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蝴蝶效應斯品漢姆蘭法與大轉型內容摘要：波蘭尼認為，19世紀由“社會市場”向“市場社會”的大轉型中，建構自發調節市場的路徑將導致文明的崩潰。原為管制經濟、救濟社會之用的斯品漢姆蘭法成為了這一轉型的轉折點，該法案實施后造成的一系列消極后果，使得未被市場體系納入的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塊陣地—勞動力也最終失守，進而導致了市場對社會的侵蝕，自由主義得到合法認證，危險的大轉型啟動。然而，波蘭尼的批判即便意義重大，卻也要重視其中不足。本文對波蘭尼思想的啟示進行分析。

關鍵詞：蝴蝶效應波蘭尼斯品漢姆蘭法大轉型

引言

1795年一部鮮有問津的法令和1944年時仍尚未止息的一場史上最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它們之間具有怎樣的聯系呢？卡爾·波蘭尼寫于1944年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就以這樣的進路反思了19世紀的人類文明史。在其宏大的人文關懷中，自發調節的市場被視為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這是由于一直以來，經濟關系都是嵌入于社會關系之中的，19世紀以來試圖創造一個“脫嵌”的自發調節市場社會的期待，實際上卻使其落入一種雙向運動（市場的不斷擴張及其它所遭遇的社會自保的反向運動）的支配，以至于此種無法消弭的持續緊張最終演化為兩次世界大戰的人間慘劇。而19世紀由“社會市場”向“市場社會”的大轉型中，斯品漢姆蘭法令可謂為轉型動力機制形成的起始點。那么，如何理解斯品漢姆蘭法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塑造”？它與波蘭尼的思想體系關系如何？這一論說及其對它的批判的提出，對于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思索又有著怎樣的啟示呢？

波蘭尼《大轉型》的思想體系梳理

波蘭尼對規制全球經濟的制度的關注，是直接與他多國流亡的經歷聯系在一起的。而自1920年以來，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批判一直是其中心理論關切。同時，他極力反對第二國際的信條：前進的道路被視為是歷史發展預先決定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他的中心思想是：前進的道路只有通過基于道德原則至上的人類有意識的行動才能順利實現。波蘭尼的《大轉型》，集中反映了其長期以來的思想關涉，他認為，導致文明崩潰的長遠因素必須在工業革命的發生地——英國才能得到分析。而他對法西斯主義起源和自我調節市場興起下的二戰的闡述，是將寫作此書視為一個有意識的政治參與行為，試圖為戰后的世界指出一條通往更為人性化和理性化的道路，這一發展計劃構成了其整個研究的步驟（波蘭尼，2007；布洛克、薩默斯，2007）。

由上，可以對《大轉型》一書的思想體系進行宏觀把握，概而言之，筆者將這一體系概括為三個首尾相續的要點：第一，自發調節的市場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第二，市場之不可能在于社會與市場的永恒互嵌；第三，在這一糾葛的“市場-社會”關系中政府和個人的位置與意義。在分述之前，必須要注意到的是波蘭尼在方法論上的整體性，其至少包括三方面：制度分析（特殊制度安排及其功能）、隱喻分析（工業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隱微聯系）和多元層次分析（全球性的機會結構和國家機會結構）。這種在深度上“現象-內質”的縱向挖掘和空間上“國家-全球”的橫向鏈條是理解波蘭尼論述的關鍵視閾。

（一）自發調節的自由市場的不可能

波蘭尼至少從兩個路向說明了這一不可能性：其一，自由市場內在運轉的非自由性，政府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有著近乎根本性的作用，市場自由主義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將人類目標從屬于非人的市場機制的邏輯。如波蘭尼對現代市場經濟起源的考察，他發現早期生產方式下的貿易都是互補性（互惠、再分配、家計）而非現代經濟意義上的競爭性貿易。使隔絕的中世紀城市形成統一國內市場源于作為“解圍之神”之國家的干預（波蘭尼，2007）。而人類的行為動機并不在于維護占有物質財富的個人利益；而在于維護他的社會地位、社會權利、社會資產，從傳統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帶來的動機變化——生存的動機被獲利的動機取代，是被創造出來的結果（波蘭尼，2007）。其二，后果的災難性。波蘭尼（2007）開篇就提出：“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市場脫嵌和社會自保的雙向運動在國內和國際上的雙重緊張注定了國際體系的失敗，“百年和平”后接踵而至的是世界經濟體系崩潰和兩次世界大戰，引起災變發生的根本性源頭在于經濟自由主義建立自我調節市場體系的烏托邦的努力（波蘭尼，2007）。

