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明確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中可以看出：實現農民的生活富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義。農民收入水平是衡量農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標尺，也是衡量鄉村振興戰略的直接標準，更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因素。因此，促進農民增收，拓寬增收渠道，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任務，具有重大意義。一、脫貧戶收入結構及分析謹湯村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大新縣堪圩鄉西北面，距離鄉政府8千米，地處中越邊境，生態環境優美，旅游資源豐富。全村共有19個自然屯，共有652戶2680人。全村耕地面積180多公頃，其中水田、旱地面積約各占一半，林地面積160多公頃，全村產業主要有甘蔗、水稻、玉米、畜牧養殖等。利用在駐村的時間，通過隨機抽查并入戶走訪對185戶脫貧戶的家庭情況進行統計，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統計周期的收入數據如表1所示：表1謹湯村部分脫貧戶2022年度收入統計表在鄉村振興工作中統計脫貧戶家庭人均純收入時，把家庭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生產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四個部分。表中數據顯示，工資性收入是貧困戶家庭收入的主體，是家庭收入提升最快、最直接的來源方式；生產經營收入主要是從事種植業、養殖業、林果業等產業的收入，是脫貧戶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農村家庭收入來源的重要渠道。轉移性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從脫貧攻堅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國家對脫貧戶的幫扶政策一直沒有變，且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加大了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幫扶力度，使得脫貧戶轉移性收入水平不斷得到提高。調查和監測到的信息數據顯示，在2022年統計周期中，謹湯村總體人均收入增速達到了10.03%，但還有一小部分脫貧戶人均收入出現了不增反降及人均收入低于一萬元的情況，脫貧戶家庭的增收在很長一段時間依然是重點關注的問題。二、脫貧戶增收存在的制約因素（一）脫貧人口勞動能力欠缺，家庭負擔重根據相關部門鞏固脫貧成果和防止返貧監測的動態監測數據，全村半勞動能力和無勞動能力占全部脫貧人口的比例為61.8%，脫貧人口因勞動能力差異性較大，通過依靠產業、就業等自主增收渠道提高收入的空間有限。（二）資源分布不均勻經過謹湯村的G359國道把村莊分成兩個片區，公路的西南面村屯靠近躍進渠道、明仕河，水資源比較豐富，有利于發展種植養殖業，但是耕地面積較少。公路的東南面村屯片區地多，但水資源缺乏，農業發展嚴重受到限制。（三）內生動力不足，收入渠道單一脫貧戶大多受教育程度低，自身勞動技能較欠缺，只能從事種植業或者以簡單的零工為生，整體收入低下；還有部分人在短時間內快速脫貧，缺乏持續性的內在發展動力，發展較為緩慢。課題組對本村和相鄰的那浪村300戶脫貧戶家庭進行實地走訪及問卷調查，調查研究了脫貧戶關心的收入來源、收入提升途徑等方面，調查對象為22-65歲人群，其中183人明確表示希望通過到省外或發達的省份務工的方式增加家庭收入，這也是提高家庭收入最主要最快的方式；152人希望村里能夠發展旅游業，通過旅游業直接增加本地人員就業機會，拓展他們的收入渠道；217人希望政府能夠持續增加產業方面的獎補，減輕農戶種植養殖負擔，增加農戶種養殖的積極性；145人希望村里能夠建立自己的產業品牌和產業特色，發展符合自身的特色產業，提升謹湯村品牌知名度；108人希望發展中越邊境貿易，促進邊境經濟繁榮。因此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需要從多維度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多措并舉促進農民群眾特別是脫貧群眾持續增產增收。三、脫貧戶提升收入的路徑（一）轉移富余勞動力，增加工資性收入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及工業化進程的不斷發展，農業機械化程度逐步提高，部分農村勞動力成為剩余勞動力，同時非農收入逐漸取代農業收入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并且近年來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主要來源于外出打工。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為當前農民增收的最強烈需求。由于近三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影響及本地旅游業的蕭條，出現了一波農民工返鄉的高潮，就業問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在轉移脫貧戶富余勞動力時，可以根據當前的政策及實際情況等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第一，借助幫扶人日常走訪的時機做好思想動員、宣傳、推送就業信息，利用粵桂東西部協作結對幫扶、勞務公司、政府牽線、親戚朋友傳帶幫等方式，帶動部分人員到區外縣外務工，使勞務向外轉移，實現跨地區甚至跨國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1]，提高脫貧戶家庭收入。