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摘要 緒論1.1研究背景奏疏作為中國古代社會臣民上奏帝王文書的總稱，屬于上行公文。奏疏中的作用主要是報告工作、歌功頌德、議禮論學、陳述政要、言兵事、進諫、彈劾等等，其使用范圍相當廣泛。奏疏同時也是有為之士關注社會人生、宜揚政治主張的重要渠道。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應用文體，奏疏有其確定的閱讀對象、明確的行文目的、強烈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因而有著自己獨特的文體功能和寫作特點。曾國藩身兼“一代鴻儒”和“同治中興”中流砥柱的雙重身份，并且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以桐城派傳人自居，力振桐城余波，開湘鄉派風氣，對古文有著自己獨特的體會和理論主張。同時，他還親自參與甚至影響了晚清政局中很多重要的事件，在數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不輟筆耕，所上奏疏數以千計，其中不乏經典之作。我在檢索曾國藩奏疏資料的過程中感覺到，曾國藩對于奏疏這種公文的寫作是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1.2研究目的和意義本文希望通過曾國藩奏疏中體現的內容分析，來探究曾國藩奏疏對現代的秘書的借鑒意義。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應用文體，奏疏具有自己獨特的功能和文體特點。曾國藩一生所上奏疏數以千計。他認為奏疏應做到語言明白顯豁、一針見血、通俗易懂，這對于奏疏這一文體的發展和變化有著促進作用。而這些無疑對現代公文的語言、風格、內容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2文獻綜述由于資料殘缺和各種歷史原因，目前還無法準確得知古代公文的具體數量。正如常崇宜所言，“古代公文數量浩繁，究竟有多少篇章，無從統計”。梁清誨等編著的《古今公文文種匯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收錄了從夏、商、周至今各歷史時期使用的公文文種達400余種。數量如此龐大，研究起來自然困難重重，于是對公文文種進行分類就成為大多數研究者首先關注的重點。目前，對于古代公文文體分類的標準，主要是公文的行文方向。比如，丁曉昌主編的《古代公文研究》（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在論述每個歷史階段的公文種類時，就是按照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的分類標準進行的；王銘主編的《公文選讀》（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將選入的古代公文分為上奏文種、君命文種、官署上行文種、官署平行文種、官署下行文種、其他文種幾大類別。袁冠立的《關于我國古代公文文體的分類》（《金融管理與研究》1994年第1期）、唐早生的《古代公文的種類》（《秘書之友》1985年第4期）、曹丹丹的《淺談我國古代公文的分類》（《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9年第1期）等也都按照上述標準，將我國古代公文大致分為三大類：詔令類、臣屬的奏議類、各級封建政權的官方文書。胡元德在《古代公文文體流變》（廣陵書社2012年版）一書中以通行的行文方向分類標準為基礎，將古代公文體系析大為小，創新性地提出“族群”分類法，將比較主要的278個古代公文文種劃分為25個族群。依據這一分類法不僅能夠了解不同文種之間的相互影響，還便于辨識每一文種在整個公文體系中的位置，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有關古代公文文種分類的研究都是從文體學的角度出發，將公文這一應用性文體與文學文體嚴格區分開來。這與我國古代學者進行文體分類研究時，總是將公文與其他文章放在一起，從文章學的角度出發有很大不同。關于古代公文的文體特點，裴顯生將之歸納為：真實、準確、樸素、簡潔。常崇宜從寫作學角度出發指出：首先，公文是公對公的官文書，它與其他文體不同，不是作家個人自由創作的產物；其次，公文的實質是一種工具，是為了達到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目的而對客體施加影響的手段；最后，檢驗公文寫得好不好的標準，主要應看它的實踐效果。據此，常崇宜總結出公文的“五性”，即政策策略性、針對可行性、時效性、思想性與藝術性。趙彥昌、姚迪認為，古代公文文體的最大特點是“公文必然受一定的政治觀點的指導，為一定的政治制度服務，從而體現出鮮明的政治傾向性”。