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李約瑟難題”的看法一、“李約瑟難題”研究歷史述評所謂“李約瑟難題”，學界公認的經典表述是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于1964年在《東西方的科學和社會》一文中系統提出的，他指的是:“為什么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15世紀期間，在應用人類的自然知識于人類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遠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雖然，李約瑟早在1944年2月重慶的中國農學會會議上就己提出了該問題。但關于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的探討，在李約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關注。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伏爾泰、奎奈、休謨、狄德羅等都有論述。中國的不少學者對此均有廣泛探討，從魯迅、任鴻雋、梁啟超到馮友蘭、錢穆、梁漱溟等都發表過諸多看法。但自從李約瑟從東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的發展歷程提出此問題后，其研究范圍之廣、見解之獨到、在中外影響之深遠，較前面諸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人們也就習慣的稱之為“李約瑟難題”。以時間為線索，“李約瑟難題”研究大體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新文化運動時期。此時雖沒有“李約瑟難題”的提法，但有關難題的基本內容都已經出現，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熱潮。任鴻雋認為“無歸納法為無科學之大原因”。其后，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自然科學不發達，是因為我國人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之觀念。因襲己久。本不易驟然解放，其對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為清代中國沒有學校、學會、報館之類的建制，科學上之發明不能流傳和交流。1924年，他在發表的《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中又認為自然科學未能發展起來的原因，最大的障礙是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蔣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調和性”、“民族尚談玄”等原因。化學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發表了《中國之科學思想》一文，認為政府的專制、學術(易經、陰陽五行學說)的專制，對中國科學的發展是極大的“摧殘”綜觀這一時期的論述，可以看到，他們把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原因歸結為研究方法、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專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對于經濟制度方面則少有涉及。第二階段，抗戰前后時期。李約瑟開始參與直接地研究和討論，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熱潮。在1944年，中國學術界又一次展開關于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的討論。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陳立討論了我國科學不發達的心理因素。數學史家錢寶蹤(1892-1974)則把原因歸結為中國人太重實用。而這些又是由中國的大陸文化、自給自足之經濟所使然。同年十月，李約瑟在題為“中國之科學和文化”的講演中指出:“……大商人之未嘗產生，此科學之所以不發達也。”竺可禎于1945年在《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中認為“中國農業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眾多學者把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都歸結為經濟制度方面。第三階段，從80年代至今。在80年代前期，陳平從經濟結構、對這一問題，他首先從更廣闊的社會大背景來考慮，進而提出“為什么在公元8世紀以前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有利于科學發展，而到18世紀以后卻阻止了科學的發展呢?”[2]，這實際上就構成了他進行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分析的取向，因而也才有“羅列因素法”的產生。往后進一步明確“為什么現代科學的興起發生在歐洲而不發生在東亞文明中?在這個問題后面，牽涉到有關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的一切問題。”