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強國背景下的綠色金融報告-新理念、新業態與新方向_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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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經濟強國的實現離不開金融強國,而現代化的金融體系應當為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貢強國指引了未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基本方向,要不斷以金融高質量發展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在這一背景和框架下,也應當思考和探索綠色金融作為中央所提出的五篇大文章,將在整體金融工作中實現怎樣的理念創新和路徑創新,尤其是如何實現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緊從理念詮釋角度,綠色金融的詮釋經歷了由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到可持續發展,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逐漸深化;二是從金融目標角度,綠色金①本文學術版參見正式發表版:王文、劉錦濤:《金融強國背景下綠色金融理念新解》,《東南學術》2融對應的目標經歷了由環境責任的挖掘與承擔,到可持續金融概念和體系種公共品的屬性,而傳統金融以逐利為目標,這與綠色金融的環境屬性方向并不一致,高稅收、高盈利的企業,目前仍然屬于兩高行業。如果只是●從生態資源稀缺性的角度,綠色金融是應對21世紀最大的公地悲劇——氣候變化的外在金融實踐。實現氣候適應需要改變能源活動中的能量流動方式,綠色金融是這一過程的外在貨幣化表達。綠色金融擴展了傳統金融的信用體系框架,可持續發展的即時價值和未來價值將會因此得到確定。人類生產生活與碳排放脫鉤的趨勢在貨幣時間價值層面令綠色金融活動順利開展,而綠色金融擴展了福祉的概念,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對于綠色金融而言,就要求綠色金融的站位提升到生態文明層次,充分發揮對生態資源的有效配置功能,助力構建人局,金融強國要求中國通過發展綠色金融抓住變局下的中國機遇。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碳中和目標下,中國應從經濟發展與能源系統之間關系出發探索綠色金融的實踐方式,充分轉變綠色金融的思維邏輯,以全新的生態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綠色金融將成為構建高質量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基礎。金融強國的提出,不僅是對傳統金融的發展邏輯帶來的一場創新升級,同樣也是帶動綠色金融在21世紀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碳邏輯上與傳統金融存在分歧與融合——綠色金融是應對氣候變化公地悲劇的金融實踐,顛覆了傳統金融中的能源文明進化方向、信用體系表達形式會經濟系統之中,中國在未來的金融強國之路中應轉變綠色金融的思維邏輯框架,把握氣候變化下的世界變局,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下推動人類文明4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提出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推動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這反映出,經濟強國的實現離不開金融強國,而現代化的金融體系應當為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綠色金融作為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數年內在金融業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了非常突出的貢獻。21世紀上半葉,全球可持續發展進入新階段,要實現經濟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綠色強國的實現,將離不開綠色金融的重要動力。綠色金融從狹義上來看可視為面向一系列環境問題的金融對策,或是支持環境改善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活動,②從廣義上來看也可視為一種有助于可持續發展的金融系統。