（二）社會與市場的永恒互嵌

它是自發市場之所以不可能的根本原因。他認為，在19世紀之前，人類的經濟是嵌入在他的社會關系之中的，經濟一直是附屬性的。但是，市場的邏輯與先有模式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而這正是由市場控制經濟體系會對整個社會產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要讓社會的運轉從屬于市場。與經濟嵌入社會關系相反，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經濟因素對社會存續所具有的生死攸關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結果。……這正是人們熟知的那個斷言的意涵：市場經濟只有在市場社會中才能運轉”（波蘭尼，2007）。而19世紀以來市場的“脫嵌”嘗試，卻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是因為現代經濟假設三種非用于市場銷售的虛擬商品—土地、勞動力與貨幣—能像真實商品那樣起作用，并以可標價買賣的方式獲得，這只會帶來致命的后果。將自然與人商品化違背數百年來統治著社會的道德原則，必然帶來社會的自保；而國家對虛擬商品的管理使之置身于三大最重要的市場中，不可能跳出。由此，19世紀的社會史就成為一個雙向運動的結果：市場組織在真實商品方面的擴張伴隨著它在虛擬商品方面受到限制，在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所固有的威脅面前，社會奮起保護自己（波蘭尼，2007）。虛擬產品的人道性質和存在方式使得任何通往絕對市場社會的努力都不可能擺脫反向運動的牽絆，自由放任的一元化純屬烏托邦，正如布洛克精彩的比喻：讓市場脫嵌就好比拉伸一條巨大的橡皮筋，讓市場得到更大程度自治的努力，同時也增加了張力的程度。隨著進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繃斷——意味著社會解體——或者回復到更嵌入的狀態（波蘭尼，2007）。

（三）政府與個人在該“市場-社會”關系中的位置與意義

除了上文提及的干預統一市場形成之外，政府一直以來亦有著“延緩經濟發展進程，減輕變遷的受害者的痛苦，并試圖把變遷的過程引導到破壞性較小的方向上去”（波蘭尼，2007）的功能。而到了市場試圖“脫嵌”的19世紀，市場社會雖帶來了表象的繁榮與和平，但悖謬的是，不僅是人和自然，連資本主義生產組織自身都不得不躲避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破壞作用。因此，卷入反向運動的是整個社會群體。而在雙向運動的制度目標下的兩大組織原則（經濟自由主義原則和社會保護原則）都不可能脫離政府自行運作。但是，19世紀的市場失敗使得政府必須調整自身的定位，這就涉及到政府與人在重塑“社會-市場”關系中的位置與意義。順著歐文的邏輯，波蘭尼對社會主義有著真誠的親和感：本質上，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的內在傾向，這種傾向有意識地試圖使市場從屬于一個民主社會，從而超越自發調節的市場。這種努力就是使社會成為人們之間的獨特人性關系。他勾勒的新世界的基石，即“政府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按照自身意愿組織國民生活的自由”。而這種新的“社會市場”不是摒棄市場復歸傳統經濟的返古，而是在復雜社會中引入政府干預，并通過“重新發現社會”擴展自由。這意味著廣泛而普遍的制度對個體權利尤其是不服從權利的保障，從而不必懼怕權力與計劃對其靈魂的壓抑，并試圖為所有人創造更多的自由（波蘭尼，2007）。

綜上，本文將波蘭尼意義下19世紀大轉型的歷史進行總結，如圖1所示。在圖1中，實線箭頭代表市場“脫嵌”的擴展運動，而虛線箭頭則是社會保護的反向運動，后者的出現和增強是以前者的興起與擴張為前提的，且市場擴展越劇烈，反向運動的作用力也越強。即便市場“脫嵌”不可能，但市場機制一旦產生便可不斷自我擴展和強化，其擴張的力量大于社會自保的力量，因此，大轉型下的市場幾乎有著難以操控的性質，以至于隨著金本位制自控力的減弱和國際市場上帝國主義、保護主義的濫觴，帶來了國家間及各國內經濟壓力的增大和競爭的極化，從而使國際體系走向崩潰。

