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地理》的流域地理思想

一、“三水”一個是沒有任何關于河流的一種重要地理研究“流域”是現代自然地理學的概念，是河流和支流整個地區的總稱。對于河流的關注和記述,在我國歷史地理知識系統發展上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從流域這一意義上來關注河流及其所流經的區域的地理狀況,在《水經注》出現以前還沒有系統的著述。《水經注》首次發現了河流流域系統,并以此為對象來系統闡述一個流域的地理狀況,開創了我國地理編撰學的新時代。而流域觀念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地理學思想的新進展。我國古代最早關注河流的地理著作是《禹貢》和《山海經》兩部著述。它們的成書時代一般認為是在戰國時期,前者被認為是“征實派”的作品,后者被認為是“幻想派”的撰述。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對河流的關注與記述其實都只是一種必要的附屬品,而不是全書的重點所在。《禹貢》的重點在于描述“九州”的疆域、山水、土壤、田地的等級和貢物及其貢道等地理,所涉及的河流和其他水體只是某一州的眾多地理要素中的一個要素。對于這個要素,在記述上首先關注的是幾個較大的河流,或者與當時人們生活關系較密切的河流。而在關注點上,有的是不得不說的方面。如關于相關河流的治理及其所形成的區域,其重點在九州的形成和劃分上。而作為九州疆界的標志的河流,雖然也被計入州中,但其重點在標志的意義,不在河流本身。如濟、河之間為兗州,淮、海之間為揚州,黑水、西河之間為雍州等,都是疆界的標志意義上來計入的。至于作為貢道的河流,其重點在“貢道”,只是貢道的有些部分走的是水路,或者相當部分的陸路是傍水而行的,所以不得不記述這些河流。因此它關注的并不是河流本身。正是在這些意識和觀念下,它所關注的河流既是有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選擇性的。如雍州,主要有弱水、涇水、渭水、漆水、沮水、灃水等水,豫州,主要涉及洛水、澗水、瀍水、伊水等。由于《禹貢》記述的重點在于九州地理,對于各州內部的水系除了以上幾種功能意義上的關注外,對相關河水的流經關注甚少。大概除了“導水”部分關注的若干條河流,大致記述其流經和入海外,其他言之甚少。在這一點上,它甚至還不如《山海經》的記述。《山海經》是以自然地理為主體的地理著述,雖然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和想象的成分,但對于河流的源頭和流入(或歸屬)的記述非常到位。這在記述上幾乎形成了一種公式,即:xx山——xx水出焉——所流方向——流入x水或x澤。如《南次二經》所記幾條水: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浮玉之山,……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成山,……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會稽之山……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都是這樣的記述模式。顯然,在這一模式中,山是首要的記述對象,水只是依附于山的附屬要素。它雖然對于個體河流的發源和流入某河流的關系的記述是清楚的,但對于流經地區和城鎮幾乎不予關注,這就難以涉及河流干流、支流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系問題,因此對于一個流域的整體性狀況的描述就無從談起。《漢書·地理志》是繼上述兩種地理著述之后的又一部地理學名著,在思想上它繼承了《禹貢》的基本精神,以行政區劃為對象,記述郡一級區劃內的自然、人文地理現象,同時也兼及歷史地理的描述。其中對于水體的記述,分別吸收了《禹貢》和《山海經》的成就,既有部分河流發源和流入另一河流的記述,也有相當一部分河流只敘述其在該郡所屬諸縣的大概位置,甚至流經的大致行程和地區。如弘農郡盧氏縣下記載:“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又有洱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沔。皆過郡二,行六百里。”由于分區記述本身的原因,它在河流的選擇和具體記述上自然就大體上承襲了《禹貢》的一些做法,既有所取舍,也在具體流經上較為空泛。這大概是自然河流依附于行政區劃的著述的常規性表現形式。總之,直到漢代,我國古代地理著述雖然出現了以自然為主體和以人文為主體的著述體例和思想,但對水體的關注總體上只是體現在一種附屬的、必要的地理要素的意義上而已,以水體和水域為主體的水文地理并沒有出現。這種狀況直到三國時期出現的《水經》才有所改觀。《水經》是第一部以水為主體的水文地理著述。從學術史上看,它繼承了《山海經》為代表的自然地理撰述的一脈,將此前著述中把水作為從屬或附庸地位的情況,轉變為以水為主體的撰述,也就是說,第一次將自然河流作為主要對象加以系統描述,這是一次新的超越。正因為如此,它在借鑒了以前關于河流記述成就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地闡述了河流干流及其較大的支流的發源、流經地區、流經城鎮,以及流入河流或入海情況。雖然文字很少,記述也非常的簡略,并且只記述了137條主要河流,但這也是對于以往河流記述的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它開創了河流流域地理撰述的先河,在中國地理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水經注》是在“注釋”《水經》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部偉大的地理學著作。