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化時代下的高職院校要培養高素質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1+X”證書制度賦能的“三教”改革能夠有效達成這一目標。數字化時代下的“1+X”證書制度和“三教”改革二者互為手段，且“1+X”證書制度必然推動、呼喚且賦能“三教”改革。但是數字化時代下的“1+X”證書制度賦能高職院校存在教師數字化素養不足、教材的數字化建設有待加強等問題。因此，需要打造“1+X”證書制度下的教師共同體、教研平臺、教材建設平臺、教材共享機制、教法交流機制和教學效果評價機制。［關鍵詞］“1+X”證書制度；“三教”改革；高職院校；數字化“三教”改革指的是教師、教材、教法的改革，是高職院校長期以來的重點任務和改革難點。而作為“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內在要求，即革新職業教育辦學形態、重構學歷職業教育的內容、完善技能證書體系、構建專業水平的評價體系”[1]的“1+X”證書制度的實施，讓人們看到了新時代下“三教”改革的新希望。畢竟在2019年1月國務院頒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不僅明確提出實施“學歷證書＋若干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制度”，也即“1+X”證書制度，還明確提出了職業院校要進一步深化“三教”改革。而緊隨其后在2019年4月頒布的《關于在院校實施“學歷證書＋若干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制度試點方案》（以下簡稱“試點方案”），更是對“三教”改革和“1+X”證書制度的定位予以明確，即深化教師、教材、教法改革，規范中間環節，推進“1+X”的有機銜接。也就是說，要通過高職院校的“三教”改革有效推動“1+X”證書制度的實施和落地。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職業院校承擔‘1+X證書制度有效運行的使命，‘三教改革則是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的切入點，對于凸顯職業教育的類型特征，提高職業教育適應性具有重要意義。”[2]同時，隨著以5G、“互聯網+”、人工智能為代表的計算機技術的突破，在給人們生活帶來方便與快捷的同時，也宣告著數字化時代的悄然到來。2020年以來的大規模線上授課也讓人們對數字化時代教育領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3]有所理解。而數字化也必然對“1+X”證書制度以及“三教”改革產生沖擊，從而影響高職教育的質量，這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此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數字化如何賦能“1+X”證書或者數字化時代如何影響“三教”改革。但關于數字化時代背景下，“1+X”證書制度如何賦能高職院校“三教”改革的研究尚未深入。而且，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2021—2025年）》的關鍵時期，其所提出的“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以及“全面提升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教材開發能力，促進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融合創新發展”更應該加強研究。一、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賦能“三教”改革的內在邏輯如欲對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如何賦能“三教”改革，也即對“1+X”證書賦能“三教”改革的內在邏輯有所認識，必須先對“1+X”證書和“三教”改革二者之間的關系做一詳細的厘清。因為，經由知網等工具的檢索，筆者發現關于“1+X”證書如何助推“三教”改革和“三教”改革如何影響“1+X”證書的研究均有研究者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是否說明，二者之間互相影響？同時，雖然都有研究，但對“1+X”證書如何助推“三教”改革的研究遠遠多于“三教”改革如何影響“1+X”證書制度建設的研究，這又是為何？（一）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必然推動“三教”改革第一，在理論層面，如上文所述，在試點方案中將二者的關系描述為：深化教師、教材、教法改革，規范中間環節，推進“1+X”的有機銜接。這似乎表明二者為目的和手段的關系，即“1+X”證書為目的，“三教”改革是手段。但實際并非如此。在辯證法中，目的和手段是對立與統一的矛盾范疇關系，“目的是表示在人們的有意識的思維和實踐活動中，以觀念的形式預先存在于人們頭腦之中的活動的結果”，而“手段是對人們的有意識的思維和實踐活動中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4]因此，我們可以知道：“1+X”證書和“三教”改革二者互為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的目的則是共同促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第二，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二者又有所區別。畢竟，作為制度設計的“1+X”證書位屬頂層。