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中“負心漢”社會心理中國古代小說和戲曲同屬于敘事文學的范疇，它們在題材方面相互關聯、相互借鑒，許多故事都圍繞著男女情感、婚戀來展開描寫。情感婚戀是文學作品永恒的話題，飲食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齡階段都會對愛情產生向往，期待在自己最好的年華遇到完美堅貞的愛情，然后組建美滿的家庭。但現實往往事與愿違，愛情的旅途總是充滿艱辛與坎坷，許多情侶最終會因為現實中的各種原因而無法成就美好姻緣，讓人惋惜，也正是因為惋惜等情緒的觸動，促成了古代小說戲曲對于這些艱難情感的描寫，而這些出現在小說戲曲中的情感婚戀故事大部分又都與“負心漢”有關。在文學作品不斷流傳的過程中，“負心漢”的成因不斷為研究者所關注，成為探究社會文化、文學作品人物形象等的重要依據。一、古代小說戲曲中“負心漢”形象本文所論述的“負心”指的是男女之間在已經確定婚戀關系后，男方違背雙方的誓言，做出了背叛女方的舉動，“負心漢”則特指古代小說戲曲中的負心書生。我國古代小說戲曲大多是以民間傳說或情感故事為主要內容，而其中情感故事多數描寫的是奇女子與“負心漢的故事”，以至于形成了文學史上關于愛情故事相對固定的“負心漢”主題模式。唐代傳奇小說《鶯鶯傳》，描寫了家境貧寒的書生張生與沒落貴族小姐崔鶯鶯相愛，但最后因種種原因對崔鶯鶯始亂終棄的悲情故事。后來在《鶯鶯傳》的啟發和各種社會現實的影響下，唐代蔣防創作了《霍小玉傳》。此外，早期南戲《張協狀元》《趙貞女蔡二郎》，元代楊顯之的《臨江驛瀟湘秋夜雨》，明代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都塑造了“負心漢”形象。通過對眾多作品的分析，并參考相關文獻資料，我們發現，古代小說戲曲作品中的負心漢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在本能沖動或好色驅使下的用情不專，移情別戀，研究者將其稱之為純粹的“官能欲”負心漢;

第二類則是由外界功名利祿誘惑下而改變初衷，拋棄發妻的“功利欲”負心漢;

第三類是因家庭門第、父母之命難違而被迫離棄，實屬無奈的“迫不得已”型，如《霍小玉傳》中的李益等。二、古代小說戲曲中“負心漢”負心的社會因素科舉取士、門第觀念、封建禮教等構成了“負心漢”們負心的主要社會客觀因素。中國古代選拔官員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是科舉取士制度。唐宋以來，科舉取士為很多出身寒門的讀書人提供了發跡的機會，但同時也釀就了許多婚姻悲劇。一方面，朝廷中的達官顯貴希望通過與及第士子的聯姻來擴大自己的勢力，于是那些出身貧寒，經過寒窗苦讀而及第的士子，便成了他們擇婿的首選對象;

