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的鄉村振興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討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鄉村振興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分析當前我國城鄉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提出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發展。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我國城鄉差距逐漸加大，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日益凸顯。為了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必須加快推進鄉村振興，打破城鄉分割格局，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農村經濟發展滯后：受制于基礎設施薄弱、科技水平落后等因素，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導致城鄉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制約了鄉村經濟的整體發展。公共服務不均：城鄉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存在差異，優質資源多集中在城市地區，鄉村地區居民享受的服務質量與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居民。這加劇了城鄉之間的不平衡現象，影響了鄉村地區的穩定與發展。文化傳承斷裂：由于城市文化的強勢滲透和沖擊，鄉村傳統文化面臨著消失的危險。這種文化斷層不僅影響著鄉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感，也阻礙了鄉村文明的傳承和發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提升農村交通、通訊、水利等設施水平，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推動農村產業升級：結合當地資源優勢和市場需求，培育壯大農村特色產業，形成具有競爭力的農業產業鏈和價值鏈。鼓勵龍頭企業帶動鄉村產業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附加值。優化農村環境治理：加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建立健全農村環境保護制度體系，加強對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的管理和監督，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放寬農村戶口遷入城市的限制；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舉措的實施，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在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發展問題的關鍵所在。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農村產業升級、優化農村環境治理以及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等措施的實施，可以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實現鄉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二、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演變與現狀分析城鄉二元結構，作為一種歷史遺留問題，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其歷史演變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農產品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城市和工業的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在這種背景下，城鄉二元結構逐漸形成，城市與農村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逐漸拉開了差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雖然城鄉二元結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一方面，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導致了城市人口過度集中，城市負擔加重。另一方面，農村由于資源、技術、人才等方面的限制，發展相對滯后，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緩慢。這種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不僅影響了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制約。當前，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依然嚴峻。盡管國家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鄉村振興戰略、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旨在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政策的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城鄉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基礎設施差距大、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善等問題仍然突出，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也阻礙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因此，要真正實現鄉村振興，必須深入研究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需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完善相關政策措施，促進城鄉之間的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也需要加強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農民創造更好的生產生活環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三、鄉村振興的理論框架與實踐路徑在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構建科學合理的理論框架，并探索實踐路徑。以下是具體的建議：（1）城鄉融合發展理念：樹立城鄉融合發展理念，推動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要素流動等方面的互聯互通，實現城鄉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2）“三農”問題核心地位：堅持“三農”問題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核心地位，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推動農村全面發展。（3）鄉村產業振興：以特色農業、鄉村旅游等為重點，培育鄉村經濟新動能，促進農村經濟持續增長。（4）鄉村社會治理：加強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提高鄉村治理能力，維護鄉村社會穩定和諧。（1）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等改革，釋放農村發展活力，激發農民創新熱情。（2）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提升農村交通、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水平，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3）推進綠色發展：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推廣現代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保護生態環境。（4）促進城鄉互動：打破城鄉分割的壁壘，推動城鄉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促進城鄉經濟協同發展。（5）打造宜居環境：加強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打造美麗鄉村，吸引城市人口到農村休閑度假。通過以上理論框架與實踐路徑的探討，我們可以為實現鄉村振興提供有力支撐。在具體實踐中，需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循序漸進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四、城鄉二元結構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分析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資源更多地向城市傾斜，包括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等。這種不合理的資源配置導致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經濟增長乏力。這不僅制約了農村的發展，也使得農民難以擺脫貧困，無法實現全面小康。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農村與城市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差距較大，導致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意愿不強。這使得農村地區的人口流失嚴重，人才儲備不足，鄉村發展缺乏活力。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種種問題，如基礎設施落后、公共服務不到位等，容易引發農民的不滿情緒，甚至產生社會矛盾。