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預警、信貸危機與宏觀審慎管理策略研究20世紀70年初至今,伴隨著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所經歷的一系列金融危機,有眾多國內以及國外的學者開始著手進行大量的理論研究。但由于各個時期造成危機的原因不盡相同,對金融危機成因的理論分析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步演變,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的危機模型大多用來解釋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拉美危機。第二階段的模型旨在解釋1992年歐洲危機、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機(所謂的龍舌蘭酒效應)。第三階段的模型旨在解釋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和1997年產生自東南亞并蔓延至整個亞洲的金融危機。豐富的理論模型都可以很好的解釋和分析各個時期的貨幣危機。但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并蔓延至全球,不僅引發了嚴重的世界經濟衰退——該衰退是從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也迫使經濟學界和各國政府管理當局開始重新審視和反思傳統的貨幣政策理論和金融監管機制,并達成共識：通過構建并實施一個有效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可以有效地規避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基于金融風險轉變為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和破壞性,對金融風險的防范時,其重點首先是需要從內部建立一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及時地發現風險隱患并堅決地加以消除,而不是后拖、掩蓋和累積風險隱患。從而在降低本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同時,防止受到國際金融風險的沖擊。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于2012年3月18日發布的《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提出,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點是：應加快構建并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研究建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預警和評估體系,形成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因此,建立適當的風險預警體系成為首先需研究的重點內容。目前大量的實證研究也試圖使用參數和非參數等數據方法,來識別基于理論基礎的指標和危機之間的關聯性,并建立風險的預警模型。但實證文獻中建立的具有“普適性”的模型也僅能解釋當前危機,卻無法有效驗證下次危機。所以,大多數模型在樣本外‘的檢驗效果也差強人意。因此,為了有效地監督和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首先需要研究為什么傳統預警模型的績效總是差強人意?是否有更好的研究方法能夠對其加以系統的研究?等等。如果能夠解決上述一系列問題,不但可以對當前指標體系研究的混戰提供一個解決思路,同時也更有利于實務界在金融風險預警方面的便捷應用,從而有助于進一步提高金融風險預警理論和指標體系的可擴展性、應用性,對于我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也能夠帶來較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性。而且,當政策當局準確地識別出形成金融風險的原因和類別后,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便需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去提前糾正,對癥下藥。但此次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也使人們開始對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和監管理論方法進行了反思。隨著金融機構和市場的不斷發展,對傳統的貨幣政策理論和銀行監管理論提出了挑戰。在監管方面,傳統的銀行監管僅關注單家機構,認為只要確保單家機構的審慎經營,就能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宏觀經濟周期,并且無力應對總體的信貸波動。對銀行進行有效監管的基本框架和指導性文件,分別是巴塞爾委員會于1988年、2001年頒布的《巴塞爾協議》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但從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來看,即使是改進后的《新巴塞爾協議》,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問題,反而加劇了金融市場的順周期性和波動性。而且,微觀個體理性往往會導致整體的非理性,出現金融穩定中的“囚徒困境”,形成所謂的“合成謬誤”。這表明,傳統以控制通脹為目標范圍的貨幣政策與微觀監管機制所形成了宏觀監管框架,并不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因此,如何建立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工具成為下一步需重點研究的問題。2013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需要重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建立和完善,同時充分發掘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功能。此外,還應當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不斷優化監管標準和監管方式。因而如何選擇適合我國金融體系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和政策,同時形成監管政策與其它金融財政政策的良好協調機制,成為當前我國金融當局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成為學術研究的前沿課題。但從國際實踐來看,目前全球范圍內關于宏觀審慎監管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一些重要的議題,如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框架如何構建、實施工具如何開發、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如何協調等,都處于開放式的討論過程中。