第二，綜合方式轉移勞動力，以農業為重，剩余勞動時間和少量剩余勞動力兼營二、三產業，時農時工，時農時商，離土不離鄉，實現就地就近轉移富余勞動力并可以兼顧家庭的其他生產生活。近年隨著政策變化，本地旅游業逐漸回暖，明仕旅游景區及周邊酒店就業逐漸增多，幫扶車間吸納更多勞動力，鼓勵和動員脫貧戶在當地務工、生產經營等；第三，根據政策文件精神，為促進低收入脫貧家庭、防止返貧監測對象家庭就業增收，積極開發護林員、安全員、環衛工人、協管員等公益崗位，為脫貧戶提供更多務工崗位和就業機會，幫助貧困戶創收，使得他們在實現本地就業希望的同時，還可以照顧好家庭。通過采取多種措施，將富余勞動力分離出來從事二、三產業，穩步提升脫貧戶工資性收入。（二）推動農業產業規模發展，提升生產經營收入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業產業迎來了政策上的利好，尤其是特色產業與富民產業成為農村產業體系的重點關注對象[2]。近幾年來國家及各地區都出臺了一系列產業幫扶政策，并下撥各項財政專項資金，如耕地地力保護補貼、稻谷生產補貼、實際種糧農民一次性補貼、產業以獎代補，幾乎覆蓋了種養業種類，不斷加大對脫貧戶規模種養業和農業設施的支持力度。從數據上來看，以產業以獎代補為例，謹湯村2022年因種植甘蔗水稻、養殖豬牛等而享受的產業獎補達88萬，涉及脫貧戶248戶，共860人受益，這些政策使農戶享受到真正的實惠，減輕了農戶的種養成本，因而極大地提高農戶種養業的積極性。另外，根據本地糖廠提供的2021—2022年榨季甘蔗入廠數據，謹湯村該榨季有68戶脫貧戶種植甘蔗，產量2530噸，產值收入130.90萬元，平均每戶收入1.925萬元，約占家庭生產經營收入的60%，成為脫貧戶家庭收入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因此利用政策的利好，推動脫貧戶大力發展特色種植養殖業，提升脫貧戶生產經營收入。第一，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完善土地流轉政策，實現土地流轉創新，即土地轉包、轉讓、聯合服務等，允許土地經營權的依法有償轉讓，充分利用閑置或撂荒的土地資源，充分開發利用集體土地資源，提升土地利用率，進一步擴大種植規模，尤其是發展甘蔗的種植規模，規模機械化生產，提高生產勞動率，從而提高脫貧戶種植收入。第二，利用自身優勢發展養殖業，增加家庭的收入，可以甘蔗葉、玉米葉作為養牛原料，利用明仕河、躍進渠道優質水源，發展擴大養魚及養鴨規模。第三，利用銀行金融幫扶政策，積極申請貼息小額信貸、富民貸、農擔貸等金融產品，更好解決產業發展規模遇到的資金瓶頸問題，使金融服務能更好地惠及脫貧戶。（三）因地制宜，創新集體經濟發展方式因地制宜，結合本村地理優勢和資源優勢來帶動本村集體經濟發展[3]。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加快推進集體合作社的雙生賦能工作，為脫貧戶找尋新的致富道路。首先，積極鼓勵組織建設各種新型的專業合作，調動脫貧戶的積極性，積極發展謹湯村的養殖專業合作社，如成立養牛、豬專業合作社；專業合作組織能夠為集體經濟發展提供多種服務，能夠有效地幫助脫貧戶解決產品產供銷問題及各種技術應用問題，以及幫助解決如何更好地開發利用統籌本地有效資源，帶動農戶更好地發家致富。其次，加強謹湯村集體經濟合作社與企業、組織的深度合作，通過萬企幫萬家等形式，與制糖公司、本地知名酒店等在資源開發、特色農業及特色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展開多方位合作，發揮龍頭企業帶動作用，增加村集體經濟收益，使非貧戶和脫貧戶受益。（四）利用地域優勢，發展旅游產業謹湯村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擁有優美的田園風光，自然生態環境宜居秀美，位于村內的明仕河上游部分也景色宜人，隨著風貌改造提升工程的完成，公路兩邊村容村貌煥然一新，基礎設施更加完善，有停車場、文化室、民宿等，交通非常便利。一方面，利用背靠明仕田園著名景區的地理優勢和輻射帶動作用，借助明仕景區年度舉行文化旅游節的契機等，在政府和村委推動下加強對謹湯村的旅游資源、風土人情的宣傳推廣，進一步提升知名度，積極開發鄉村田園生態旅游業，拓寬游客的旅游范圍，延長旅客駐留時間，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探索開發休閑觀光農家樂、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等產業。例如，在慶祝一年一度的龍垌節時，不僅要展示地方的美食特色，還可以舉辦民族特色舞蹈、民歌、打糍粑等活動，不斷豐富地方傳統節日的內容，將特色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進而吸引更多的外來游客前來游玩，更好地帶動本村民宿餐飲行業、運輸行業的發展，進而增加農民經濟收入[4]。（五）鼓勵邊境貿易發展，推動邊境鄉村經濟發展邊境貿易發揮著富民、強國、安邦的巨大作用，既為國家創造財富，又為地方人民增加收入，成為邊境經濟發展的一個亮點。充分運用當前國家層面的政策紅利，借助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平臺，推動邊境貿易與地方產業發展、鄉村振興緊密結合，實施“百企入邊”行動的契機，鼓勵邊境小額貿易、邊民互市貿易，促進邊境貿易繁榮發展，以帶動邊境地區農民特別是脫貧戶收入增加[5]。謹湯村靠近東盟國家越南，有邊境口岸和邊民互市貿易點，鼓勵支持脫貧戶積極開展邊境小額貿易、邊民互市貿易，可以從事農副土特產品、干鮮水果、草藤制品、中草藥材等貿易活動，促進當地產業結構優化，從而提高農民收益，真正實現城鄉融合、共同發展、成果共享的局面。此外，還需要做好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