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國家數字政府建設實踐白皮書華信咨詢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版權聲明本報告版權屬于華信咨詢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并受法律保護。轉載、摘編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本報告文字或者觀點的，應注明“來源：華信咨詢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公司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縱深發展，驅動人類社會邁向數字文明。我國正處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歷史進程，新興數字技術如何驅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國家需求與時代使命。數字政府建設是在數字技術背景下的重大任務，政府數字化轉型始終在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等數字生態治理中發揮引領作用[1]。本報告主要結論如下：全球范圍來看，作為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數字政府建設已經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勢在必行。各國數字政府建設保持持續發展態勢，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同時，由于各個國家建設數字政府的方法、路徑等差異，各國的數字政府建設實踐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美國在頂層設計、資金投入、應用建設、人才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許多創新，英國關注數字政府的先導作用、數字鴻溝解決、數字質量等問題，丹麥致力于信任型數字政府建設，韓國在組織變革、產業發展、數字開放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新加坡更多關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模式和數字協同治理。最后，結合我國發展形勢，得出未來數字政府建設方向啟示：以數字政府的新定位、組織建設的新保障、多方合作的新力量為基礎，充分發揮數字技術、數據驅動的新動力，驅動更均衡、更高效發展的新目標。1一、全球數字政府建設實踐概況 二、美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實踐 三、英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實踐 四、丹麥數字政府建設實踐 五、韓國數字政府建設實踐 六、新加坡數字政府建設實踐 2 七、對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啟示 參考文獻 3表目錄表1美國數字政府建設的發展歷程 表2英國新舊版數字政務服務標準對比 表3丹麥“數字人才”分類 表4韓國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的組織變革 表5新加坡不同階段的基礎設施建設舉措 4圖1全球電子政務發展態勢 圖2美國、英國、丹麥、韓國、新加坡的EGDI評分 圖3美國發布的“Justice40倡議” 圖4英國政府對最新數字化轉型規劃的解讀 圖5丹麥政府官網對數字政府項目評估的相關要求 圖7新加坡數字連接藍圖 圖8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啟示的思路框架圖 1一、全球數字政府建設實踐概況（一）數字政府建設成為必然趨勢數字經濟已成經濟發展重要引擎，數字政府在數字經濟中起到核心作用。當前，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快速增長，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數據顯示，2022年，美、中、德、日、韓5個世界主要國家的數字經濟總量為31萬億美元，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為58%，較2016年提升11個百分點。而數字政府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022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數據顯示，美、中、德、日、韓等五國的全球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GDI）評分中均位于第一等級的“非常高水平”。進一步來看，數字政府通過提高政府效率、促進創新和經濟增長、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務以及促進數據驅動的決策，為數字經濟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引領作用[2]。因此，越來越多國家的政府開始加快推進數字政府建設，不斷加強政府治理的現代化和數字化轉型。（二）數字政府保持持續發展態勢自2014年開始，全球電子政務發展指數平均值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在2022年，電子政務發展指數為非常高和高水平的國家數量相較于2020年均有所增加，“非常高”水平組中的國家數量達到60個國家，占聯合國會員國的231%，“高”水平組的國家數量占比達38%；而電子政務發展指數為中級和低水平的國家總數均有所下降，“中等”水平組和“低”水平組的國家數分別降低到27%和4%。圖1全球電子政務發展態勢（三）各國數字政府建設特點各異各個國家建設數字政府的方法和成果差異很大。一方面，全球各國數字政府建設方法和實踐特點各異。各個國家建設數字政府依據自身國情，采用不同的實施方法，側重不同的建設理念，如美國建設的“開放型政府”、英國建設的“平臺型政府”、新加坡建設的“智慧國”等。另一方面，雖然各個國家都在建設數字政府，由于建設的時間起點、基礎設施條件、發達程度、對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接受程度不同，導致各個國家的數字政府建設成效也有很大差異。