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人民幣制版過程的調查

60年前的人民幣包裝過程是秘密的。她在太行山里孕育誕生,更是不為人知的“神話”。60年前人民幣誕生后作為一支有力的經濟武器,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為恢復解放區的經濟,為新中國的建設,建立了豐功偉績。驀然回首60年,中國人民銀行從1948年12月1日成立到2008年已經走過她半個多世紀的崢嶸歲月,人民幣也從戰火紛飛中誕生的第一套飛速發展到如今的第五套,為支持解放戰爭、新中國經濟建設及我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套中有一枚被收藏界列為珍品之一的以“打麥場”為主題的貳拾元人民幣,就誕生在太行山里的長治老解放區。這一鮮為人知的線索,是近期我們在長治幾次印制人民幣實物的發現和印鈔廠舊址的調查得出的結果。“軍民收獲”拓展試機2008年9月間,長治古玩市場先后有黎城、平順村民在不同時間出示了三張大小不等、四周殘損的印有“中國人民銀行”、“貳拾圓”、“1949”等字樣的整版試機鈔票請上黨錢幣研究會專家進行鑒定。前者稱:春節過后,黎城縣西村村民修葺祖輩在村外后山自家房屋,此房戰爭年代曾作為八路軍的印鈔廠使用多年,清理院落雜草和墻垣時,多張看似廢紙舊物的東西裹成一團被發現,之后,此物其中一張幾經輾轉到長治的一位收藏者手中,其余殘損嚴重的兩小張碎片被外地的收藏者購得后,密不視人,不明去向。后者也稱:此整版鈔票發現于黎城縣的后背底、茅嶺底村落的農戶舊宅中。其他再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可提供。通過對兩次發現實物的研究,該批印有“中國人民銀行”、“貳拾圓”、“1949”等字樣的整版試機鈔票是解放戰爭時期的產物。規格均為八開本,縱55厘米、寬39厘米、整個版面縐疊、重復印刷、半版油墨、四周糜爛破損、還有鳥糞污跡。分析實物的這些情況,便知是印鈔廠當時印刷鈔票報廢的尚未裁割的試機鈔票。紙質為20世紀40年代印鈔票常用的“道林紙”。兩張實物,一張正面為深藍色,由橫3枚、縱8枚組成24枚票面形成一整版,而每個單票面的主題內容從上自下為“中國人民銀行”、“打麥場”主圖、“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左右精致紋飾線條里印制“貳拾圓”面額,四角四個“貳”字,一樣的圖案重復試機三次,并形成重疊現象,版尾邊緣印有藍色“郝笛生訂,王箭做版,劉同順印”等字樣。經錢幣專家反復比較研究,此版人民幣貳拾圓票正是1949年正式發行流通于各解放區市場的“打麥場”第一套人民幣。再看另一張,同樣是深藍色,由橫3枚、縱8枚組成24枚票面,而每個單票面的主題內容從上自下為“中國人民銀行”、“1949”,中央精致紋飾里印制“貳拾圓”面額,四角四個“20”阿拉伯數字,版頂邊沿墨書“溫富林訂,張置清做版,張六鎖印”等字跡。這一版試機鈔票圖案正是“打麥場”人民幣的背面。兩版試機人民幣鈔票有一共同特點,它們均是在已經印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軍用流通券”基礎上用其背面重新試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軍用流通券”為棕色和淺黃色組成的橫4枚、縱6枚共構成24個小版面,面額為“壹佰圓”,版別年份1948年,主圖左為“軍用火炮”;右為“軍民收獲”,只是試機藍色油墨將其圖案有覆蓋痕跡。