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單位招聘-綜合應用能力-模塊四公文寫作類-第三章查漏補缺（其他應用文）-[問答題]1.世紀之初問世的兩部“三農”作品——《我向總理說實話》和《中國農民調查》，曾引起海內外關注，其時，農民負擔之重，農村變動（江南博哥）之劇，達到難以持續的程度。同一時期，中央政府推進農村稅費改革，以此為標志的惠農之旅，持續至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對東中西部地區100個村莊1700余戶農民的調查顯示，本世紀的頭10年，曾經卷入過沖突或糾紛的農戶比重不到20%，大多數沖突事件雖然具有集體行動性質，但參與規模大于100人的沖突比重極低，出現圍堵、械斗等激烈對抗行為的沖突也極少。Z教授說：“這說明當前我國農村形勢整體上處于一種穩定狀態。大多數糾紛和矛盾僅發生在個體之間，即使是針對政府部門、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對抗性特征的沖突，也更多傾向于通過上訪、寫聯名信告狀等制度內方式表達。”稅費改革后，受益于農民負擔減輕、惠農政策效益發揮等因素，農村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干群關系漸趨緩和。可以說，新時期農村矛盾沖突和干群關系緩和，從根本上歸功于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2.整體的穩定，并不能掩蓋局部的矛盾，有時，它還付出了沉重的代價。2011年4月20日，H省某鎮發生拆遷過程中教師W自焚事件；時隔兩天的22日上午，E省某區法院正在執行司法強制拆遷時，58歲農民C正站在自家樓頂上點火自焚，七日后死亡；5月3日，D省某區城管執法人員在清河辦事處拆除違法建筑時，與村民發生沖突，導致雙方多人受傷。執法車輛被砸……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X說，地方經濟高增長一般圍繞土地展開，也就意味著土地的高圈占。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進入新一輪經濟高增長期，各地征地拆遷事件也進入高發期，并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蔓延。J省興國縣縣委書記1認為，部分地區不科學的發展模式、過度追求GDP的考核機制導致了一些漠視和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的出現，特別是一些工業不發達、依賴土地財政的地區更是如此。專家和基層干部群眾都反映，取消農業稅以來，以征地為核心的土地問題已成為農村沖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3.環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表明，對周邊的環境狀況，只有不到6成的農村受訪者評價為“滿意”或“比較滿意”。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對農業生產、生活中產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業企業帶來的各種點源污染，分別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訪農民表示不滿意。2010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農村環境問題日益顯現，一個突出表現就是“農村工礦污染凸顯。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有加速趨勢”。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調查表明，農村與環境問題有關的沖突多集中在2004年以后，且隨時間推移有上升趨勢。4.隨著“三農”格局快速變革，農民訴求復雜多元，而相應的鄉村治理在一些地方還顯得滯后。干群關系疏遠。也給農村穩定帶來現實挑戰和長期隱憂。村民反映，當前部分地區路修得越來越好、干部交通工具越配越高級、電話視頻等聯系工具越來越進步，而干部下鄉入村調研、聯系群眾的積極性和本領卻越來越弱。據了解，村務公開在有的地方還流于形式。成為農民不滿的焦點。包括貪污受賄、侵吞集體資產、處事不公等在內的村干部作風問題，也是引發不滿的重要原因。隨著近年農村各項事業發展，農民對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在此過程中，較多出現因假劣農資、經濟糾紛、農產品價格、看病貴、收入分配不公、農村社會治安案件等因索引發的矛盾沖突。這些領域由于涉及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務，更容易造成干群關系惡化。