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經驗數據的劉易斯轉折點的實證研究

一、從標準選取的角度對于勞動者工資的與勞動力供給狀況狀況,主要有以下兩個基在關于中國是否應該有一個轉折點的討論文件中，除了一般的判斷和結論外，通過經驗研究提供的文件逐漸增加（例如，2010年孟馬比，2010年；yaozhang，2010年；zhangandwang，2009）。然而,研究尚缺乏一致定義前提下依據特定標準進行了經驗檢驗。為了深化這個討論,本文擬在準確界定劉易斯轉折點原意的基礎上,從其最基本的意義上提供更多的證據。根據劉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參見Lewis,1972;Ranis&Fei,1961),我們把勞動力需求增長超過供給增長速度,工資開始提高的情形稱作劉易斯轉折點。此時農業勞動力工資尚未由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現代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仍然存在差異。而把農業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的工資都已經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兩部門勞動邊際生產力相等階段的到來,稱作商業化點,這時才意味著二元經濟的終結。因此,本文著眼于普通勞動者工資變化趨勢的考察。南亮進(Minami,2010)在爭論劉易斯轉折點時,根據日本經驗設定了5個與工資變化相關的基準作為檢驗轉折點是否到來的經驗依據。這些基準是:如果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則(1)生存部門(農業)的工資等于勞動邊際生產力,(2)生存部門工資由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3)生存部門實際工資從長期不變到迅速提高,(4)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工資趨同,以及(5)勞動力供給從無限彈性轉變為彈性在零與無限之間的水平上。南亮進顯然是按照商業化點的定義確定的上述基準。不過,他本人也同意,由于第一個基準過于嚴苛,可以以其他基準代替。如果我們討論的是劉易斯轉折點,則可以重點關注基準(3)和基準(4),即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以及與熟練勞動者工資趨同的趨勢。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發展中,普通勞動者工資的典型特征是長期不變,即處于高于農業勞動邊際生產力的生存水平上。1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改革,以及隨后各種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的逐漸清除,經歷了從鄉鎮企業到小城鎮,再到所有城市、轉移規模不斷擴大、就業日趨穩定的過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并在城市就業,必然相應減少農業中勞動力的剩余水平。特別是,中國人口轉變的結果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逐年降低(蔡昉,2010a)。與此同時,高速經濟增長保持著巨大的勞動力需求,以致出現勞動力需求增長快于勞動力供給增長的局面。相應地,自2003年以來,“民工荒”或廣義地說勞動力短缺現象持續出現,正如理論預期的那樣,農民工工資自此之后逐年上漲。不僅如此,農業中雇傭勞動的工資水平也大幅度上升,顯示了在農業剩余勞動力減少、非熟練工人短缺和工資提高之間存在的一致性。按照劉易斯(Lewis,1954)的定義,這種現象標志著中國經濟到達了劉易斯轉折點(Cai&Wang,2010)。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工資差異的變化,進一步檢驗轉折點的到來。改革開放期間,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持續存在的勞動者之間的工資差異,主要由兩個因素構成。第一是人力資本差異所導致,反映教育水平和技能的差異。許多研究顯示,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回報提高,由此產生的工資差異愈加顯著,在工資差異中的作用趨于擴大(Zhangetal,2005)。第二是勞動力市場歧視因素所致,包括性別歧視和戶籍身份的歧視。隨著勞動力市場發育,這類歧視因素趨于減少,在工資差異中的影響份額降低(Wang&Cai,2008;王美艷,2007)。除了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外,長期的勞動力供求關系也會加強或減弱上述兩個導致工資差異因素的作用。在二元經濟發展時期,非熟練勞動力供給充足甚至過剩,因此,在勞動力市場開始發揮作用的條件下,僅僅存在著熟練勞動者的供給瓶頸,其與非熟練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傾向于拉大。與此同時,由于雇主不受勞動力短缺現象的制約,因此傾向于利用存在著的制度障礙,壓低農民工的工資。雖然這類制度障礙如戶籍制度等不斷得到改革,但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農民工仍然受到工資和其他待遇上的歧視。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情況下,普通勞動者的短缺既已發生,勞動力供求關系對工資差距的影響作用相對上升,即使在上述兩種導致工資差異的因素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也會表現出工資趨同的結果。此外,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不再突出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功能愈加趨于完善,邊際勞動生產力在工資形成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因此,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引起的勞動力市場結果,越來越成為理論上可以預見的。二、勞動力供給的新趨勢:農民工工資在2003年以前的較長時間里,中國處于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承擔著計劃經濟時期就業制度的遺產,勞動力無限供給表現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剩余和城市企業冗員,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是一種常態。中國的高速增長同時伴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轉型,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逐步消除,特別是城鄉勞動力流動的不斷自由化,加快了就業結構的非農化進程,順應了農業份額下降的經濟發展規律。