因此，本文以數字政府建設水平較高的美國、英國、新加坡、丹麥和3韓國五國為例①,總結其數字政府建設的特點，為我國數字政府建設與發展提供借鑒。圖2美國、英國、丹麥、韓國、新加坡的EGDI評分4二、美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實踐數字政府發展至今已30年之余。從美國數字政府的建設成效來看[3]，本章分別從頂層設計、資金投入、應用建設、人才管理維度總結美國數字政政府建設決策能力、投入能力、產出能力和管理能力。（一）從“基礎能力”到“堆棧設計”的規劃理念學界認為，美國數字政府建設先后經歷了五個階段：克林頓執政期間的基礎設施建設階段（1993年-2001年）、小布什執政期間的部門業務電子化階段（2002年-2008年）、奧巴馬執政期間的開放政府計劃階段（2009年-2016年）、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現代化數字政府建設階段（2017年-2020基礎設施1993年，美國國家績效評估委員會正式成立，首次提出構建“電子政府”部門業務電子化時期2002年，美國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公布了《電子政府戰略——簡化面向公民的服開放政府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的數字政府戰略2012年5月，美國白宮發布新的戰略—5現代化數字政府建數字政府建設新階段.拜登政府更加聚焦提升數字技術和科技2021年1月，成立美國數字化戰略辦公室實現了網絡化、線上化、協作化的基礎能力變遷。美國數字政府建設戰略與國家的數字戰略同步發展。克林頓在任內高度重視并大力發展信息技術，推動建設先進信息基礎設施，數字政府的建設工作此時以建設信息基礎設施為著力點，實現了網絡化部署，這一階段為數字政府部門工作的線上奠定了基礎。小布什在此基礎上繼續發揮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引領作用，2002年，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公布了《電子政府戰略——簡化面向公民的服務》，系統梳理了政府部門的公眾服務數字化能力建設思路。奧巴馬繼任后，加大了對數字戰略的推進力度，先后布局云計算、大數據、先進制造、5G、量子通信等前沿領域，推動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加快了先進技術的應用進程，2012年，美國《數字政府戰略》真正意義上從技術視角提出“建設一個21世紀的數字政府，利用數字技術改變人民的生活”，正式拉開了政府履職能力的轉變歷程。特朗普執政期間，全球信息技術產業蓬勃發展，中國、歐盟、英國、日本等國紛紛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數字經濟產業競爭力，優化數字戰略布局。為應對來自6其他國家的挑戰，特朗普執政以來采取全面對抗策略，以維護美國數字技術和產業全球領先地位為重點，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學、5G、先進制造四大科技應用領域列為國家“未來產業”。此期間，數字政府的建設工作也更加強調對數字經濟的支撐作用。拜登政府則更強調數字化的“霸權”與發展作用。這一時期更加重視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履職數字化建設。回顧美國政府運用技術的整個歷程可以發現，數字政府建設已經從過去單純的技術運用（從手工到電子的效率提升）、基于部門的數字服務提供（從線下到線上的服務優化發展到當前基于整體政府的數字化履職改革階段（走向數字化環境下部門協同的政府數字化轉型）。力求通過“堆棧”設計理念解決新時代的協同難題。隨著互聯網科技時代的發展，網絡數據的作用愈發顯著。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美國發現其“十九世紀設計的機構和二十世紀的技術”無法解決二十一世紀的挑戰[4]。2020年，美國智庫NEWAMERICA發布報告“thedigitalgovernmentmappingproject”正式提出“堆棧”設計理念，認為促進數字化的一個重要措施即使用模塊化、開源的數字平臺，這將會大大提升政府公共部門的工作效率。報告強調數字政府設計的關鍵應以政府的關鍵職能為核心，作為對所有履職能力的設計抓手。其建議以數字身份、數據交換和數字支付為基礎，支持稅收與公共財政公共利益、資產跟蹤、土地所有7權、公民參與和投票、采購、重要記錄和商業信息的公共登記處等政府服務的提供。源平臺，供72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醫療機構、醫生和診所使用,可以適應不同的本地設置和需求，同時由于利用了成熟的數（二）從“單一”到“共享”的資金投入思路美國數字政府建設的資金投入方式以政府采購為主。政府采購在美國已有200多年的歷史，由初期的國防部門實行擴大到聯邦民用機構一致使用。目前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邦采購條例》的規定，建立了一份指定關鍵產品清單，確保8聯邦政府采購美國制造的關鍵產品②,充分利用政府資金支持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同時，支持本土企業發展、提供就業等。為進一步促進政府間和跨部門合作，目前正在啟動共享資金機制。在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通常情況下各部門的資金和治理相互獨立，各自對公共資金的使用負責并公開資金使用情況。然而，這個規則本身卻成為創造更大公共價值的障礙。在政府解決諸如環境治理等涉及多個部門的公共問題過程中，需要各部門協作，但各條線獨立預算、資金轉移、審計等，導致各政府部門的工作范圍的狹隘和工作協同性的降低。美國政府主要通過三種資金投入模式的轉變提升協作能力。一是建立政企聯動的共享資金池，以促進跨部門合作。例如美國休斯敦市為了推動公共安全、住房管理、公共福利等機構的協同，就“歸家之路”（TheWayHome）項目建立了一個由企業、非營利組織、教堂和聯邦政府機構組成的生態系統，旨在協助無家可歸者搬入提供支持性服務的固定住所。除來自州、地方和私募機構的資金外，該項目還獲得了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緊急解決方案補助金與社區發展整筆撥款。2022年，休斯敦哈里斯縣和無家可歸者聯盟共收到4500萬美元聯邦資金，并分配了1億美元用于拯救無家可歸人士，大大提升了多個部門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合作意愿。二是建立需求導向的共享資金池。