針對新時期農村穩定的現實矛盾與未來隱患，需進一步破除“重城輕鄉”，加快推動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與新形勢相應的鄉村治理新機制也有待建立。5.當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很重視鄉村干部作風建設，廣大基層干部積極投身“三個文明”建設，深入基層、立足實際，銳意改革、致力發展，發揚民主、依法辦事，最大限度地加快了農村發展的步伐，主流方向是不錯的。但是少數基層干部在作風建設的某些方面還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稅費改革后。鄉村兩級組織運轉出現了不少困難，無錢辦事的現象比較普遍，大部分農村村級集體經濟實力薄弱，在普通農民建筑工勞務工資超越百元一天的今天，每月三四百元的村干部工資明顯偏低，由此導致部分村干部精神狀態不佳，村干部只是應付工作，對群眾急需解決的熱難點問題顯得束手無策。一些基層領導干部不愛學習、不愛鉆研，市場意識淡薄，接受新事物較慢，思想觀念保守，工作循規蹈矩，缺乏開拓創新的勇氣和魄力；有的干部安于現狀，盲目樂觀，滿足于“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績不大年年有”，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和入世對農業的沖擊，沒有危機感和緊迫感；一些領導干部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看不到市場經濟體制在日趨完善，思想深處還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對新形勢下農民增收和產業結構調整缺乏深入分析，跟不上黨的號召和國家的宏觀政策要求，不能以市場為導向引導群眾致富。一些鄉村干部宗旨觀念淡薄.為群眾服務的自覺性不強，對“執政為民”、“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觀念認識不到位，抱怨鄉村干部的工作太雜，責任過多，壓力過大。個別干部對群眾反映的困難和問題漠然視之，推諉扯皮，久拖不決，使一些簡單問題復雜化，最終導致矛盾激化，甚至造成群眾越級上訪或過激行為。一些鄉干部和村干部一碰到開展活動就講報酬，覺得一個月幾百千把塊錢的工資下鄉搭船乘車經不起幾下折騰，因此對于又苦又累的工作不是主動承擔，而是極力回避。個別干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比較嚴重。工作作風飄浮，方法簡單，習慣于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整天泡在“文山會海”之中，沉下身子抓落實不夠；有些基層干部對復雜問題和熱點問題工作方式簡單粗暴，不愿意耐心做工作：一部分干部不愿意深入到困難的地方和矛盾多、問題大的地方，不能真正下去解決問題；一些領導干部不能深入進行調查研究，不能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和總結推廣群眾創造出的好做法、好經驗；有的干部沒有把身上的擔子當責任、當義務，對群眾缺乏深厚的感情，想服務、會服務、能服務、提供優質服務的意識和能力欠缺，“手長袖短”的現象比較突出；有的干部工作掂輕怕重，吃不了苦，受不了累，艱苦奮斗精神缺乏，奉獻意識較差；有的干部光說不干，或說多于少，重言輕行，在數字上做文章，在匯報上下功夫，欺上瞞下，不抓落實。個別干部在處理村務上優親厚友，甚至假公濟私。如在宅基地審批、村集體土地承包、農村低保戶上報、救濟糧款發放等方面，標準不一樣，條件不一致，不能一碗水端平。部分村干部將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業或經營上，把管理村務當作兼職，不能堅持正規化辦公，一些干部懶、散、拖，等、靠、要的思想嚴重。由于村干部家在農村，自己也是農民，長期大量的農村工作需要花費不少時間，每年領取一定的補助與付出的不相適應，使得少數村干部有吃虧的思想，不愿干和不想干，不嚴格要求自己，缺乏工作熱情和責任心。遇到問題繞道走，在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在小團體利益與大局利益發生沖突時，竭力維護小團體利益，沒有正確的是非觀念。個別地方發生了不穩定的問題時，農村干部不是勇敢地站出來，以積極的態度化解矛盾，解決問題，而是臨陣退縮，或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態度曖昧，更有甚者是唯恐事情鬧得不大。6.經過多年實踐，我國村委會選舉工作已取得明顯成效，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但同時賄選、腐敗和暴力選舉等不正當或非法行為也在進一步增多。