另一方面，部分剛剛通過考試而步入仕途的士子也想得到達官顯貴們的幫助提攜，以鞏固地位，于是一幕幕拋妻乃至棄子的富貴易妻現象不斷上演，甚至成為一種社會問題，這在當時的小說戲曲中有所反映。如南宋民間流傳的《趙貞女蔡二郎》和《王魁》就是關于落魄書生及第做官后拋棄了原來貧賤之妻的書生負心婚變戲。所謂“門第”觀念，是指在封建社會大背景下締結婚姻的兩個家庭必須是社會身份與地位相當，即“門當戶對”時，子女才能婚配。唐前期，因受魏晉南北朝以來門閥士族社會的影響，婚姻重門第，當朝顯貴往往以娶名門女性為榮。如唐初貞觀名臣魏征、房玄齡、李績等人，都曾與山東名門望族聯姻，這反映了門第觀念在世俗社會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如《霍小玉傳》中的男主角李益便是在封建門第觀念影響下，迫于家庭壓力、尊父母之命而被迫負心的。李益“門族清華”，才情出眾，自然也希望能找到與自己相當的絕佳女子。而女主人公霍小玉本是霍王家的幼女，只因其是霍王婢女所生，在家中地位低下，最終被一眾兄弟趕出王府，落入娼門淪為妓女。在機緣巧合之下李益與霍小玉相識相知，雖然地位懸殊，但霍小玉的才情卻深深觸動了李益的內心，并希望與之雙宿雙飛、白頭偕老。然而李益的母親卻是位嚴厲剛毅之人，“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李益“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李益雖有抗爭，但卻受孝道的制約，太夫人身后整個強大的封建社會及其婚姻上的門第觀念等是年輕男女根本無法與之對抗的，更何況女方是妓女的身份。因此，客觀原因促成李益成為了“迫不得已”型的負心漢。三、古代小說戲曲中“負心漢”負心的心理因素梳理分析有關“負心漢”小說戲曲作品及相關研究資料發現，“負心漢”們負心的一個較為共同的心理機制即臣服于功名利祿。讀書人通過自身努力獲得社會認可，得到衣食住行的滿足乃至所謂的功名利祿本是無可厚非的，但臣服于功名利祿的心理卻讓很多讀書人在金榜題名后，為了既得利益而背信棄義、寡廉鮮恥，拋棄糟糠之妻。在經歷過數十載寒窗苦讀后，這些抱著金榜題名改變人生想法的書生，終于經過科舉達成了自己的目標，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穩固自己的地位，自然會爭取一切機會，包括以婚姻作為籌碼。同時，在復雜的官場環境下，人心逐漸被錢權所腐蝕，攀龍附鳳成為眾多書生常用的一種鞏固自身利益的手段，于是書生“負心漢”現象不斷出現。這在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中都有反映，前文所提楊顯之的《臨江驛瀟湘夜雨》就十分具有代表性。劇中書生崔通在進京趕考之前便與少女翠鸞結為夫妻，但崔通金榜題名后，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追求更多的權貴利益，對外謊稱自己沒有家眷，在官員的撮合下，與試官之女再度成親，并長久未歸鄉下家中。其結發妻子翠鸞見丈夫久久未歸，便只身進京尋找，而崔通為了保全自己，見到翠鸞后不但不與其相認還誣陷其是“逃奴”，致使翠鸞臉上被刺上“逃奴”二字，還暗中吩咐押解翠鸞的官差，押解路上“可死不可活”。但后來崔通知曉翠鸞父親其實就是廉訪使大人后，又無恥的想“早知，便認她做夫人了”，如此這般無恥小人，貪圖富貴只認眼前利益，而全無良心可談。全劇雖以大團圓結局，但卻客觀再現了書生負心的心理過程。明代擬話本小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有一段男主人公莫稽的內心描寫:

早知道會成就如此事業，還會害怕沒有達官貴人主動招婿嗎?

可自己偏偏認了一個團頭做岳父，這可不是長久之計，今后生出的孩子豈不就是團頭的外孫，必然會被人笑話的。從此可以看出，男主人公莫稽是一個內心丑惡、為人卑鄙又薄情寡義之人。女性及其家族的虛榮攀比心理也是造成“負心漢”們負心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古代，權力至上的社會生存現實導致許多女性與自身家庭都存在虛榮攀比的心理，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有些女性看中了有才情、有前途的讀書人，便會促使家人為自己完成心愿。這時無論讀書人出身多么卑微，經濟條件多么差，女性家族都不會在意，相反會給予一定的經濟資助，輔助他們參加科舉取得成績并進入上層社會，但這種幫助的前提是讀書人需要迎娶自家的女兒。人窮志短雖不是真理，但家境貧窮的讀書人，在寒窗苦讀中突然能得到別人的幫助，內心難免會出現動搖。為了更好的前途，他們可以違背自己的內心答應婚事，而又會在飛黃騰達之時做出負心的行為，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便是最好的例證。女主人公金玉奴雖然身處富有之家，但家庭地位低微卑賤，其父是一名乞丐頭目。因為家中缺少文化人，不能滿足當時傳統意義上的光宗耀祖，所以金玉奴的父親一直都想為女兒找一個有文化的讀書人作為良婿。而金玉奴也深受父親的影響，對父親的行為十分贊同，甚至已經過了最佳婚配年齡也執意要等到一個讀書人。在旁人的提及下，金玉奴的父親對窮秀才莫稽有了關注，并對莫稽提出了可以經濟資助但要迎娶自家女兒的要求。而莫稽也到了適婚年齡，并由于家境貧寒無法娶親而被迫答應了金玉奴父親的要求，與金玉奴結成夫妻。兩人成婚后，既為了丈夫的未來，也為改變自身卑微的出身，金玉奴對丈夫的前途十分上心，不惜花重金為丈夫購買昂貴的書籍，以促進丈夫在科舉中取得好成績，成功進入上層社會。由此可見，金玉奴對莫稽的感情并不單純，其中摻雜著虛榮的攀比心理。這種因功利目的結成的婚姻導致莫稽也無法認真對待他與金玉奴之間的夫妻感情，心境上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最終在前程似錦后做出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