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參考資料詳見：/s/45M3ynIiUai-49面臨一些技術、平臺等共性問題，單靠各部門獨立解決無法走通。2017年美國政府成立了技術現代化基金，用于支持聯邦技術現代化項目，促進建設過程中的技術應用更公平、更安全、更以用戶為中心。該項目目前應用于政府網站的單點登錄、將短期工作簽證數字化、公民數據保護、跨部門網絡安全等等工作。三是通過授權聯合項目優化區域間合作。為了保障共同目標的實現，加利福尼亞州創建的社區經濟韌性基金，該基金有三個州政府部門共同擔任決策團隊，負責項目管理、制定項目指導方針、監督資金使用。目前有十三個區域獲得資金支持，用于規劃和執行與氣候變化、區域基礎設施、人員技術能力提升等工作。（三）從“場景化”到“個性化”的應用建設路徑按照“場景”構建網站應用。2000年美國政府開通“第一政府”網站（WWW.F這個超大型電子網站，旨在加速政府對公民需要的反饋，減少中間工作環節，讓美國公眾能更快捷、更方便地了解政府，并能在同一個政府網站站點內完成競標合同和向政府申請貸款的業務。從內容分類來看，其最重要的思想是提供按主題而不是按部門組織的在線信息，旨在促使政府對公眾的需求能快速反應，提供公眾更多場景化的服務。該網站一方面按地區劃分，囊括了全美50個州以及地方縣、市的有關材料及網站鏈接；另一方面又按房屋住所、健康醫療、交通出行等場景來劃分，最大程度幫助用戶高效查找應用。2020年以來，政府應用建設更加強調“個性化”。一是服務群體細分。“相同的”事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不同的人。例如，新冠疫情對老年人的影響尤為嚴重。同樣，對于不同人群而言，“相同的服務”帶來的感覺可能非常不同。例如美國約有600萬人患有癡呆癥，華盛頓州奧林匹亞市和威斯康星州洛克縣的公共交通系統推出了相關項目，幫助癡呆癥患者順利地乘坐公共交通，這一服務有效提升了弱勢群體的用戶體驗。二是強化基于事件的服務。例如民眾經歷的嬰兒出生、親人去世或失業等事件后，會觸發生活事件服務。這些事件通常需要多個政府機構提供服務。美國政府通過重新思考在這種情況下市民需要何種服務，可以主動提供相關服務構架應用。三是基于特定地點/地理位置的服務。針對美國各地的經濟繁榮情況參差不齊現狀，為適應這一差距，美國政府根據地理位置調整服務。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的“Justice40倡議”，力圖將特定聯邦項目40%的收益分配給弱勢社區。力求解決氣候變化、清潔能源、可負擔性住房和勞動力發展等問題。再如，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調研數據表明，28%的美國農村地區缺乏高速互聯網連接，而鋪設數英里的光纖網絡電纜不具備經濟可行性。華盛頓西部的Hoh部落直到最近才依靠區域衛星互聯網有了可靠的互聯網服務。圖3美國發布的“Justice40倡議”圖片來源：美國政府官網（四）從“僵化”到“靈活”的人才錄用模式美國目前正在探索更加靈活的用工模式以適應政府履職能力轉變。一是鼓勵人才流動，采用基于項目的人才部署模式。通過內部人才流動平臺為人才匹配部門內部的機會。例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內部人才市場支持員工發現和參與輪崗，了解具體任務和項目。疫情爆發期間該平臺被廣泛應用，它所提供的虛擬辦公和靈活辦公安排，擺脫了傳統地理位置的局限性。鼓勵人員在部門間流動，例如通過交換項目促進部門間人才流動。此外，還鼓勵與民營企業間實現人才互通，例如白宮以及聯邦總務管理局通過專項獎學金和“職責之旅”專項，從外部引入技能型人才。二是采取基于技能的人才招錄模式。例如，2023年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發布了聯邦政府采用基于技能的招聘實踐的指南，這是聯邦政府在人才招聘方面的一個明顯變化。傳統模式下，政府招錄人才主要通過求職者的教育背景和面試評估，衡量其能否勝任一項工作。但調整后的招錄模式，基于技能的招聘思路注重的是求職者的能力而不是教育背景，這一調整將更大范圍的招攬合適的人才。三是開發人才管理系統。美國發現，人才流動的技能、績效等背景很難考察，因此多個政府機構嘗試建立人才管理系統。例如2023年，美國海軍推出了MilGears平臺，匯集了現役和退役軍人在服役期間通過訓練、教育和在崗經歷掌握的所有技能。所有軍人的檔案連接到聯邦統一平臺，各退役軍人可根據平臺發布的需求進行求職應聘等。四是根據需求調整組織隊伍結構。美國就數字化發展需要，逐步設立了首席數據官、首席隱私官、首席信息安全官等職位。2014年《政府數字戰略法案》中首次提出了首席數據官任命需求，直至2022年仍在完善其權責利制度。隨著數據資源的豐富，首席隱私官（CPO）的職位繼首席數據官職位得到重視。截止2022年中旬，美已有21個州政府雇用了CPO③資料來源：/policy/chief-privacy-officer-position-gains-traction-三、英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實踐作為全球數字政府建設的先驅，英國總體建設成效顯著，尤其被我國借鑒了“政府即平臺”的經驗之后，較多學者對其做了進一步研究。本章圍繞其在建設中面臨的數字政府對其他領域的作用、數字鴻溝、數據安全等問題的解決思路進行分析。（一）關注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先導作用在數字戰略布局過程中強調數字政府的先導作用。近年來，數字經濟已成為英國經濟新的增長點，2021年，英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超65%④。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其數字經濟在傳統服務業、制造業遭受供給和需求雙重沖擊情況下保持了上漲勢頭。這與英國的一體化數字戰略密不可分，英國政府在數字化發展戰略的統一要求下，力求打造數字政府，增強對數字經濟的支持，綜合運用政策引導和有效監管手段，打造開放、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競爭環境。英國數字政府對數字經濟的重要作用體現在，數字政府的建設重點能夠匹配數字經濟發展需求。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早在1996年，英國已經通過發布《直接政府戰略》（GovernmentDirect）的方式，在國家頂層設計中提出了將大力發展信息基礎設施。此后1999-2017年期間，陸續府戰略》《政府轉型戰略（2017-2020）》等文件，所有文件中均強調ICT基礎設施、平臺基礎設施對服務國家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2020年發布《國家數據戰略》強調了數據基礎設施的建設，應服務于數據要素市場化發展以促進數字經濟發展。