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馬克思主義思潮

20世紀中后期以來，美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有價值的貢獻是“經濟學”（1），紀律監督德安（2）被稱為“經濟馬克思主義”。它指的是:一批來自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不同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史學、哲學、文學、社會學、地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背景的學者,紛紛致力于對人類(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與歷史開展經濟學研究。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正是馬克思當年在《資本論》中的主要任務。于是,他們基于對《資本論》(特別是第一卷)及其手稿(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重新解讀(3),圍繞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問題領域(4),力圖重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方法和實踐旨歸。為此,他們一方面在時間上拉伸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長度,將前資本主義社會(如封建和奴隸社會)和后資本主義社會(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納入視域;另一方面,在空間上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跨度,將目光擴及含非傳統歐美國家(或歐美國家非典型地區)在內的全世界范圍。以期通過經濟學的敘事框架和跨學科的研究路徑,重建馬克思主義在當下語境中的合法性和功效性。當代美國經濟史學家羅伯特·布倫納(RobertBrenner)(5)的相關理論貢獻就屬此列。本文認為,布倫納對當代美國“經濟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貢獻,就是他提出了“社會財產關系論”,并以此為基礎,基于歷史學的細致與嚴謹,從垂直與水平兩個維度分別分析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尤以英國為例)和當代發展(尤以美國為例)。剩余剝削關系的引入20世紀80年代布倫納的“社會財產關系”論和其他任何有學術影響力的理論觀點一樣,經歷了一個從初步提出到正式形成的演化過程。它包括如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0年代的“階級結構”論,即最初提出依附于“階級結構”范疇的“財產關系”概念;第二階段,1980年代的“財產關系”論,進一步明確該概念的具體內涵;第三階段,1990年代正式使用“社會財產關系”概念,并最終在新世紀系統論述社會財產關系理論的基本觀點。首先,70年代的“階級結構論”首次提出依附于“階級結構”范疇的“財產關系”概念。在那篇引發“布倫納之爭”的著名論文《歐洲前工業社會的農業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6)中,布倫納在界定“階級結構”(classstructure)時,首次明確論及“財產關系”(propertyrelationship)概念:我這里所說的階級結構,包含在分析層面可以截然劃分、但在歷史層面卻是統一的兩個方面:其一,直接生產者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在直接生產過程中與他們的工具和土地之間的關系———被稱之為“勞動過程”或“社會生產力(socialforcesofproduction)”;其二,本身具有沖突性的財產關系———最終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武力來作為擔保———借此,由直接勞動者所生產的產品中未支付的部分就被非生產階級剝削去了———或可稱此為“財產關系”或“剩余剝削”關系。正是依據剩余剝削關系,我們才得以界分一個社會的基本階級構成———直接生產者階級和剩余剝削階級或統治階級。因此,我的結論是:不同的階級結構、特別是財產關系或剩余剝削關系,一經確立,就會給一個社會的長期經濟發展模式設置非常嚴格的界限和可能性范圍。(7)可見此時的布倫納認為,“財產關系”也就是“剩余剝削關系”,它是一個在分析的意義上隸屬于“階級結構”的子概念。雖如此,布倫納已開始賦予尚包含于階級結構的“財產關系”以十分重要的社會功能,即制約著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特別是長期經濟模式)。其次,80年代的“財產關系”論對該概念內涵的進一步明確。在20世紀80年代系列論文中,布倫納開始越來越多地獨立使用“財產關系”概念來分析歐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并在對各種社會結構進行區分時,進一步明確了財產關系的概念內涵。在《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一文中,他指出:“我用財產關系來指代直接生產者之間、剝削階級之間(如果有的話)以及剝削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它明確并決定了個體經濟行為人(或家庭)與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經濟產品相結合的方式和制度。這樣的財產關系存在于一切社會經濟活動中,是直接生產者和剝削者(假如有的話)確立其階級身份的前提條件。”(8)顯然,在這一階段,財產關系概念已日益獲得一種相對于階級結構概念來說的獨立性,日益成為布倫納日后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興起與發展的結構性基礎。最后,90年代以后的“社會財產關系”論的最終形成及其系統論述。布倫納于90年代開始正式使用“社會財產關系”(Social-Propertyrelations)(9)來取代過去常用的“財產關系”。在分析斯密模式(10)解釋現代經濟發展的社會歷史局限性時,布倫納指出,斯密模式“只能在我所說的特定社會財產關系、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揮作用,然而,我還要指出的是,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大部分時間里……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卻是非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財產關系”(11),因此,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歷程中并不具備想象中的普遍性相一致,只適合于分析該社會財產關系的斯密模式也就不具有相應的普遍性。