國儲蓄和投資的變化，從而實現美國經常屆時，中央銀行將作為金融賬戶交易的參與者參與其中。但是，沒有什么根本性的變化，國際收支恒等式也不會突然變得不僅限于一個普通的會計原則。這并不妨礙一些分析師利用它做出強有力但毫無根據的預測。這個問題與美國尤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是發行國持有的主要貨幣資產，它們定期進入市場用使金融賬戶在中央銀行干預時保持不變：例如，如果日本銀行用本國貨幣（日元）購買美元，那么日本就會有相應的資金流出（日本銀行獲得了對美國的債權），但同時也獲得了同等的資金流入，因為美元賣方對日本擁有同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