[3]這樣，李約瑟的探討就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史研究，而進入到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天地之中。[4]在這樣的思路指引下，李約瑟以其深邃獨到的洞察力對史料進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許多重要的結論，在他一貫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前提和方法大致是:(一)以“科學中心主義”為衡量標準“科學中心主義”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和輝格式[5]的歷史研究方法，以歐洲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雖然事實上對中西文化比較時這樣一個標準是必要的，而且它也已經成為大家普遍接受的范式。但卻完全沒有必要將此標準絕對化，處處以這種唯一的標準衡量其它文明，畢竟范式也是有反常的。幾千年前迫于生存壓力的早期人類，當他們處于東方和西方這樣兩個差異極大的生存環境之中時，他們對世界的認識方式和傾向也必定有所差異，因而形成了他們不同的文化體系。就其文化核心—價值觀而言，東方人更傾向于倫理化，而西方人則更傾向于自然化，以求真、求美為基礎發展而來的整個文化，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因而，單一化的標準過于僵化和武斷，也與文化“多元性”的特點不相吻合。正如埃德蘭·莫蘭(EdgarMorin)所說:“把科學想象為清除了任何意識形態和只由唯一‘正確’的世界觀或理論統轄的想法是個極大的錯誤。實際上意識形態的、形而上學的預先假定(意識到的或未意識到的)的沖突是科學生命力的不可缺少的條件。”[6]另一方面，李約瑟又是反“科學中心主義”的。他寫作《科學技術史》的目的之一就源出于此。而且他發現，在西方科學傳入之前中國沒有科學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在斷定這種說法是西方的無知與傲慢的標記之后，他援引弗朗西斯?培根本人的下述名言表明自己的態度:“我們若要觀察新發明的力量、效能和結果，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它們將全世界的面貌和狀態都改變了。歷史上，沒有任何帝國、宗教、或顯赫人物能比這三大發明對人類的事物有更大的影響力。”[7]而這些發明最早都是由中國人作出的。這樣，綜合以上兩方面的論述，他就不經意的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從表面上看是在為中國辯護，并且旗幟鮮明地反對他同時代的和前輩的西方人未加思索或不知情地就對中國存有的陳腐偏見，而內心卻假定歐洲是至高無上的。(二)“羅列因素法”的使用李約瑟研究其問題的方法首先是設定近代科學出現的標志(如假說的數學表達，實驗方法與理論建構的結合)，其次是確定產生近代科學的必要前提，再次為分析(在社會、經濟和智力)不同水平上有助于構筑科學革命的前提的基本相關因素。這些方法使李約瑟識別出一些消極阻礙因素，并通過詳細的比較分析，論斷中國不存在科學革命的前提條件(而西歐則顯然存在)。但這種方法的缺陷在于:“造成了無休止地羅列促進因素和阻礙因素，而恰恰缺乏揭示科學革命何以發生在西歐而不是在中國的系統的理論綱領。”[8]中國的學者長期以來深受這種“羅列因素法”的影響。在這種研究方法的指導下，學者們已經列舉出數十種因素(諸如地理、經濟、政治、邏輯等等)，這些因素從社會層面到哲學層面，涉及方方面面，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李約瑟難題”的解決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就總體而言，這還只是一種鋪陳式的整理描述性的工作，離真正解決“李約瑟難題”恐怕還有不小的距離。這種方法一方面因為缺乏嚴密的系統性，而僅僅體現為因素的簡單堆積和羅列;另一方面在于僅僅用定性的、籠統的說明比較恐怕很難具備切實的說服力。(三)計量史學的比較方法李約瑟是第一位用計量史學的方法處理中西科技文化不同發展的學者。他認為中國古代科技文化有著輝煌的成就，特別是在西方中世紀那個時代，中國的科技水平處于領先地位，而西方科技水平則處于發展的低谷期。但是，到了西方文藝復興以后，中國被西方趕上了，以后西方科技文化處于不斷地加速發展的狀態，而中國卻始終沿著一條平緩的曲線作緩慢地上升。李約瑟根據科學水平與時間之間的序列關系作了一個科技史學界眾所周知的趨勢圖(見圖一[9])，并根據這種趨勢進一步地用計量史學的方法處理了世界科技文化的演進規律(見表1[10])。他認為中西科技文化的發展在歷史上出現兩個重要的特征點:“融合點”與“超越點”。如果以科學水平作為評價標準的話，那么一門科學研究的對象有機程度越高，所涉及的現象綜合性越強，那么在歐洲文明和亞洲文明之間，它的超越點和融合點的時間間隔越長。從量化上看，中西方科技文化的融合點與超越點存在著一個時間區間。李約瑟把這種現象稱為“世界科學興起規律”，正如下圖所示。受李約瑟計量史學工作的影響，中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就中西科技文化發展的不同特點作了更為細致的量化工作。金觀濤等人在《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的演變》一文[11]中統計了公元前6世紀到19世紀末這兩千年五百年時間內近二千項科技成果，根據各項成果在學科范圍內的地位及其對社會影響程度的大小，制定不同的計分標準，做出中西方科技文化的水平隨時間發展的數列關系，也得到幾組和圖一相似的重要的曲線。