最終,在2004年提交給“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會議的一篇名為《財產與進步:斯密哪里錯了?》的論文(后被收入《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書寫》一書)中,布倫納對社會財產關系概念進行了系統說明:馬克思把決定微觀經濟(也即個體合理選擇)的宏觀結構稱之為生產關系,我則稱之為社會財產關系。我更喜歡使用社會財產關系范疇而不是更標準的生產關系范疇,這是因為,第一,社會生產關系這一術語有時被認為涵蓋了這樣一種思想,即生產發生于其中的社會結構框架似乎是由生產自身(也即勞動過程的合作或組織形式)決定的。這在我看來是一種嚴重的誤導;第二,我認為不僅有必要揭示垂直(vertical)階級或剩余剝削(剝削者和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的建構或限制作用———社會生產關系范疇已大體對此予以揭示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存在的話)要揭示水平(horizontal)關系,也即不同的剝削者之間,或者不同的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的建構或限制作用。因此,社會財產關系,正如我所界定的,就是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剝削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剝削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共同為個體和家庭獲取生產資料(土地、勞動和工具)和/或從事既定的社會生產提供了可能性和具體形式。這就是說,這樣的關系存在于一切社會之中并為個體經濟行為設置了基本限制———可能性與范圍。(12)這就是說,布倫納所說的“社會財產關系”,包含著三種關系:其一,不同的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其二,不同的剝削者之間的關系;其三,剝削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前兩種關系布倫納稱之為“水平”關系(這也是他本人致力于揭示的重點領域———通常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被理解為同一階級內部的階層關系);第三種關系則是他所說的“垂直”關系(在布倫納看來,這是馬克思的生產關系范疇業已揭示的領域———通常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被理解為對抗性的階級關系)。這三組關系一起構成了社會經濟行為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發展的宏觀結構性基礎,其對個體經濟活動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制是借助于“政治共同體”(13)(通常表現為國家及其所發揮的暴力職能)來實現的,而且是不以個體的意志為轉移的。概言之,社會財產關系論,即認為一切社會的發展,都取決于由水平關系和垂直關系(以不同社會群體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使用方式為劃分依據)所構成的宏觀結構的變化。這種宏觀結構由于是一種綜合的、累加的效果,因此表現為一種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的既定要素。至此,布倫納的社會財產關系范疇也從一個依附于“階級結構”的子范疇,發展為一個獨立的、甚至包含了“階級結構”的主概念(如果我們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視角來理解“階級”范疇的話,也即僅僅把階級看成是布倫納所說的“垂直”關系的話)。也正是這樣的轉換,使得布倫納的社會財產關系論被一些論者指責為是從早期的“階級(斗爭)”論向后期的“(市場)競爭”論的“退卻”或轉向(14)。果真如此?為澄清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深入社會財產關系論初步形成和正式確立的理論背景之中,也即在探討資本主義興起或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之爭和資本主義發展“危機”之爭的具體語境中,來試圖全面把握、解讀和評價(15)布倫納的這一社會發展觀。階級結構:從官方和間接控制到具體階級這里所說的“過渡”之爭(16),具體指的是:發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因布倫納在其早期代表作《歐洲前工業社會的農業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中對歐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相關解釋與說明(本文擬稱之為“社會財產關系論視域下的資本主義興起說”)而引發的系列討論。學界亦稱之為“布倫納之爭”,它是繼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多布—斯威齊之爭”(17)后,圍繞著資本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或動力機制(如人口、市場、貿易等經濟因素說,或是政治、國家、文化等超經濟因素說)、地點及時間(最初起源于農村還是城市以及其具體發生的歷史時段)等具體論題(統稱為“過渡問題”)而展開的系列學術論爭。所有這些討論或論爭都與布倫納在早期提出的“階級結構”論(作為他的社會財產關系論的最初表述形式)有關,可以說,正是通過這場爭論,布倫納的社會財產關系論得以初步形成(盡管依然是在“財產關系”的名下)。從這個意義上說,過渡之爭代表的是布倫納社會財產關系論視域下的資本主義興起說———雖然前者此間依然是一種尚未完全系統化的理論原則。換言之,布倫納對于過渡理論的貢獻,就在于他立足于“社會財產關系”來解釋和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布倫納的基本觀點包括:(1)“社會財產關系”(表現為逐漸從“階級結構”那里獲得獨立性的“財產關系”(18))是推動(歐洲)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根源和動力機制;(2)歐洲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首先發生在農村,而不是城鎮;(3)歐洲不同國家和地區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并非同時完成,所走過的具體道路和采取的具體形式也不盡相同。