③2015年以來,歷經數年發展,2021年與2022年幣,④綠色金融正充分融入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通過對綠色發而金融強國的提出,將中國的金融工作提高到了新的政治站位。金融強指引了未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基本方向,要不斷以金融高質量發展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①在這一背景和框架下,也應當思考和探索綠色金融作為中央所提出的五篇大文章,將在整體金融工作中實現怎樣的理念創新和路徑創新,尤其是如何實現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緊密結合。金融強國是超脫傳統金融邏輯的一場深層次的發展理念重塑——傳統金融的逐利性缺少對金融與國家之間、對金融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的深入思考。因此,若以傳統金融的邏輯和視角看待綠色金融的發展,那些具備可持續效益的綠色投融資活動,也并未完全展現出綠色金融的獨特性和自2021年起,全球進入以碳中和目標為核心的應對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新進程,面對變局,中國正以生態文明思想作為頂層指導,以碳中和目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最終方向,開展綠色轉型與升級。②可持續發展目標需求帶動了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革,綠色、清潔、高效、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樣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需實現的重要目標。而金融強國的提出則表明,中國特色金融發展應當為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這也為綠色金融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方向指明了新道路。在這一背景下,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綠色金融將如何超越傳統金融,實現理念與本質的重塑,在實體經濟綠色發展中真正發揮②王文、劉錦濤:《碳中和對中國未來的意義——全球碳中和背6即意味著環境屬性是綠色金融的本自然和諧共生、可持續發展等均是綠色金融活動的基本特征或主要目標。金融生態化的普及,是金融文明升級的重大表現:金融強國理念包含了對于金融和國家之間關系的思考,表明金融不能單純以追逐利潤為目標,而應提高金融活動的社綠色金融理念的誕生和歷史變遷過程,包含了兩條發展線路:一是從理念詮釋角度,綠色金融的詮釋經歷了由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到可持續發展,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逐漸深化;二是從金融目標角度,綠色金融對應的目標經歷了由環境責任的挖掘與承擔,到可持續金融概念和體系的建立,再到全面整合與配置金融資源應對氣候變化環境問題成為“綠色”理念的初衷工業文明時期,受限于生產方式和生產技術,工業和經濟的發18世紀下半葉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英國等西方國家相繼進入了以煤炭、冶金、化工為基礎的蒸汽工業時代,煤炭等化石燃料相繼引發了一系列空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地污染事件。19世紀后半葉,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全球工業生產規模迅速擴張,資源加劇消耗,環境污染問題逐漸加重,尤其是20世紀中葉集中爆發了大量環境公害事件。同時,化石燃料積累了上百年的溫室氣體排放,以溫室效應為主的一系列氣候變化問題在21世紀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各種政治、經7前工業時代: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低于后者對工業時代資源環境矛盾下衛·李嘉圖的資源制約論、馬歇爾的土地邊際報酬●理念詮釋:在工業生產需求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可持續發展理念誕生后帶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聯合國《21世紀議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銀行業關于世界銀行《環境和社會框架》碳排放空間約束推動綠色金融實現全面應對氣候變●理念詮釋:在聯合國氣候治理框架下構建氣候、工業文明引發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生態失衡等問題,帶動了工業文明危機的生態反思。