胡元德從語言學層面出發，認為古代公文的文體特點主要體現在結構（公文程式）與語言兩個方面，公文程式又可以細分為“表層程式”與“內部程式”兩個方面。關于語言特征，他認為，古代公文的語言具有明顯的等級性，而且經歷了一個由簡到繁，由質而無文到文質彬彬，再到質樸為主的過程。王智華所持觀點與之類似，也從格式和語言兩個方面分析古代公文的文體特點。胡明波將目光聚焦在古代平行公文這一分支，從體制、語體、體式三個方面入手，總結出古代官署平行公文的文體特點。李振龍從結構和行文兩個方面探討古代公文的文體特點。他認為，古代公文的結構屬于直線型，與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的曲線型為文有很大不同；古代公文的行文特點主要表現在敘事、說理、言情三個方面。3曾國藩奏疏中體現的文體觀3.1平實凝重，周密老到曾國藩的奏疏平實凝重，然而,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隨著他本人性格與作風的變化,它們又各具特色具體說來便是前期戇直激切而又倔強,后期則縝密老到而又平淡質實。在咸豐元年(1851)《致江忠源》信中也提到:“三月間陳《汰兵》一疏,以粵事方棘未報;四月又陳一疏,以圣德盛美而預防其弊,大致似孫文定《三習一弊》疏。曾國藩還曾把此事告知諸弟子:“余又進一諫疏,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圣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折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后,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折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優容,則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觸圣怒可知矣。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戇直干天威為慮也。”(《致諸弟》,P212)奏疏是朝臣馳騁經國理念的重要載體,是溝通君臣間有關治國方略的媒介。作為中興功臣的曾國藩,對奏疏進諫之學有著深造自得、如魚飲水般的切身體會。曾國藩認為理想的君主須“耳目不可寄于人,予奪尤須操于上”,當“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由于人君不出戶牖,不可能盡知天下之事,不能盡知朝臣之賢,故左右近臣的毀譽之辭也成為左右奏疏走向的重要環節。曾國藩指出:“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則不免毀之。毀之而聽,甚者削黜,輕者督責,于賢臣無損也。其不聽,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于賢臣無益也。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常也。”(《烹阿封即墨論》,P143)即使冒犯天威,福禍無常,曾國藩也不愿降志辱身以媚事君之左右。曾國藩深受儒家“致君堯舜上”思想的影響,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縮。作為朝臣,他恪守善補君過的政治信念,前期忠讜聞天下的激切奏疏就是這種文化心態的體現,其奏疏雖然滿是激切之情,卻毫不摻雜一己之私見。自手握兵權之后,朝廷上尾大不掉、功高震主的疑忌也始終籠罩著曾國藩,其心態也由踔厲駿發一變而為憂讒畏譏,奏疏風格也相應地由前期戇直、激切向縝密老到的風格轉變。如《加黃倬片》所言:“弟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于爾國,兇于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為轉移,雖方寸不盡為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P6104)曾國藩奏疏風格的轉變不僅是其前后期心態轉變的外在體現,也是其審美趨向由“雄奇”到“自然”轉變的見證,展現了曾國藩平實凝重的寫作技巧。3.2有條不紊，細致入微無論是前期優渥的翰林生活，還是鞍馬勞瘁的軍旅生涯，奏折總是曾國藩與朝廷之間使用最多的溝通渠道。曾國藩對奏折是日日揣摩，用功之勤甚于詩文。如《應詔陳言疏》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茍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財之患”曾氏在這篇奏疏中提出許多具體地意見，即使放在現在也有許多借鑒作用。關于用人曾氏提出三個辦法四個措施足以表現他對用人一事方方面面有條不絮，而且對于國家如今管理機制上地缺陷用精確簡練地語言來予以概括。