雖然傳統的這些計量史學方法的比較研究能夠得到一些直觀的結論，但仔細地分析其理論根據和曲線的構成便會發現幾個問題。首先，科技發展水平與時間之間的計量分析和曲線構畫的立論根據來自于現在流行的西方科技觀，更確切地說是來自于“歐洲中心主義”的科技觀。事實上，在中西科技文化的各自發展過程中，中國與西方世界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樣。中國走了一條科技倫理化的道路，而西方走了一條科技自然主義的道路。因此，簡單地立足于西方坐標系中來定量分析或者構畫中西科技發展的曲線難以全面地反映它們在歷史上的不同發展狀況。其次，描繪中西方科技文化發展軌跡的思路基本上是在一種線性思維系統中進行的，把科技文化的發展水平簡單地看成是科學發現或者技術發明與時間序列的線性對應，這樣科技文化發展中的非線性變化現象(諸如多因素相互作用、文化分岔和自相似性等)就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反映。第三，科技文化發展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科學問題、科學觀察和實驗、科學理論、科學技術的社會建制化等等，它們之間相關性沒有得到充分的刻畫。最后，曲線構畫的方法是把統計的結果簡單地反映到科學水平和時間構成的二維坐標體系上去。總之，傳統計量史學的比較方法從非線性科學理論上看，主要是不能真實地反映科技文化這種非線性系統在遠離自身平衡態時所出現的突變現象。進而，李約瑟嘗試給出了他的解答。即認為:一方面，外部因素阻礙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生;另一方面，中國思想風格中固有的內部因素也阻礙了哲學層次上的理性主義演繹因果解釋方式的抽象化發展。其中，外部因素主要是存在亞洲官僚化的社會形式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近代歐洲意義下的資產階級和商業階級的缺乏。三、“李約瑟難題”解答對“李約瑟難題”的解答實際上要分為兩個部分，簡而言之，就是要回答所謂的為什么“領先”和“落后”的問題?就前者而言，在文化吸引子的規范之下，中國科學研究的最終導向也就傾向于實用化。實用理性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它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信仰和思辨，但仍能保持一種冷靜的、以理節情的生活態度;第二，它本質上是一種講究實用、實際和實行的經驗論的思維方式;第三，它并不是從當今中國社會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古已有之。雖然我們對實用理性傳統的探討主要是從科學技術系統內部和社會兩方面展開的，但實際上科學自身的發展動力在中國卻從來不是主要的，而這種實用性傳統也早己積淀于政治經濟和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了。因而，對于為什么“領先”的問題可以考慮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即金觀濤、劉清峰等人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中所說的宗法一體化結構)使得中國社會從奴隸到封建的轉變在中華地域內就可完成，從而使得原有的社會文明能夠持續發展，而不是象古希臘羅馬那樣，科學文化備受蠻族入侵的摧殘，表現出極大的起伏性。這就表明，在中國這種社會結構下的非線性相干機制不僅不甚強烈，而且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從而導致科技文化系統達不到能夠重組的臨界網值，使得內漲落在結構的制約下不可能被放大。而西方的這種起伏性，正充分反映了它們的系統處于經常性的漲落之中，這就帶來了它們系統經常性地解構重組式的自組織發展。其次，歐洲中世紀教會采取了一種普遍的思想禁錮政策，相比之下，同時期的中國雖然也“獨尊儒術”，但人們出于實際生活的需要并沒有對實用技術的追求進行太大的限制，因而這種思想的相對自由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較為有利。再次，中央集權制在鞏固封建統治和國家統一的同時，也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中國的官僚制度的特色誠如韋伯所說，是技術性、服務性和專業性的，因而帶有高度的實用理性的精神，這一點正是促進了科學發展的主要因素。而這種制度的形成卻是在中國特定的初始條件下出于實際的需要一步步發展而來。一方面，而由于黃河巨大的含沙量經常導致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另一方面，雖說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極大，但是全中國的平均雨量卻有定型，使得中原農業茂盛，人口繁殖;西北地區干燥，群居著游牧民族。因而當氣候不利的時候，游牧民族便會向中原發起進攻、挑起戰事。而這樣的斗爭則延續了兩千年。因而基于全國國防線的考慮，即使在國防上也要求中央集權，而注定著中國農業社會的官僚機構必須置身于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體系之下。[12]在這種集權制的規范和選擇支配下，中國的許多科學著作、技術發明就直接起因于這樣的實際需要—即怎樣管理好幅員遼闊的國家。