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中外合作辦學行業處于規范發展階段-市場需求逐步恢復一、行業相關定義中外合作辦學指外國法人組織、個人以及有關國際組織同中國具有法人資格的教育機構及其他社會組織，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對象的教育機構，實施教育、教學的活動。1995年1月26日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規定中外雙方可以合作舉辦各級各類教育機構；中外合作辦學，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貫徹中國的教育方針，符合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和人才培養的要求，保證教育質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不得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工作。二、行業發展歷程回顧我國本科中外合作辦學的歷史回顧中外合作辦學在晚清就已出現，140余年來，中外合作辦學的數量、規模、性質、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此，本文將中外合作辦學的歷史發展脈絡梳理如下。1、萌芽發展階段（晚清—民國時期）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歷史可上溯到清朝末年創立的格致書院。1876年，英國駐滬領事麥華佗（W.H.Medhurst）倡議并與滬上士紳合作創辦格致書院，該書院實行董事會管理制度，在辦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均以“西學”為原本，實行中外合作辦學，開中國近代新式高等教育之先河。繼格致書院之后，晚清中外合作辦學的著名機構還有圣約翰書院、廣州格致書院、德文醫學堂、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等。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外合作辦學通過三種途徑繼續發展，一是將原有的書院或學堂發展為高校，如圣約翰書院發展成圣約翰大學、德文醫學堂發展為同濟大學等；二是建立一批教會高校，如1919年建立的燕京大學、1927年升格的輔仁大學等；三是新建一批中外合作高校，如1915年成立的河南福中礦務學堂、1920年成立的中法大學等。這一時期的中外合作辦學，不但數量少、規模小，而且教育主權由外方把持。2、探索發展階段（1949—1977年）新中國的中外合作辦學開始于1949年原蘇聯援建中國航校。同年10月，原蘇聯派出了以巴季茨基為首的974名航空專家，全部參與到我國最初6所航校的建設中。從各個角度審視，原蘇聯援建中國航校都是名副其實的中外合作辦學。從合作辦學主體來看，原蘇聯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紅旗空軍學院等與我國6所航校開展合作辦學；從合作辦學地域來看，在我國境內建立高校；從教學過程來看，蘇聯專家全程參與我國6所航校的選址、制訂教學計劃、親自授課、編寫教材、實習指導乃至空戰指導等系列活動；從人才培養來看，培養空軍及相關各種專業技術人才；從合作辦學效果來看，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空軍及相關專業技術人才并直接投入抗美援朝“實戰”，使我國快速跨入世界空軍強國之列。新中國成立伊始，中蘇合作辦學還有1949年籌建的大連海校、1950年籌建的海軍聯合學校和中國人民大學、1951年復校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原蘇聯援建中國航校和其他高校屬于典型的中外合作辦學，其重大啟示在于：中外合作辦學應立足于“國家所需”，合作項目對我國相關行業、產業起重大推動作用。3、恢復發展階段（1978—2000年）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步入了“復蘇”階段。1979年至1980年，我國政府與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先后簽訂了“加強部分重點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4個項目，這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開展的第一批中外合作辦學項目。1985年，天津財經學院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合作舉辦中國MBA培訓班，成為改革開放后我國高校與國外高校之間第一個合作辦學項目。1986年，南京大學與約翰·霍普金森大學合作共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改革開放后我國高校與國外高校之間第一個合作辦學機構。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逐漸加強中外合作辦學的法治化建設。1993年2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第一次提出“在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范圍內進行國際合作辦學”。同年6月，原國家教委發布《關于境外機構和個人來華合作辦學問題的通知》，首次提出“積極慎重、以我為主、加強管理、依法辦學”的原則。到1994年底，全國共批準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與機構70余個。1995年，原國家教委頒布《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使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有了“臨時性”的法律規定。1996年，國務院學位辦發布《關于加強中外合作辦學活動中學位授予管理的通知》，明確規定：“如向學員頒授境外學位，必須按規定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核準。未經核準，合作辦學項目不得授予境外學位。”1997年，國務院學位辦首次對外公布中外合作辦學可授予境外學位的項目清單，該“清單”包括復旦大學與挪威管理學院合辦“變化管理”碩士專業等10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到2000年，國務院學位辦共審批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30個、機構11個。