“1+X”證書制度需要“雙師型”教師，這就帶來了“三教”改革的教師改革；“1+X”證書制度是高職院校的專業教學標準為“1”以及“X”證書所需要的證書考試標準的“課證融合”模式，這就意味著高職院校傳統教材不再適用，也即“三教”改革的教材改革。與此同時，課證融合模式也必然帶來教法的改變，學生不再單一有學校這一教學場景，更有企業等教學場景賦能教法改革。因此，雖然在理論上，“1+X”證書和“三教”改革二者互為手段，但在具體實踐中，“1+X”證書制度作為頂層設計，確實可以由上到下賦能“三教”改革。而“三教”改革所要求的教師、教材、教法改革并非一定指向“1+X”證書制度。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就明確提出可以通過“銀發計劃”增強高職院校兼職教師隊伍建設：“鼓勵引導企事業單位退休工程師、醫師、教師等高技能人才到職業學校從教，發揮其企業工作經歷優勢和技能優勢，為職業教育教師隊伍提供新的動能，為職業院校學生增加一技之師、一事之師。”這類教師改革不一定能夠賦能“1+X”證書制度建設。教材改革和教法改革也同理。因此，“1+X”證書制度能夠有效促進“三教”改革，而“三教”改革并不一定能夠促進“1+X”證書制度建設。（二）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必然呼喚“三教”改革“1+X”證書制度創設的目的是為培養“高素質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這也是數字化時代所急需的人才類型。畢竟，隨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技術（VR）、增強現實技術（AR）、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等的發展，傳統人才培養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腳步。而“高素質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則需要企業、高校、科研單位等的共同聯合。在此目標下，則需要進行相應的“三教”改革，從企業引進專業技術人才從而加強高職院校教師隊伍建設；針對“X”證書以及人才培養目標，摸索數字化時代下的教材安排；而為“夯實學生可持續發展基礎，拓展就業創業本領，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則需要高職院校、教師等積極學習最新的教育教學方法，也需要與時俱進地對教法進行改革。因此，作為“職業教育適應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所作出的制度安排”[5]的數字化時代下的“1+X”證書制度必然呼喚與之相對應的“三教”改革。（三）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必然賦能“三教”改革“賦能，最早是積極心理學中的一個名詞，旨在通過言行、態度、環境的改變給他人注入能量。”[6]而后此概念被諸多領域所借用，成為全新的概念，并被賦予諸多內涵。正如卡門（Carmen）就將“賦能”分為結構賦能、心理賦能和資源賦能三個重要維度。[7]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賦能“三教”改革，則是指為“三教”改革注入能量。那么，是如何實現的呢？第一，從結構賦能角度看，“1+X”證書制度改善了“三教”改革的外部環境，即在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使教育者不再僅僅是學校教師、企業專兼職教師，也可能是在抖音、嗶哩嗶哩等網站上的博主（UP主），同時“教師的工作已經不再局限于課堂，已經擴展到公共空間、社會生活和共同利益的共同建設過程”。[8]因此，學習的環境也不再局限在班級、校園、企業中，還延伸到了網絡、社會，由此也帶來了終身教育的可能。學習的教材也變得五花八門，眼花繚亂。第二，從心理賦能的角度看，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會極大地增強人的獲得感與平等感。數字化時代帶來的是更加扁平化的社會結構，處于學習主導位置的教師（或者說教育者）更多處于上層位置，學生（或者說學習者）則在心理上處于下位，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帶來的變革，使學生與教師處于相對平等的位置，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唯一掌握者，有時甚至需要和學生一起學習新知識。因此，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能賦能“平等關系”的獲得。第三，在資源賦能方面，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會積極加強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數字平臺的建設，這些均對“三教”改革有所助益。二、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賦能“三教”改革存在的困境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在其實施過程中，雖然已經取得了成效，但是在具體的實施環節中，仍舊在教師、教材、教法三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從而影響了“三教”改革。（一）教師數字化素養不足自“1+X”證書制度實施以來，目前已經四五年時間，但是招聘的教師仍舊是傳統教學模式過所培養出來人才，雖然相較于以前的教師，新教師的數字化素養有了提升，但整體看，高職院校的教師數字化素養仍舊不高，尤其是兼職教師。多數兼職教師是從企業招聘，除個別專業的兼職教師懂得數字化技術外，多數教師的數字化素養是比較低的。這會影響“三教”改革，從而也會反作用于“1+X”證書制度的實施，尤其是在某些數字化及智能化面臨迫切升級的專業。