當資源與環境帶來的矛盾超出了工業生產然環境的超負荷影響使得“綠色”對環境與經濟之間復雜關系8的思考,可以追溯到1972年丹尼斯·米都斯研究小組發布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報告指出生態的承載力是有限的,資源的數量也是有限的,而現行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在過度消耗大量資源以及環境破壞的基礎上,缺乏對地球系統承載能力的審視,這種模式是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一些商業銀行聯合發起《銀行業關于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聲明》,首次提出“可持續金融”的概念,可持續金融理念本質在于正確處理金融業、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這是綠色金融發展史上的重要銀行、巴克萊銀行等十家國際大銀行共同簽署了“赤道原則(EquatorPrinciples)?,成為金融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基準,綠色金融開始在21世紀,日益迫切的氣候變化問題引發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并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得到更為廣泛的接受。2015年12月,聯合國黎協定》等各項協議,努力采取一切手段減緩全球升溫幅度,其中就要推進聯合國的各項氣候目標,僅中國就至少需要數百萬億規模的綠色投資,②這將刺激實體經濟推進綠色轉型的巨大需求。借助綠色金融的資源配置功能以應對氣候變化將是實踐方向,這分別可以①戴瀚程、張海濱、王文濤:《全球碳排放空間約束條件下美國退出〈巴從外部性角度,產生環境影響的活動具有外部性,碳排放是21世紀最大的負外部性問題,①而發展綠色金融具有強烈的環境正外部綠色發展在市場中的經濟效應并不高,融資缺乏利益驅動,從而綠色金融在社會責任階段的正外部性大多依賴于政府提供。但是,政府資金運用遠低于氣候目標的最終需求,從而應當引導市場資源和社會從產權角度,生態環境權益的界定與市場化是推動外部性內部化的重要路徑,③當政府發揮自身政策作用,明確相關環境權益在氣候目標下的優先地位,或者環境負外部性開始存在政策風險和市場風險,綠色金融的市場機制會促使資源在氣候領域的政策優化配置。④當充分調動社會資金進入綠色產業中后,綠色溢價逐漸走低、歸零甚至轉負,相關產業也會因此提升對市場資金的吸引力,當低碳產業收益與高碳產業持平,在風險對比與收益對比之下,市場資金會逐漸傾向于投資低碳產業。從而綠色金融在應對氣候變化新階段的資源配置作用會傾向于推動社會資本進入綠從綠色金融的思想演化過程可以看出,綠色金融長期處于一種公共品的屬性,而傳統金融以逐利為目標,這與綠色金融的環境屬性方向并不一致,高稅收、高盈利的企地,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將金融發展的目標集中在利潤,這與中國推進金融強國、以現代化金融體系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有著根本不同。對應于綠色金融領域,如果只是投資清潔能源等綠色產業,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從邏輯上并沒有本質區別,但綠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沖擊其實應當在于逐“利”的當前針對綠色金融支持產業轉型的論述,往往是從積極引導資金投入綠色項目、提升相關綠色產業的綠色資金供給為主①。如果聚焦于綠色投資上的項目綠色轉型,那么金融機構的行為并沒有跳脫于傳統金融的邏輯,也不會發生群體性的道德約束和環境責任的全面承擔——若綠色項目具備短期盈利能力,金融機構便會傾向于開展綠色投資;若綠色債券具備發行優勢,企業便會傾向于采用綠色債券募資。在這種傳統邏輯的束縛下,綠色金融的本質變化和未來價值并沒金融雖然具備逐利性,但在氣候變化與碳排放約束下,“利”的概念應當發生改變,金融不僅僅需要追求貨幣收益,氣候問題下亦存在另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無形收益,從“福祉收益率”①的角度,綠色收益進行福祉貼現后的現值正在逐漸接近和超過高碳收益的現值。這種收益在綠色金融框架下的顯性化,并非高碳資產有形成本和潛在風險迅速提升的內在原因,而是碳色金融是應對21世紀最大公地悲綠色金融是一種面對環境問題的金融對策,處理的問題是經濟與環境之間的平衡問題。