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企業正在迎來新一輪出海，與以往“走出去”相比，呈現出全面國際化而非僅是產品出口、市場驅動而非政府主導、面向終端消費者而非企業客戶等諸多特點，與此同時，我國企業出海遭遇“逆全球化”，各國可持續發展監管持續強化，加強ESG治理（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已經成為企業出海的必修課。建議支持企業開展ESG標準貫標，建立健全企業ESG管理體系和信息披露機制，積極參與國際ESG標準的制定。一、我國企業正在迎來新一輪出海，面臨多重“新挑戰”得益于制造優勢、產業鏈能力釋放的內驅動力和國內產業內卷的倒逼效應，我國企業迎來新一輪出海潮流。在經歷幾十年經雙碳戰略等成為新的目標，尤其2023年以來我國企業新一輪出海潮流興起。據商務部數據，2023年非金融對外投資企業數和總金額分別同比增長23.1%和11.4%。一方面，我國制造從原本只依靠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轉變為在供應鏈協同、科技含量、數字化智能化、商業模式等方面的多重優勢，企業“出海”具備較強的競爭力。中歐商學院對于2023年A股上市公司出海情況的研究顯示，我國的出海企業結構不斷升級，傳統的紡織服飾和商貿零售行業出海收入占比逐漸走低，機械設備、電子、新能源汽車等行業憑借先進的技術實力和產品優勢，迅速在海外市場占據了一席之地；從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排名來看，前30的企業主要集中在電子、汽車等行業，立訊精密、比亞迪成為我國企業出海的標桿和領軍者。另一方面，國內企業競爭加劇，盈利水平下降，企業出海可以拓展新的市場空間，“不出海就出局”成為一些新一輪出海是全面的國際化進程，面臨更加復雜的挑戰。一是與過去企業“走出去”以政府主導相比，新一輪的出海由市場驅動。我國企業出海早期，國有企業是出海的主力，近年來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逐步下滑，民營企業日益成為出海企業主流。截至2023年末，民營企業非金融對外投資占比達到47.8%，占比逐漸提升。二是與過去產品出口、面向企業客戶不同，新一輪“出海”是技術、品牌、產業鏈和供應鏈等全面出海，直接面向終建立生產基地、研發中心，打造銷售網絡、樹立品牌、對接終端用戶。三是與過去面向歐美市場為主，新一輪“出海”則更加重視根據大象研究院對WIND數據的整理，從重大出海訂單區域分布來看，出海主要目的地集中在東南亞、其次才是歐洲，2021-2023年上市公司合計405個重大訂單中，作為新興市場的東南亞的訂單占168個，是歐洲（74個）的2倍多。我國企業出海遭遇“逆全球化”，海外合規合法經營存在諸多風險。一是全球投資保護主義急劇抬頭，各國在外商投資安全審查領域頻頻立法及加大執法力度。美國在2018年大幅修改《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2023年和2024年至今發出的罰款數量是之前近50年的三倍。歐盟委員會于2024年發布“歐洲經濟安全一攬子計劃”立法草案，要求各歐盟成員國設立審查范圍更廣的外資審查制度。新加坡于2024年1月出臺《重大投資審查法案》，荷蘭、瑞士、盧森堡等原本對外商直接投資持高度開放態度的國家，也著手新設外資審查制度。二是數據安全領域的“長臂管轄”增加了出海企業的風險，例如隱私合規問題、數據泄露風險等，如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違法企業的罰款可高達2000萬歐元或該企業全球營業額的4%，以較高者為準。2024項針對TikTok數據隱私問題的法案。三是企業在出海過程中已經遭遇了相關領域的挑戰。亞馬遜集中對大批中國公司賬號的商鋪進行查封、產品下架，涉及產品侵權、缺乏認證等行為，跨境二、海外可持續監管持續強化，出海企業需做好ESG治理作為我國電動汽車、電池及零部件生產商等領域出海的重要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消費者和投資者等，均越來越重視企業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表現，ESG成為衡量企業價值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成為企業進入當地市場的通行證。歐盟的ESG政策全球領先，是全球首個采用統一標準來規范企業開展ESG報告的發達經濟體。2022年歐盟理事會通過《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要求大型企業、上市公司以及在歐盟經營的大型非歐盟公司都必須遵循該指令，圍繞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個主題進行深度披露。2023-2024年，歐盟又陸續通過《歐洲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ESRS）、《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責管理指令》(CSDDD)，作為配套規則提供了ESG報告的詳細要求，要求企業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預防、終止或減輕對人權和環境的負面影響。