它的偉大之處并不主要表現在所謂的“以水證地”,也不在于它的與此相關的“開創”之功,而在于它對于《水經》所表現出的流域地理學觀念的系統完善和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在,它從總體上擺脫了以河流為主體的、重點關注河流及其流經的思想,而是將流域作為一個整體,較為全面地反映一個流域的整體的自然、人文以及現實環境與歷史的聯系。雖然其中一些著述的表現形式,繼承了《禹貢》、《山海經》和《漢書·地理志》的記述方式和成就,但在一個相對完整的流域里來系統地組織和撰述這些地理內容,這是對以前地理學成就的集大成,更是在一個新的流域框架下整體反映流域地理的偉大創造。如果說《水經》開創了河流流域地理撰述的先河的話,《水經注》則較為系統地創立了流域地理學的撰述形式,這是酈道元的偉大貢獻。二、《收述》集注及資料內容的內容流域地理的基礎,首先在于明了一個流域的河流山川,以及分布于其中的其他自然景觀要素,從而較為全面清晰地反映人類活動“舞臺”的基本結構和面貌。《水經注》是早期地理學著作中首次深入、全面認識到這一點的。不但如此,它之所以首先關注水,是因為在作者看來,“水為萬物之先”,水對萬物的意義至高至大,“神莫與并”。這也是我國古代地理著作中,第一次在自覺意義上高度認識和評價水的意義和價值的論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看到以前地理著述和歷史著作的缺陷,即記述較為簡略,著眼點較為零碎,水系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涉獵得不全,即缺乏流域地理所要求的要素的完整性、關聯性和結構性。《水經注》原序講:“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不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缺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矣。”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在這種學術史背景下,他吸收《大傳》“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的河流之間相互聯系的思想,在一種全新的觀念和思想指導下,系統整理和補注《水經》,借以建立一種流域山水相互關系的流域自然地理新秩序,酈道元稱之為“脈其枝流之吐納,珍其沿路之所躔”,也就是把一個全面的流域河流山川的相互聯系及其分布的結構表現出來,作為人地關系的自然地理基礎,這是他的理想目標。這種新秩序的重建工作是通過對《水經》的注釋來實現的。而《水經》是三國時期的作品,如何能通過對它的注釋來實現他的目標呢?這一點酈道元沒有告訴我們,但從他的工作方法來看,他的潛意識里存在著這樣的意識,即河流不像歷史那樣有著嚴格的時間概念,河流是一種客觀存在,任憑歲月的流逝,它們都不會有太多的變化。所以不必像當時的學人注釋古史那樣,將事實嚴格地限定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正是基于這一點,他采取了當時甚為流行的“集注”的方法,把古往今來的眾多資料收集起來,同時結合自己的實地考察——“訪瀆搜渠”——以補充完整各主要河流的水系的發源、流經及其流變,從而建立起相比于以往眾多撰述的河流山川及其相互聯系的流域地理新秩序。從他所依據的300多種資料的性質來看,這些資料主要是歷史資料和歷史地理資料,另有一部分是他所在的時代的資料,但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包含和描述歷史地理的內容。因此,這種注釋既不完全是對三國時期的河流水系的表現,也不是對于他所在的時代的流域水系的全面表現(這需要系統的勘察,當時人是做不到的),而是運用北魏及其以前的歷史地理資料,對于前北魏時代全國流域水系的一種總結性描述或復原。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的性質應當是歷史地理學性質的撰述,涉及河流水體這一部分,應當說是通代全國歷史水文地理學性質的著述。王成組先生說:“《水經注》一書,在體例上是一部說明水道源流的專著,在實質上它也是一部歷史地理的資料。后一個特點歷來所起的作用,可能超過前一個特點,但是在評價這部著作的時候,往往偏重于前者而忽視后者。”這一認識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將它只放在“歷史地理的資料”的位置上,似乎還是不夠的。《水經注》對流域自然山水地理秩序的重建,首先在于它對當時已經認識的河流水系的系統描述上,所以它將《水經》記述的137條河流補充到1252條,并在描述這些河流的過程中,詳細地描述了河流的發源地、流經的具體地區,以及沿途“吐納”的支流、支津,以及這些支流、支津所“吐納”的支流的情況。這是以前任何著述都沒有做到的成就,當然,由于資料本身的限制,《水經注》中對于所述河流的詳細程度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特別是對于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若干水系的記述頗為簡略,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些情況前人多已指出,這里無需煩敘。其次,對河流發源與其發源地關系的描述往往比較細致,這一點也是在早期地理著述基礎上的新發展。它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古代社會對于河流認識的不斷深入,也客觀地展示了那一時期對于河流的認識成就。如渭水發源問題,《山海經》和《禹貢》都只簡單記述渭水發源于“鳥鼠同穴”山,《漢書·地理志》加上行政建制“隴西郡首陽縣西南(山)”,《水經》又附加說“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雖然一次比一次清晰,但其源頭情況終究還是模糊的。