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6論湯顯祖《邯鄲記》的成就及其影響湯顯祖的《邯鄲記》已經(jīng)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度脫劇，它所表現(xiàn)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非常豐富。湯顯祖從唐代有關(guān)文獻和從明代現(xiàn)實生活中開掘素材，加以獨到創(chuàng)建，使《邯鄲記》做到了"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與"情節(jié)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備融合。它深刻地描寫了封建社會里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劇，實質(zhì)上是悲劇。《邯鄲記》的影響，一是引起了評論家的關(guān)注，二是對同類戲曲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干脆影響，三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了劇烈反響。（一）以唐人沈既濟《枕中記》為題材的戲曲作品存在兩個系列，第一個系列包括元人馬致遠與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共同創(chuàng)作的《邯鄲道省悟黃粱夢》，明人蘇元俊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其中被度者均為呂洞賓；其次個系列包括明人谷子敬《邯鄲道盧生枕中記》，脈望館鈔校于小谷本《呂翁三化邯鄲店》，以及湯顯祖的《邯鄲記》，其中被度者均為盧生。這兩個系列的作品，分別以馬致遠《黃粱夢》和湯顯祖《邯鄲記》為代表作，它們分別是這兩個系列作品中成就最高者。如以二者相比較，可以看出它們的構(gòu)思大不相同。《黃粱夢》以"外"扮被度者呂洞賓，而以"正末"扮度人者鐘離權(quán)，鐘離權(quán)又先后幻化成為高太尉、老院公、樵夫、邦老，給呂洞賓帶來種種好運或厄運，同時向呂洞賓反復(fù)宣揚酒、色、財、氣的危害，最終使呂洞賓蘧然夢覺。《邯鄲記》以被度者盧生為主角，讓他在夢中經(jīng)驗幾番浮沉榮辱，大起大落，直至享盡榮華富貴，仍舊不愿撒手，最終從夢中醒來，這才幡然省悟。從劇本的重心看來，《黃粱夢》重在鐘離權(quán)的度脫，而《邯鄲記》重在盧生本人的體驗，二者明顯不一樣。可以說，《邯鄲記》已經(jīng)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度脫劇。與基本構(gòu)思相應(yīng)，兩劇的結(jié)構(gòu)支配也大不相同。《黃粱夢》全劇四折的唱詞都由鐘離權(quán)（或其化身）所唱，可以說是灌輸重于體驗。《邯鄲記》則呂洞賓只在第三出《度世》、第四出《入夢》前半、其次十九出《生寤》后半、第三十出《合仙》上場，其他諸出均由盧生等人在那里表演，可以說是體驗重于灌輸。這樣的處理，接近沈既濟《枕中記》的原來面貌，也有利于表現(xiàn)更為豐富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為了表現(xiàn)更為豐富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湯顯祖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開掘。一是從唐代有關(guān)文獻中開掘。例如李曉先生在《〈邯鄲記〉本領(lǐng)考及主要版本》中指出的："本領(lǐng)中提到盧生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時宰為誰？湯氏從《唐書》中找出個宇文融來，這是個很重要的補筆。"李曉先生說得很對，相關(guān)材料除《唐書》之外，還可以補充《明皇雜錄》中的《宇文融》條：玄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shù)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為相者數(shù)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為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yīng)明經(jīng)。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jīng)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個月。值得留意的是此條引出一位盧從愿。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盧從愿不但可以說是湯顯祖《邯鄲記》中盧生的原型，而且也可以說是沈既濟《枕中記》中盧生的原型，這一點好像未經(jīng)人道。上面一條還可與《新唐書》列傳第五十四《盧從愿傳》參看："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后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為臨漳人。