斯品漢姆蘭法的體系坐標

那么，這一大轉型的起點是什么？普遍說來，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1834年的《濟貧法修正案》被當做現代資本主義的起點，它標志著斯密式的自由放任市場體系的形成。然而，波蘭尼卻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上述兩個法案之前的斯品漢姆蘭法令上，并認為這個權宜之計決定性地塑造了整個文明的命運（波蘭尼，2007）。那么，應如何看待這一法令？它在波蘭尼的思想坐標中又該如何定位呢？

斯品漢姆蘭法令頒布于1795年，是伯克郡的法官們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作出的決定：工資之外的津貼應該通過與面包價格掛鉤的方式予以確定，以便保證窮人能夠得到一個最低收入，而不論他們實際掙得的錢有多少。它確定一個窮人維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如果某人的工資低于這一水平，那么當地教區或地主必須補足這部分差額。這一為窮人建立的父愛主義法令，形式上是保護勞動力免受市場的威脅，但卻在事實上將原本可以因《安居法》解除而自由流動的勞動力，限制在傳統社會關系（教區、地主）當中，從而阻滯了新工業體系下的最后一個市場——勞動力市場的建立（波蘭尼，2007）。這一明確將市場機制作為防范對象的措施不同于早前任何保護性立法，“生存權”的要求被提出。但是，一個與目標有著巨大反差的悖論性結果卻出現了：作為父愛主義的“斯品漢姆蘭法令是設計來阻止，或者至少是延緩普通人的無產階級化的；結果卻是大眾的赤貧化，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幾乎失去了人形”，同時，“幾乎奇跡般的生產增長與大眾幾成餓殍的現象并存”（波蘭尼，2007）。

是什么導致了這樣的吊詭？在工資制度與生存權利的矛盾中，后者被事實證明是個致命的陷阱。這可以從被雇者和雇主兩個方面得到解釋：就前者言，在經濟人的預設下，如果一個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生存，那就沒有人再愿意為工資而工作了，搭便車成了理性之選；就后者言，既然無論工資多少，被雇者都能保障生存，那么將工資水平降到生存線以下反而成了最優選擇，因為無論他自己支付得如何少，來自法案的補貼都會將工人的收入提升到法定最低收入的水平，以至于在某些地區造成這樣的結果：只有那些依靠救濟的人才有被雇的機會，那些努力遠離救濟、自力更生的人幾乎不能保證有份工作。而上述兩方面的反復循環，在短短數年內就使勞動生產率下降到赤貧勞工的生產率水平，這反過來又為雇主拒絕提高工資提供了理由，且最終甚至會壓低地方行政長官們好心為窮人們設立的救濟“標準”（波蘭尼，2007）。如是惡性循環帶來了上文的吊詭，但即便生產率受損，無論從相對還是絕對意義上，獲利方都是雇主，他們利用公共基金支付了勞動力成本。而在窮人這邊，不勞者有工作，強壯勞動力在找工作中遭到排擠的反常狀態帶來了從生存水準、工作動力到尊嚴的三重打擊，這對窮人來說是巨大的道義損害（布洛克、薩默斯，2007）。恰如波蘭尼（2007）所言：“如果說一個人類社會是一架為維系其賴以確立的那些規范而自我運作的機器，那么斯品漢姆蘭法令則是一架破壞這些規范，從而使任何社會都無法有穩固基礎的自動挖掘機。它不僅給逃避工作與假裝匱乏以獎勵，而且在人們努力逃脫赤貧化命運的節骨眼上增加了赤貧化對人的吸引力”。由此，即便斯品漢姆蘭法帶來的濟貧總費用在1830年代是穩步下降的，而且由于國民財富的增長，它們的比重一定下降得更快，但針對該法令的批評卻愈發猛烈，其原因在于以下事實：大眾的非人化開始使整個國民生活失去活力，并嚴重地束縛了工業自身的能量（波蘭尼，2007）。

