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07多學科視域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熱點速遞】國家安全是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首要問題。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從全球視野和戰略高度創造性地提出了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2020年1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通知，設置“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2021年度，學術理論界聚焦總體國家安全觀展開多學科、跨學科研究，展現了學術理論界積極回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協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重要問題的擔當與努力。例如，政治學界梳理和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國家安全思想發展、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全面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視野下國際關系及競爭等科學議題；管理學界緊扣總體國家安全觀視野下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問題展開學術討論；法學界圍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義闡釋與法治宣傳、國家安全法治體系構建、數據安全法文本解讀等進行學術交流；軍事學界從國家安全與軍事安全關系、總體國家安全觀與軍民融合、學科發展等角度展開探索；圖書情報學界就國家安全學科建設、國家安全情報理論、國家安全情報工作等展開學術研究等等。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維護國家安全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2021年度，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結合數據安全法施行等背景，政治學、公共管理、法學、公安學、軍事學、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等學科從自身視角對國家安全問題予以深刻思考與回應，針對大變局下的國家安全與治理、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國家安全數據管理、領域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國家安全人才培養等主題展開了大量深入研究與跨界對話，從多學科視域豐富了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內容，為推進國家安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重要參考。國家安全研究的多學科參與以及學科交叉，有利于從多元化、特色化等方面綜合把握國家安全的創新發展，國家安全也需要置于多學科視域下進行思維的碰撞與寬領域知識的融合。可以預期，未來國家安全領域將有更多的跨學科對話、交流與合作。【名師點撥】【點撥】中國歷代國家安全威脅的演變（一）鴉片戰爭之前的陸上安全從歷史來看，對中國傳統的安全威脅來自西部和北部，自秦漢以降，活躍于西部、北部邊疆的匈奴、突厥、西夏、遼、金、蒙古等游牧民族的此起彼伏，莫不是歷代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秦漢以來的各個王朝，有許多就是敗亡于異族鐵蹄的入侵。（二）鴉片戰爭之前海洋安全海洋對中國構成威脅，始自于明朝中季的倭寇在福建、浙江沿海大肆搶掠。海洋真正對中國構成戰略威脅，則是十五世紀十七世紀地理大發現與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從葡萄牙占據澳門到1840年6月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外國軍艦一路北上，不到2個月就攻取天津大沽炮臺，直逼北京城。（三）鴉片戰爭之后，對中國的安全威脅從傳統的西面和北邊，轉變成主要來自東邊與南邊的沿海。1895年甲午海戰，中國失去臺澎金馬，東南海防形同虛設，從此列強就能直驅大軍深入內地。（四）同時，北部邊疆的安全威脅同樣嚴峻。東北名義上是中國領土，實際卻是日俄角逐東北亞霸權的戰場。1894年甲午海戰的失敗，是近代中國兵禍戰亂的起點、是日本逐步全面侵華的起點，朝鮮安全屏障的喪失、臺灣的喪失、東北的喪失，使中國失去國防與戰爭的主動權，而讓日本獲得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戰略跳板、平臺和后方。總結近代中國的國家安全態勢：“一窮二白、四分五裂、內外交困、落后挨打”。（五）新中國的安全態勢新中國經歷了朝鮮戰爭，中印戰爭，中越自衛反擊戰，中蘇珍寶島戰役等一系列大戰，結束了近代中國的戰略危局。通過朝鮮戰爭，中印、中蘇邊境戰爭鞏固了中國統一的格局，在北面、西面取得了失去已久的戰略主動。