擢明經(jīng)，為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jiān)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累進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后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為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戴，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出名，故號'前有裴、馬，后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為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為刑部尚書。數(shù)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chǎn)，占良田數(shù)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后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fù)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來賓。二十年，河北饑，詔為宣撫處置使，發(fā)倉廥賑饑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可以看出，盧從愿事跡與《邯鄲記》中盧生頗有相像之處。上引兩則文字相比，《新唐書》記錄為詳，但幾個關(guān)鍵情節(jié)，如盧從愿族望宦婚，以及升遷之速，則《明皇雜錄》所寫更為詳細。至于宇文融的誣陷，則都是一樣的。關(guān)于盧生被貶之地，《枕中記》說是驩州（今越南義安、河靜等地），湯顯祖《邯鄲記》改為崖州（今海南三亞），這里可能有三個緣由：第一，唐代名臣楊炎、韋執(zhí)誼、李德裕等先后貶崖州，作為貶謫之地，崖州的影響更大。其次，這一改動，好像更符合沈既濟初衷。第三，湯顯祖曾經(jīng)貶官徐聞，這里地處雷州半島，與海南隔海相望，因此他對海南更為熟識。湯顯祖作于徐聞的一首詩中，還寫到李德裕，詩為《瓊?cè)苏f生黎中先時尚有李贊皇誥軸遺像在，歲一曝之》："英風(fēng)名閥冠朝參，麻誥丹青委瘴嵐。解得鬼門關(guān)外客，千秋還唱《夢江南》。"可以說，湯顯祖在這首詩中，對李德裕這樣被貶官員的境況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憐憫。我們知道，沈既濟曾因楊炎舉薦，任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建中二年（781），楊炎獲罪貶崖州，沈既濟受牽連，亦隨之貶為處州（今浙江麗水）司戶參軍。后又入京任吏部員外郎。《枕中記》當(dāng)作于此后。關(guān)于德宗一朝宰相的貶死，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曾經(jīng)論及："《舊唐書》一二《德宗紀上》略云：建中二年七月庚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炎為左仆射。十月乙酉，尚書左仆射楊炎貶崖州司馬，尋賜死。""同書一三六《竇參傳》略云：明年（貞元五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lǐng)度支鹽鐵轉(zhuǎn)運使。貶參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九年三月]乃再貶為驩州司馬，未至驩州，賜死于邕州武經(jīng)鎮(zhèn)。""寅恪案：楊炎以文學(xué)器用，竇參以吏識強干，俱為德宗所寵任，擢登相位，而并于罷相后不旋踵之間，遂遭賜死，此誠可致慨者也。"可以看出，《枕中記》寫盧生被貶，其中隱然有楊炎的影子在。楊炎既貶崖州，沈既濟不便言之，故改言驩州。湯顯祖《邯鄲記》又將其改回崖州，所以我們說是更符合沈既濟初衷的。二是從明代現(xiàn)實生活中開掘。如其次十三出《織恨》寫盧生得罪之后，崔氏沒入外機坊織錦，備受督造太監(jiān)、外機坊大使凌辱。織造之害波及整個明代，這方面的記載在《明史》中屢見不鮮，如《明史·章僑傳》記章僑："又言添設(shè)織造內(nèi)臣貪橫殊甚，行戸至廢產(chǎn)鬻子以償，惟急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其次十七出《極欲》說盧生"這梅香伏侍相公，也養(yǎng)下一子，叫做盧倚，因他年小，掛選尚寶司丞"，與《明史·張居正傳》"蔭一子尚寶丞"相像，而且尚寶司是明朝特有的官署，其他朝代包括唐朝都沒有，因此這里的明代痕跡是明顯的。其次十八出《友嘆》借蕭嵩之口說盧生"突然一病三月，重大事機，詔就床前請決。皇上恩禮異樣，至遣禮部官各宮觀建醮禳保"，與《明史·張居正傳》"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為醫(y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并齋醮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wù)，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憊甚，不能遍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極其相像。