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尼批判的與其說是保護主義措施本身，不如說是這一特殊制度的形構。保護主義試圖保護工人以避免市場帶來的威脅，但工資體系迫使他們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謀生，斯品漢姆蘭法看似家長制般的使窮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至少能有最低生存工資保障了生存權，但卻未考慮這一保障機制與同時存在的工資體系并存的條件下所形成的博弈矩陣可能帶來的是何種納什均衡。赤貧化成為了這一法律生效期間的均衡點，生存權的保障卻是以在工資體制方面，雇主盡可能壓低工資水平、雇傭者盡可能少地提供勞力為代價的。窮人被賦予了生存保障權，但卻沒有賦予他們在工資體制內以聯盟機制與權力方進行討價還價的權利，尤其是1799年至1801年通過的反聯合法案，阻止工人們獲得社會地位，防止他們借此展開集體性反抗。從而，一個新的雇主階層誕生了，但沒有一個相應的由雇員組成的階層成長起來。這些反對貿易聯盟的法案構成了受雇工人們工資難以上漲的最主要的結構性阻礙因素（布洛克、薩默斯，2007）。

但是，斯品漢姆蘭法早已是眾矢之的，這樣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念滲透到包括勞工階層在內的心中：無論斯品漢姆蘭體系看起來多么光鮮，它的本質是對大家的掠奪；“生存權”實際上是致命的絕癥。1832年，在下議院議員徹底獲得權力后，新登歷史舞臺的中產階級的第一個重大改革就是廢除斯品漢姆蘭法令，由《改革法案》與兩年后的《濟貧法修正案》取代。這個吊詭的時代已經由不得任何尋求其它轉化可能的路徑思考，糟糕透頂的現實為市場經濟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取之不竭的源動力，“市場機制正在自我確證并叫嚷著自身的完善：人類勞動必須被變成商品。反動的父愛主義曾徒勞地試圖抵抗這種必然性。從斯品漢姆蘭法令的噩夢中逃脫出來后，人們盲目地沖向了市場經濟烏托邦的屏?！保ú悸蹇?、薩默斯，2007）。如同拓撲學中的“蝴蝶效應”一般，一個本為應急之策的小小法令——斯品漢姆蘭法的實施造成的一系列災變，使得未被市場體系納入的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塊陣地——勞動力市場徹底失守，大轉型是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得到從理論到現實的權威性確認后得以實現的。即便工人階層（或無產階級）在斯品漢姆蘭法廢除后終于形成，但他們所面對的社會形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市場的大潮成為不可逆的力量?？v然雙向運動下市場“脫嵌”是不可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反向運動對于市場力量的可控性，它的自發性、無計劃性無法阻止市場的破壞性，而它與市場的張力亦引發了其它形式的社會損害。人被放逐于市場上，其生物本性被視為社會的既定基礎，經濟性動機隱匿了人的社會性。對于政治家和管理者來說，自由放任僅僅意味著用最小的代價和努力來達成對法律與秩序的保障。讓市場去掌管窮人，讓饑餓去鞭策窮人，讓貧窮來刺激繁榮。社會即便在市場烏托邦的構建中持續地發生著作用，但是其內在結構已被根本性地置換，以至于只能退隱，且這一社會保護運動再也無法與經濟體系的自身運轉兼容。

斯品漢姆蘭法的離場伴隨的是新時代政治經濟學的興起，但波蘭尼遺憾地發現，以經濟性利益為邏輯起點建立起來的學說體系成為了那一時代的主宰。湯森、伯克和最具代表性的、提出“圓形監獄”說的邊沁，無不是推崇讓工業生活的市場組織成為主導，所有其他制度領域都會從屬于這種模式。波蘭尼發現，在那個時代，“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思想家首推羅伯特·歐文，而他的思想，也是建立在歐文的遠見卓識之上：歐文區分了社會與國家，并只把國家安坐它所能承擔的角色，即能夠為了使共同體避免受傷害而進行有益的干涉，但一定不能承擔起組織社會之責。由于社會是真實的，人們最終必須從屬于社會（波蘭尼，2007）。在斯品漢姆蘭法之后，市場的一枝獨秀幽閉了社會的可能性，并造成了哈貝馬斯意義上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宰制。歐文的19世紀的社會保護運動已無法拯救社會，但更為人性化和理性化的通途在于對市場自由的重審和“社會的重新發現”，也就是再建復雜社會中的自由，這無非是一種歐文主義道路的現代實踐。