2021年發布《政府數字服務戰略（2021—2024）》強調建立適用于所有人的單一數字身份以助力更高效的數字化治理。2022年最新出臺《為數字化未來轉型：政府數字化與數據藍圖（2022-2025）》強調了政府職能轉變助力經濟發展的意圖。圖片來源：英國政府官網（二）以“數字包容”解決“數字鴻溝”早在2014年英國政府發布實施《政府數字包容戰略其已經意識到數字化發展過程中面臨不同層次的“數字鴻溝”問題。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主要圍繞不同場景實現“數字包容”。一是強調群體的獲得感。英國政府2013、2015、2017、2019年4次更新《數字服務標準》，均在逐步強調民眾的獲得感。例如舊版“鼓勵每個人使用”改為新版的“確保每個人都可以使用服務”，再如為了保證殘疾人、以及數字技能缺失的人不被邊緣化，數字政務服務的標準正朝著普惠性完善。二是引入互聯網產品開發思維優化政府產品和服務，以更好的服務不同群體。2022年提出，將創建“以用戶為中心”的政策和公共服務，這些政策和公共服務更高效、適合數字時代、以用戶需求為中心，并提供正確的結果，以提供“超出大眾預期”的服務。該理念與其當前的重點工作“一站式”政府建設一脈相承，其已要求所有部門在2024是持續加強公務員數字素養培養，以實現數字化轉型服務能力的最大成效。英國政府不斷加強數字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建立了全球最好的數字人才培養體系之一，為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英國是較早明確數字素養定義的國家，認為數字素養是人們在數字時代生存、發展、進步、學習和工作所需要的能力。2019年發布了基本數字技能框架，包括數字基礎技能、溝通交流技能、信息處理技能、在線交易技能、解決問題技能、安全合法上網技能。而且，非常重視政府工作人員的數字素養的培養。2022年中央數字與數據辦公室發布了《為數字化未來轉型：政府數字化與數據藍圖務員將獲得數字和數據基本技能的提升，并將學習融入績效和發展考核標準；超90%的DDaT（領導數字、數據與技術）專業人員將每年至少接受一次DDaT相關培訓。表2英國新舊版數字政務服務標準對比（舊版）（新版）13、使用戶體驗與GOV.UK保持一致（三）高質量數據賦能數字政府建設英國政府致力于讓各部門更便捷的共享和使用數據，使政策和服務更加高效和有效。一是注重提升數據質量。具體而言，政府基于政策的優化和迭代需求，在得到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全面獲取公眾與政府在線互動的高質量數據。二是基于需求優化數據立法，推動數據要素流動與創新。英國政府認為現行的數據保護法律體系過于復雜，導致企業、公共機構和消費者均未能完全享受到數據的有效應用和共享可帶來的益處。2022年，公布《數據改革法案》，希望在《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英國《數據保護法》的基礎上，更適應數字經濟發展需求，提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在保障數據安全的前提下，通過第三方機構獲取并使用數據要素實施創新，產生新的生產力帶動經濟發展。三是加強國際間合作以推動數據安全。設立英美聯合挑戰賽，加快隱私增強技術開發，確保數據分析和共享不損害數據主體的隱私或信任。推動智能數據立法，使消費者、小企業通過受信任的第三方訪問并使用自己的數據。啟用安全數字身份，創建合法網關，允許公共機構與遵守英國《數字身份和屬性信任框架》相關規則的機構共享數據。Bridge以促進兩國之間的數據流動，同時確保強有力和有效的四、丹麥數字政府建設實踐作為北歐發達國家，丹麥的政府數字化轉型起步早，數字化水平領跑全球。根據EGDI對于數字政府績效評估結果，丹麥在2016年排名全球第九，2018年躍升至第一位后一直保持全球前列，2022年排名仍是第一。圍繞建設目標、路徑和保障等維度對丹麥數字政府建設進行分析，以期揭示丹麥數字政府建設成功的原因。（一）履職理念驅動政府數字化轉型強調服務與效率的履職理念是保障丹麥數字政府水平領先的關鍵。丹麥作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先鋒，其數字化轉型成功的基礎是受其獨特行政文化影響的履職理念。丹麥政府管理采用商業化管理思維，追求通過更低成本為公民提供高效服務，所以當私營企業數字化成效顯現后，丹麥的政府官員很快就想知道如何將這些想法復制并應用于公共管理。這種思路在丹麥可能比在瑞典或其他北歐國家更為明顯[5]。丹麥獨特的履職理念產生原因，是政府在延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謀求財政穩健過程中，采納了NPM（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核心價值觀，特別是對精益流程和效率的重視，以及對可衡量目標的定位和將公民作為客戶的思想，這現在已經成為丹麥行政機構的價值觀。換句話說，為了能夠繼續向其公民提供慷慨的高質量福利，丹麥公共行政必須像私營企業一樣關心費用和靈活地開展業務。一是引入“目標管理”理念；二是增加公民對服務滿意度的調查；三是建立高度專業的項目管理制度，持續監測成本和項目進度[6]。以服務為導向，現代的、無等級的管理方式促進公民和國家之間的平等關系。一是丹麥強調平等文化，全社會厭惡巨大的權力差異[7]，公民和公共行政機關之間沒有等級關系。二是公共和私人勞動力市場之間沒有明確的邊界促進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對稱關系。由于沒有封閉的公務員制度和排他的職業道路，人員就會在公共和私營部門勞動力市場之間自由流動，從而使他們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采取更注重商業思維。2022年，FunkeC在其博士論文中通過對丹麥、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對比，將丹麥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對稱關系”解釋為丹麥獨特行政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這一，這也形成了丹麥公共服務數字化領先的重要推動力。（二）聚焦建設公民信任的數字政府丹麥致力于建設信任型數字政府，持續關注公民與國家間的信任關系，使用數字技術來改善福利服務、保障公民權益。一是圍繞公民信任提出數字政府建設戰略，丹麥的數字化不是為了技術而技術，而是為了滿足公民的需求，因為繁瑣的技術和解決方案將會削弱公民對政府的信任⑤。