吳梅《讀曲記》《邯鄲夢（二）》說："記中備述人世險詐之情，是明季官場習(xí)氣，足以考鏡萬歷年間仕途之況，勿粗魯讀過。"《四夢傳奇》說："明之中葉，士大夫好談性理，而多矯飾，科第利祿之見，深化骨髓。若士一切鄙棄，故假曼倩詼諧，東坡笑罵，為色莊中熱者下一針砭。其自言曰：'他人言性，我言情。'又曰：'理之所必?zé)o，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間何處說相思，我輩鐘情似此。'蓋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無殲滅。否則形骸且虛，何論勛業(yè)，仙佛皆妄，況在富貴。"這些看法，對我們都是很有啟發(fā)的。《邯鄲記》是一部杰作。恩格斯在致拉薩爾的信中認為戲劇的發(fā)展應(yīng)當(dāng)是"德國戲劇具有的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jié)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備的融合"，我們認為，在當(dāng)時的歷史條件下，湯顯祖《邯鄲記》已經(jīng)具備"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同時又將其與"情節(jié)的生動性和豐富性"完備地融合起來了。我們說湯顯祖《邯鄲記》已經(jīng)具備"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是有充分依據(jù)的。湯顯祖有史識、史才，原來可以成為一位史學(xué)家。他在《答呂玉繩》中說："承問，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誠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嚴、徐、高、張，陳死人也，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復(fù)厝意。趙宋事蕪不行理。近芟之，《紀》、《傳》而止。《志》無可如何也。"這里的"奇僧"指的是僧真可。徐朔方先生箋："或作于萬歷二十七年，時真可有臨川之行。"據(jù)此，我們可以大致描述《邯鄲記》的創(chuàng)作過程：萬歷二十六年（1598）春，湯顯祖對嘉靖、隆慶以來的歷史產(chǎn)生愛好，有意進行探討。就在這一年，他向吏部告長假還鄉(xiāng)，而真可也在這一年來訪，向他表達了上述看法。湯顯祖接受了真可的看法，不再詳細探討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而是超越詳細的歷史人物、歷史事務(wù)，從哲理的層面，對封建政治進行了整體的的思索，并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完成《牡丹亭》、萬歷二十八年（1600）完成《南柯記》之后，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完成了《邯鄲記》。而這一年，也就是他被吏部以"浮躁"的理由正式撤職的一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湯顯祖以一部《邯鄲記》，也對自己十八年的坎坷仕途作了一個總結(jié)。湯顯祖寫作《邯鄲記》時，頭腦非常醒悟。要證明這一點，只要舉出兩個細微環(huán)節(jié)就足夠了：一個是，其次十五出《召還》中，為虎作倀、前倨后恭的崖州司戶向盧生負荊請罪時，盧生笑道："起來，此亦世情之常耳。"不要遺忘，這位司戶也是黃粱夢中人，請看他的自白："小子崖州司戶，真當(dāng)海外天子。長夢做個高官，突然半夜起水。好笑，好笑，一個司戶官兒，怎能巴到尚書閣老地位？"就是這位司戶，當(dāng)使者迎取盧生還朝時，他卻誤以為迎取的是自己，又驚又喜："我的宇文老爺，小官還不曾替你干的事，就蒙你欽取我拜相回朝，頂戴，頂戴。"并且在迎接使者時不愿下跪，說是："天使來取司戶回朝拜相，風(fēng)光 不跪。"這真是自作多情，異想天開了。另一個是，其次十八出《友嘆》中，盧生沉疴不起，蕭嵩已向裴光庭暗送秋波："盧老先既有此失，勢必蹺蹊。且喜年兄大拜在即了。"裴光庭口稱"不敢"，事實上卻是迫不及待，就是蕭嵩，心中又何嘗不想？這說明，在那個封建社會里，沉醉于黃粱美夢者絕非一人二人，糊涂者有之，聰慧者亦有之，遭人嗤笑者有之，未遭人嗤笑者亦有之，大夢難醒，而且還是"此夢綿綿無絕期"，這種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劇，實質(zhì)上是悲劇。對于這一點，湯顯祖有著超乎常人的醒悟相識，所以他在《答李乃始》中說："詞家四種，里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這一宣言，真是意味深長，足以振聾發(fā)聵的。（二）湯顯祖《邯鄲記》問世之后，在劇壇和社會上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這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來談。第一個方面是引起了評論家的關(guān)注。對其"立言神指"，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概括說："《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這一概括非常出名，也大體符合實際。