原子彈的成功研制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六）當代中國的安全態勢當代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態勢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可總結為“東重西緩、北危南急”。北邊俄烏沖突加劇，西邊印度虎視眈眈，東邊朝鮮半島局勢不穩，南邊臺海問題是中國最重大、最緊迫的戰略威脅，東海、南海的領土之爭、能源之爭，也必將對中國安全構成長期而且現實的威脅。對中國來說，直接的軍事威脅就是臺灣獨立、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美日軍事同盟以及朝鮮半島生亂。在9．11之后到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這幾年間，美國已經通過軍事進攻、戰略調整，從中國西部的阿富汗、中亞鄰國，北邊的朝鮮半島、東面的沖繩、關島，構造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臺灣、南海、朝鮮半島、釣魚島是這個包圍圈的幾個松緊扣。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沒有完成統一的大國，是亞洲大陸上鄰國最多、地緣政治矛盾最復雜，陸上、海上領土爭端較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不多的被眾多核武武裝的鄰國環侍的國家。與西方大國相比，中國還沒有真正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獲得參與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力。中國是一個有影響力，但還不是一個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大國。要發展成一個能夠參與制定世界體系游戲規則、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大國，中國應該有清晰、堅定和明確的國家安全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是維護和平、穩定、統一，但骨子里的思想應該是不怕戰爭，一旦發生戰爭，要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點撥】中國古代的安全思想國家安全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的重要主題，治國安邦之論是中國古代國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內容。運用當代國家安全理論框架來分析，中國古代思想家在構成國家安全的諸多要素中，始終把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維護統治者的政權安全為轉移；在思考影響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時，既重人禍也講天災，既講外患更重內憂；在思考國家安全保障問題時，非常重視一些重要關系的處理，例如在備與患、預與立的關系上重視未雨綢繆、有備無患、有預而立；在文與武、禮與兵的關系上強調文武并舉，更倡導先禮后兵，個別情況下還走向了修文偃武的極端；在安內與攘外的關系上注意內外兼顧，但也有“守內虛外”的傳統；在進攻與防御的關系上具有以防御為主導的特征；在用兵與用間的關系上強調軍事行動要知己知彼，重視情報的運用；在剛柔、軟硬、寬猛等關系上，既講究剛柔相濟、軟硬兼施、寬猛交用，更強調禮治、仁治、德治等柔性政策的根本性作用。中國歷史上的安全戰略其主要特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治內先于安外，立足于自身建設，由內及外，循序漸進；在勢力上升的初期，善于韜光養晦，掩蓋自己真實的戰略企圖，誘使敵人放松警惕，懈怠斗志，利用這一機會，積蓄力量。完成戰略優劣態勢的轉換；在制定與實施安全戰略時，高度重視把握重點，注意抓制約全局的關鍵環節，突出中心，兼顧一般。綱舉目張，確保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收到積極的成效；善于用整體聯系的觀點和方法，制定和實施安全戰略，擯棄單純軍事因素，將維護國家安全置放于有機綜合的大系統之中，文武兼備，剛柔相濟，使國家安全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中國歷史上的安全戰略，其主導傾向是注重防御，對窮兵黷武采取否定的態度，帶有顯著的崇尚穩定、熱愛和平的性質。中國古代國家安全戰略思想自成體系，具有實踐性和連貫性，對當前中國的國家安全有借鑒意義：牢固樹立實力制勝的國家安全觀，以發展求安全；始終堅持“中華一體”的國家安全目標取向，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注重運用地緣制衡的國家安全謀略，減輕國防壓力；堅決奉行防御為本的國家安全主導原則，實施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崇尚追求和平的國家安全戰略文化，塑造良好的安全周邊環境．在構建當代國家安全理論體系時，我們不僅把政治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政權安全作為政治安全的重要內容，而且把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具體分為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把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具體分為天災和人禍，繼而又把人禍分為內憂與外患。