布倫納一開始就確定了階級結構(“特別是財產關系”)存在于一切社會之中,并決定了該社會個體的經濟行為方式和總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構成歐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根本原動力,不是人口(如馬爾薩斯主義)、市場(如斯密主義)或貿易(如斯威齊等新斯密主義),而是階級結構(也即布倫納后來所說的財產關系)———特別是農民和地主之間的斗爭(財產關系中的垂直關系層面)。所以,“分析具體階級結構、特別是財產或剩余剝削關系得以構建的相對自主過程以及其所造成(或沒造成)的具體階級沖突是十分關鍵的”(19)。正是基于這一“強有力”的、凸顯“階級關系”重要性的分析方法,使得布倫納得以“令人信服地證明”(20)了農民和地主間的矛盾關系(1980年代以后被稱之為“財產關系”)是如何推動歐洲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在他看來,正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的基本特征(其一,“直接生產者直接而非通過市場擁有維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工具和土地等生產資料”;其二,“因此,剝削階級的成員不得不通過超經濟強制力來重新占有直接生產者的部分產品,從而得以維持自身再生產”(21))決定了向資本主義過渡,不需要依賴于市場和貿易(盡管就像人口因素一樣,這些因素無疑會在其中發揮作用,甚至是重要的作用,但卻不具有根本性)(22),也因此不會首先發生在作為市場和貿易主要發生地的城鎮,而是發生在農村(23)。同時,又因為歐洲各地具體的財產關系的不同,而導致了它們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經歷了各自獨特的歷史進程(24)。顯然,在上述觀點的形成過程中,馬克思和英國歷史學家多布對布倫納的影響不可忽視。盡管對“馬克思的第一種社會過渡模式”不滿(25),但布倫納還是認為自己的過渡理論受益于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解讀,特別是“觀點(1)”中關于“階級結構”的定義直接來自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手稿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26)。因為根據布倫納在《馬克思論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第一種模式》一文中的理解,馬克思關于過渡理論先后(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為界)提供了兩種模式,即第一種“分工模式”和第二種“生產模式”:前者認為分工直接代表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并繼而決定了社會財產與階級關系,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是在封建社會母體中伴隨著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展而孕育的結果(當然這一結果最終是以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得以正式確立的),總之,所有這一切都是分工自發發展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后者的主旨則在于凸顯社會財產關系在構建社會(包括家庭和階級)再生產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并通過這一具有矛盾性的再生產過程(即再生產資料的農民階級個人所有制與地主階級借助于超經濟的壓制手段榨取和剝削農民生產者的剩余產品之間的矛盾)推動了人類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可見,正是讓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得以構建和延續的封建社會財產關系,最終導致了封建社會的瓦解。顯然,布倫納贊成第二種模式,因為第一種模式在他看來是“馬克思后來予以放棄且帶有斯密痕跡”的觀點,而布倫納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要完善“馬克思沒來得及將它完善”的第二種模式(27)。我們知道,關于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問題,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得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而“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即以一種“資本關系的過程”、也即“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換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則形成了“全部過程的基礎”———“雖然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28)。此外,關于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地點和時間,馬克思指出:“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歷史舞臺出發的,然后,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現代的(29)【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30);而“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雖然在14~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31)。可見馬克思是在兩個維度中來討論過渡問題的:一方面,從特殊或典型(如以英國和日耳曼社會為例)意義上看,資本主義產生于封建社會內部,且主要是在工業而非農業中開始的,且逐漸支配農業,雖然后者曾是前者的前提性經濟結構基礎;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反對將這種典型案例推廣到其他國家和社會形式之中,因為后者無論在過渡時間還是順序上都是不同的,有的甚至一開始就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發展基礎———如美國。