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一方面,城鎮勞動力市場經歷了痛苦的調整,累計4000余萬職工下崗。另一方面,隨著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的提高和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城鎮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發育,逐步消弭著長期存在的冗員現象,下崗職工和登記失業者通過再就業以及退休等方式被消化,人力資源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場配置和調節。與此同時,像許多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先行國家和地區一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伴隨著急劇的人口轉變。自20世紀90年代總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5.05‰。這個人口轉變過程通常表現為一個勞動年齡人口從迅速增長到增速逐漸減緩,直至停止增長的變化趨勢。這一變化導致的結果是,勞動力供給不再是無限的,成為2004年以來不斷出現民工荒的根本原因。與此相應的另一個變化,則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年齡提高。從作為勞動者的角度,農村勞動力年齡提高并不產生任何突出的問題。但是,由于勞動力外出就業需要克服各種各樣的障礙,通常在到達一定年齡之后,外出的動力和能力相應減弱,外出的概率會降低(都陽、王美艷,2010)。在高速經濟增長方興未艾,就業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勞動力供求格局必然發生根本性的逆轉。我們把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每年的新增量作為勞動力供給,把城鎮就業增量作為勞動力需求,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勞動力供求新格局(表1)。由于農業中勞動力使用的絕對數量是逐年減少的,而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使用也不會形成新的增長,所以我們考察的主要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就業增長。根據推算,我們知道在目前城鎮3.1億就業人員中,只有大約12.5%是農民工,約為3896萬人,遠低于實際農民工數量。2009年底全國離開本鄉鎮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為1.45億,其中95.6%進入城鎮。因此,我們做出一定技術處理后,可以得出城鎮每年新增就業數量,即城鎮居民就業與農民工就業增量之和,并將其與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增加量進行比較。從中可以看到,自2005年以后,勞動力供大于求顯然不再是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普通工人的工資以更快速度上漲是供求關系轉變的直接體現,是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最主要的證據。由于城市勞動者特別是在國有企業就業的職工享受著工資保護(Knight&Song,2005,p.108),其工資變動并不具有代表性。而在常規的工資統計中,農民工和城鎮非正規就業人員的工資常常被遺漏,所以發表的平均工資并不能準確反映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及其變化趨勢。因此,為了顯示非熟練勞動者工資變化,我們以農民工工資作為代表。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農民工的工資近年來呈加速上升的趨勢。2009年,農民工實際月平均工資為1221元,為2001年的1.9倍。雖然仍有人懷疑,但是,大多數觀察者都承認,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上漲是真實的。此外,為了證明工資上漲是供求關系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其他因素干擾造成的,我們還可以考察農業中使用雇工的工資變化狀況。表2中各種數據來源都顯示,自2003年以來,不僅在普通勞動者比重較高的產業工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農民工工資也顯著提高,同時,農業中雇工工資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三、勞動力市場總體趨同伴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決定因素也會發生變化。在二元經濟結構下,由勞動力無限供給性質決定,從農業和農村轉移到非農部門和城市就業的勞動力,其工資水平并不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經濟發展越過劉易斯轉折點后,勞動力市場上日益變化的供求關系開始在不同群體發生作用,即熟練勞動者的稀缺性相對穩定,而非熟練勞動者的稀缺性顯著增強,其工資形成基礎逐漸從生存水平轉變為勞動邊際生產力。因此,在這個特定時期,勞動力市場總體上將呈現工資趨同。具體到中國的情形,我們預期觀察到普通工人與高技能工人的工資趨同和農民工與城市戶籍職工的工資趨同,以及工資區域差異趨于縮小等現象。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5個大城市所做的三輪勞動力市場調查數據(以下簡稱CULS調查數據),2我們發現,在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總體工資差異呈逐漸縮小的趨勢,基尼系數由2001年的0.37,下降到2010年的0.33;泰爾指數由0.25下降到0.19。其他不平等的度量指標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面,我們分別根據不同群體做進一步的觀察和比較。1.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相對收益的回歸分析雖然農民工在總體上代表了非熟練工人群體,但是,該群體內部在人力資本特征上也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例如,2009年在外出的1.45億農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學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10,第5頁)。也就是說,外出農民工中有3/4的勞動力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低技能工人。