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思想家則是既講社會因素與講自然因素，既人禍也講天災，既講外患也講內憂，而且特別重視內憂問題。雖然中國古代思想家沒有條件像當今學界政界這樣系統地思考和構建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但他們也從多方面思考了國家安全保障問題，對涉及國家安全保障的備與患、預與立、文與武、禮與兵、安內與攘外、進攻與防御、用兵與用間，以及剛柔、軟硬、寬猛等等一系列關系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提出了許多對今天依然有益且值得借鑒的思想：首先，在涉及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備與患、預與立的關系上，中國古代思想家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預備意識，強調有備無患、有預而立。其次，在涉及國家安全保障手段的文與武、禮與兵的關系上，古代思想家強調文武并舉、先禮后兵，但也有重文輕武的傳統，甚至有人主張修文偃武。第三，在涉及國家安全保障內容的安內與攘外的關系上，主流思想一直是內外兼顧，但也常常強調“守內虛外”、“攘夷必先安內”，把安內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第四，在對外安全保障的進攻與防御關系上，中國古代主流思想和做法是固防限攻，具有以防御為主導的特征。第五，在國家安全保障的用兵與用間關系上，古代思想家特別重視軍事行動中的用間與情報的作用。第六，除上述各方面思想之外，古人在論述剛柔、軟硬、寬猛等關系時，也有很多是從治國安邦的國家安全角度思考的，也多主張剛柔相濟、軟硬兼施、寬猛交用，同時強調禮治、仁治、德治等柔性政策的持久性作用。【點撥】中國古代王朝維護國家安全的規律總結（一）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是國家安全的關鍵自秦統一以來，歷代中央王朝為維護統一國家的安全，進行了大量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就是推行政令統一的國家政治制度，建立統一、高效、堅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不但是鞏固統治、防止分裂的保障，而且是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有效捍衛國家安全的關鍵。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采納李斯建議，斷然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分封制形成于西周初期的大封同姓子弟以及開國功臣和方國部落。當時周天子雖是天下共主，但僅能治理王畿之內方圓千里之地，號令不達于千里之外；千里之外都是公、侯、伯、子、男等諸侯的領地，諸侯雖然名義上臣服、朝貢于天子，但實際上擁有世襲不變的獨立治國權（政權、財權、兵權）。國家名合實分，結果釀成了春秋戰國長達500多年的諸侯兼并與混戰。郡縣制與分封制的根本區別在于全國的政權、財權和兵權都歸于中央政府，全國的政策法令都由中央政府制定，全國縣以上的官員都是朝廷命官，由朝廷委派，聽令于中央政府——其實質就是政令統一。雖然秦王朝因施行暴政二世而亡，但它所開創的政令統一的郡縣制卻被秦以后歷朝歷代所繼承，并由內地一步步推廣到邊疆地區（云南、貴州、臺灣、新疆、內蒙、西藏）。2000多年中，哪個時期國家的政令統一，中央政府堅強有力，哪個時期國家的統一局面就穩固；哪個邊疆地區被納入了郡縣制的體系，與中央政府保持政令統一，它作為統一國家的組成部分就更加牢固可靠。反之，國家和邊疆一旦出現分裂動亂，中央政府的權威必然先遭削弱，國家的政令統一必然先遭破壞。2000多年的歷史反復表明，唯有實行政令統一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唯有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才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安全、發展和富強。（二）內部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在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王朝的覆亡和國家的分裂，都是因為內部的動亂，或者是由于內部動亂而為外敵入侵提供了機會。因此，在每一個新的統一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通常都能夠清醒地認識到內部安全的根本性作用，堅定地把戰略重心放在內部治理上，從而使國家逐漸走向安定和繁榮。漢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清初的“康乾之治”，就都是這樣取得的。但隨著國力增強、國勢上升，社會心態趨向自信、驕傲，統治者往往也變得驕矜自負，失去了對內外關系的正確把握，在國家安全利益拓展上好大喜功，導致國力過度損耗，對國家經濟和社會安定造成嚴重反噬。如漢武帝在對匈奴作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后，晚年仍頻繁對外用兵，甚至為取得“汗血寶馬”而興師動眾，遠征大宛，以致師老無功，國庫耗竭，社會騷動，西漢王朝自此盛極而衰。