在《副將劉世玉復姓歸宗片》中：“冀盡烏鳥反哺之私，以符水木本源之義”不但原原本本地轉達了原件的重要信息，表明自己的態度，還兼顧到當代地宗法和人情。兩者相互兼顧很好的詮釋了曾國藩細致入微的處事原則。曾國藩強調，“古人絕大事業，恒以精心敬慎出之”，如諸葛亮“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出師表》之所以能成為不朽之文，其根源即在于諸葛亮的“襟度遠大、思慮精微”。3.3心思細膩，詳略得當曾國藩在《賈誼陳政事疏》里特別提出:“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在《曾國荃因病情開缺回籍調理折》里：“以一人而統九十里之圍師，與群酋悍賊相持，自無安枕熟睡之理，亦系將帥應嘗之苦，臣尚不甚介意。迨克城之后，臣至金陵，見其遍體濕瘡，仍復徹夜不眠，心竊慮之。”此奏疏最高明之處在于曾國藩將真正的原因隱藏不說，從側面說不重要的原因，獲得同情。而《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業折》里：“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書，約計十余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后可以漸圖自強。”曾氏晚年時為了民族振興，提倡了一件沒有先例的事，在中國沒有先例的事很難通過，為此曾國藩在這篇奏疏里將此事可行性和具體方法等仔仔細細的全部說的清清楚楚。到如今，我們寫報告，寫通知類文本都應如此，把所有必要性一一陳列，缺一不可，這告訴我們要有細膩的心思才可以考慮周全。這些都體現了曾國藩在奏疏文體的寫作過程中不僅能充分注意到寫作時要詳略得當，還關注到一篇文章寫作時應該注意到的各方面問題。3.4換位思考，直擊痛點奏疏的接受對象是當朝的大臣及君主，考慮到它的傳播效果，因此應以簡潔明了為要。要奏疏寫得簡潔明了的原因是，既要考慮到“遠近易于傳播”，又要使“君上易感動”。如果寫得深奧古雅，不但難以傳播，而且更難感動君上。所以奏疏文體的寫作，必須得時時心中裝著要傳達的對象，考慮到讀者的接受，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表情達意，以達到寫作的目的。曾國藩不但考慮到奏疏當時的接受者，還考慮到后來的接受者。如果奏疏寫得太古板，那么就會造成后市的人們沒辦法理解，所以要用通用之字，幫助其流傳久遠。曾國藩在《懇辭節制浙省各官及軍務等情折》寫道：“在朝廷不必輕假非常之權，在微臣亦得少安之愚拙之分。”此文是希望皇上收回成命，但卻不從曾國藩自身角度去寫，而是站在了命令發布者的立場上，為其思考此令的欠妥之處。既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更體現了曾氏對皇家的忠誠之心。《補用副將胡開泰毆妻子致死惡跡多端按軍令就地正法令》是代民請命的奏疏：“該副將平日橫行不法，惡跡多端，至省城數百人公稟請除此害，其兇狠尤可概見。業經彭玉麟、吳坤修會訊按照軍法從事，足以警殘暴而快人心。”晚清時為了保護婦女的權益用大氣凌然之辭書寫文章表明想法。總之曾國藩充分考慮到從接受者的角度來進行寫作。4曾國藩奏疏對現代的秘書的借鑒意義奏疏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他是群臣與帝王之間相互溝通的渠道之一，國家的治理之道需要群眾作為基礎，因此，寫奏疏是一種國家政治生活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劉勰說：“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而現代公文是黨和國家各級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管理政務或聯系工作、處理公務的一種重要工具，有著不可被其他任何文體替代的作用。作為清代的末世鴻儒，曾國藩關于奏疏的見解和觀點對現代公文的寫作無疑有著一定的啟示意義。4.1中肯平實的敘述，不說大話空話公文不一定要好文章，可是必須如實記錄真實的情況。公文中不能使用虛構、夸張、象征、渲染、抒情等藝術手法，一般不做形象的描寫，不抒發濃烈的感情，不用堆砌華麗的辭藻。一定要實事求是，不帶個人情感的去敘述一件事并且注意分寸，提出自己中肯有價值的建議幫助君王做出正確的判斷。4.2一針見血的敘述，不拖泥帶水一針見血的敘述，不拖泥帶水，確保語言的明白確切。曾國藩認為奏疏語言“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這與現代公文要求語言明確有相似之處。公文的語言，是公文寫作中的首要問題。一篇公文，無論其主旨如何鮮明、正確；材料如何充分、具體；結構如何巧妙、得體。如果沒有一針見血的敘述，是不能取得滿意效果的。因此，書寫公文時直擊要點直接關系到公文的質量和效用。所以，書寫公文時文字不能晦澀難懂、模棱兩可、易生歧義，而是要運用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的語句。