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曲折探索及原因分析

陳雅潔李學林羅太元[摘要]毛澤東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同時也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先驅。雖然他并沒有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命題，但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的探索。其探索的過程是曲折而復雜的，他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他撰寫的《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我們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發動的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為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無論是寶貴的歷史經驗，還是沉痛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的先行探索是光輝和偉大的，對于我們解答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所遇到的現實問題，具有巨大的借鑒作用。[關鍵詞]毛澤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大躍進”運動的曲折探索1957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1956年經濟文化事業有了一個躍進，可有的同志低估了成績，夸大了缺點，說冒進了。”[1]他還認為，要讓一個經濟文化還十分落后的國家迅速趕上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西方先進國家，必須要打破常規，大跨度地和跳躍式地前進，按部就班地緩慢發展是肯定不行的。隨后，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上正式提出“大躍進”的口號。1958年初召開的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對反冒進開展了持續批評，會議認為對1956年經濟工作冒進傾向的糾正是“右傾”，反冒進是政治問題，也是方針性錯誤。1958年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確立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為“大躍進”制定了目標任務。在這一總路線的指導下，“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并最終形成“以鋼為綱”的經濟發展局面。“大躍進”運動提出一系列急功近利、不切實際的高任務和高指標。毛澤東雖然在后來覺察到了錯誤的存在，但是由于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對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進行了錯誤地批判，導致“反右傾”斗爭全面開展，使得“左”傾錯誤進一步加劇。甚至到了1960年提出要將“大躍進”長期保持下去。在這種近乎瘋狂的目標任務和“反右傾”斗爭的政治壓力下，全國各地“大煉鋼鐵”，“翻番”口號眼花繚亂，“放衛星”讓人瞠目結舌。在毛澤東的主導下，黨中央發動“大躍進”運動，其原因有二。首先，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蘇共二十大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擺脫蘇聯模式，開始在本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下探索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紛紛加快了經濟社會的建設步伐，國家綜合實力逐步提升；蘇聯也不甘落后，率先宣稱自己建成社會主義，蘇聯當前任務是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此時的蘇聯，還成功地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在毛澤東的眼中，整個世界形勢的面貌大改變，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景無限美好。他認為，蘇聯用兩個五年計劃完成工業化，六年完成農業集體化，中國也可以在三個五年計劃內完成工業化，用十五年的時間超英趕美。他在一次會議上甚至說到：“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可以趕上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2]其次，由于對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加之國內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順利，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改造熱情高漲，這進一步加劇了毛澤東對國內經濟發展形勢的錯誤認識，促使了他認為必須加快推進經濟發展速度的決心和信心。他認為，“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己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速”。[3]在具體實施中，他甚至顛覆了原來制定的“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只注重多和快。此時，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黨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清醒地認識到不切實際的冒進傾向帶來的負面作用，并對此進行了努力的克服和糾正。毛澤東對此雖未明確表態反對，但實際上是持反對意見[本文來自于wWw.zz-nEws.CoM]。“大躍進”運動從1958開始持續三年，其給我們的教訓是沉痛的，“大躍進”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國民經濟的全面倒退、經濟結構比例失調及農牧業產品大幅減產。“大躍進”運動的教訓說明：一方面抓經濟建設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是不可取的。在戰爭年代，毛澤東通過放手發動群眾，取得了革命斗爭的勝利，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但是，當面對抓經濟建設時，繼續沿用革命斗爭時期發動群眾的方式，過分的強調發揮人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顯然是不適用的，不但不適用，而且還會適得其反，造成經濟混亂和社會動蕩。事實說明，只有在掌握并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式，才能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應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指導經濟社會的發展。大躍進留給我們最慘痛的教訓就是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全民“大煉鋼鐵”的號召下，舉國上下開展了大規模的煉鋼運動，我們在鋼鐵的產量上的確在短時期內超過了英國，但是由于對科學技術的缺乏，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甚至因過度的砍伐樹木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間接造成后來“天災”的發生。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不成功實踐毛澤東認為：“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作。”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會議做出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標志著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起。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在50年代后期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作的一項重大決策。發起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群眾生活質量，但是由于脫離實際，不考慮當時的實際生產力水平，追求對生產關系的急于過渡，反而造成了嚴重后果，使得經濟發展陷入困境。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生既有歷史發展的客觀促成，又有領導人決策的主觀因素。首先由于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人民群眾對改變社會地位，過上美好生活的迫切性是空前的。其次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缺乏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的認識，很多工作不從實際出發，希望在短時間內創造社會主義建設的奇跡，這種急于求成的急迫心情極大地影響了毛澤東的決策思維。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給與予我們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一方面必須遵循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這一鐵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復雜而又長期的過程，必須把握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辯證關系，使整個生產關系不斷的處于更新適應狀態，不斷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要求，才能最終建成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這一鐵律。經濟建設必須循序漸進，從實際出發，尊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自然法則，不能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標準。三、“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失誤1966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分別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標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標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群眾運動云涌風起，權力爭斗層出不窮，社會秩序混亂顛倒，產生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導致國民經濟嚴重倒退，使黨、國家、人民遭受了建國以來最慘重的損失和挫折，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最為嚴重的政治災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外部原因。1963年后中蘇兩國關系急劇惡化，兩國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開始公開論戰。尤其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波匈事件”的發生，這些都對毛澤東在思想上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使他感到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偏轉，出現了修正主義，之后西方國家又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更加增加了他對修正主義的防范之心。蘇聯和西方國家的策略也直接引發了國內的不安定因素爆發。面對這樣的形勢，他擔心在中國也出現和蘇聯相似的修正主義，甚至被西方國家“和平演變”，造成社會主義道路的失敗。第二，內部原因。“三大改造”的順利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得以確立，國內主要矛盾也發生了改變，當時中國最重要的事是要推動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盡快建成先進的工業國家。黨的基本任務也轉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大力發展生產力。黨的八大對此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許多積極的方針和設想。但是隨著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以及“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使得黨的思想建設逐漸脫離“實事求是”，“左”傾理論不斷升級完善。第三，經濟原因。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導致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的產生，雖然當時單一的所有制結構以及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顯露出極大的弊端，但毛澤東仍然把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敵人，堅持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旗幟”。此外，當時農村大多數地區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城市群眾也處在困難之中，干部與群眾享受的待遇還有差別。這時對平均主義宣傳和追求，促使廣大底層群眾對社會現狀產生強烈抵觸，有抵觸就會尋找宣泄感情的方法，在領袖的號召下，“文化大革命”正是底層群眾改變不平等地位的最好途徑。第四，文化原因。中國傳統文化中尊君、帝王等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革命理想教育、階級斗爭教育等等，都導致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領袖的膜拜之情，以及革命戰爭年代逐漸形成個人服從集體的高度自覺的行為意識和特殊的政治文化傾向，促使領袖成為了廣大人民群眾心目中無所不能的“神”，個人崇拜發展到極致，直接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鋪平了群眾基礎，為后來的運動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總之，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是極其復雜和曲折的，他在探索過程中就如何建設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出了許多極富創造性的思想，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