天文學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因而，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中國天文研究都是基于實用的目的，天文觀察和預測是為了政治上的實用，立法和報時則為了生活和儀式上的實用。這樣，由于專注于實用，中國的天文學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張衡發明渾天儀，祖沖之實測歲差、制大明歷，郭守敬發明簡儀。中國的這種實用理性傳統在科技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就表現出強烈的選擇、規范和支配效應，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早期為之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而西方思辯化的認知取向在發揮序參量的功能時，使得西方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只是少數人業余從事的一種消遣活動。當古代中國人正在實際需要的觀念趨勢下忙于巨大創造的時候，古代希臘人卻從實用的繩索中掙脫出來。從畢達哥拉斯學派開始，故代希臘人的科技活動便不再受制于實用性，正如瓦托夫斯基說:“它涉及滿足某種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屬于實用的范圍”[13]這種思辯理性的傳統就使得他們在認知的選擇上就偏重于科學理論，而輕視技術經驗。表現在觀念上，如柏拉圖認為機械是下流的，具有讀神的性質，阿基米德盡管具有技術發明的天才，但他寧愿專心于純粹科學的研究。并且因為它很少面向社會，故而難以大量生產生活必需品，大部分技術也沒有長足的進步。而這樣的狀況直到近代科學出現了“技術化取向”之后才完全改觀，并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巧世紀期間得以持續，因而在歷史的不斷積淀中，從宏觀的表現形態來看，就驗證了李約瑟所說的，在應用人類的自然知識于人類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遠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中國的實用理性傳統一方面促使中國在經驗基礎上發展科學技術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另一方面又因為同樣的原因使得傳統中缺乏了科學加速度發展的必要因素。而這種實用化的價值取向作為我們的文化吸引子究竟是怎樣發揮其選擇、規范和支配效應的呢?這里我們重點從三方面進行討論。首先，從政治制度方面來看，正如我們前面曾提及的，中央集權制為了政治的需要，為了穩定的需要，不論對科學發展的路向乃至科學研究的內容都施加了強烈的規范和選擇性支配效應，尤以天文學的發展為最。因而，政治上的實用使中國人缺乏追求定理的信念，官方天文學者由于缺乏超實用的好奇心，天文學的發展最終便停滯下來了。其他的原因還包括官方天文學者深受陰陽五行的影響，走上了一條走不通的道路—玄學的道路，因而致力于對天文現象的人文解釋，而放棄了客觀真理的追求。其次，從經濟結構方面來看，在我們前面討論中西科技的起源時的許多例證就以表明，中國的這種小農經濟內在要求科學具有實用性。因而，它一方面對科學發展進行規范，即把科學限制在實用的范圍之內，象《天工開物》這樣的著作也只是把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知識以經驗規則的形式表述出來，很少作理論上的探討。另一方面，對科學研究的內容進行支配和選擇，這就使得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常把注意力集中到農學以及和農業有關的問題上來，從而削弱了對其它學科領域的探討。但是單一的農業經濟對科學技術的需求畢竟是極其有限的，它不僅把廣大人民終身限制在土地上，使其難于接受新事物，而易于滿足和安于現狀，求知之心不迫切;而且由于這種經濟的剝削是極其殘酷的，因而人們既不能、也不愿采用先進技術來改進生產，這樣，技術水平低下乃至停滯不前，重要發明在生產中得不到廣泛應用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再次，也是我們需要重點探討的，從科學技術系統內部的發展狀況來看，實用理性蘊含著以下兩方面的消極因素:其一，急功近利，講究實用。不管什么東西，只要它不能落實到某種用處上，且這種用處是可以通過感性直觀到的，人們就宣布它是奢侈品，它的存在是無意義的，是可以棄之不顧的。其二，易于滿足，缺乏宏大的目標。由于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所以只要人生日用得到了滿足，或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只要達到了“溫飽’，人們也就自得其樂，再也沒有更多的追求了。所謂“溫飽”，也就是“飽食暖衣”，專指人們的物質生活。事實上，人們也以同樣的方式來理解和診釋他們心目中的“幸福”，至于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那就完全可以略去不計了。也正因為此，“中國哲學和文化一般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毋寧更欣賞和滿足于模糊籠統的全局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中，去追求和獲得某種非邏輯非純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領悟。具有抽象興趣的名家和墨辯沒能得到發展，到了漢代大一統意識形態確定后，實用理性的思維模式便隨之確定難以動搖了。