又如明朝永樂時期，國力鼎盛，永樂皇帝于是五征漠北，又大舉用兵安南，并派鄭和七下西洋，宣威海外，每次都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耗資巨大。這些事件，單獨發生已足以給國家造成沉重負擔，同時進行，更使明朝的國力消耗過速，不堪重負，以致永樂晚年國庫空虛，“內外俱疲”。明朝自此也盛極而衰。歷史表明，越是在國力上升時期，越需要關注內部安全問題，越要注意把握拓展國家安全利益和確保國家內部安全的平衡，避免過度消耗國力，對國家內部安全造成反噬。（三）富國強兵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國富兵強是國家強大的標志，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物質基礎。富國是強兵的必要條件，但國富不一定就兵強。中國歷史上一些時期的統治者，較好地把握和處理了這個問題，以富國為先，在國富的基礎上，適時地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大的軍事實力，從而有效地鞏固了國防，消除了外部威脅，保障了國家安全。如唐朝初期，面臨突厥的嚴重威脅。唐太宗一面致力于安定內部，發展經濟，一面高度關注軍隊建設。首先，著力整頓關乎根本的軍事制度。通過完善均田制，鞏固了府兵制度的基礎。同時，著力完善了府兵的兵役和訓練制度，進一步明確了府兵的征集、簡點、服役期間的具體任務等規定，詳細制訂了府兵丁壯在軍府期間定期進行訓練的具體內容。唐太宗還親自在殿廷教習騎射，推而廣之，使軍隊“數年之間，悉為精銳”。其次，根據軍事斗爭的需要，重點發展騎兵。中古時代，騎兵是軍隊的主力兵種，特別在與北方游牧武裝集團的對抗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唐太宗一手抓府兵，一手又抓馬政，在中央和各牧區都設官監管，大力發展養馬業。自太宗貞觀至高宗麟德，40年間，國家養馬至70余萬匹。史稱“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府兵制度的完善，馬政建設的大發展，使唐朝形成了強大的軍力，為唐太宗實行積極的安全戰略，一舉擊破東突厥，并先后滅吐谷渾，敗薛延陀，消除威脅，安定邊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唐太宗富國強兵戰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歷史上的一些時期，如宋朝，雖然經濟和文化一度繁榮發達，但軍事上積弱不振，面對外敵入侵，只能消極防守、偏安茍延，最終免不了覆亡的命運。歷史表明，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切實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實現富國和強兵的統一，才能有效地保障國家安全。（四）文武結合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通途古人說：“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黃石公三略》卷上）歷代有作為的統治者，在應對內外威脅、維護國家安全的斗爭中，都非常注重把軍事手段與非軍事手段相結合，文武并用，剛柔相濟，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一方面，面對威脅，敢于斗爭，慎戰而不懼戰，能夠蓄勢而發，果斷出手，以戰止戰，有效地維護了王朝統治的穩定、領土主權的完整和周邊地區的安寧。如清康熙帝，先后以果決手段，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擊退沙俄入侵，又曾三次親征蒙古噶爾丹，粉碎了其勾結沙俄、分裂國家的陰謀。乾隆秉父祖之余烈，在抗擊內外威脅上也從不膽怯手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爾喀借西藏上層紛爭，第二次入侵西藏，乾隆帝決定派兵征討，針對一些大臣的猶疑反對，特頒諭說明：“若不痛加殲戮，賊匪無所忌憚，勢必為得尺則尺之計，漸至侵及前藏，即察木多、巴塘、里塘一帶，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漸成邊患。”體現了遠見卓識。另一方面，在使用軍事手段消除威脅的同時，非常注意在政治上采取相應的措施，以安定大局。如康熙對噶爾丹進行軍事打擊時，充分利用蒙古其他各部對噶爾丹倒行逆施的義憤，對蒙古其他各部采取了示以尊重、曉以大義、結恩固信等一系列措施，有力爭取了蒙古各部的支持，穩定了蒙古局勢，并對清軍作戰提供了有力支援。又如，乾隆在擊敗廓爾喀侵藏后，對安定西藏采取了重大措施，于乾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規定：由朝廷委派的駐藏大臣總攬全藏政務，管理西藏地方駐軍，全權處理西藏對外交涉事宜；達賴、班禪靈童轉世，必須在駐藏大臣主持下，采取“金瓶掣簽”的方式決定，并報請中央政府批準。這對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消除西藏內部紛爭，防止上層僧俗分子擅權分裂，穩定西藏社會，鞏固西南邊防，起了重大作用。歷史表明，文武兩手緊密結合，相輔相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確方法。【點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歷程從建國伊始，美國就多次運用戰爭手段增進國家利益。240年的歷史中，美國先后打了十幾場重要的大仗，美國的戰爭史既展現了其戰略運籌的成功與輝煌，亦顯示了其戰略失誤之切膚教訓。一、在大陸擴張和海洋擴張時期。