②如果僅以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為主要目標,綠色金融承擔的作用和規模有限,也僅會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從全球范圍來看,綠色金融在21世紀應當成為主流環境對策的核心原因在于,全球氣候變暖是一個典型的和標準的公地悲劇,③也是21世紀影響范圍最大、時間跨此時稀缺的公共資源是剩余可以排公地悲劇的解決途徑有多種選擇,以制度化的管理和約束、參與主體提高對自身的道德約束、對公共資源確權后的市場化機制為主,④這些環節都包含了綠色金融的深層邏第一,管理約束需要政府對碳排放空間進行自上而下的統一管理,建立金融激勵與懲罰制度,實第二,道德約束主要集中在國家間對減少碳排放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公共協議,比如《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并且國家與國家之間對于道德約束需要建立起金融補償機制——公地悲劇中過度開采第三,市場化機制需要對碳排無論是可持續投融資,還是氣候政策,其目的其實是平衡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與收益,而綠色金融實現了為氣候目標和路徑進行定價,包括了成本定價與收益定價。氣候變化的成本是顯性的,物理風險損失與轉型資產擱淺可以定價,①而每減少排放一單位溫室氣體的成本也基本可以計算,但收益中的很大部分是隱性的,這部分隱性成本在傳統金融的視角下難于確定或沒有合適方法,僅從項目角度開展的綠色投資并沒有充分挖掘出氣候定價的模式與方法,而綠色金融則把一些明確的氣溫臨界點、不明確的突發氣候災難等多種因素納入到了碳排放約束的成本效益分析之中,且對于每一個可能的路徑情況攝氏度溫控目標路徑),綠色金融令減排路徑實現了貨幣化,實現了(二)綠色金融改變能源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另一大分歧就在于其金融行為是否實現對碳排放的空間約束。碳排放約束是21世紀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客觀要求,但約束是要求,并不是單純以減排作為目標(即倒果為因地為了減排而減排最終目標是實現氣候適應與碳中和(碳凈在更宏觀的角度上,氣候適應時代與工業文明時代的核心差異之一是人類運用能源開展活動的能量流動方式的改變。從歷史上來看,人類開展能源運用活動的核心是能量在不同形式中的轉換,并且再以某種形式進行空間流動。①比如工業時代,化石能源的化學能通過燃燒轉化為熱能,熱能通過蒸汽機熱膨脹或者內燃機轉化為機械能;21世紀各國大力推進的風能和光伏等清潔能源,即為動能和太陽能轉化為電能,電能通過輸電實現能量的空間流動,這一轉變的最重要的結果是碳排放由增多轉為減少——這也可以從碳元素流動的角度來看待,光伏和風電的循環過程沒有原材料的化學變化,便極少有碳元素在此基礎之上,以貨幣和資金流動為核心的金融活動,與能量流動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金融活動是一系列跨時空的價值交換②行為:投資化石能源投入價值,未來通過生產活動取得收益、回收更高的價值,其中能量轉換和流動的過程也伴隨了金融資金實現循環和增值的過程,這同樣也可擴展到其他能源類型。若21世紀應對氣候變化的最終方向是朝著以碳中和目標為基礎建立零碳能量循環體系,則綠色金融就會始終伴隨這一過按照能源文明的發展方向,可以預見的是,在全球性的碳排放約束收緊后,工業生產方式與碳排放逐漸脫鉤的過程將帶來能源演化歷在部分國家所開展的綠色項目中,綠色轉型需求加快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轉換,清潔能源的替代成本已經等于甚至低于化石能源的邊際成本,棕色資產和投資的違約風險不斷提升。從廣義上來看,綠色金融并不單純等同于綠色投資,因為從收益差距看待能源替代,綠色投資并沒有跳脫傳統金融逐利的束縛。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下,發展綠色金融應當推動金融回歸其本質,金融的本質是資金的跨時空融通;資金的本質是用于經濟活動中的物資與貨幣;貨幣的本質是一般等價物,用以實現不同資產和資源之間的交換與流通。①因此,開展金融活動的初衷其實應當是促進資源流動實現合理優化配置,令社會經濟生產在這一行動中通過利差獲取收益,從而從事金融活動具備逐利的屬性。但有時逐利的方向和資源優化配置的方向并不一致,尤其是面對氣候變化問題,平衡逐利與環境的跨時空矛盾是綠色金融跳脫于傳統金融的重要特征,應當重新建立金融服務于氣候文明時代社會經濟活動的新框架,即在碳排放約束下,資源合理優化配置的方向和狀態將有所不同,過去經常用貨幣收益來衡量和評價人類活動,產量越多、產品價值較高的方向即為資源配置和生產活動遵循的方向;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綠色金融新理念詮釋下,生態環境和氣候治理的效益也應當用來衡量和評價人類活動,金融在這一背景金融實現了資金的融通,貨幣交換行為是金融活動的主要載體,實現這一過程的大前提是各主體本身的信用,而現代金融體系很大程社會信用文化對金融體系的效率和金融體系結構的選擇具有重要影響。