根據我們掌握的冀南銀行鈔票實物資料進行對比研究,此兩版試機鈔票“軍用流通券”上的“軍民收獲”圖是直接“借用”自解放戰爭時期我晉東南根據地在黎城冀南銀行印制的一枚1948版“伍佰圓”面額的“軍民收獲”主題圖案。據時任冀南銀行印鈔三廠鑒定科封包員梁志敏在《回憶冀南銀行九年》中講:“第三印刷廠印刷所設在黎城茅嶺底。為對外保密,廠部稱華北軍區工讀學校。在接受為我軍挺進中原、大別山新區貨幣———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軍用流通券印刷任務和秋季戰役評比總結后,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開展了春季為民立功的攻勢。流通券以它特有的設計,鈔票正面印有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將軍之名。三廠建立在解放戰爭之初,結束于全國解放之時,為解放戰爭印刷了大量冀南銀行幣、中州幣和解放軍軍用流通券。”黨史資料有記載,“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軍用流通券”,解放戰爭時期我黨并未發行。原因是1948年底在已經是解放區的晉東南根據地冀南銀行印好一部分后,并沒有來得及發行,即接到停印的命令。此時,中國人民銀行也于這年12月1日在冀南銀行改組先期設立的華北銀行基礎上成立,冀南銀行原行長胡景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因為全國解放戰爭形勢比我黨預計發展要快得多、好得多,一個個大戰役,“迅雷不及掩耳”,捷報頻傳,華東解放區,沒有使用“軍用流通券”過渡,新版第一套人民幣就直接投入到了全國已連成一大片的解放區流通市場。這種情況下,后方太行山里黎城冀南銀行印鈔廠在印鈔紙嚴重緊缺的條件下,只好用停印的“軍用流通券”試機了。該整版人民幣試機鈔票發現地在黎城西村、后背底和茅嶺底,而且,鈔票主題圖也是直接借用冀南銀行印制的一枚“1948版”的“軍民收獲”冀鈔上的圖案。冀南銀行早在抗戰初期的1939年10月即在晉東南根據地黎城印刷抗幣冀南票,1948年過渡改稱華北銀行,后又稱中國人民銀行二局一、二、三廠,1949年底才陸續撤出根據地的長治黎城。據當時任三廠秘書、負責全面工作的高文明在《第三印鈔廠成立前后》中講:“冀南銀行第三廠是1947年7月成立的,地址東西遼城和茅嶺底。試機時,先試印一些煙盒皮。正在試印期間,上級領導決定,為支持劉鄧大軍南下,將永興印刷公司劃歸冀南銀行領導,以便更快地印刷大軍南下用的鈔票。”從此段回憶中同樣證明了冀南銀行1947年7月以后印刷“軍用流通券”和印制人民幣的事實。冀南銀行東南角的“老浚”深秋時節,我們來到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冀南銀行的總行所在地黎城小寨村及其周邊印鈔廠進行調查。汽車從長治出發,向東北方向行程98公里,一路顛簸,近兩小時后,眼前出現了紅棕色的石山,山勢高聳入云、千峰壁仞、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遠遠望去,山崖間翠綠、銀黃、火紅繪出深秋的七彩樂章,山巒下一排排錯落有致的民居村落出現在面前。秋高氣爽,道路兩旁、景色如畫,農戶家院里金黃色的玉米、紅彤彤的辣椒處處呈現著一片忙碌和收獲。這就是我們要到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八路軍一二九師供給部、冀南銀行總行、財經學校等我黨許多重要機構所在地的黎城縣小寨村。