從獨立戰爭到第二次美英戰爭，再到美西戰爭，新生的美國不僅給了歐洲列強一個下馬威，還用戰爭手段解決了國家生存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并成功站上了世界權力的頂峰，握住了全球霸主的權杖。二、二戰后，美國進入霸權擴張戰爭時代。出于爭奪和維護全球霸權的需要，美國多次在力所不及的地方用兵，導致開始出現頹勢和敗筆。三、二戰后，美國的地緣戰略謀劃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參戰國激戰正酣之際，地緣戰略學家斯皮克曼提出的邊緣地帶理論對美國二戰后的全球地緣戰略布局產生了直接且深遠的影響。冷戰時期，通過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建立一系列橋頭堡，美國控制了歐亞大陸外緣的重要島嶼、海峽和通道，以強大的海上力量完成了對歐亞大陸的包圍，并成功遏制了蘇聯的陸權擴張。回顧歷史，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取得，既不是上帝的“恩賜”，也不是他國自愿依附，而是精準的戰略謀劃與實施的結果。而美國二戰后所遇到的挫折則是戰略謀劃失誤所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謀劃的歷史對當前的中美戰略博弈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首先，國家安全戰略目標與手段的平衡與否是國家盛衰的重要因素。其次，國家安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應避免對戰爭手段的依賴與濫用。再次，在戰略思維層面要突破遏制與零和博弈的思維定勢。最后，謹慎選擇與運用聯盟戰略，避免陷入聯盟困境。【點撥】俄國國家安全戰略謀劃的歷史沙皇俄國擴張政策中所表現出來的地理特征、傾向和觀念等都具有歷史的延續性，是基于對領土和霸權的攫取，使沙皇俄國能夠利用所得領土和霸權來爭取更大的優勢。從地緣戰略角度看，蘇聯比美國在歐洲占有較大的優勢，然而，隨著冷戰結束、東歐劇變，特別是蘇聯解體，使得俄羅斯的這種地緣戰略優勢不復存在。在今天，謀求在周邊地區建立“緩沖區”仍為俄羅斯的重要戰略目標，伴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戰略展示了捍衛主權、獨立、國家和領土完整的能力，在解決重大國際問題、調解國家間沖突和危機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毫無疑問，俄羅斯的安全戰略走向將對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全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從阿列克謝沙皇到彼得大帝從17世紀中葉的阿列克謝時代到彼得大帝統治時期，沙皇俄國的軍事力量和軍事思想發生了超乎尋常的變化。彼得大帝之前，還有許多俄國無力執行雄心勃勃的對外政策或無法實現戰爭目標的事例。最典型的就是在17世紀末阿列克謝沙皇最初的軍隊現代化嘗試的失敗，其建立的新的常備軍在克里米亞和納瓦的戰爭中被徹底瓦解，軍隊人數的銳減及作戰能力的低下根本無法保證一場戰爭的勝利，更別說是一場侵略戰爭了。在神圣同盟中，沙皇俄國既沒有手段也沒有策略去同奧地利和威尼斯結成反土耳其聯盟；既沒有連貫一致的戰略也沒有進行戰爭的經濟保障；既沒有必要的艦隊在亞速海去攻擊土耳其人，也無力在南部的克里米亞和北部的波羅的海取得突破。很顯然，沙皇俄國沒能制定出為了實現國家目標而正確運用軍隊的安全戰略。彼得大帝后來不惜重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克服了這個弱點，在保持陸軍的同時，開始注重建立用于之后向外擴張的海軍。（二）從帝國到“社會主義大家庭”彼得大帝的繼承者沒有為他們的帝國制定國家戰略或持久的安全觀念，葉卡捷琳娜二世卻咄咄逼人，接連實現了領土目標和戰略政策目標：她將克里米亞同刻赤半島變成了自己的“直布羅陀”，從而為奪取通向黑海的出海口掃清了障礙；在時屬土耳其內湖的黑海海域確立了沙皇俄國的海上霸權；控制了位于普魯士和芬蘭之間的整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霸占了波蘭；征服且兼并了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將奧斯曼帝國全面擊敗并且決定性地將其驅逐出歐洲。雖然之后沙皇俄國在多瑙河下游地區被奧地利挫敗，而且沒有控制住土耳其，但葉卡捷琳娜還是實現了大多數目標，再次確認了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擴張設想——把帝國擴張到多瑙河和巴爾干半島地區，再經過克里米亞向高加索地區擴張。在波羅的海和波蘭，葉卡捷琳娜則完成了彼得大帝最初開創的“事業”。（三）蘇聯時期的安全環境優勢1922年蘇聯成立之初，由于加盟共和國數量少且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并且幾乎所有精力都用于解決國內問題，當時蘇聯對歐洲和世界安全事務的影響并不大。此后，隨著數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特別是隨著加盟共和國數量的增加和疆域面積的不斷擴大，蘇聯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影響不斷增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在歐洲戰場的東部方向牽制了法西斯德國的大部分軍事力量，并為徹底打敗希特勒立下了汗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