從違法內容看，有拖延、不組織選舉，任意指派、任命村委會成員和村選舉委員會成員；有私填、涂改選票，聚眾擾亂投票場所，搶奪或撕毀選票、損壞選票，焚燒票箱、毆打投票人；有買賣、偽造選票，威脅、利誘、限制選民投票，拒不交接村委會工作。有的地方，村宗派勢力甚至黑惡勢力參與競選活動現象有所抬頭，為保自己人競選成功，采取恐嚇、監視、跟蹤，甚至雇兇打人等行為，侵犯村民合法權益。另外，由于現行村委會組織法對村委會候選人資格不作限制，使得一些刑滿釋放人員、違法犯罪正在服刑人員、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當選為村委會成員。有些能力和素質明顯偏低的人當選后，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無所作為，由此引起群眾上訪，為農村的長期穩定埋下了隱患。賄選作為選舉違法的一種，近幾年來在我國農村基層選舉中有蔓延之勢。在賄選的治理上，各地遇到一些問題。一是法律規定過于原則，操作性較差，對賄選的認定有一定難度。二是調查取證難，知情舉報的選民，因礙于面子或害怕打擊報復，往往不愿出面作證。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規定不完善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相對滯后。從各地排查出來的選舉“重點村”、“難點村”隋況看，因村務不公開、財務管理混亂而難以進行選舉的村約占四成。1998年村委會組織法修改并正式頒布后，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全都完成了兩輪的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Y認為，中國農村基層選舉在經歷若干年后，賄選等違法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政府應該進行沉重的反思，一定要想辦法解決。Y認為，村委會選舉中存在的種種違法行為不是光靠立法就能解決的，其根源在于農村基層干部手中集中了太多的資源。他們通過出售村集體土地等獲取大量的資金，卻用來中飽私囊。要徹底解決問題，應該把村里涉及產權交易等重大經濟行為的權力從村委會分離出來，交給由國家派到村里的社會工作者（或稱村干事）。社工具有國家公務員身份，由政府發工資，監督并協助村長管理村務，負責管賬。村長領導的村委會則專門負責村公共事務的管理。“只有當村干部的手里干凈的時候，村委會的選舉才能變得干凈。”Y說。7.近年來，隨著農村大建設大發展，發生在基礎建設、惠農資金、土地征用等領域的村干部貪腐、瀆職等案件呈上升趨勢。小小的“村官”，可以貪占600多萬元，這是S省2010年查辦出來的最高紀錄。這一年，S省檢察機關共查辦涉農職務犯罪案件377起，其中涉案犯罪村官575人。J省的數據也不小。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J省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涉農職務犯罪案件369件，為農民挽回損失4950余萬元。而在K省，僅M市，2009年至2010年，便查辦涉及村干部違法違紀案件524件。下屬V市紀委提供的數字表明，近幾年來，村干部腐敗案件呈上升態勢，2008年為22件22人，2009年上升至41件43人，2010年則達到50件50人。K省M市委常委、紀委書記A認為，村干部一旦由農民的領頭人變為“寄生蟲”，將打破“一個支部一盞燈，一個干部一面旗”的傳統認知，帶來難以估量的危害，不僅造成集體資產流失。還容易導致上級決策機構對村情社情的誤判，嚴重的甚至激化矛盾，引發集體上訪、越級上訪，形成對立和沖突，危及農村穩定。8.腐敗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如Q市檢察機關近年查辦的134名村官中，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0%。文化水平不高并不妨礙他們斂財有術，但一旦案發，則往往能找出自己的“無知”之處。有村干部在懺悔書中寫道：“我只想到那些科長、局長才叫腐敗，沒想到我這個‘農民官’也能職務犯罪。”N市B區檢察院預防科科長I認為，一些地方在村“兩委”換屆時，存在賄選、宗族勢力操縱選舉等情況，外加一些地區在任用村干部時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識水平差、政治素質低的人當選，為村干部腐敗埋下隱患。受訪基層檢察官和紀檢干部反映，一些地區農村賬目混亂、財務管理不規范，會計手續履行不全。票據跨年度入賬，資金體外循環，“白條子”、“假票據”入賬情況嚴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賬。如S省東平鐵路補償款一案中，幾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發票”。S省O縣、P市等地檢察院辦案發現，“村賬鄉管”、“一卡通”等推行多年的做法在部分地區執行不到位，監督村級財務的效果大打折扣。