布洛克和薩默斯將波蘭尼對斯品漢姆蘭法令的間隔時間強調的原因總結如下：其一，該法令說明了市場發展的非進化性和非連續性本質。自我調節的市場的興起不是自發形成或發生的，而是源于國家的建構；其二，關于對斯品漢姆蘭法的體驗和圍繞它展開的討論，確立了自由意識形態的基本假設。然而，這對波蘭尼來說，僅僅意味著三點：經濟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普遍深入；它在本質上是錯誤的；它成為我們解決文明化過程問題的主要障礙之一（布洛克、薩默斯，2007）。

批判與意義

談及波蘭尼對斯品漢姆蘭法的研究及其思想體系的意義，在中國學界的通例就是將他對市場烏托邦通往的致命陷阱自恣的道德駁論引入知識領域，從而為國家干預及社會福利提供合法論證（王紹光，2008），反對以張維迎、茅于軾為代表的市場放任主義。然而，中國學界“拿來主義”方法傾向和“批判殘疾”的問題意識，使絕大部分學者只求對某一思想引入后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中國意義，這種看似啟明的西學東鑒卻可能封閉了這樣的可能：如果所引入學說是錯誤的，那么我們的批判就建立在了錯誤的基點上；即便引入學說的核心觀點正確，但也無法排除其部分論述可能存在諸多謬誤或忽略；即便對其的批判有可能是錯誤甚至是全然錯誤，但如果沒有競爭性的學說來刺激之，人們對它的接受往往是一種偏見般的吸納或排斥，而對其內在理據無從感認。從這種密爾式的關懷出發，在總結波蘭尼上述研究給人們帶來的啟示之前，本文試舉兩種較有代表性的學說對于波蘭尼的批判和補充，并結合著它們給出的啟示，考慮波蘭尼的內在理據帶來的啟發。

（一）新制度主義路向：諾思的市場性社會

雖然波蘭尼和諾思都同意，脫嵌的、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的不可能，但兩者在對市場的認知上有著根本性的差異。波蘭尼認為市場自發地要求自我調節，“一旦商品社會運用精致的機器和工廠來生產，有關自我調節的市場的觀點就必然會形成”（波蘭尼，2007）。他的道德關懷和制度分析是并行的，并預設了市場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而他對社會的親和性，使得市場之惡往往以顯明面相流露出來，以至于在沖突論的視角下簡化了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更復雜的博弈關系。在諾思看來，波蘭尼的致命謬誤在于將市場與定價市場同義，而市場定價并不能支配整個經濟體系。市場的不完善需要制度來彌補，市場的根本目標在于效率，而效率絕非是通過自發調節的競爭和生產可以達致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尤其是國家對產權的界定和保護以降低交易費用。社會反向保護運動是與市場體系有機地結合的，雙向運動經由政治程序實現緩慢的制度變遷和結構轉換，從而可以規避市場給社會帶來的風險。換言之，市場體系的運作內在性地要求國家和社會適度參與（劉擁華，2011）?！爸Z思悖論”的提出使得國內與國際的基本結構能更好地統和，以說明市場、國家與社會三大實體的關系。由此，在諾思看來，市場、國家、社會在體系中的合理關系是社會整體良性運轉的基礎。