村前十多公里的山巒溝壑里是八路軍的軍械生產要地“黃崖洞”兵工廠。戰爭年代我軍眾多兵器就出產于此地。步入小寨,在村中大廟北,我們來到了“冀南銀行”舊址展覽館,展館大門中央上方懸掛薄一波書寫的“冀南銀行新中國金融的搖籃”匾額。該館工作人員老楊接待了我們一行六人,通過對展覽室內容的了解和村里老鄉的走訪發現,冀南銀行總行最初并不在此,是從與小寨僅有三、五里之遙的西村、東坡、莊上的大山里遷來的,印鈔廠卻一直在西村后山原址未動。翻閱手中的《回憶冀南銀行九年》,資料顯示:“印鈔廠的成立,正處于抗日戰爭艱苦初期,印鈔廠最初是在山西黎城縣小寨溝、莊上、東坡、西村等地,這些地方在山西來說是比較貧困地區,山高谷狹,人煙稀少。”當時的冀南銀行印鈔技師張裕民回憶資料也說:“1939年夏天,梁紹彭任發行處主任。秋天,在(黎城)東坡成立了印刷三所,郭惠亭、劉憲章、孫書田三人負責。我為技師。”西村是黎城縣盡北面的最后一個自然村,由東坡十多戶和莊上三、四戶人家組成,700余人口,200戶,地理位置十分險要,三面環山,交通閉塞,北面高山綿延翻越其后是左權,西南面高山聳立攀登歷險可進入武鄉,村東是唯一的出入口。來到西村已近晌午,沒有來得及休息,便找到了西村后山現在的承包人、今年58歲的蔚張有師傅。身體健壯、言語樸實的老蔚成為此次登山考察八路軍印鈔廠舊址的向導。出西村向西南一里余徒步來到山腳下,久居城市的人稀罕野果的豐美,舒爽的山風飄著一股股山果的幽香。“這是當年八路軍戰士守在印鈔廠山口的崗哨,天然的三個洞穴,可避風擋雨。一有敵情可立馬進山報信。”走在前頭的老蔚介紹說。山下羊群和放羊人越來越小、模糊成了似云非云一片白色。山路突然變陡,好像腳下的石頭也在松動,其實此時的腳下根本就沒有“路”,臉貼石壁,頭頂刺棘,山路太難行。我顫語道:“返回吧,知道印鈔廠在哪里就行了,不上了。”但在恐高心虛的狀態下,還是堅持了半小時的跋涉。心里只是在琢磨當年八路軍是如何肩扛數百斤的印刷設備,無路而進山的?一錠錠的鈔紙又是如何變成精美之抗幣的?還有八路軍反掃蕩時運輸抗幣的那位小戰士、那頭托著抗幣的黑毛驢是否就是從此處摔下而犧牲的?不敢再想,還是恐高,眼睛也不再敢往山下望。老蔚有力的大手拉了我一把,自己力求鼓足勇氣,堅持著登山的信念。不總是懸崖峭壁。再向西進,南北兩座高聳的山峰中間,一片溝壑坡地使我們在艱難中迎來了輕松的喜悅,道路雖蜿蜒曲折,但好走了許多。眼前,核桃樹、柿子樹、山梨樹、還有叫不來名字的山花野草仿佛將我們帶入仙境,樹叢間有了房屋的影子,“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八路軍冀南銀行西村印鈔廠”老蔚用手一指。坐北向南的一排排殘墻斷垣20余間,緊貼山壁,順勢而建,數十年的風雨剝蝕,印鈔廠廠房早已沒有了屋頂。屋角草根間有幾只油墨殘留物,一口能供數百人飲水的大山井至今老蔚仍然在飲用和使用它澆灌山間樹木。向北約200米又有一院石屋六、七間,保存較好,但也久無人居,荒草叢生,磨豆腐的石碾靜靜地躺在院門口。據老蔚講,此處就是大伙常說起的當年八路軍借用過的村里老百姓的老石屋,聽老一輩傳說也是印票子的地方。西村后山里的此處印鈔廠是冀南銀行印鈔一廠,也稱一所。我們在一份《山溝里的印鈔廠》見到了當時在廠部總務科和會計科任出納的喬容章的回憶文字:“1945年,日本投降,整風結束,我被分配到冀南銀行第一印鈔廠,直到1949年底解散時為止。這個廠當時大約有1200名職工,設在黎城和左權交界地區。下設一、二、三、四印鈔所和鑒定科。”“上山容易,下山難。”老蔚順手將一根樹桿塞到我手中,鼓勵道:“這又多條腿,只管看著腳下的路。不要野眼,不看山下就不會害怕。”