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

（1828——1910）

19世紀俄國最著名的大作家，他代表了19世紀俄國文學發展的頂峰

。

“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

——列寧關于理解托爾斯泰的三個問題：一、世界觀的轉變二、“托爾斯泰主義”三、作品的基調

思想發展歷程

早期：探索期（40、50年代）站在開明地主的立場上觀察社會，幻想以改良方式協調地主和農民的關系，改善農民的處境，醉心于農民教育，主張貴族“平民化”。代表作：《童年·少年·青年》自傳體三部曲、《一個地主的早晨》中期：轉變期（60—80年代）

同貴族地主生活決裂，此時的思想特征是從貴族地主立場向宗法制農民立場過渡。代表作：《哥薩克》、《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晚期：回歸期（80年代后）

托氏回歸期的思想特征是站在宗法制農民立場，回歸東方農業文明，歌頌群體主義和順從意識，宣揚“勿以暴力抗惡”。代表作：《復活》

世界觀的轉變對托氏創作、生活方式、家庭關系都產生了影響。

創作：人民性加強，現實主義的批判力量加強,對宗教道德觀的宣揚加強。生活方式：放棄貴族生活及特權，象農民一樣過簡樸生活。家庭關系：與妻子的關系日漸疏遠，1910年11月，孤獨一人離家出走。托爾斯泰主義：托爾斯泰宗教思想的集中體現，主張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強調愛的原則。作品基調：為俄國貴族尋找出路。“懺悔貴族”：貫穿托爾斯泰一生創作的俄國貴族形象，他們有良好的教養、神圣的宗教感情和探索精神，時時思考社會、階級與自己的罪惡并采取尖銳的批判態度，進行靈魂的懺悔，共同走著一條不斷接近人民、完善自己道德的路。

《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彼爾；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

《復活》中的涅赫留朵夫。《戰爭與和平》：“人民的史詩”（1863—1869）1、“人民的思想”（1）對人民的歌頌和對人民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的肯定。（2）將對人民的態度及與人民的關系作為評價貴族的標準2、托爾斯泰主義

3、“懺悔貴族”形象安德烈、彼爾4、娜達莎的形象表明托爾斯泰對婦女問題的看法《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兩條線索：

安娜—卡列寧—渥倫斯基（城市生活）

列文—吉提（農村生活）安娜悲劇成因解讀:一、外在原因追求真愛與上流社會的虛偽道德之間的沖突是安娜悲劇的社會根源，而與卡列寧的矛盾，實質上是個性解放與偽善的貴族社會的矛盾。二、內在原因

1、安娜身上負荷著傳統因襲的重負，傳統觀念對她精神上形成的桎梏，是安娜悲劇的內在根源。

2、愛情至上的偏執將安娜推向毀滅，空前的自私和強烈的占有欲亦導致安娜愛情的悲劇。

我們從安娜的形象中讀出近代婦女的大不幸，也讀出現代女性的大困惑、大苦惱。

3、對渥倫斯基的過度理想化及對渥倫斯基愛情的幻滅

。

安娜的選擇孕育著悲劇，渥倫斯基在安娜的悲劇

中，扮演了一個不光彩

的角色。三、安娜的悲劇是俄羅斯文化悲劇的一種顯現安娜掙扎于情感滿足和宗教壓抑之間，缺乏理性調節的環節，這種心智缺陷顯示出俄羅斯文化的分裂性。

四、“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我選擇這個題詞是因為，……要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即人們所作的惡事將要有痛苦的結果，不是來自人們，而是來自上帝，就像安娜的遭遇一樣。”

——托爾斯泰《復活》（1889—1899）托爾斯泰世界觀轉變之后的創作，是其一生思想探索的總結。兩個主題：1、暴露罪惡，探討其根源及如何消滅罪惡的問題。2、人的墮落和精神上的復活。主人公精神復活的心路旅程

：一、聶赫留朵夫（懺悔貴族形象）青春時代（純真、正直）——墮落時期（精神、道德、人性的死亡期）——懺悔與復活期（逐步接近人民，進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聶赫留朵夫的精神復活反映了托氏的宗教思想即皈依上帝，信奉博愛，完善自我道德，概括了進步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

二、瑪絲洛娃

青春時代（純潔善良、天真無邪）——墮落時期（麻木病態、過放蕩生活）——復活時期（情感健康、關愛他人，開始走向新生）

瑪絲洛娃精神復活一是受到聶赫留朵夫的感化，二是受流放中所接觸到的革命黨人的感染。她在流放中寬恕了聶，在愛的教育中找到了歸宿。

托爾斯泰的藝術風格一、廣闊的歷史畫面，深邃的歷史感二、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高度統一形成作品的動態感

1、人物性格的動態描寫

2、人物肖像的動態描寫

3、人物心理的動態描寫

三、“心靈辯證法”

“托爾斯泰最感興趣的是心理過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規律，用特定的術語來說，就是心靈辯證法。”

——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注重描寫人物心理錯綜復雜的矛盾，發掘促使人物心理發展的各種因素。二、喜歡描寫自我反省、心靈的徹悟和激情狀態等獨特的心靈運動形態。三、通過人物表情、動作、音調的描寫，表現人物心理狀態。總有一天，人類會終止爭斗、廝殺和死刑。他們將彼此相愛，這個時代不可阻擋地將到來，因為在所有人的靈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