毫無疑問,只有從理論上率先對上述問題進行澄清才能為宏觀審慎監管的實施開辟實踐道路。因此,本文將基于上述邏輯框架,對宏觀審慎監管的實踐路徑進行一個全面系統的分析,這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宏觀審慎監管內在機理和實踐路徑的認識。本文將從以下四個方面對進行探討：(一)進行宏觀審慎分析,開發金融體系的早期預警指標體系,并分析、監測及評估金融體系穩健性,對宏觀經濟周期的趨勢性和金融體系的風險狀況做出判斷。首次運用最新的BCT分析方法對新興市場國家過去40年期間發生的貨幣危機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建立了針對不同類型危機的具有前瞻性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得出一些非常有意義結論：(1)新興市場國家爆發的貨幣危機屬于不同的類型,可將其劃分為：政策失衡類危機、金融過度類危機、外部債務和突然停止類危機；這也有力地解釋了為什么大部分實證文獻中建立的具有“普適性”的模型僅能解釋當前的危機,但卻無法有效驗證下次危機。(2)貨幣危機是由多種脆弱性因素共同引發的,并且各類危機的預警指標組合及閾值不盡相同,因此,我們不應該采用一刀切的預警指標體系,該結論對我國也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3)第一類危機以貨幣貶值為代表,第二類及第三類危機呈現出以貨幣升值為代表,且均與信貸擴張相關,表明這些危機的起源非常相似,同時也表明實際貨幣升值和國內信貸擴張是能夠有效預測金融危機的最重要指標；(4)當資本市場呈現過度杠桿化時,易引發貨幣危機；(5)外部債務和突然停止類危機占總樣本的21.69%,排名第二,說明此類危機具有很高的普遍性,應重點關注。(6)本文也給出了識別各類危機的關鍵預警指標及閾值組合。(二)運用建立的預警模型,識別出我國現階段潛在的系統性風險。該章運用BCT模型對中國1994-2011年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當前我國發生貨幣危機的概率較低,但仍應重點防范發生“信貸”危機,也為后續采取有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及逆周期宏觀審慎管工具提供了方向。(三)面對資產價格泡沫,研究現行的貨幣政策框架是否能有效加以應對,是否應該對貨幣政策框架進行調整?該章主要分為兩個研究,分別從貨幣政策的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數量調控方面,主要分析存款準備金工具是否具有逆周期特征；在價格調控方面,主要研究貨幣政策利率調控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重點探討一種新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研究一：存款準備金率與信貸總額之間存在負向協整關系,法定存款準備金具有逆周期特征。央行頻繁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工具,產生了較好的逆周期效果。研究二：運用動態面板實證分析后發現：(1)銀行間短期拆借利率與銀行風險承擔之間呈顯著地正相關。表明短期利率的下降對銀行貸款組合的質量及金融穩定有正面影響,即當利率降低時,銀行風險承擔行為減少。(2)貨幣政策立場與銀行風險承擔呈顯著地負相關。表明當短期利率低于基準水平時,銀行將增加他們的風險行為。即相對低水平的利率可能導致銀行減少風險感知或者增加風險容忍度,也證實了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中風險承擔渠道。(3)銀行風險承擔行為也受市場結構、資本資產比、銀行規模的影響,且呈現負相關,但與GDP增長率呈正相關。具體表現在,當銀行業集中度增加或競爭減少時,銀行貸款風險下降；當資本資產比及規模越大時,銀行承擔的風險也越低,貸款組合的質量越好。上述結果也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首先,銀行并非是被動的風險中性角色,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應考慮到銀行業的條件。因為從金融穩定的角度來看,貨幣政策并不是中性的,所以,貨幣政策能夠減輕或至少抵消一些金融不穩定性對實體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而風險承擔渠道的潛在影響也意味著長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展望應該包括產出增長、投資和信貸。其次,銀行的具體特征(如資本水平和規模)在銀行的貸款和風險承擔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應對這些特征進行更有效監管,而有效的監管是保證銀行實施審慎行為的重要因素。第三,在持續的低利率時期,尤其是如果還伴隨著其它風險承擔的信號,比如快速的信貸擴張和資產價格上漲時,銀行監管部門更應該加強警覺,采取更有效的監管政策來限制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四)研究制定宏觀審慎政策。通過宏觀審慎管理工具與調整后的貨幣政策一起共同應對金融失衡,最終實現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目標。該章主要分為三個研究,首先對國際上常用的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的有效性進行系統性分析,并對工具進行具體的細分以處理特定類型的系統性風險,避免對所有工具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提高工具的有效性。然后,深入剖析我國在應對信貸波動過程中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并對其調控的效果進行系統地分析；最后,針對巴塞爾協議三中最新提出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進行重點研究。經過上述系統性分析,研究一：為有效應對信貸繁榮危機,將常用的宏觀審慎工具分為以下四類,分別為資本要求、流動性要求、資產集中和信貸增長限制及與貸款資格標準相關的變量。研究發現,能有效減緩信貸順周期的宏觀審慎工具有：貸款價值比率(LTV)、債務收入比(DTI)、信貸增長上限、準備金需求和動態撥備提取規則。研究二：(1)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信貸增長率的調控效果非常顯著,具有明顯的逆周期特征,這與第5章的研究一結論相同；(2)存貸款基準利率對房屋價格指數的調控比較顯著,這也表明其緊縮信號的作用非常明顯,與第5章的研究二結論相同。(3)恰當的貨幣政策、準備金率手段及宏觀審慎政策的組合使用可以達到穩定經濟的目標,政策的連續性對抑制房屋價格上漲具有顯著地作用。(4)不同時期房價上漲的驅動因素有所不同。其中2009年后房價上漲的主要驅動原因是由過度信貸所導致,這與第3章分析的結果相一致。(5)我國在進行逆周期的調整過程中,調控的總體方向是非常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