例如，丹麥在發布的《數字戰略2016-2020》表達了“公共部門數字化創造價值和增長、提高效率以確保丹麥人民對數字社會資料來源詳見/Insights/how-denmark-has-become-a-digital-frontrunner的信心”的數字政府建設愿景。二是圍繞公民信任落實具體舉措，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提高公共事務服務效率，另一方面，提高信息透明度，打擊政府腐敗。為了實現政府高層官員的財務狀況透明化。早在2005年，丹麥政府就規定包括首相在內的所有公務員和企事業高管，都必須公開個人財產和收入狀況。2009年，丹麥通過《透明制度》法案，規定內閣大臣必須公開每月的公務餐開支、出訪費用和收到的禮物等，在加強財務監管的同時進一步提高了官員的財政透明度。此外，丹麥政府每年發布預算白皮書，每位公民都能看到所有公共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情況。持續的政務公開透明讓丹麥成為全球腐敗指數最低的國家，2022年，丹麥位居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榜首，至此，丹麥已經連續五年位居榜首。三是建設公民信任的調研評估體系，一方面，重視數字政府建設的項目評估，成立政府IT項目委員會負責對重大IT項目和計劃的評估，量化建設效果⑥;另一方面，定期開展公民調研，目前83%的丹麥人信任政府來處理他們的個人信息⑦。為了保持這種信任，丹麥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網絡安全措施。2022年，丹麥政府啟動一項新的數字化戰略，提出要通過實施新型技術和數字解決方案提高數字安全性并推動丹麥居民生活和企https://en.digst.dk/digital-governance/digital-ready-legislation/guidances-and-tools/public-implementation-impa詳細資料見/BigData/2018-10/業運營的數字化轉型。同年，丹麥在全球數字競爭力排名中拔得頭籌。圖片來源：丹麥政府官網丹麥將剛性管控與彈性引導結合起來，巧妙地打出一套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的“組合拳”。一方面，丹麥數字政府建設采取強制性手段[8]，包括對公民和政府部門提出強制性要求。丹麥是全球首個強制要求公民注冊數字郵箱的國家，丹麥個人身份識別號碼且年滿15歲的丹麥“自然人”都必須注冊一個數字郵箱，以方便其與政府公共機構之間的溝通和往來[9]。此外，丹麥為了建立“一站式商店”，2017年月，實施“中央政府資訊及通信科技管理策略”，強制要求政府信息門戶網站的后臺與中央及各個地方城市的信息數據庫打通，這對丹麥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加快數據開放共享起到很大的作用[10]。如此種種，都體現著丹麥政府的強制手段。另一方面，丹麥政府的組織結構、公共行政環境又是極具彈性化的，這樣的彈性化打破了組織內部本來的垂直或者水平結構，使得公共部門提供數字服務時可以遵循公民需求導向而非部門需求導向。丹麥數字化轉型推進過程中，不同的數字政府管理主體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專門委員會協調工作，例如，教育部設置了兩個IT戰略指導委員會，其中小學信息技術戰略指導委員會成員包括教育部、地方政府、數字化局以及經濟和內政部等，共同推動小學數字技術普及過程中遇到的相關問題⑧。數字素養提升計劃和數字人才引進計劃相結合的“剛柔并濟”策略。一是制定專門的數字教育國家戰略，頒布終身學習政策促進數字技能提升，旨在針對學生群體和勞動力市場等特定領域開展數字技能普及計劃，例如，就業市場的強制數字技能培訓促進了整體勞動力素質提升[11]。二是致力于提升數字競爭力，丹麥政府制定了柔性的數字人才引進計劃，為數字人才營造優越的工作環境、建立全球潛在數字人才庫、優化數字研發環境、吸引國際學生留丹就業。例如，https://emu.dk/grundskole/forskning-og-viden/paedagogisk-it/evaluering-af-indsatsen-it-i-folkesko英國（倫敦、牛津）等地建立了“數字人才庫”，這些地區的人才是丹麥未來主要爭取的對象[12]。三是加大數字人才引進，丹麥可謂全國動員，所有大學都參與其中，政府、企業、高校和社會組織密切合作，各盡其責。因此，在2020年數字人才全球工作幸福指數的數字人才工作滿意度評比中，丹麥位居歐洲第一，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澳大利亞。丹麥政府認為，數字人才需要具備的數字技能，既包含IT工3“”3“”-資料來源：/s?id=1763479491708329542&wfr=spi才丹麥一直以良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著稱：丹麥人一周工作（三）整合數字研究力量，優化數字研發環境數字技術研究中心（DigitalResearchCenterDenmark）正式成一——亞歷山大中心（AlexandraInstitute）也在其中，負責數創新基金撥款4.69億丹麥克朗，用于數字化和新技術的戰略研究（四）協助企業尋求人才，支持國際學生在丹就業年-2023年工作重心之一，在為企業尋找人才方面擔當著多面手的適的應聘者；為企業全球業務拓展搜尋熟悉當地文化和語言的人五、韓國數字政府建設實踐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韓國致力于建立并運營先進的數字政府，也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可。在2022年聯合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中排名全球第三、亞洲第一，其在ICT基礎設施、公共數據開放和政府創新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本章剖析其在組織變革、產業發展、數字開放等方面的成功經驗。（一）設立專職機構統籌推動戰略落實表4韓國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的組織變革政府強主導的組織模式保障更好發揮效力。韓國數字政府建設屬于“政府主導”模式。一方面，韓國歷屆總統高度重視數字政府建設，每屆政府均制定清晰的發展規劃，而且為了推動數字政府相關戰略規劃全面落實，持續設立不同類型的專業管理運行機構。例如，2022年尹錫悅政府上臺后，成立韓國總統直屬“數字平臺政府總統委員會”，以推動打造基于數字技術和大數據的定制型惠民“數字平臺政府”。