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古希臘民主政治

西方的現代化進程起源于古代希臘，優雅的民主政治是古希臘的典范。在古希臘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詞是由人民(demos)和權力(kratia)兩個詞合成的。從詞匯學意義上看,即“人民的權力”、“人民的統治”之意,其內在要求:即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民主觀念最先產生于古希臘,并體現在由雅典城邦所獨創的政治制度中。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稱為“最純粹、最典型的國家形態”。(p117)它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后讓位于由9個執法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9個執法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于貴族”(p205),后來經過梭倫、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的改革,終于在雅典確立了民主制度并持續了200多年。本文通過對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社會歷史的考察,即通過分析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對這一政治制度的利弊作相對公允客觀的評價,以利于我們正確理解民主政治,并對建設現代民主有所裨益。一、將公民納入城邦:進入直接民主的時代實行直接民主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首要的顯著特征?！八^直接民主制,指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重合,公民作為國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不是通過中介或代表。”(p200)在雅典,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權利,并通過其直接參與和管理城邦事務的方式來實現。公民參政的最高民主機構是公民大會。作為最高的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公民大會由城邦年滿20歲的公民組成,其職權包括選舉和評審政府官員、制定和修改法律、決定財政收入與開支、決定宣戰與媾合、締結或解除盟約等。例如,執政官抽簽和10將軍選舉就是在公民大會上進行。(p261)同時,在公民大會之上,不存在任何形式上或實際上的權力機關。國家一切機構和官吏,如五百人會議、貴族會議、公眾法庭、十將軍委員會以及執政官等,全都隸屬于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召開3次~4次。在會上,公民對城邦大事的議案自由發言或展開激烈的辯論,最后采取舉手或投票的方式,并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決議。決議一旦形成就不能隨意更改,即公民大會的決議是“最后的裁斷,具有最高的權威?！?p199)因此,這種簡樸的參政方式鮮明地表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雅典之所以能夠實行直接民主制而不是代議制,主要依賴于雅典城邦的自然經濟和建立在城邦基礎之上的公民美德,而美德是直接民主的首要特征和原則?，F代學者大多把雅典民主稱為城邦文明。所謂城邦,是指“為了維護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團。”(p231)其典型特征為小國寡民、自給自治,即轄地不過百里,人口不過數萬。公元前5世紀,雖然雅典的商品經濟開始發展起來,但其仍不過是個面積小、人口少、自給自足的農業國。所有公民都過著一種自然狀態的生活,他們有大量空閑的時間進城參加公民大會。因此,自然經濟是城邦存在的第一法則,這個狹小的空間是一個具有獨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經濟生活和豐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體。同時,對雅典人而言,城邦不僅是他們生活的載體,同時也是實現人類自我完善的道德共同體。城邦的利益、城邦的生存關系到每個公民的生存,因而雅典人的最高美德是城邦利益高于一切。與此相適應,人們的道德觀也是一種樸素的道德觀。即每個人心里裝的都是城邦,他們為了城邦利益可以放棄任何個人的私利甚至生命,并通過取消公民權來制裁漠視城邦利益的人。正如伯里克利所說:“不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有人稱其為心情平和的人,我們雅典人稱其為廢物。它毋需公民擁有多少政治才能,關鍵是每個公民都應本著一切從城邦出發,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睊仐壱磺兴接?全心全意為公,這就是雅典民主制建立的道德基礎。盧梭也認為:在實行直接民主的地方,經濟不能太發達,人民不能太富裕,人民不能有私心。另外,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特征的形成,除小國寡民的因素外,也與雅典的法律鼓勵或者說要求公民直接參與城邦政治活動有關。梭倫時期,曾制定一項特別法令,規定任何公民“當發生內爭之時,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將失去公民權利”。(p12)伯里克里時代更是給擔負城邦公職者發放公職津貼,從經濟上保證公民對城邦政治的直接參與。