這將對農村社會的穩定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到鄉村振興的進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過度依賴外部支持，而缺乏自我發展的能力。這使得農村在面對自然災害或其他危機時往往束手無策，只能被動接受援助或等待外界的支持。因此，我們需要采取措施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具體來說，可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推動農村產業升級、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等。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不僅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來源和提高生活質量，還可以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力支撐。五、國內外鄉村振興案例比較與借鑒在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鄉村振興需要綜合考慮經濟、社會和環境等多個方面。為了更好地借鑒國內外成功的鄉村振興經驗，我們需要對它們進行比較分析。國內一些地區通過發展鄉村旅游、特色農業等產業，成功地實現了鄉村經濟的轉型升級。這些地區的成功之處在于充分利用了當地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打造出了具有特色的品牌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投資。同時，政府也積極參與其中，為鄉村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相比之下，國外的鄉村振興更多地依賴于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對較小。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離不開創新思維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國內外鄉村振興在促進農村社會進步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一些國家通過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的下沉，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還有一些國家通過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降低了農民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些都是通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來推動農村社會進步的典型做法。通過對這些經驗的比較與借鑒，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鄉村振興都需要注重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在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推進鄉村振興還需要重視環境保護問題。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采取了一系列環保措施，保護了當地的環境和生態平衡。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啟示：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堅持綠色發展理念，保護好我們的生態環境。通過對國內外鄉村振興案例的比較與借鑒，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鄉村振興都需要以城鄉二元結構為基礎，綜合施策、多措并舉，全面推進農村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同時，我們也需要不斷地學習和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方法，為建設美麗鄉村貢獻自己的力量。六、推進城鄉一體化，促進鄉村振興的對策建議推動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力度，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推動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農村水利、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推動城鄉產業協同發展。鼓勵城市先進制造業向農村轉移，支持農村特色產業發展，形成城鄉產業協同發展格局。推動農村電子商務和現代農業發展，打造鄉村經濟新引擎。推動城鄉社會事業均衡發展。加大對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的投入力度，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保障農民基本生活權益。加強城鄉生態環境保護。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修復工程，提升農村生態環境質量。加強農村污染防治工作，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政策落地見效。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措施，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農村的支持力度。加強城鄉融合發展示范區建設，發揮其引領作用。加強鄉村治理能力建設。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鄉村治理體系。提高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領導力，培育新型農民主體，激發鄉村內在活力。通過以上對策建議的實施，我們可以進一步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效果顯著提升。七、結論在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鄉村振興需要充分考慮城鄉之間的差異性和矛盾。通過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村社會治理創新等措施，可以促進農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同時，也需要加強政策引導和制度創新，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城鄉共同繁榮。只有不斷推進鄉村振興，才能更好地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參考資料：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強政策引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投入等。加強政策引導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政府應該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城市人才到農村創業、就業、投資等，同時也要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為農村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包括農村道路、橋梁、水利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同時，也要加強對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投入，提高農村居民的素質和水平。加強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投入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措施。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投入，提高農村居民的素質和水平，促進農村居民的全面發展。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強政策引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投入等。只有通過這些措施的落實，才能實現城鄉協調發展，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農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應是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基礎上走農村城市化道路，實現城鄉良性互動，逐步減少農村人口，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城鎮人口，轉變生產增長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第一產業結構，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村整體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根本出路。農村經濟建設和其他方面的建設是相輔相成的，根本途徑在于發展經濟，同時，基礎設施需要進一步完善，居民的觀念亟待更新。在發展中國家由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過渡的歷史進程中，必然出現農村相對落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與城市不斷進步的現代生產、生活方式之間的不對稱的組織形式和社會存在形式，即所謂“城鄉二元結構”。歷史經驗表明，凡是一個問題不是一地一縣存在，而是普遍存在，不是一時存在，而是長期存在，且久而不決，一定不是簡單問題，是體制性、結構性問題。這類問題靠改進工作、加強領導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通過改革體制，調整結構才能解決。“三農”問題之所以難解決，是我國農村從土改以后就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把農民組織到高級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體系里，逐步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體制的結果。