①信用的來源是貨幣交換行為雙方之間相互信任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集合,受制于雙方之間信任關系的牢固程度,無條件信用難以滿足,從而金融活動需要提供其他形式補償這部分缺少的信用——比如抵押,抵押物本身應當具有被認可的稀缺性和即時價值,或者帶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另一大分歧之處在于,綠色金融主要由公世紀末便以項目投資的形式投入自然保護領域,這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履行,因為在這一行為中企業必然會犧牲一定的資金回報率,所以綠色金融的規模有限,且宣傳性大于獲利性。同時,“環境友好型”的資產(生態產品或生態資源)難以確定即時價值和未來價值,或者按照當前客觀條件無法實現盈利,導致綠色金融活動抵押物不足,從而綠色金融早期的公益性大于逐利性,更難以帶在21世紀碳排放空間約束下,根據能源文明的進化方向,高碳資產將發生“資產擱淺”,③以此為抵押和基礎的金融活動將受到各種制約因素。但是,綠色金融得以在更基礎的信用體系的邏輯上獲得接受和認可,并迅速發展,這源于信用體系在碳排放約束下的變化,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即時價值和未來價在碳排放約束下,綠色金融活動的信用來源將得到擴展,分為三個方第一是剩余可排放的碳排放空間(舉例為碳排放交易市場的抵質):排放的碳排放空間提高了國家或企業的信用。對國家而言意味著碳減②王文、劉錦濤、葛敏:《中國ESG評級剖析及未來發展之道》,《學術探索》20排的國際責任談判,對企業而言意味著碳排放權交易活動,碳排放權第二是能高效運用排放空間的能力(舉例為低碳技術和低碳環保的生產設備等,沒有改變生產方式能高效運用排放空間的能力意味著擁有更優質的信用,在同等資源約束的條件下,若能運用更少的碳排放來獲得更高的生產效率和產量,意味著某個國家或企業獲得生態效益的潛在能力更強,并獲得生態信第三是能通過接近零排放的生產方式實現同等價值替代有碳排放的生產方式(舉例為清潔能源與數字經濟結合等,也包括產品替代和):產方式實現同等價值,來完全替代有碳排放的生產方式,意味著生態信用對具備碳排放元素的信用部分(四)時間價值與氣候福貨幣具有時間價值,同時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也具有價值尺度的職能,計量了背后的資產和資源。價值的認定不能跳脫于人自身,時間價值的來源是時間,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從而人們傾向于及時享受而非等到未來,即更偏好于現在持有貨幣,因而未來的每單位貨幣價值低于當前。這一觀念亦符合費雪所給出的“利率”的定義——利率就是將當前消費行為與未來消費行從投資和貨幣需求方的角度來看,貨幣具有時間價值,投資活動產生的實際收益應當大于機會成本,則這一投資行為才有進行下去的意義,這個機會成本就是貨幣供給方應當索取的利息,也就是時間價值。進一步而言,只有實現了貨幣時間價值的交換,才能令金融活動得到順利開展,并支持金融活動工業文明以來,生產活動和消費產品都與碳排放高度綁定,在綠色金融起步之初且以公共資金提供社會責任為主的時期,綠色金融支持的投資和生產因存在綠色溢價的而綠色金融得到廣泛接受,其根源在于日益緊迫的氣候變化下的碳排放空間約束,這一約束不僅使得綠也在令生產與消費和碳排放實現脫鉤,從而再對比資金的機會成本之后,綠色金融活動中的貨幣時間價值交換越來越具有開展下去的條件另一方面,碳排放約束下綠色金融的興起,也伴隨著消費行為交換邏輯的升級,資金背后所計量的資產和資源正在碳約束下逐漸與碳排放脫鉤。人們過去傾向于現階段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而非等到未來,但在碳約束下的綠色金融資金價值交換過程中,人類活動對環境的過量負荷以及氣候變化的臨界影響,正在令人們的美好環境需求不斷提升,使之客觀上越來越傾向于低碳的環境與生產生活方式,在碳排放約束下實現現階段更少的碳排以上多種因素,綜合促進了綠色金融時間價值交換活動的順利開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框架在時間價值的基礎上,未來的美好環境與生態和諧等元素也存在貼現率,即通過諾德豪斯所提出的“福祉收益率”進行貼現——應該以子孫后代獲得的生態環境價值與生態財富貼現到今天,來對比當前實現碳排放空間約束的成本,這是綠色金融時間價值在非貨幣層面的運用。21世紀碳排放空間約束進一步又帶來了綠色金融對福祉的三第一是確立了未來福祉的生態屬性。福祉,就是符合人類的福利和利益,人類福祉受排放約束的影響越來越明顯,降低氣候問題引發第二是強調了福祉在時間屬性上的作用,或者說提升了未來福祉需要持續的、長期的、不間斷的未來福祉,這有別于工業文明時代為了當前利益所犧牲未來福祉的發展程度越高,未來福祉的權重和貼現第三是將生態價值納入財富系統之中,金融活動是以資金的跨時空流動為表現形式的,其載體是貨幣,其中也伴隨著的財富的增值或工業文明以來,工業生產活動、人民生活與社會活動主要依賴于含碳資源的能源化過程,資產的計價、財富的形成和積累也與這一過程方向相一致,但這一過程一直是朝著自然資本退化的方向進行的。建筑是資產和財富,但在碳排放空間約束下,風險和環境掛鉤、收益與碳排放脫鉤的趨勢逐漸增強,金融市場的資產配置行為正在逐漸產生相應的財富脫碳傾向。