因此,小國寡民的城邦環境和鼓勵參政的法律措施使雅典人數眾多普通公民都能夠直接參加到城邦管理事務中去。這種直接民主制促進了公民與城邦的一體化,使城邦具有強固的凝聚力。但是,這種由全體成年男子享有直接民主權利的政權形式,只能實行于人口不多的城邦(即城市國家),是與小國寡民的時代背景相適應的。當城邦人口不斷增加,影響這種直接民主制度的實施的時候,雅典只有依靠限制公民權的取得來維持該政治制度的存在。因此,雅典的公民權具有排他性和閉塞性的特點。享有公民權的僅限于原來四個部落的雅典人,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擴及于外來居民的。亞里士多德就說過:“依照通例,公民就是父母雙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兒子,單是父親或母親為公民,則其子不得稱公民。有時,這種條件還得追溯更遠,推及二代、三代或更多世代的祖先?！?p114)同時,這種公民權利上的排他性貫穿于整個古代雅典歷史,到了伯里克利時代則已經制度化了。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公元前451年,“由于公民人數大量增加,又通過了伯里克利所提議的法令,規定享有公民權利之人僅以父母雙方均為公民者為限。”(p116)因此,在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活處于鼎盛的時期,有將近5000人被判定沒有公民資格而被賣為奴隸。這種嚴格限定只有父母雙方均為公民的人才能取得公民權的原則,一直沿用到公元前4世紀末。這種情況,一方面說明古雅典的民主制具有濃厚的原始狹隘性和親緣排他性。同時,公民權排他性原則,也使得雅典民主制度的社會基礎非常狹小(且不說婦女和奴隸也不享有任何政治權利),使雅典城邦不可能成為帝國的統治者。所以,奴隸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城邦制的限度內很快就走到了盡頭,導致了城邦制度的危機。而城邦本身終難免淪為另一種強有力政權的虜獲物,馬其頓對希臘各城邦的征服就是這一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而這正是雅典民主制的悲劇與局限之所在。二、“主權在民”原則下的任職能力主權在民原則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伯里克利在《喪禮演說》中說:“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p130)政權掌握在全體公民手中是對“主權在民”的明確表述,而公民大會對國家事務擁有最高的決策則是“主權在民”的集中表現。公民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主要職權是選舉政府官員、決定宣戰媾和、制定和修改法律、決定財政開支等,包攬了城邦一切政事。這里,“一切政事”的決策不以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由參加公民大會的公民群體的意志所左右,實際上表明了城邦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公民手中。同時,“主權在民”原則不但體現在公民的決策權上,而且體現公民的管理權上。凡雅典公民都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成為城邦的公職者,如執政官、將軍、議員、陪審員等,參與城邦事務的管理。公職的取得是基于公民權利的賦予,而上級的任命或君王的恩賜。與“主權在民”原則相輔相成的是“輪番而治”。所謂“輪番而治”是指公民輪流擔任公職,負責國家事務。雅典人認為,“同等的人交互做統治者也做被統治者,這才合乎正義”(p167),因而雅典實行普選制,即雅典的每位公民都擁有輪流任職的機會。伯里克利曾說,“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p209)五百人會議議員、陪審員以及一般的行政官員均由公民大會用抽簽方法選出,任期一年。作為五百人會議下設機構的十將軍委員會和九執政官均由各部落用舉手表決或抽簽方法選出,任期也是一年。除將軍外,任何人不能同時擔任兩個職務,也不能連續兩次擔任同一職務。因而,每個公民理論上都有擔任公職的機會。而且“雅典公民的三分之一,一生中有機會被選入議事會?！?p215)亞里士多德認為,每年六個雅典公民中就有一人可能擔任某種官職,因此才有“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p130)之感慨。同時,為了保證家庭貧困的公民能夠參政,伯里克利還打破雅典公民擔任公職無報酬的傳統,實行公職津貼制,即包括陪審員、五百人會議議員和執政官在內的政府官員在執行公務時給予膳食費,再后來發展到參加公民大會也可以領取津貼,甚至入場觀看城邦組織的戲劇表演也可以領取“觀劇津貼”。(p262)“輪番而治”從制度上避免了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于專制獨裁的可能,這是對“主權在民”原則的制度保證。然而,姑不論這種“主權在民”之“民”的狹隘性,單看作為“主權在民”制度保障的“輪番而治”也不無漏洞。少數上層分子還是利用該民主政治的體制“漏洞”事實上掌握了實權。例如,十將軍委員會就始終保持選舉制,可以連選連任,并不給薪俸,這就決定了貧窮公民很難當選將軍,而將軍是掌握兵權的勢力人物。伯里克利就是從公元前443年起到公元前429年連選連任首席將軍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為事實上的終身政府首腦。由此可見,“輪番而治”的民主制本質上仍然是古代奴隸主階級實行統治的一種手段而已,其對“主權在民”的制度保障并不徹底。三、穩定的有職有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運行的基本政治原則。