因此,抽象地討論資本主義產生的根源,是沒有意義的,但無論如何,對于生產方式(布倫納所說的“生產模式”)在過渡中所發揮的根本性動力作用的強調卻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他對于社會發展過程中“階級斗爭”(32)因素的強調等,都對布倫納的上述三個基本觀點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他們的結論似乎也不完全一致(如布倫納的農村起源說就不同于馬克思的城市起源說(33)),但那或許正是因為他們彼此分析的不同對象所具有的特殊性所致。當然,其間的差異也與布倫納思想形成的另外兩個理論來源即多布和希爾頓有關。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在早期發生的“多布—斯威齊之爭”中,多布的主張“得到布倫納的廣泛認同”(34)。這里說的“廣泛”既包括布倫納對多布在《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年)中所提出的經濟發展的歷史研究方法(也即“將經濟發展置于特定歷史視角”,以反對“正統經濟學理論”將“所謂超歷史的經濟規律”視為圭臬的做法(35));也包括多布對馬克思生產方式主導論的非線性的和非技術決定論式的理解與運用。正是基于多布“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據最新近的知識”對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敘事框架,以及“多布將封建主義堪稱一種建立在階級關系之上的生產方式”并認為“過渡代表了從一種生產方式轉變到另一種生產方式”(36)的(受結構主義影響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為布倫納的社會財產關系論提供了諸多啟發(雖然對于多布論及封建階級關系及其在向資本主義過渡中產生作用的形式和功效,布倫納也表達了不同意見,因為布倫納更愿意“發展多布工作中的‘階級斗爭’這方面”(37))。這些或許正是布倫納“進一步完善”馬克思過渡理論的重要理論參考資源。和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一樣,它們也共同構成了布倫納社會財產關系論視野下的資本主義興起理論的學理資源,同時也促使其社會財產關系論的逐漸系統化。正是基于此,布倫納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開始在系統的社會財產關系論的指導下,開展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進一步研究。布倫納的貢獻:“社會財產關系”和“歐洲馬克思主義”20世紀70~80年代,通過在過渡問題上的“布倫納之爭”,布倫納“從一個馬克思傳統的歷史學家”的“廣闊視野”,以強調農村階級關系的社會財產關系論這一宏觀整體結構,并“采用多線路”的分析方式,解釋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起源,并得出了“不符合”當時“大多數人(38)的胃口”的上述基本觀點。(39)到了90年代,通過《全球動蕩經濟學》(1998~2006年)和《繁榮與泡沫》(2002年)等著述,布倫納開始以同樣的理論原則、而且是更加系統和明確化的方式,來開展對當代資本主義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德國和日本)在197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主要危機也即長期停滯現象的經濟馬克思主義分析。關于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所出現的長期停滯現象,根據布倫納的分析,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在制造業(生產性部門)領域的產能過剩所引發的過度競爭所致。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危機的這一解釋,如同早期的過渡理論一樣,很快讓布倫納陷入“時間上反復、空間上廣泛”(40)的爭議之中:有論者指責他放棄了早期的“階級斗爭”原則立場,而“退回”到他自己早期曾力圖避免的、具有斯密痕跡的“市場競爭”邏輯(41),因而是從早期的“垂直”邏輯向后期的“水平”邏輯的轉型;也有論者認為他放棄了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和勞動價值論(42),因而是非馬克思主義或至多是一種“歐洲馬克思主義”(43)者。針對上述爭議,布倫納自己盡管尚未作出正式的書面回應,但他在給學生開設的研討課和與筆者學術訪談中多次強調,自己早期和近期的邏輯都是一致的,就是以自己所提出的“社會財產關系”概念來凸顯馬克思(特別是馬克思成熟時期)生產方式范疇在解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的關鍵驅動力(如他的思想先驅者多布所做的那樣),而之所以要用這樣的替代,是因為布倫納和他的同時代人一樣,發現了馬克思主義范疇中的一些因誤解所帶來的困境,即他認為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作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系統的總稱已在后來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那里被賦予了一種技術決定論的色彩,幾乎成了生產力自我發展的自發機制,因此,他的社會財產關系更多地側重于對生產關系的強調。而且他拒絕在單一垂直層面(以階級斗爭的形式)探討作為生產關系的財產關系,而同時主張開展水平層面(以同一階級內部的各個階層之間的競爭關系)的比較分析作為財產關系的生產關系。可見,使用“社會財產關系”本身就是要賦予生產關系更自主的動力和更豐富的內涵。鑒于在英美馬克思主義學術傳統中垂直關系分析的“過剩”和水平關系分析的“不足”,布倫納選擇后者作為自己90年代以來(44)的探討重點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此,以前一種指責為依據的后一種指責的合理性也就值得懷疑了。因為正如上述批評者自己所承認的,對于制造業和資本主義危機中的水平競爭關系的強調,并沒有妨礙布倫納分析金融等非制造業領域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危機)中的重要作用,而同樣,對于各資本主義國家水平競爭關系的強調,也沒有阻擋他去關注勞資矛盾問題。布倫納所做的,不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