在此趨勢下,生態財富將與人類財富系統性地融2005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是生態文明思想的起源。①金融強國,要求金融業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其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那么對于綠色金融而言,就要求綠色金融的站位應當提升到生態文明層次,充分發揮對生態資源的發展歷程以及與綠色金融之間的關系,“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所蘊含的生態文明思想創新性和可持續性在于,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應當把自然生態同人類文明緊密聯系起來,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金融強國不僅是經濟強國,更是一個生態強國,金融強國對生態文明層次的要求引導了綠色從歷史角度來看,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隨著碳排放的暴增而受到重新思考與重視,且引習近平考察浙江湖州安吉時提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事關“兩個現進生態文明建設,增強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系統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習近平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命共同體》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發關注的時候,幾乎已經到了為時已晚的緊急時刻。碳泡沫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泡沫,①打破碳泡沫是推進可持續發展進程的客觀要求,且碳泡沫被破后,首先迎來的是化石能源文明的迅速衰落。工業革命以來,碳排放活動完全伴隨著以生產為主的經濟活動,既然被稱為碳泡沫,就反映了碳排放量的大幅上漲遠遠超過了生產本身所帶來生態文明與人類文明的高度綁定,其核心在于人與自然是一個和諧共生的整體。技術進步的方向是提高生產效率并令人類日常活動更為便捷,并且技術進步還使得在進然環境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要明顯低于工業文明時代生產力水平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受制于技術發展的階段性水平,人類活動不一定總是和生態環境的自然循環方向兼容一致,因提高生產力優先度更高,從而工業文明時代,即便犧牲一定的環境優勢,工業化國家仍然要以提高生產力作為必要的國際競爭手從綠色金融的角度來看,傳統金融通過資金融通實現了資源配置,而資源配置的過程主要服務于碳元素產生熱能和二氧化碳的過程,碳排放成本的忽略使得環境責任在傳統金融活動中被割裂了出來,成為具有公益屬性的產品和活動。而碳排放空間約束使得碳排放成本發生顯性化,若要實現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的協調,就需要綠色金融實現環境責任在資源配置中的融合,這是綠色發展的核心訴求與氣候變化和碳排放空間約束均是生態環境領域的組成部分,而以政策措施和投資活動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其所處的思想層面存在局限性,需要提高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或者說,僅以綠色金融支持節能環保,還不足以充分解釋“兩山理論”的金融本質,生態文明思想揭示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辯證看待了經濟與生態在演進過程中的相互關系,指引了發展綠色金融的核心職具體而言,從貼現的角度,運用生態文明思想發展綠色金融,將令生態紅利的未來價值得到確認,生態兼容性產品(清潔能源、碳減排技術、碳匯項目等)的未來收益得以計算并貼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方式和程度也得到確定,同時不利于綠水青山的高污染高排放產品將被確認為生態負價值,在碳排放空間約束不斷收緊后,生態紅利的利率和風險低于兩色溢價”降低并轉負,充分實現了生態紅利的最大化,市場行為也將朝著生態與經濟兼容最優的方向進另一方面,從信用的角度,擁有金山銀山可以提高信用主體的信用水平,而生態紅利的充分挖掘,則將使得綠水青山成為最優的信用,也是持久的、可持續的信用來源,從而建立在信用體系上的金融系統在生態文明建設下將不斷向綠在生態文明思想中,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客觀上需要應對資源環境生態約束。