從而減少理解困難，讓人清楚地明白公文所要表達的意思。4.3換位思考的敘述，切合實際情況曾國藩還指出奏疏寫作應追求的較高之境是明于“利害、義理、人情”。這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公文不應該只注重形式，而須從內容上切實做到表情達意。公文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時效性，用法也有規定。如章表奏議同屬上行公文，但在具體用途上又有所不同，“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但不管何種體式、何種用途，總的使用目的只有一個：換位思考的敘述，切合實際情況、明白確切、表情達意。4.4深入淺出的敘述，符合邏輯順序公文中不能使用比喻、虛構、夸張、抒情等藝術手法，一般不做形象的描寫，不抒發濃烈的感情，不裝腔作勢的堆砌華麗的辭藻；但并不是說現代公文的寫作就不要求文學性。只是公文的文學性不同于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公文的文學性是指語言的典雅平徹，即得體、平實、莊重的語言直敘其事、說明情狀、議論問題，深入淺出的敘述，符合邏輯順序。這也就是曾國藩經常強調的奏疏寫作中必須堅持的“奏議宜雅”、“奏平徹以閑雅”、“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等原則。這些原則對于今天的公文寫作仍具有指導或借鑒意義。這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公文不應該只注重形式，而須從內容上切實做到深入淺出有邏輯的敘述一件事，這是公文寫作的基本要素。參考文獻[1]程伊杰.試論曾國藩的奏疏文體觀[J].許昌學院學報,2008,27(6):73-75.[2]程伊杰.論曾國藩的奏疏文體觀及創作[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9,24(7):38-41.[3]黃偉.曾國藩的奏疏之學與古文義法[J].齊魯學刊,2016(5):136-140.[4]王澧華.曾國藩奏疏研究[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4(5):66-71.[5]章繼光.曾國藩的人才思想[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3):61-65.[6]張金耀.西漢奏疏研究[D].河北師范大學,2008.[7]翔云.曾國藩與曾門四弟子關系之論析[J].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7(3):17-22.[8]文伯倫.曾國藩與左宗棠互訐聯考辨[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45-46.[9]謝鵬.曾國藩古文文體論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2013.[10]黃偉.曾國藩詩文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1]董叢林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12]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家書.2[M].岳麓書社,1985.[13]唐浩明.《曾國藩》創作瑣談[J].文學評論,1993(6):119-131.[14]徐泰來.論曾國藩的歷史作用和地位[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5):42-49.[15]孫理興.曾國藩治家倫理思想探析[J].齊魯學刊,2000(2):120-123.[16]熊呂茂,肖高華.近年來曾國藩研究綜述[J].武陵學刊,2004,29(1):58-61.[17]曾長秋.承往古衰朽之續開近代風氣之先--論曾國藩對湖湘文化的傳承[J].船山學刊,2005(4):26-28.[18]周玉珍.曾國藩倫理思想的淵源[J].湖南社會科學,2005(2):189-191.[19]周俊武.曾國藩家庭倫理思想探微[J].倫理學研究,2005(5):53-56.[20]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M].岳麓書社,1986.致謝隨著論文的定稿、工作的落實，畢業的鐘聲離敲響也越來越近，這意味著我的四年本科學習生涯也即將結束。今后我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情是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