P市荊河辦事處張明東居委黨支部書記F利用職務便利，伙同該村居委主任R，先后多次采取收入不記賬、銷毀合同等方式，貪污土地補償款等共計20余萬元。在惠農資金發放方面，有的村通過召開支部會議討論等形式，繞過“一卡通”，將惠農資金轉移到村級賬上.直接損害群眾利益。P市檢察院副檢察長G認為，當前對村干部缺乏有效監督，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主任是村民直接選舉出來的，其罷免必須經過村民投票，而對于村干部的一般違法行為，又存在“不是黨員，紀委管不了”的現象。鄉鎮政府只能說服教育，沒有其他有力措施。村民罷免村干部則有嚴格的程序要求，且有的村民害怕打擊報復，不敢監督。在村“兩委”內部往往也存在監督缺位問題。部分村支書兼任村委會主任，有的村會計、出納與村支書或村委會主任有著特殊的宗親連帶關系。9.針對村干部腐敗問題，山東、江蘇兩省近年積極探索，在構筑預防村官腐敗的制度防線方面創出了一些經驗。農村集體資產、資源的利用和處置，集體資金的收支，是農村管理中的難點，由于公開不透明，往往是滋生村干部腐敗的“溫床”。有鑒于此，江蘇省江都市以資產監管為重點推進“三資”網絡化管理，開發“農村集體資產信息監管系統”，將全市263個行政村、總額28億元的農村集體資產全部納入監管范圍，將村集體的每間廠房、每個魚塘、每塊土地、每份租賃合同等制成文字或圖片，輸入系統，實施動態監管。在農村集體資產經營過程中，凡租賃合同期滿或租金付款13前，系統均自動提醒；凡租售過程未按規定流轉、工作時限超期、資金回收沒有按時到位、資產處置異常的，系統會給各級管理人員發出預警信號。長期以來。對村干部的監督往往只限于鄉鎮上級監督和群眾民主監督，紀檢、檢察等監督部門很難延伸到村級。這種情況在山東滕州市起了變化。滕州市人民檢察院2012年探索在2個鄉鎮建立鄉鎮檢察室，將司法觸角直接延伸到基層鄉村。檢察室直接參與對涉農資金發放等進行監管，農民可以直接到檢察室反映問題。檢察室還在每個鎮都設2名以紀委干部為主的檢察院聯絡員，每星期至少有兩天進村人戶，以掌握第一手的社情民意。同時，選擇有代表性的村居點，建法制學校和廉政學校，將廉政教育和預防職務犯罪教育延伸到村。山東省嘉祥縣檢察院則在鄉鎮、社區設立“檢察官講堂”，2007年以來，先后進行170多場次，受教育干部4.8萬多人次，直接發現職務犯罪線索數十起。針對村級權力運作的體制性缺陷，山東省章丘市近年探索推行村黨支部委員會、村民代表會、村民委員會和村務監督委員會“四會管村”制度。各村由村民推選5～7名有威信、懂財務、責任心強的老黨員、老干部組成村務監督委員會，履行原村務監督小組和理財小組職責。章丘市委書記W介紹。“四會管村”有力促進了村級民主辦事、依法辦事。僅2010年，全市就有1300多件村級事務經群眾民主議事停辦或緩辦。2012年以來，全市因村級工作引起的上訪問題同比減少71%。10.《農村基層干部廉潔履行職責若干規定（試行）》（下稱《規定》）已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頒布實施。《規定》提出了鄉鎮、基層站所、村黨組織和村民委員會領導成員的40多個“不準”，并明確了責任追究方式。《規定》對當前農村中存在的問題有著明確而清晰的認識，提出了不準非法侵占土地、不準挪用惠農資金、不準吃拿卡要、不準大操大辦等40多個“不準”，基本上囊括了當前農村群眾對基層干部意見最大的所有問題。農村反腐，已經刻不容緩。當前農村腐敗的根源在于，村民自治落實不到位，村民監督流于形式。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落實村民自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兩個重要問題。對此，我們唯有用進一步的民主，去解決民主建設當中存在的問題。比如，要加強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建設，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加大對選舉中的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讓村民的意愿得以充分表達。作答要求：一、概括“給定資料1～4”的主要內容。要求：語言精煉，層次要點清楚。字數不超過200字。二、“給定資料6”畫線部分提到：“只有當村干部的手里干凈的時候，村委會的選舉才能變得干凈。”請你談談對這句話的理解。要求：準確、簡明。字數不超過250字。三、結合“給定資料”，回答下列問題。（1）分析“給定資料5”中基層干部在作風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要求：準確全面，簡明扼要。字數不超過100字。（2）談談如何改進農村領導干部隊伍作風建設。要求：切合實際，措施得當。字數不超過400字。四、結合“給定資料”，分析農村干部腐敗問題存在的主要原因，并提出解決該問題的具體對策。要求：分析條理清晰，措施得當。字數不超過500字。