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展，也排除反理性主義的泛濫。它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構成了一種性格—思想模式。”[14]實用理性奠基于經驗論的基礎之上，強調直觀和道德，強調與日常生活地實際相結合，它尤為強調的是理論必須具有實踐和實用的品格。因而缺乏“為科學而科學”的傳統，一切科學都要為現實服務，缺乏獨立精神。科學的實用性使得許多科學的發展都被限制在實用的范圍之內，只是把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知識以經驗規則的形式表述出來，很少作理論上的探討。科學的實用傾向也使得對科學發展的需求十分有限。人們僅僅局限于滿足日常的生活需求，而對于生活之外的事務則少有涉及。這種實用化的認知取向進而對各種學科進行了選擇乃至規范，天文學的研究就成了制定歷法，歷法的實用則使天文學史變成計算技術的發展史;地學是為了戰爭、生產和生活，醫學是為了治病，生物學主要是為了記述農業、畜牧業的經驗。這種實用理性的傳統就像一個功能強大的過濾器，它對科學研究的內容進行層層篩選，這就不可避免地突出了實用化的取向從而淘汰了許多極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并支配著中國的科學最終走上了實用科學的發展道路。而在這種實用的心態下，必然造成對于理論研究和建構的忽視。人們在生產中對凡是能提高產量的措施就加以采用，從不追究什么原因，工匠只知承師手藝，亦步亦趨，從不去追問其中道理，大家都是知其然，不想知其所以然。反映在科學上，學者只知記述生產實踐中的經驗，只滿足于解決世紀問題，或只知記載某種現象，從不去加以概括提高，這就形成了以描述性為特征的科學，使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對觀察材料的收集和積累的階段上。[15]就數學而言，這種傳統使代數學發達，而幾何學卻相當的貧弱，因此也無法提出合理的幾何模型來了解天文現象。就張衡的“渾天說”和托勒密的“地心說”而言，雖然從天文觀察和計算來說，兩者的結論比較接近，但是就理論的結構而言，托勒密的天文學更為科學和更接近近代。因為，在張衡的天文學體系中存在實用的技術化傾向，缺乏原始科學結構的示范作用。托勒密是用歐幾里德幾何學的示范來建立其天文學理論的。故而，張衡的主要興趣在于行星運動的代數特征，而托勒密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代數與幾何學的基礎上，并利用數學的方法進行觀察和計算，這是張衡天文學中所沒有的。[16]此外，這種實用化取向也導致了理論和經驗技術獨立發展，其這種差別由下圖可見一般[17]從圖二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紀以前，西方科學技術史和中國一樣，理論、技術是獨立發展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表現得極不明顯，而這一時期也正是“思辯化取向”主導的時期。這表明科學還沒有形成統一體，其中的理論和技術還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向前發展。在宏觀上這將表現為科學發展的積累效應，它的發展只能是緩慢的、平淡的，其中不存在科學傳統的任何變革。這也是中國科學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但由圖可知，十一世紀之后的歐洲，理論和技術要素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表明，11世紀以后的歐洲，科學統一體逐漸形成，科學發展有了科學內部的動力，己經能夠擺脫單純對社會的依賴了。而中國的這種因素則卻始終沒有形成。[18]造成這種原因的關鍵就在于西方科技文化這時候出現了另一個重要的序參量—即“技術化取向”的因素。當然它的產生不僅得益于文藝復興所帶來的效果，而且也是當時經濟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產物，此外也受益于以太陽為中心的天文學的復興和最后突破、數學領域的巨大發展和力學的全新概念框架的獲得所帶來的那個時代科學知識體系和新世界圖景的貢獻。因而，這一序參量和“思辯化取向”的相互作用和協同發展就為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帶來了嶄新的形象:首先帶來了一種新的自然觀。即把自然視為客體，人是主體和行為者。從而使人能夠以獨立的觀察者和控制者的身份來面對自然。這就使自然的這種嚴格的對象化成為可能，它暗示著事實和價值的截然分離，描述和規定的截然分離。其次，新科學帶來了的第二個有意義的特性是，物體和自然過程可以分析為各種構成部分，從其部分的性質人們可以“綜合”出其整體的性質。伽利略把這一點美妙地描述為分解的方法(metodoreslutivo)和合成的方法(metodocompositivo)。第三個特性就是實驗。實驗方法的偉大理論家是弗朗西斯·培根，盡管他本人并不是一名偉大的實驗家。對于培根來說，實驗首先是系統地探究因果關系的方法，通過再現原因或者抑止原因的出現，我們就可以控制該原因的結果。于是，這表達了一種支配自然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希臘科學所陌生的，但在中世紀的巫術那里卻很典型，因此，這種實驗主義精神可以看作是阿拉伯文化給西方科學的一個遺產。[19]因而，當它們作為西方科學技術中的序參量真正發揮作用后，就對西方的生產方式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