另一方面，韓國自上而下的組織文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等級明顯，地方政府需要上級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的批準。地方政府為了推動電子政務，市長和道知事等必須親自訪問負責制定規章制度的行政自治部，這也就造就了韓國在數字政府發展過程中政府占絕對領導力的建設模式。府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新一屆政府提出了數字平臺政府計劃，韓國元宇宙產業協會主席KohJean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委員會立不同的部門，主要包括：一是人工智能和數據部門，該部門由NaverClovaAILab研究所主任HaJung-woo、HwangHeeKak管理研究生院的OhJong-hoon教授、BespinGlobal的代表Lee并為建立和運營人人基金會做準備。三是服務部門，包括Cha和漢陽大學數字醫療保健中心主任KimHyung-suk，他們將探索創數字平臺政府總統委員會負責制定數字平臺政府建設的具體（二）強化數字政府建設與產業發展結合韓國數字政府建設過程是與信息通信產業同步發展的過程。韓國在提出數字政府計劃時整個社會的信息化水平還比較落后，政府內部的信息化程度較低。為此，韓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通過戰略規劃促進產業發展，得益于韓國對信息化建設的長遠規劃與建設，目前韓國5G發展已位于全球排名前列，SKTelecom、KT、LGUplus等韓國電信運營商在數字政府建設過程發揮著重要作用。韓國政府通過持續加強ICT基礎設施建設，融合5G、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打造智慧城市，賦能政府提升數字化治理水平。二是政府為企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通過國內融資、維持低廉通信資費擴大通信需求，大大增加了通信公司的收益，從而形成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三是追求政府服務效率提升和產業發展雙贏，雖然韓國在數字政府建設初期的主要目標，是借助信息技術來提高政府部門內部效率，但是，不同于其他國家將政府數字化轉型作為政務革新戰略來推進，韓國把電子政務與扶持信息通信產業捆綁在一起推進，使得與經濟目標掛鉤的電子政務發展有了持續的動力支持，信息通信產業發展帶來的實際效益為數字政府建設提供重要的支撐。韓國在數字政府建設中始終追求數字技術創新。一是完善數字政府建設的基礎設施建設。2020年11月，韓國政府發布數字新政推進計劃，啟用公共資金全力支持國內人工智能政務建設。同時韓國還重點推進“數字大壩”、智能政府等數字新政核心項目，計劃到2025年所有公共部門系統轉型為“云計算”形式。二是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實現數據驅動決策的科學政府。2022年，韓國總統尹錫悅就職后不久，提議將數字平臺政府作為一項新的創新戰略，數字平臺政府旨在通過充分利用人工智能（AI）和云計算等快速發展的數字技術。而數字政府的建設目標之一是基于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運用建立一個基于數據驅動決策的科學政府，將強調數據驅動的政策制定優先于實踐和經驗⑩。三是推動政府工作方式的數字化轉型。2022年9月28日，韓國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發布的《大韓民國數字戰略》中指出，2023年起，推詳細資料見/agenda/2023/01/davos23-korea-digital-platform-gover動公共行政程序的智能化、科學化，到2027年，建立以人工智能和數據為基礎的行政管理系統。到2027年，建成公私伙伴關系體系，擴大政府與民間、部門間、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的數據協作，利用民間的專業和能力，解決民眾迫切關心的問題?。（三）持續提升信息共享和數據開放水平韓國數字政府的建設實現了從響應性的信息公開到主動信息公開的轉變。一是立法確定信息公開范圍，韓國對信息公開內容采取了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的立法準則[13]，而且公開主體更為廣泛，公開范圍更為充分，這是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的。為了保障國民的知情權以及國家事務的透明度，早在1996年，韓國就制定了《關于公共機關信息公開的法律》，規定了公共機構信息公開義務的必要事項和形式。這讓韓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擁有信息公開法制的國家。該法律在2004年作了全面修改，完善了之前存在的許該計劃核心是韓國政府將自己擁有的信息在民眾提出需求之前實現主動公開，其具體目標是將每年公開的信息數量從2012年的31萬件增加到1億件。同年，韓國政府制定《促進提供和使用公共數據法》以強調公共機構主動公開相關數據，促進公共數據的流通和使用。二是建立信息公開的有效?詳細資料見https://www.msit.go.kr/eng/bbs/view.do?sCode=eng&mId=4&mPi監督機制，韓國建立特別檢察官制度，可以有效揭露政府故意隱藏起來的信息，并且可以負責對于相關的受賄和政治丑聞調查，因為特別檢察官是總統直接任命，職務層級相當于韓國高等檢察廳檢察長，享有檢察官的所有法定職權，并有權依據檢察一體原則指揮、監督所屬檢察官協助辦案?。三是通過立法推動公共數據開放與共享，韓國重視數據價值的發揮，2016年，韓國政府制定了《電子政務2020總體規劃》來改善公共數據的訪問。2020年，韓國政府推出數字經濟發展計劃，頒布《公共數據法》，要求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積極推進公共數據的公開。同年，韓國提出通過實施數據大壩項目，提高公共數據質量，開放國家關鍵數據。2021年，韓國發布《數據產業振興和利用促進基本法》，這是全球首部規制數據產業的基本立法，旨在對數據的開發利用進行統籌安排。2022年，韓國發布《大韓民國數字戰略》，提出將在2027年開展民間和政府間、部門間、中央和地方自治團體間的數據開放和協作。韓國政府實現多渠道公共管理信息公開，方便社會大眾及時獲取政府數據。一是建立一站式政務服務平臺，2001年建立“e-Government”，加強信息共享，方便公眾查詢公共數據、在線辦理政務服務，后又逐步上線移動端應用。