4、規范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2001年，我國加入WTO，按照承諾，我國將有條件、有步驟地開放教育服務領域，隨后，我國中外合作辦學進入快速發展期。2003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是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部關于中外合作辦學的行政法規。2004年，教育部出臺《中外合作辦學實施辦法》《關于做好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復核工作的通知》，根據這些法規，由教育部牽頭對我國各地的中外合作辦學進行整頓和“復核”工作，依法取消了包括美國夏威夷大學等在內的多個非法中外合作辦學項目，2004年成為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整頓年”。為進一步提高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加強規范性管理，教育部于2006年出臺了《關于當前中外合作辦學若干問題的意見》，強調了中外合作辦學的“公益性”原則；2007年教育部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外合作辦學秩序的通知》，標志著我國中外合作辦學進入了信息化管理時代。2009年，為提高中外合作辦學質量，教育部正式啟動“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工作（試行），首批選擇天津、遼寧、江蘇、河南4個省市中外合作辦學（機構9個、項目84個）開展“試評估”。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教育國際交流合作工程”被列入未來10年10個重大工程項目之一；同年，教育部下發《省市地方對中外合作辦學的監督職責》，明確地方本科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由教育部和省級教育行政部門“雙重”監管。2011年，首批評估試點工作結束，總體評價平均合格率為65.54%，反映出本科中外合作辦學存在諸多問題。2012年，教育部正式開展全國所有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進行“教學質量合格評估”工作。2017年，全國726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教學質量合格評估”工作結束，絕大多數達到合格水平。2018年，教育部根據評估結果以及各地實際，果斷“叫停”5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229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教學評估”與“退出機制”的實施，標志著我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到“提質增效”的新階段。三、行業發展現狀1、市場規模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中外合作辦學出現下滑，但隨著經濟環境改善，中外合作辦學需求逐步恢復，2022年，我國中外合作辦學行業市場規模為198.72億元。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中外合作辦學出現下滑，但隨著經濟環境改善，中外合作辦學需求逐步恢復，2022年，我國中外合作辦學行業市場規模為198.72億元。2、供應規模隨著社會教育觀念的變化，近年來，我國留學需求增加，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數量也不斷增加，根據交易部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舉辦的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2356個，其中本科以上層次機構和項目1340個，專科層次機構和項目1016個；合作對象涉及39個國家和地區，1000余所境外高校，900多所中方(內地)高校。預計2022年，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數量為2351個。隨著社會教育觀念的變化，近年來，我國留學需求增加，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數量也不斷增加，根據交易部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舉辦的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2356個，其中本科以上層次機構和項目1340個，專科層次機構和項目1016個；合作對象涉及39個國家和地區，1000余所境外高校，900多所中方(內地)高校。預計2022年，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數量為2351個。從本科以上層次機構和項目來看，2021年，本科以上層次機構和項目1340個，根據教育部數據，教育部對2022年各地上報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進行了評審，依照專家評議結果，批準共計63本科以上中外合作項目。從本科以上層次機構和項目來看，2021年，本科以上層次機構和項目1340個，根據教育部數據，教育部對2022年各地上報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進行了評審，依照專家評議結果，批準共計63本科以上中外合作項目。3、需求規模由于國內本科招生規模的擴大導致本科學歷的競爭力下降，越來越多人學生和用人單位都認識到211/985本科的重要性。而一些家庭條件優越的學生直接選擇海外留學來尋求更高的教育平臺，對于那些家庭條件有限且在語言方面存在一定困難的學生而言，作為一個211/985院校，正常的高考分數是非常高的，個別專業更是國內極負盛名，那么有一些差幾十分的考生如果依然想要進入這所大學，唯一的選擇就是中外合作項目，這算是高校和學生之間做出的一個折中選擇。根據推算，我國中外合作辦學在讀人數2019年達到45.73萬人，2020年受疫情影響下降。由于國內本科招生規模的擴大導致本科學歷的競爭力下降，越來越多人學生和用人單位都認識到211/985本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