同時，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所要求的與之相應的師資培訓制度尚未構建，師資培訓制度的構建是個復雜而又漫長的過程，短短的幾年間，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對“X”證書所要求的師資培訓仍舊不足。（二）教材的數字化建設有待加強通過對當前“1+X”證書制度試點情形的考察，教材方面的數字化建設仍舊存在不足，具體表現在：紙質教材使用較多，數字化教材應用不夠；未能建立專業的數字化教材平臺、數字教材庫。而在有些專業和“X證書”培訓中，不僅數字化建設不足，更是缺乏與之相配套的教材，教師僅靠經驗等進行知識的傳遞，嚴重影響了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的發展及其相應的教學要求。此外，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還存在課程和證件分離，教材內容重復、老舊、單一等問題，還有些地方的教材存在針對性不強等問題。（三）現代教育技術應用不足，先進教育理念有待加強學習當前的“1+X”證書制度下教法仍舊比較單一，雖然有些專業已經開始借助于新興媒體等授課，但整體來看，仍舊停留在初級階段，未能深度融合最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職業教育作為與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教育領域，要積極關注行業的最新動態，關注行業的變化，及時應用最新的教育技術予以更新，并體現在日常教學中。同時，教法的改變也必須跟當前最先進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相呼應，不能僅僅將目光停留在專業領域，更得將目光轉向教育學、教學論、學習論以及教育心理學等理念，尤其是要及時關注國內外教學方法的發展，及時掌握最新的教學理念。數字化帶來的信息交流的便捷，使這一切都較為方便。三、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賦能“三教”改革可行的路徑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如要賦能“三教”改革，則需要依托“三教”改革的核心，將“1+X”證書制度完全融入其中。筆者以為，各高職院校需根據自身辦學情況以及學科、產業發展條件妥善安排自身的改革策略，但以下可行路徑則是眾多高職院校均可借鑒的。（一）依托數字技術，打造“1+X”證書制度下的教師共同體數字化時代下“1+X”證書制度要有良好的發展，需要加強教師共同體建設。“要建立教育共同體，各參與者應基于共同利益，具有共同的信念、價值觀、目標和興趣，形成相互聚合、深度關聯的教育群體。”[9]高職院校要和企業一道合作建立校企教師共同體組織，即打造“雙師型”師資共同體。依托數字技術，教師共同體內的個體能夠進行充分且有效的溝通和聯系。經由教師共同體，教師共同學習教師知識、專業知識，專兼職教師均能夠互通有無，彌補不足。同時，通過教師共同體的建設能夠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提高教師的道德素養。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教師共同體的數字素養也會得到長足提升。（二）依托數字技術，打造“1+X”證書制度下的教研平臺職業院校多是服務于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因此更多會根據當地企業經濟情況開設專業，導致專業較為零散。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在“1+X”證書制度的加持下，依托專業建設全國級別的教研平臺成為可能，這需要教育行政部門的大力推動。借由全行業或者全國性質的教研平臺，一方面可以推動職業教育內的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可以推動教師專業技能的發展，提升“雙師型”教學隊伍的專業素養。此外，依托教研平臺，職業院校可以建構符合院校情況的師資培養體系和教師技能考核標準，進一步推動“雙師型”教師隊伍發展。（三）依托數字技術，打造“1+X”證書制度下的教材建設平臺依托數字技術，可以打造“1+X”證書制度下的教材建設平臺。教育管理部門、教材管理部門等可以聯合職業院校、行業專家等組建教材建設委員會。在“1+X”證書制度下推動各個專業領域教材的編寫、審核以及出版、使用，也可以借助數字手段及時溝通教材的不足，予以修訂。通過教材建設平臺，職業院校可以有效實現“1+X”證書制度下教學課程的“課證融通”，也可以確保課程與就業崗位之間的密切對應關系。數字化技術下的教材形式不拘泥于紙質教材，可以是電子版的教材，可以是紙質、電子共同使用的教材，還可以是與企業實訓工作相對應的操作手冊、實操手冊等樣態的教材。在數字化時代，教材的編寫過程是透明的，即邊使用邊編寫，可以根據教學的實際情況反饋加強教材建設。教材的編寫人員也不局限于教師、專家，甚至學習者也可以參與到教材建設中來。學習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情況、對教材的理解情況等幫助完善教材編寫。這是數字化時代所帶來的便利，也是“1+X”證書制度所要求的教材設計科學性的體現。（四）依托數字技術，打造“1+X”證書制度下的教材共享機制“1+X”證書制度帶來的是教材的多樣性，不同的“1”以及不同的“X”均需要以專業的教學標準設計相應的教材。如果不能及時共享，則會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不符合數字化時代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同時網絡的精神就在于“共享”。因此，職業院校可以依托數字技術，打造“1+X”證書制度下的教材共享機制，借由教材共享，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