（二）馬克思主義路向：哈爾珀琳的階級分析視野

在波蘭尼看來，即便社會內部有著階級分野，全社會也是被當做一個整體來應激市場帶來的社會危機的，而波蘭尼對國家的定位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如說是黑格爾式的“普遍國家觀”。加之他反對馬克思的經濟主義，使得他對以經濟分殊為基礎的階級分析視角嗤之以鼻。而哈爾珀琳（2009）則通過大量的史料批判之，強調階級結構及階級內分野對大轉型的影響。她認為波蘭尼的“雙向運動”具有誤導性，因為市場在19世紀不是無管制的，并不是社會中的所有集團都受市場的擴張威脅，并不是所有集團都能從中找到保護。她強調，社會體系的創建是為了發展主導集團的利益，當支配階級被一個具有根本不同的利益的階級所取代時，體系變遷就真正發生了。波蘭尼忽略了一個事實：當我們有充分證據表明下層階級處于悲慘境地的時候，我們卻沒有什么證據支持特權階層忍受了什么苦難（哈爾珀琳，2009）。換言之，不同的階級間的權力資源分配使得一種整體性的解釋很難充分說明問題，國家中立性的觀點存疑。如就斯品漢姆蘭法來看，哈氏此處的批判是站得住腳的，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的“資料來源注釋”部分列出了三個反對斯品漢姆蘭法的原因，某種程度上正是他們因斯法這一保護性法令受到的損失：它對勞動生產率的破壞性影響；它傾向于在全國不同地區形成成本差異；它助長了在鄉村中形成“勞動力的一潭死水”，并由此助長了城市工人對勞動力進行壟斷的傾向。然而，這些損害相對于赤貧者來說，顯然不是一個層次的，如果說對雇主而言，這是相對于其市場預期而受到了相對損失，那么對于赤貧者（雇員）而言，則是從道義到生存資料的絕對損失（波蘭尼，2007）。哈爾珀琳對于18世紀以來的階級沖突投入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歐洲圍繞著資源分配和市場環境的持續性沖突不僅是尋求保護，也對壟斷、貪婪進行著斗爭。由此，波蘭尼將社會整體化，使其未對不同階級應對不同程度的危機從而產生不同的應對動力與應對方式作出更詳盡的分析。

綜合上述及符平（2011），Hechter，Michael（1981）等人對《大轉型》的批判，波蘭尼對“市場-社會”關系的定位有著簡約的沖突論和偏頗之嫌，既未注意到兩者間同向合流可能帶來的后果，也沒有重視社會復雜的力量對比對“市場-社會”關系造成的影響，亦沒有從形式角度注意到脫嵌不可能下市場的自主性；同時，他僅將市場送上導致社會崩潰的審判庭，而未深究同樣有嫌疑的作為自變量的國家、社會以及各要素間的互動集，這使得他論述背后可能流失的是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更審慎的相關性考慮；同時，由于時代與史料所限，他對制度、社會階級在整個大轉型中對于各方的影響的動態考察不足，而以他的價值判斷閃爍其詞，這使得讀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他的極富感染力的道義論證上，而缺乏對他論述從邏輯到史實的合理性進行更細致的考量；即便是斯品漢姆蘭法這樣一個他投入了巨大精力所陳述的對象，也存在著較大的爭論（MarkBlaug，1963）。而一旦斯品漢姆蘭法的實證材料及其所依憑的規范邏輯可能出現巨大的動搖，那么，這一“蝴蝶展翅”是否引發了20世紀那場人類災難，后繼研究者可以存疑，并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對這一說法進行“去泛道德化”的“冷酷實證”分析，以充分展示波蘭尼整套論述的解釋力。

結論

筆者可以對波蘭尼圍繞斯品漢姆蘭法鋪展開的大轉型思想體系的啟發作一番總結。波蘭尼從斯品漢姆蘭法這一微觀視閾出發而鋪展開的文明演進視野，至少可以帶來三個背離當時代潮流但卻極具反思意義的啟發：

其一，反啟蒙時代以來惡猜國家利維坦，善待市場社會的大潮，從極權主義的國家畸變背后看到市場力量對于國際國內結構一步步邁向致命陷阱的危險，通過“嵌入”、“雙向運動”的分析視野從源頭上戳穿了自發秩序的神話，省思了市場體系對于人類社會造成的難以逆轉的災難性建構，提示了國家干預和復歸社會方是人類社會所往向的更為理性與人性化的通途，而他的學說意義，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時代更顯突出。

其二，反經濟主義將人類目標從屬于非人的經濟機制的大潮，以康德與歐文式的人本關懷介入到冰冷的市場社會中，從而心照不宣地分有了與后繼的后現代主義者反思現代性的共同主題，他對人類社會性的回溯與張揚，對實現復雜社會中整體自由的渴盼，都是在進行康德主義般的實踐理性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