此外，韓國通過搭建“政府24”行政平臺，綜合提供中央行政?詳細資料見/l機構、公共部門和地方政府在內的各項服務，包括“申請/（面向懷孕、分娩、轉產等生活活動）、“生命周期服務”（面向從嬰兒到老人不同群體）等約90000項服務，確保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隨時隨地發放證書及響應行政申請，及時、全面滿足公民日常生產與生活中的各類行政需求?。二是建立公共數據門戶網（data.go.kr集中發布教育、土地管理、公共行政、金融、工業就業等各類數據資料，為公民查詢與使用不同政府部門數據提供統一入口，截止2023年7月，該網站已涵蓋1016個機構的開放數據，文件類數據60801例，開放API數量10772個，標準數例。三是建設“數據大壩”，用于收集和利用私營和公共部門的各種數據。中小企業和政府機構共享與文化、交通、醫療保健、金融、大數據和基于人工智能的學習數據有關的廣泛數據，創造就業崗位，降低失業率[14]。韓國安全行政部統業崗位，產生24萬億韓元的經濟效益?。圖片來源：韓國政府官網韓國政府將針對公眾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公共信息，提高公共服務的精細化水平。韓國政府3.0明確提出要落實以公眾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建立服務型政府，通過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為民眾提供所需的定制化服務。一是韓國政府通過公共數據門戶網、信息公開網等公共數據公開網站和平臺提供便捷服務，方便公民與政府實時雙向溝通。二是韓國的政府服務信息網推出了公眾“One-Stop”一站式信息獲取及公共服務，它提供智能導航、突發災難預防、老年人家庭醫生等公共服務項目，能夠極大程度上滿足民眾的個性化公共信息需求。2022年，韓國政府提出將在2023年實現定制型服務先行，優先在雇傭福利等情況變動時提供公共行政服務，將數據和政府服務功能標準化，并應用程序接口形民秘書”程序嵌入kakaotalk與國民銀行app等公民日常使用的掌上平臺，以消息通知的形式及時推送交通、體檢與疫苗接種等個人信息服務，并提供涵蓋警察廳、疾病管理廳、韓國獎學財團等部門在內的多項業務相關的AI咨詢服務，為公民日常生活提供極大便利，例如，個人信息保護咨詢、軍務信訪咨詢、國家獎學金指南等?。六、新加坡數字政府建設實踐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走上了政府的數字化之路，40年來，新加坡始終秉持“以公民為中心”的數字政府建設理念，通過長期不懈努力，取得了全球領先的發展成果。新加坡多次被評為世界第一智慧城市?,歷年都在聯合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中名列前茅。接下類，將圍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模式、數字協同治理等維度詳細分析新加坡數字政府建設的經驗。（一）強化數字基礎設施基石作用通過完善和升級數字基礎設施，貫徹“以公民為中心”的服務理念。數字基礎設施領先是新加坡數字政府建設的“無形基礎”，在不同時期通過多種舉措加強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包括發展高速寬帶網絡、構建云計算平臺、建設數據中心、推動物聯網發展等舉措，以提高政府網絡服務的質量，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這正是“以公民為中心”服務理念的最佳體現。在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新加坡被公認為擁有全球領先的數字基礎設施，在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IMD）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鑒》中的技術基礎設施排https://www.edenstrategyi名第一。而且，2022年，新加坡全球連通性指數全球第二?,固定寬帶網速全球第一?。表5新加坡不同階段的基礎設施建設舉措制定了《國家科技計劃（1991-2000）》施《覆蓋全國的高速寬帶多媒體網絡計劃成化電子政務到高度集成管理的政府，實現注重數字基礎設施的使用效果，加大互聯互通。新加坡持續投資，并全面規劃整個數字基礎設施堆棧——硬基礎設?數據來源：/global-en/delivered/globalization/global-connectedness-in?數據來源：/tech/tech-news/singapinfrastructure）?,以確保數字基礎設施為提升整體國家數字競爭力做好服務。在此基礎上，致力于通過發展數碼互聯互通，打破信息孤島，使個人、企業、公共部門等各端用發布《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數字基礎設施》報告，提出為充分挖掘數字經濟的潛在價值，提高數字基礎設施的有效性和利用率，應當重點關注四大支柱領域的建設：一是數字身份，通過數字交易系統對個人身份進行有效驗證，建立用戶信任的同時，保護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二是授權同意，通過授權使用數據和獲得用戶同意的機制來確保數字交易的透明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三是支付體系的互操作性，通過促成監管部門、技術部門、金融部門的三方合作，實現國與國之間可互操作的國際性數字支付服務；四是數據交換，通過授權第三方訪問商業和其他數據，推動電子支付、數字金融、數字身份、信用檔案建設，進而促進數字經濟發展。?詳細資料見.sg/how-we-can-help/圖片來源：新加坡政府官網（二）聯合多主體推動數字政府建設新加坡數字政府建設是“政府主導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的多元參與模式。新加坡廣泛吸納社會各界的力量，包括公眾、企業、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參與政府決策、政策制定、項目實施等各個環節[15]。一是公眾參與。新加坡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如社交媒體、在線問卷調查、公民咨詢會等，積極聽取公眾的意見和需求。例如，新加坡政府在推出“智慧國家計劃”時，就廣泛征求了公眾的意見，以確保該計劃符合民眾的需求和期望。此外，新加坡政府還通過建立公民數據平臺，讓公眾可以方便地獲取和管理自己的個人信息，提高了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和信任。