盡管歐盟發展ESG的初衷是通過嚴格的ESG標準減比如歐盟的《可持續金融披露條例》（SFDR），但是一些ESG政策也某種程度上成為貿易保護的手段，例如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2023年10月，歐盟的碳市場與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過渡階段生效，對歐盟進口的碳密集產品征收碳關稅，涉及鋼鐵、鋁、化肥、氫、電力等行業，這將顯著弱化我國高碳產品在歐盟的市場競爭力，對于尚未建立碳排放管理體系2023年歐盟新電池法規出臺，要求所有出口到歐盟的電池產品必須申報碳足跡，并且自2027年起電池出口到歐盟必須持有符合要求的“電池護照”。全球范圍特別是東南亞等新興國家的ESG信息披露從自愿轉向強制，我國制造業企業的ESG治理尚處于初級階段，加快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越南在內的國家已經全面強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ESG報告，強制披露制度出臺時間均在2015年至2020年之間。投資目的國對ESG的要求，也帶動中企加強ESG的治理。根據財新國際發布的中企在新加坡調研報告，60%的受訪企業表示已經開始ESG行動。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理事會（IFRS）也發布了可持續信息披露準則，為全球企業提供一致的ESG信息披露框架。2023年6月，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委員會（ISSB）發布首套ESG報告標準，分別為《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1號——可持續相關財務信息披露一般要求》（IFRSS1）和《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2號——氣候相關披露》（IFRSS2），這標志著全球ESG信息披露步入了標準化和規范化的時代，作為全球ESG標準基線，有望被多國采納。我國在ESG方面起步相對較晚，按照2024年滬深北三所正式發布《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到2026年前，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按照中央財經大學發布的《2023年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進展報告》，披露比率最高的五個行業分別為金融業（93.55%），文化、體育和娛樂業（75.51%），衛生和社會工作（68.75%），采礦業（62.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59.65%），而制造業ESG報告發布率僅約為25%，居行業末位。其中，環境視角下溫室氣體排放、碳減排措施、環保投入三項指標披露率位居行業中后水平，其中溫室氣體排放指標披露率僅為7%，環保投入披露率僅為8%。ESG治理關系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企業來說是樹立企業形象、轉化為未來競爭力的重要途徑。ESG治理并不純粹是一個法律合規、社會責任問題，有效的ESG治理將不是“成本中心”，而是可以為企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幫助企業獲得融資支持、實現品牌提升、拓展市場空間等。第一，ESG標準正在成為企業出海的門檻條件。全球市場正迎來低碳發展模式轉型，催生巨大的綠色消費市場，帶來千億級市場空間，一些率先實現ESG治理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優先的市場準入，并且更快獲得企業品牌知名度、消費者支持等，有利于企業把握全新的市場機遇。例如，聯想集團、吉利汽車等較早開展國際化的企業，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ESG治理能力，分別構建了企業級的ESG解決方案產品“樂循”（ESGNavigator）、一站式碳管理數字化平臺，在夠給企業帶來獲取綠色金融支持的機會，降低資本成本、提升市場估值。ESG已經成為一類專門的投資題材，企業具有良好的ESG表現和較強的風險管理能力，能夠吸引投資機構的關注，以更低成本獲得綠色發展資金支持。三、出海企業加強ESG治理的建議政府層面，支持企業開展ESG標準貫標，完善ESG管理體系建設。支持各地制定區域性ESG行動方案，加大對ESG投入的融資和政策扶持，鼓勵企業按要求披露ESG信息，并鼓勵其供應鏈企業參照標準率先披露ESG信息。支持制造業企業開展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搭建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針對性的支持和指導。支持特定區域發展ESG服務生態試點，加強ESG生態體系建設，支持設立ESG主題股權投資基金，優化完善人才、信息、中介等ESG生態體系各類要素。企業層面，建立健全ESG管理體系和信息披露機制，推動供應鏈的ESG管理。積極響應國內外ESG披露要求，制定并實施全面的ESG合規體系，以滿足低碳發展、全球合規、全球供應鏈治理等要求。定期發布ESG報告，向投資者、客戶和社會公眾展示其ESG實踐，提高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認知度和信任度。推動供應鏈上的所有參與者都遵循相同的可持續發展標準，評估和監督，確保供應商符合企業ESG標準。行業層面，積極參與國際ESG標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