五、閱讀“給定資料”，以“農村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為主題寫一篇議論文。要求：1.參考給定資料，自定角度，自擬題目；2.觀點明確，聯系實際，分析具體，條理清楚，語言流暢；3.字數1000～1200字。正確答案：1、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減輕，加之惠農政策等因素，農村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干群關系漸趨緩和。盡管如此，農村仍然存在大量不穩定因素。因征地拆遷引發的自焚等惡性事件多次發生，農村環境問題日益顯現，部分地區管理方式相對滯后，農村基層干部脫離群眾，村務公開流于形式，干部作風出現問題等，都為農村的長期穩定埋下隱患。因此，需進一步破除“重城輕鄉”，加快推動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建立鄉村治理新機制。2、這句話指出了實現村委會的公平選舉，根本之策在于控制村干部手中的權力。當前在賄選的治理上。仍然存在法律規定過于原則，操作性較差，對賄選的認定有一定難度的問題；以及調查取證難，知情舉報的選民因礙于面子或害怕打擊報復，往往不愿出面作證等難題。其根源在于農村基層干部手中集中了太多的資源，他們通過出售村集體土地等獲取大量的資金用來中飽私囊。要徹底解決問題，應該把村里涉及產權交易等重大經濟行為的權力從村委會分離出來，交給由國家派到村里的社會工作者，并由其監督協助村長管理村務。3、（1）一是面對資金困難，精神狀態不佳。二是學習松懈，思想觀念落后。三是責任缺位，服務意識不強。四是流于形式，工作作風不實。五是律己不嚴，紀律觀念不強。（2）一是注重整章建制。健全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積極探索建立基層干部能力和業績的考核評價制度，增加考核過程的透明度，使干部目標責任管理機制更趨完善，促進基層干部工作作風轉變。二是注重支持。在對基層政策傾斜上下功夫，要加大對基層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基層干部的經濟待遇到位.同時要加強對農村集體資產的監管。三是加強學習和實踐。農村干部學習新知識、新技能，深入群眾實踐，可以密切干群關系，提高管理和服務水平。四是注重教育。在轉變干部思想觀念上下功夫，大力開展對干部思想觀念的教育和培訓工作，加大宣傳教育力度，使其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思想。五是注重監督。在農村民主制度、村務公開制度的基礎上，設置農村監察和監督機構，為群眾監督創造條件，從制度上約束干部行為。4、當前村干部腐敗的原因存在于農村干部選拔、村級財務管理、干部監督三方面。第一，農村干部選舉存在賄選、宗族勢力操縱等情況；對村干部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識水平差、政治素質低的人當選。第二，村級財務管理不規范、賬目混亂，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中飽私囊現象嚴重。第三，由于村民不敢監督、村“兩委”內部監督缺位，導致對村干部缺乏有效監督，同時對村干部的違法行為也缺乏有力的處罰措施。對此，應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嚴格村干部任用選拔制度。落實好群眾的知情權、選舉權、監督權，把好選拔關，從源頭上防止村干部腐敗：加強對村干部任用的考察，將平時考核與集中考核、組織考核與民主評議相結合。第二，以資產監管為重點推進“三資”網絡化管理，開發“農村集體資產信息監管系統”，實施動態監管，嚴防公款私用，中飽私囊，對于腐敗村干部要予以嚴懲。第三，加強監督教育。建立鄉鎮檢查室，掌握社情民意，將司法觸角直接延伸到基層鄉村；積極開展廉政教育宣傳活動。將廉政教育和預防職務犯罪教育延伸到村。第四，探索推行村黨支部委員會、村民代表會、村民委員會和村務監督委員會“四會管村”制度，促進村級民主辦事、依法辦事。5、勿以官小而不為——切實加強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作風建設“為政之要，首在擇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這句話道出了領導干部的重要作用。在我國那些身處鄉鎮、村社的基層干部，看似官小，但就是這些“小官”和群眾直接接觸的時間最多，很多老百姓的困難和訴求的解決，黨和政府的各項惠民舉措的落實都要靠他們。可以說，他們既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紐帶”，又是黨和政府在基層的“形象代表”，甚至也可以說，這些“小官”在很大程度影響著黨和政府的公信權威，抓好了“小官”就是抓牢了群眾基礎，抓住了民心。由此可見，“小官”并不小，而是關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