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其產生、發展、繁榮的過程中無不充滿法治的精神。亞里士多德認為,個人的統治“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p169),因而主張“法治”。梭倫說:“我制定了不分貴賤一視同仁的法律,為每個人規定了公正的正義?！?p73)伯里克利也說,“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精神深使我們心服。”(p130)因此,雅典的每位官員任職前必須宣誓他將依法地和公正地從政。雅典人視法律神圣不可侵犯,“法律的格式均以‘會議與民眾決定’的字樣開頭”(p119),以顯示其威嚴和莊重,任何人違法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包括十將軍在內。所以,公元前5世紀,雅典許多最顯赫的政治家、軍事家因觸犯法律或遭流放,或被罰款,甚至被處死。比如伯里克里在任首席將軍之時就曾被控瀆職而受到法庭審判,并被處以罰金。同時,雅典法律具有穩定性,法律是不能隨意被更改的。公民有權對不良新法的提案人進行控告;陪審法庭有權撤消違憲新法。另外,雅典人建立的極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則是對其法治的制度保障。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對意欲獨裁的城邦最高公職者進行放逐的處罰,是為了禁絕人治、防止獨裁而實行的一項重要制度。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起到了防止專制保衛民主的作用。一般而言,官吏的產生有世襲、任命、選舉等方式。在雅典,除了將軍和司庫官之外,所有官吏均從年滿30歲的公民中抽簽選出。同時,除十將軍外,所有軍政官吏,任期都是一年并不得連選連任,是為短任期制。例如,雅典的五百人會議和公眾法庭都是由通過抽簽的方式產生人員組成的。由于這些行政官職都不得連選連任,所以,每個公民一生都有機會擔任議員和陪審員。抽簽選舉制和短任期制使富人失去了運用其財富和地位等方面影響選舉的可能,為普通公民提供了在古代條件下最廣泛也最平等的參政機會。同時,這種抽簽選舉制以及輪番執政制的方式否定了政治特權,使雅典難以產生個人專權。盡管如此,抽簽選官以及短任期制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其中,抽簽選舉在否定門第標準、財富標準和功勛標準的同時也否定了德才標準,忽視了政府公職人員必須具有公正無私、為公眾服務的品德,以及管理政務的必要知識和才能,故其導致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公正的。因為,讓道德學識修養不同的人享有同等的管理國家的權力,這本身就意味著不平等。歷史事實也證明,雅典的民主政治最后完全淪落為一種暴民政治。同時,短任期制雖可避免專權,但容易導致無政府狀態。雅典官員的任期一般為一年,除去交接工作的時間外,其實際用于工作時間很短。頻繁地更換領導使其工作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效率也很低下。歷史表明,一個穩定的有職有權的領導核心,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否則易導致無政府狀態。因此,公元前5世紀后期,雅典“黃金時代”的出現,即與形成了以伯里克利為核心的強有力的領導集團有直接關系;而此后民主制的衰落,也正是黨爭激烈,民主走向極端化,難以形成有權威的領導核心的必然結果。四、其他公職人員,多數決定,一般在英雅典國家權力的運行中存在著民主權力的制約,這種制約以國家機構權限的交叉為特色。雅典權力制約機制開始于梭倫改革。為使各階層在城邦中協調地生活,梭倫賦予公民大會以立法權,陪審法庭以司法權,五百人會議以行政權,并使之互相制約。但雅典民主政治權力制約機制與近現代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有明顯不同。雅典國家機構權力雖有分工,但權限的劃分比較籠統且權力互相交錯。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并非平行關系,行政、司法處于立法機關監督之下,要對立法機關負責。同時,它又不是一元政治,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機構,即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公民大會也要受到一定的權力制約。例如,公民大會的決議有的尚需經陪審法庭審議并最后批準;五百人會議主要是一個行政機構,但它又擁有一定的立法權和司法權;陪審法庭主要職能在于司法,但它同時也擁有一定的立法權。同時,公職人員的權限也部分交叉,很少有獨立之權。例如,執政官除行使行政權力之外,還要行使一定的審判權。所以,恩格斯說:“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p115)。因此,權限交叉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同時,雅典人十分重視群眾對政府公職人員的監督。因為公民對公職人員實行監督,是民主制得以真正實現的保證。雅典的官員從當選到卸任,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要經過資格審查、信任投票、卸任檢查和陶片流放等四道關卡的嚴格監督。其中,極具特色的是卸任檢查和陶片流放制度。雅典的所有官吏在任職期滿以后,都要由專人對其在職期間的活動和帳目(包括家庭收入和財產)進行審查。如果發現官吏有貪污或受賄嫌疑,就將其送交法庭裁決,由法庭判決他是否有罪。同時,雅典民主還具有多數決定的特點。該原則體現在諸多方面,主要為公眾法庭和陶片放逐制度上。其中,公眾法庭由6000名陪審員組成,是雅典最高審判機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