在全球氣候變化的環境下,生態文明思想的提出和深入在應對碳排放約束的需求下第一,從群眾認知的角度,中國目前正從發展中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人民群眾對于生態環境的認識較高,并且同時在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兼具對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需求,生態文明建設具有牢固第二,從產業結構和發展階段的角度,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鍵進程中,運用生態文明指導思想,在工業文明新階段下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社會運行規律,是改變落后地位并提升中國在世界產業鏈中所處位置的重要第三,從民生角度,環境就是民生,生態文明思想下兼顧生態環境建設與文明經濟發展真正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從而規避為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或者為減少環境影響從原始文明到農業文明,再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方向都是以生產活動的組織方式為基礎,朝著現代化的方向進行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類探索文明發展的客觀需求,而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動力。在人類文明下一階段的發展之中,處理好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共生關系,是中國領銜探索人類文第一,從物質文明下的生產活動角度來看,在綠色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工業生產正朝著生態環境兼容的方向發展,實現從增碳、到減碳、到零碳、再到負碳的生態友好第二,從精神文明下的人類社會生活需求角度來看,當物質條件發展到一定高度后,人類對于美好生態環境的需求遠高于以往,社會文明必然向著實現美好生存生活環第三,從支持生產活動和社會關系的金融活動角度來看,以及從金融和文明之間關系的角度來看,金融可以視為更好地處理人類文明中一系列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的推社會資源的配置和財富轉移,那么在人類文明新形態下,通過生態文明框架發展綠色金融,應當是更好地處理綠色生產生活關系的推手,實現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生態兼容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業經歷了迅速發展,但與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過去的中國金融業是落后者、追隨者、學習者,但在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國的綠色金融與生態文明建設有望成為全球的引領者、超越者、示范者,并為金融強國賦予新動能。而中國未來要走好綠色金融發展之路,就必須以全新的邏輯框架和理論視角來看待綠色金融的本質,國家、企業、金融機構都應當改變看待綠色金融綠色金融的興起和新階段的演化,伴隨著一場以氣候變化主導的世界變局,其變局的來源可歸結為第一是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下的碳排放約束需求。面對世紀性的環境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經濟金融風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應對共同危機是人類唯一的出路。而綠色金融對傳統金融行業的沖擊正是大變局中較為基礎與核心的層面,因為資金流動的狀態蘊含著生產生活和社會運行方式的動態與變化,如果金融在碳約束下走向了綠色循環,那么世界經濟也會朝著與自然循環方向相一致的方向發展——這一思考也表明了在世界變第二是人類文明走向新形態的金融探索,面對氣候格局、政治格局、產業格局、貿易格局等諸多層面的變局,世界各國都應該思考人類文明如何再進一步邁向新的階段,其中金融升級是文明升級的客觀需求,在文明升級的過程中,金融在多個層面都將在綠色視角下發生轉變,比如:資產的定義將得到升級(碳排放約束下,碳排放空間的稀缺性造成了資產計價邏輯因碳);得到升級(未來環境預期效益的);升級(氣候風險的影響范圍和結果幾乎覆蓋到了生產和社會活動的方);礎也將得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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