只有這些普通工人的工資更快增長,才有可能推動農民工群體收入的快速增長。利用CULS調查數據,我們觀察到,農民工內部的工資基尼系數從2001年的0.396降低為2005年的0.334和2010年的0.319。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觀察按受教育年限分組的農民工工資增長情況。如圖1所示,每個點代表某一受教育年限的農民工工資增長情況,橫軸為基期(分別為2001年和2005年)的工資水平,縱軸分別為從2001年到2010年和從2005年到2010年的工資增長幅度。從中可見,盡管從橫截面數據看,三輪勞動力市場調查數據都顯示出工資率隨受教育水平上升而上升的趨勢,圖1則特別表明,受教育程度較低即在基期上處于低工資水平的勞動力,在所觀察的時期有更快的工資漲幅。為了進一步分析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工資趨同及普通工人工資上漲的內在機制,我們利用CULS調查數據,觀察相對高技能的農民工和低技能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相對收益的變化,以便解釋為什么在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后,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會經歷一個更快速的上漲過程,從而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相對收益差距會逐漸縮小。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典型的Mincer回歸方程來解釋這個現象,回歸方程的形式如下:上式左邊是小時工資率的對數,右邊分別為最后教育階段(小學及以下、高中、高中以上)、勞動力市場經驗及其平方項、性別變量,以及城市虛擬變量。由于初中和高中學歷是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的主要受教育水平,我們以初中為參考組,觀察高中學歷者相對于初中學歷者收益的變化?；貧w結果列于表3。我們看到,在2001-2010年期間,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的農民工,其相對教育收益率由80.4%下降到57.1%,接受高中教育的農民工的相對教育收益率,從2001年較之初中高出25.9%,下降到2010年僅高出16.9%。這種教育收益的相對下降說明,由于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關系變化,即普通工人的短缺,使得低技能工人開始擺脫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制約,邊際勞動生產力決定工資的機制開始發揮作用,其教育回報相應得到較明顯提高。2.農民工的工資增長情況在進入劉易斯轉折點之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廣泛存在,是制約農民工工資上漲的基本因素。同時,由于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制度性的分割,農民工難以進入城市的正規部門就業。于是,城市本地工人和農民工之間的制度分割,使他們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工資決定機制,即一方面,勞動力無限供給抑制了農民工的工資上漲;另一方面,制度分割造成的進入障礙,既形成對農民工的工資歧視,也使得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并不顯著影響城市本地職工的工資增長。3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農民工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普通勞動力短缺的出現,使位于收入分布底端的農民工開始有更快的工資增長。與此同時,在勞動力短缺現象出現的條件下,制度性工資形成機制也被逐步打破。上述兩個因素預期會產生推動農民工與城市職工之間工資趨同的效果。圖2分別展示了2001年位于工資分布不同分位上的農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從2001年到2010年的工資增長情況。我們看到,城市本地職工在各個收入分布區間有著較為均衡的增長速度。但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卻呈現出不同的趨勢。首先,2001年位于收入分布底端的農民工,較之位于收入分布高端的農民工,在隨后的年份里有更快的工資增長,即圖中的曲線呈總體向下的趨勢;其次,2001年位于收入分布60%及以下的農民工,較之2001年位于收入分布60%及以下的城市本地工人,在隨后的年份里有更快的工資增長速度。這個變化趨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隨著勞動力市場制度障礙的減少,工資決定中市場機制發揮越來越明顯的作用。為了進一步觀察農民工和城市職工之間的工資趨同現象,我們將農民工樣本和城市本地職工的樣本混合,并加入“是否具有外來身份”的虛擬變量,觀察在控制工人特征和勞動力市場差異(城市變量)后,遷移身份變量的系數變化。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我們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后,由于身份的差異,農民工工資率低于城市本地職工的程度逐步減輕,2001年為11%,2005年為9%,2010年進一步下降到5%?？紤]到農民工流入城市的數量呈擴大趨勢,農民工總量2009年是2001年的1.73倍,農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之間的工資趨同,必然會成為推動勞動力市場上總體工資差異縮小的重要力量。3.基于回歸的工資體制改革在農民工工資和本地工人工資的趨同業已出現,且勞動力市場發揮作用的制度性障礙逐步被打破的情況下,可以預期的是,隨著勞動力流動日益充分,區域之間工資的趨同也會發生。以前的研究顯示,在控制了個人特征和流出地特征之后,農民工在不同的輸入地獲得的工資已經呈現出趨同的趨勢(Cai,etal,2007)。為了觀察近年來的變化趨勢,我們沿用蔡昉等文章(Cai,etal,2007)中所使用的方法,應用基于收入回歸的不平等指數分解,觀察在控制個人特征和流動身份后,區域因素對于工資不平等指數的貢獻及其變化趨勢。較之傳統的不平等指數分組分解的方法,基于回歸的分解有很多優越性(Fields,1998;Bourgignonetal,1998;Morduch&Sicular,2002),例如,它可以考慮連續變量對不平等指數的貢獻,也可以控制分組分解容易出現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在這里利用表4的回歸結果,對包括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工資泰爾指數進行分解,其基本方法如下。