十多里的山路,深一腳、淺一腳,一手緊托山壁、一手死握樹桿。終于,長長喘了一口粗氣,早已被汗水浸透衣服的我們走出了西村后山。“數十年了,我上山下山無數次,你們是八路軍撤走后第一批又進山看印鈔廠的。”在往回村里走的山路上,老蔚這樣講。午飯是在村民王海龍家吃的,十幾位鄰里,見我們手中的人民幣試機鈔票照片,他們說,頭幾年大伙都見到過這樣的舊票子,王海龍的二哥家里保存的最多,只是覺得沒用了,開始時是用它上墳燒紙,后來就一張張糊了房子的頂棚和睡覺的炕沿。可惜,如今的二哥家,舊房換新屋,一切蕩然無存。冀南銀行的“案件”告別大山,告別西村八路軍印鈔廠。出西村,向東再向南約行駛30多公里,過“茶棚灘”一段路程,沿岔路口我們向茅嶺底村方向行進。道路兩旁一座座大山緊緊相依,路是在河床上走出來的,坑坑洼洼很是艱難,行走20余公里后,路邊的一只陳舊的高高煙筒將我們的視線吸引過去,如此偏僻的深山腳下咋會有近代工業革命的遺跡?“這里叫源泉村,煙筒和廠房是抗戰時期八路軍的太行造紙廠,戰爭結束后廠子就搬遷走了,現在有部隊在里住著。”路邊的村民說道。此處的造紙廠與印鈔廠是否有著必然的聯系?生產出的紙張是否直接供給印鈔廠?我們沒有訪問到直接的證據。繼續延著干河灘前進,邊走邊打聽,源莊、寺底、北河南、五十畝、石背底,五、六個村落說話間就到了我們的身后,又是約15公里的行程。腳下的亂石灘此時已不再干枯,紅紅的柿葉一片片隨風墜落在清澈寬闊的漳河上,好似一筏筏小舟湍湍從腳下流過,這就是深秋送給來訪者的生機。北山腳下“茅嶺底”進入眼簾。匆匆翻閱《回憶冀南銀行九年》,當時的冀南銀行收入股職工齊登五回憶說:“1948年4月冀南銀行與晉察冀邊區銀行和署,之后合并成立華北銀行,晉察冀印刷局叫第一局,冀南銀行發行處改叫第二印刷局,局長張子重,政委李樹仁。1949年10月結束了手工印鈔的時代,二局全體職工陸續下山調往各處,大部分南下到中州銀行或北上到天津、北京印鈔及總行工作。我于當年10月調總行會計處。”二局三廠的原工會文教委員李文回憶:“冀南銀行第二印刷局第三印刷廠,廠址太行山區的一道山坳里,原在西遼城,后移到了‘茅嶺底’。嶺下是水流湍急的漳河,我們在漳河畔度過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大部分歲月,直到全國勝利,工廠才由太行山遷來京、津。”“二局三廠是太行山機械化程度比較高的廠子,擁有號稱太行天字第一號的膠版印刷機和多臺電動大石印機,并且引漳河水為動力,擔負著印刷鈔票和軍用地圖的重要任務。”茅嶺山下的村落,五、六十戶人家,清6的漳河水由西向東川流不息。在村里我們見到了曾在二局三廠做過伙夫的范美庭、王占元、劉順興幾位80多歲高齡的老者,他們手中的“中國人民銀行二局三廠模范獎章,”記錄下印鈔廠職工在太行山下、漳河岸邊的戰斗歲月。印鈔廠并不在村里,漳河對岸的“七佛腦”山崖邊、密麻麻的楊樹林里數十間土坯瓦房早已沒有了往日印刷機的轟鳴。如今,廠區前面的五、六十間印刷工房早已夷為平地,種著玉米。東邊30余間房屋的主人、52歲的張義庭已在此喂牛數十頭,維持生計;西邊的16間廠房,現居住著76歲的孫大寨夫婦倆,院子里圈著的20余只山羊是孫大爺老兩口生活的經濟來源。“這樣的票子見過,1966年在拆除印鈔廠中間二層小樓時,墻壁上貼的報表背后印的都是這樣的票子,聽說都是印壞和作廢才用票子的背面書寫報表的,也就沒當回事”。“另外,聽撤離時的老職工講,票子不只是在一個地方一次就能印好,要好幾處地方分散著印,全部幾版印完后,秘密運送到總行再發行,說是為了安全。”“太行山上黎城的后背底、東崖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