對其藝術(shù)成就，王驥德《曲律》卷四說："臨川湯奉常之曲，當(dāng)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修藻艷，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秀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纇，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fù)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蹊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認為《紫簫》、《紫釵》辭藻秾艷而結(jié)構(gòu)散漫，缺乏整體的美；《牡丹亭》有許多秀麗動人之處，惋惜仍時有瑕疵；《邯鄲》、《南柯》則結(jié)構(gòu)緊湊，語言純凈，本色與辭采的關(guān)系處理得很好，因此是藝術(shù)成就最高的。馮夢龍《墨憨齋定本邯鄲夢總評》說："《紫釵》、《牡丹亭》以情，《南柯》以幻，獨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閱之令凡夫俗子俱有厭薄塵埃之想。'四夢'中當(dāng)推第一。"張岱的看法則與王驥德、馮夢龍不同，他在《答袁籜庵》中說："湯海若初作《紫釵》，尚多痕跡。及作《還魂》，靈奇高妙，已到極處。《蟻夢》、《邯鄲》，比之前劇，更能脫化一番，學(xué)問較前更進，而詞學(xué)較前反為遜色。蓋《紫釵》則不及，而'二夢'則太過，故總于《還魂》遜美也。"張岱此說，是針對當(dāng)時傳奇創(chuàng)作的一種傾向而提出的。這種傾向，照張岱說來就是："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即思易姓；旦方精彩，便要改裝；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緒；只求喧鬧，不問根由；但求稀奇，不顧文理。"張岱認為袁于令（籜庵）的近作《合浦珠》亦患此病，"蓋鄭生關(guān)目亦甚尋常，而狠求驚奇，故使文昌武曲、雷公電母奔跑趨蹌，喧鬧之極，反見凄涼。"張岱并不反對"喧鬧"和"稀奇"，只是認為"喧鬧"和"稀奇"應(yīng)當(dāng)"皆是情理全部"，即在合情合理的范圍內(nèi)充分發(fā)揮想象力和創(chuàng)建力，充分調(diào)動各種藝術(shù)手段，以追求志向的藝術(shù)效果。張岱認為在這方面，《紫釵記》的缺點是"不及"，《邯鄲》、《南柯》的缺點是"太過"，只有《牡丹亭》恰到好處，"靈奇高妙，已到極處"。可見張岱認為《邯鄲記》不及《牡丹亭》。我們認為，總的看來，《牡丹亭》成就確定在《邯鄲記》之上，當(dāng)然二劇的特色是不同的。其次個方面是對創(chuàng)作的影響。一個例證就是蘇元俊創(chuàng)作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據(jù)鄭志良先生《論蘇元俊和他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一文考證，蘇氏此劇作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之后，受到湯顯祖《邯鄲記》的影響，是很自然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將身事與時事融入其中，對當(dāng)時社會上的一些丑惡現(xiàn)象肆意嘲諷，大加貶撻，頗新人耳目，雖說是度脫劇，卻又有時事劇的氣息。這一特點，應(yīng)當(dāng)說也受到湯顯祖《邯鄲記》的影響。第三個方面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的劇烈反響。萬歷三十二年（1604）八月，錢希言自常熟來臨川訪湯顯祖，湯顯祖曾請他觀看《南柯記》、《邯鄲記》的演出，錢希言作《今夕篇》記其事。小序云："湯義仍膳部席與帥氏從升從龍郎君尊宿叔寧觀演'二夢'傳奇作。"詩中寫道："借問顧曲者，主子勝周郎。平生宦不達，寫韻于宮商。譜彼虞初說，填詞播教坊。《南柯》似孟浪，《邯鄲》太荒唐。本言夢中事，借作尊前妝。富貴等浮蟻，功名喻炊粱。疇云鐘鼎業(yè)，而異傀儡場。紛紛聚觀人，誰短更誰長？""雕蟲雖小技，信美流芳香。請看'二夢'言，千秋煥樂章。"他對湯顯祖創(chuàng)作《邯鄲記》的良苦專心是有確定程度體會的。其后，文人常常觀看《邯鄲記》的演出，并且常常形諸歌詠。如范景文《秋夜鄧未孩馮上仙曹愚公招飲淮河樓上看演〈黃粱〉傳奇》："秦淮河上低楊柳，歌舞樓中小月明。異地誰教賓作主，同襟方見弟和兄。已從戲局還看夢，縱使詼談總自清。一曲游仙催漏短，貪歡怕是聽雞聲。"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之一："硯席書生倚穉驕，《邯鄲》一部夜呼囂。朱衣早作臚傳讖，靑史翻為度曲訞。炊熟黃粱新剪韭，夢醒紅燭舊分蕉。衛(wèi)靈石槨誰鐫刻，莫向東城嘆市朝。"自注："是夕又演《邯鄲夢》。"梁清標(biāo)《劉莊即事次念東韻》："剪剪西風(fēng)荇藻香，煙波一曲鳳城旁。酒壚客散河山邈，槐國人醒歲月長。便欲觀濤吟《七發(fā)》，渾疑落木下三湘。聞歌今夕同流水，莫負溪橋瀲滟光。"自注："是日演《黃粱夢》，追憶昔時同雪堂、淇瞻集此園觀《秋江》劇，不勝聚散存亡之感。"陳瑚《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