遵循Shorrocks(1982)提出的基本概念,不平等指數可以表達為工資加權之和的形式:其中,I(y)為總體的不平等指數,如泰爾指數、基尼系數、變異系數等,yi為第i個工人的工資,ai(y)為應用于每一個人的權重,它因收入差距度量指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貧w方程中的每一個回歸因子都對不平等指數有貢獻。我們可以將因素k(即回歸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和殘差)在整體不平等指數中的貢獻sk用下式來表達:由于(2)式中每一個收入來源取決于表4中的回歸系數β?β^k和i每一個因素的絕對水平xkiik,因此,基于回歸的收入差距分解可以表達為:具體到本文中使用的指標泰爾指數,收入差距的總體指數及其按照回歸方程的分解來源分別是:以及因此,我們利用該分解方法和表4所提供的回歸結果,對我們所使用的樣本中工人工資的泰爾指數,按照造成工資差異的來源進行分解,從而可以得到來自于區域因素的份額(結果見圖3)。從中我們看到,2001年到2005年,區域因素對工資差異的貢獻有所上升,推動泰爾指數由0.144上升到0.175,但從2005年到2010年,由區域因素所帶來的工資差異則有明顯的下降,也明顯低于2001年的水平,達到0.093。此外,2001年區域因素解釋了工資差異的56%,到2010年,在總體工資差異呈現下降的情況下,區域因素對工資差異的貢獻也下降到51%。四、從勞動力供給看,從勞動力供給轉向就業投資增加在較短時間中完成的人口轉變,以及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加快了中國二元經濟發展過程,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導致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提高,使中國經濟進入劉易斯轉折點。雖然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是,任何人只要承認中國的人口轉變不會逆轉,中國經濟增長短期內不會崩潰,則難以否認勞動力供給趨于減少和勞動力需求繼續擴大的事實。在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并且工資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接近于一個新古典模型所揭示的形態,即保持其可持續不再可能繼續依靠單純的生產要素投入,而必須轉向依靠生產率的提高。既然劉易斯轉折點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非熟練勞動者與熟練勞動者工資的趨同,意味著庫茲涅茨轉折點的條件也日益成熟。4但是,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并非自然而然,有賴于勞動力市場制度和社會保護機制的建立與完善。1.日本進行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反思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在勞動力短缺的假設下,單純生產要素的投入必將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的制約,如果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則不能維持增長的可持續性。如果說,克魯格曼(Krugman,1994)和阿爾文·揚(Young,1992)因沒有考慮到東亞經濟體所具有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從而未能正確理解東亞奇跡的話,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逐漸消失的條件下,他們對東亞奇跡的質疑卻可以作為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警示。此外,日本在1990年人口紅利期結束之后,由于政府對于缺乏效率的企業以及缺乏競爭力的產業的保護,使得日本經濟在全要素生產率方面表現不佳,進而陷入長期停滯狀況的教訓(Hayashi&Prescott,2002),也需要中國認真汲取。在實施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對中西部地區的傾斜式投資,固然有利于地區間平衡發展,同時也可能產生對低效率企業和競爭力下降行業進行保護的效果,使其進一步遠離自身比較優勢,形成對保護的依賴,而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例如,在2000-2007年期間,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制造業的資本-勞動比分別以4.2%、9.2%和8.1%的年均增長率提高,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資本勞動比分別超過東部地區20.1%和25.9%(蔡昉、王美艷、曲玥,2009)。此外,就業機會增加以及工資提高和趨同,也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誤激勵,使低收入家庭年輕勞動力輟學并提前進入勞動力市場,會對未來的勞動者素質造成損傷,不僅成為生產率提高的制約因素,還會造成部分勞動者群體的就業困難。2.勞動市場的立場雖然在理論上,一個經濟體在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之后,有望相繼到達收入分配改善的庫茲涅茨轉折點,但是,這個轉變并非自然而然實現的,需要順應發展階段的要求,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進行相應的制度建設。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工資形成越來越需要勞動力市場制度與勞動力供求關系共同進行。例如,日本在1960年前后達到劉易斯轉折點之前,消費率一直處于下降的過程。而在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得益于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即被稱為“春斗”的一年一度的春季勞資薪酬談判機制,收入分配狀況逐步好轉,消費率下降趨勢在10年后得以扭轉。而韓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在1970年前后到達的。在那之后,政府多年繼續嚴格限制工會,對勞資糾紛采取高壓政策,收入分配的改善滯后。直到17年以后消費率才止跌上揚,其間付出了慘痛的政治代價。5劉易斯轉折點的到達,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勞動力供給不再具有無限彈性的性質,在勞動力需求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具有更多的就業選擇機會。換句話說,他們獲得了“退出”或“用腳投票”的權利。在具備這個權利的條件下,是否真正使用之,實際上情況更為復雜一些。首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