這種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為計劃經濟服務的，限制、束縛了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在三產業方面已經破除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已經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因為各種原因，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和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等重要體制還沒有改革，所以在農村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還繼續在進行著，這就是我國三農問題久解不決的根本原因。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加快完善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在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這應是題中之意。城鄉的體制機制理應是一體的，城鄉要素理應平等(等價)交換，公共資源理應在城鄉均衡配置。十八大所以要強調這幾條，就因為體制機制還不一體，要素交換還不平等，資源配置還不均衡，這就是還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因此，要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就一定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8億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國的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我們黨歷來重視“三農”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仍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必須更加注重加快農村發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農村社會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一）首先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去認識改革和完善那些導致其產生并存在的有關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供給機制，進行制度創新。（1）徹底取消現有的一切導致二元社會結構產生的各項規章制度，如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分割的教育體系、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這樣在清除了這些人為地導致二元社會結構存在的障礙，就為城鄉社會結構的一體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從制度上改變工農產品定價的“剪刀差”傾向，加大財政支農、金融支農的力度，擴大國家和各級財政對農村的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強化農村有形市場的建設，并將之納人國家統一大市場之中，支持農村各種要素市場發育、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要加強資金、技術、人才等農村發展所緊缺的生產要素市場的快速發展，以盡快將農村的要素和產品市場都納人國家統一的大市場之中。（3）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農業剩余的轉移載體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論中，它沒有考慮農業剩余轉移到現代部門的機制。這對于同時包含著制度變遷的中國經濟的結構轉變來說，顯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場機制本身處于不斷的完善之中也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因此，農業剩余在中國不僅要靠市場，還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轉移到現代部門。其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農業剩余的轉移起到重要的影響。（4）創建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土地流轉制度，從制度上為農村的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經營奠定基礎。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約束之一，也是農地拋荒、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勢在必行。（5）農村稅費改革必須標本兼治，堅決貫徹執行并從制度上保證，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完善相關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簡機構，裁減超編人員，壓縮經費，從根本上控制“經費需求”。同時要規范政府行為，做到權力與部門利益徹底分離。二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否則，我們推廣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最終也難以走出“黃宗羲定律”下。（二）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彌補城鄉市場差異；增強農民的購買力。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農產品產量、質量，農村非農產業等對農民增收均構成了制約，因此，要著手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農業結構調整，切實促進農民增收。一要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實現農產品由低質多量到高質適量的轉化；二要調整農產品區域種植結構，實現農產品區域種植從無分工到有分工的轉化；三要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使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等各環節中從種植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業；四要調整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比例結構，改變農業初級產品占多數、占主導的局面，實現農業初級產品到加工產品的的飛躍，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五要調整農產品市場結構，實現農民不參與流通、農商分離、由政府主導農產品流通到向由農民自己主導并參與市場流通的轉化；并積極進行組織創新，創建新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中介組織，推動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減少市場風險，構建連接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橋梁和中介，保護農民的利益。六要調整農村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比例結構以及第二產業內部比例結構，改變農產品加工、運銷等落后的局面，通過內涵和外延性的結構擴張，使農業形成結構層次多樣，具有一定規模特點的現代農業結構。進而，通過產業擴張，也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調整，使農民從有限的土地上，從單純的生產環節中分離出去。（三）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大力培育農民的現代意識，從意識形態上消除二元結構，幫助農民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教育是一個人獲得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⑾通過教育灌輸社會要求，提高個人認知水平，使農民認識、理解和掌握社會的規范，并內化為個人意識，這是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最直接的途徑。要消除意識形態的二元結構，教育重點應放在下面幾方面：（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培育求知意識。學校教育是形成現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與人的意識水平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較能夠接受新的東西，包括新的觀念、新的行為模式。愚昧從來都是與保守、惰性聯系在一起的，而知識常與進取、求變的心理相互促動。（2）加強WTO知識教育，培育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規則意識。作為一個國際經貿組織，WTO本身就是一個規則體系，它的權威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規則體現出來的，它的宗旨、原則、規則無不貫穿著開放競爭的觀念，但作為WTO的新成員，中國大多數人對WTO都比較陌生，文化素質相對低下的農民更是如此。因此，在農民中進行WTO知識的宣傳教育，也就成了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幫助中國農民了解WTO對中國的要求，幫助農民正確分析形勢，正視自己的優劣，揚長避短，沉著應對，樹立開放、競爭、規則意識，消除城鄉意識二元結構，積極參與市場的競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3）加強市場經濟知識的教育，培育市場意識。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了解程度和參與能力，特別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封閉性與大市場開放性的矛盾，常使沒有市場意識的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讓他們了解市場經濟對農民的要求，從而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學合理的推進城市化進程，是我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我國承受著數量越來越多而素質較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巨大壓力，而城市吸納能力有限，因此，必須重新審定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方針與發展道路。