到《水經注》則記述的就比較清楚:“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徑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干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渭水東南流,徑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廣陽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并參差翼注,亂流東南出矣。”又如關于“河水”(黃河)發源問題,雖然從現在角度看,《經》文和《注》文在這一問題上的記述很多是極為荒誕不經的,但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引用了春秋、戰國到魏晉南北朝間約40種相關文獻①,對于昆侖山、河水起源及其相關的神話傳說加以論述,雖然沒有達到比較科學地描述河水發源的問題,卻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這一時期及其以前我國對于這一問題以及這一地區的認識狀況。這一成就和這種探索精神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復次,結合水系的系統描述和探討,《注》文中還記述了流域內不少其他特征的各種水體、山水景觀以及它們的具體位置。如湖泊、瀑布、溫泉、伏流、山峽、季節性河流等,陳橋驛先生對此有專門的研究,可參見其《水經注研究》一書以及《酈學札記》的相關部分。通過這些工作,《水經注》較為系統地建立了以流域為基礎的河流、水體的分布,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的自然基礎工作。它雖然沒有畫出相應的流域地圖,但卻為后來相關地圖的繪制奠定了堅實的成果基礎。流域自然山水秩序的重建,為流域綜合地理的撰述,特別是人文地理要素的“落點”奠定了基礎。三、流域地理撰述對象問題《水經注》對流域人文地理內容的記述是依附于水道流經的路徑這一主線的。雖然他將這一部分內容在本書中的地位定格為“附其枝要”,但實際上這一部分內容所占篇幅相當多,所記述的人文地理內容非常豐富,其價值遠遠超出了所謂“枝要”的意義。這一點前人多已不同程度地指出過。從記述的思想方法和體例特點看,它和早期的《山海經》以山河為線索,借以記述流傳于其中的神話、怪異故事的記述方法略相一致;也和漢晉以來出使西域使者的西域見聞,或西行求法高僧所撰的《行紀》(如《法顯傳》)一類撰述的思想方法相一致。在這一點上,這種記述體例是對以往地理學傳統方法的繼承和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體現在它比較系統地按照水系中的河流流經來反映人文現象;另一方面體現在它涉獵的內容比較廣博,不但有當時地理現象的描述,而且涉及歷史時期以來的歷史地理現象。以往學術界在評價其學術價值的時候,過分看重其“以水證地”的方法,并且對此評價過高,實際上這種認識方向是值得商榷的,它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這部著作的價值所在。基于這樣的思想方法與著述體例,《水經注》在寫入的人文要素的選擇上,沒有按照行政區域的范疇來取舍,而是把著眼點放在河流所經過地區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地物現象,以及與這些現象相關的人類歷史故事上。這無疑是朝著流域人文地理記述和研究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雖然從其所依附于河流這一點看,它還不大像嚴格的流域地理學著述,而更像是一本“水經行記”。但它記述的河流水系比較齊全(雖然存在不平衡問題),如果將這些河流水系及其相關的人文地理要素統一起來看,實際上又構成了一個個較為完整的流域地理面貌。這正是其流域地理撰述的特點。流域諸水系所經過地區的人文地物現象多種多樣,如何選擇所記入的對象?又如何記述這些對象?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并沒有明確的“凡例”說明,但從《水經注》原序的相關思想和《水經注》的實際內容來看,作者所記述的對象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城市、城市遺跡、其他地名以及與此相關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流變和文化景觀等。涉及的時間范疇,包括遠古時期到酈道元時代。對于如此漫長的歷史時期的人文地理現象的記述,在我國地理學史上還是第一次,當然,作者也清楚地認識到它的艱難性和挑戰性,他說“綿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對此只能采取“自獻徑見之心,備陳輿圖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的態度。這樣的陳述和研究態度無疑是科學的,但也難免存在著采錄對象標準不一、時間尺度不一,資料龐雜,體系上顯得支離破碎,以及解釋上深淺不等一系列問題。在撰述形式上,如果撇開河流對象本身,但就人文對象看,這樣的編纂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有點像歷史人文地理詞典的撰述。這大概是當時地志撰述和已經蔚為風氣的注釋性著述的基本屬性,上述問題往往也是這種體例所固有的問題。對此,酈道元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超越,所以他對這本著述的期望也不是很高。所謂“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