我們認為，我國城市化模式應采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要消除城鄉差別，糾正城鄉失衡，不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制度不公和失當的問題，也要進行制度創新，解決制度無力和失效問題。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從目前來看，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必須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實現政策的統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須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加快城鎮化進程，在城市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農業人口，可按當地規定在就業地或居住地登記戶籍，并依法享有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承擔應盡的義務；推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實施稅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在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牧業稅；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只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不再負擔其他任何稅費；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改革農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城鄉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過改革，消除造成城鄉隔離、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性障礙，實現城鄉之間資金、技術、物資、人才、信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奠定基礎。必須致力于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支持和保護的力度，實現社會的公正。當前尤其應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特別是增加國家對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支出，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就必須振興農村，對農民“少取、多予”。制度建設不僅要有助于實現城鄉經濟上的融合，也要求實現和保障農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權的基礎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礎，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為解決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即現有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要全面提升農產品品質、優化區域和城鄉結構，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解決當前農產品賣難和農民增收難的問題，而且要立足于農業的長遠發展。與食品消費結構多元化、高級化趨勢相適應，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糧為主和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產業結構，向多元化、高級化的現代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產業化，通過一體化的利益機制，把貿工農連為一體，可以形成“龍頭”在城鎮、“龍身”在農村的“龍形”經濟，這無疑又有利于促進城市化的發展。要使農民收入繼續有較快的增長，必須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擴大農產品市場容量及農業經營規模，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增加農民收入。應逐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機會平等。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繁榮農村經濟。要架起農戶和市場之間的橋梁，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帶來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如何和大市場連接的問題。農業產業化經營將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連接起來，因而是將農民和市場連接起來的有效途徑。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農民面對的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我國果品、蔬菜等園藝產品和畜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優勢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衛生檢疫等綠色壁壘。提高農產品質量是我國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前提。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必須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小城鎮和大中小城市是一個體系，必須協調發展，并要促進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的結合，加快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在微觀層面上要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鎮）化這“三化”來完成城鄉生產方式一體化、生活方式一體化、市場體系一體化，“三化”中農民市民化是根本；在宏觀層面上，要通過國家逐步改變對城鄉的二元宏觀政策，實現城鄉平等的一體化宏觀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使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要件”走向城鄉一體化，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最終建立和完善。所謂“城鄉結合”，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既不能僅僅是職業非農化的鄉村就地轉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賴城市來吸收的異地轉移，而應從城鄉兩方面共同努力，把“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結合起來，在條件成熟時，將“離土不離鄉”的人口轉化為“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上下結合”是城市建設投資和發展動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國家投資與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資、集體投資、外資和個人投資等結合起來。“大中小結合”是指在城市規模等級上，要發揮各級城市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發展大中城市和發展小城鎮對立起來。城市化的基本動力和作用機制是市場化機制，既通過市場的引導，通過產業的積聚和擴散功能來實現。在上述各項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進行科學規劃和加強引導，把城市化的立足點在于國民經濟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政府管理面臨著挑戰，轉變管理模式成為城市化能否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模式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農民遷徙而來的“城市人”行為的二元性，也是現階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務具有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混合特征。社會出現分化，新的矛盾和沖突隨之產生。面對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事務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既不能簡單沿用農業社會的傳統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現代城市為特征的工業社會管理模式。為適應城市化進程中社會關系的新格局，有序推進城市化建設，政府需要探索一種適合轉型期特點的管理模式，不僅需要行之有效的適合城市化時期的“科學管理”模式，轉變政府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決策、管理方式及各項規章制度；同時，需要形成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即以倫理關系為基礎，注重對“非正式組織”的管理，用倫理的價值管理手段協調城市化過程中的特殊事務，進而形成“科學管理”和非科學的“倫理管理”的二元模式。一方面，城市化是傳統與現代的紐帶，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必須用科學管理模式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