二是企業參與。新加坡政府鼓勵企業在數字政府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包括提供技術支持、參與政策制定、合作開展項目等。例如，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PayPal與新加坡政府合作，推出了“數碼支付服務”，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支付方式。此外，新加坡政府還通過設立數字政府基金，支持企業和創業團隊在數字政府領域的創新和發展。三是非政府組織參與。新加坡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共同推動數字政府建設的發展。例如，新加坡社會研究基金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開展了一項關于數字政府的研究項目，為政府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此外，一些非政府組織還通過開展社會活動、提供咨詢服務等方式，為公眾提供更好的數字政府體驗和服務。建設多元主體參與的保障機制。新加坡政府引導鼓勵多元主體參與協作數字政府建設，用市場化的方式，精準解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問題。為此，新加坡在實踐過程中積累了多種方式，一是政府采購制度，新加坡政府通過公開招標和競爭性招標的方式進行采購，以獲取最具競爭力的解決方案和服務。這種市場化的采購制度鼓勵私營企業參與數字政府建設，并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二是設立建設基金，新加坡政府設立了多個創新基金，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吸引和激勵企業參與數字政府建設，推動技術創新和解決方案的發展。三是推動產學研合作，新加坡通過科研項目和經費支持，鼓勵學術界參與數字政府建設，并為其提供市場化的機會，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商辦用地高度混合，大學的實驗室和教室可設在商業園區的大樓（三）加大弱勢群體數字素養提升加大對少數群體與數字弱勢群體的關注。對數字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關注，既是數字治理的重要部分，也是體現數字包容的一大切面。隨著數字政府建設的推進，新加坡社區事務參與的數字鴻溝也在不斷擴大。2021年2月，新加坡總統哈莉瑪提出“數字益終身運動”（DigitalforLife）全國性的公共政策框架，旨在通過促進公共、私人和民間領域的協同治理合作，幫助全體公民，特別是數字弱勢群體掌握數字技能和提升數字素養。其中，銀齡人群與低收入家庭兒童這兩類數字弱勢群體面臨的困境尤為顯著。為解決這一問題，新加坡各社區在“數字益終身運動”和智慧社區建設行動的框架下，與志愿者組織、非營利組織等多元社區力量協同合作，持續探索針對這些人群的數字支持措施，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擁抱數字生活。約5000名居住于各社區的老年人。通過參與一系列數字化體驗課程，新加坡老年人可以學習如何使用智能手機或電腦發送電子郵礎上，為了幫老年人及時解決電腦技術難題，RSVP還專門成立了話來獲得有指導性的IT信息或關于軟件和硬件問題的故障排除建名企業都是RSVP的合作伙伴。這種合作模式讓老年人有機會直接技能來支持數字時代社區中被忽視的人群。BYTE.sg成功申請到了由新加坡信息通信媒體發展管理局設立的“數字益終身基金”主要圍繞科學和技術兩個核心展開。相較其他數字七、對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啟示當前各地數字政府建設已經逐步探索形成自己的獨特國務院《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等政策的出臺，數字政府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尤其伴隨著疫情的發展，數字政府建設進入“深水區”，面臨體制機制運行不暢、數據共享開放不足、政企責任邊界模糊、弱勢群體數字素養不足等發展難題，本文結合前序國外數字政府建設經驗，在建設目標、建設定位、服務模式、發展路徑、保障機制等方面提出優化建議。（一）新定位：在新場域中發揮帶動作用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經濟社會運行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催生了數據這一全新要素資源，要求政府重新考量在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文化、數據治理等新場域中的作用發揮和實現路徑。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國的數字政府建設實踐已經證明了數字政府在數字經濟、產業發展以及數字創新等領域的作用，借鑒國外經驗及相關理論研究成果來看，政府在數字時代的新場域中要保持發展眼光。一方面，政府要重構公共治理機制，促進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之間的充分合作，釋放“數據紅利”，最大限度激發數據要素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驅動作用。另一方面，數字時代的政府部門不僅要積極促進數據價值釋放，更需要始終深入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建設理念，積極推動科技向善、數字向善[16]。（二）新保障：革新政府履職組織能力丹麥、新加坡等國家的數字政府實踐經驗都表明了政府履職組織能力的重要作用，具體我國可以在以下方面借鑒：一是樹立服務與效率并重的履職理念。既強調公共服務效率的提升，又注重數字政府建設為人民服務。二是以提升民眾信任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為履職目標。數字政府建設要通過系統應用服務人民、提升政府運行透明度以及接受人民監督等方式提升民眾信任，同時通過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等方式發揮數字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領作用。三是創新“剛柔并濟”的履職方式。在數字化系統普及運用和數字技能提升等方面，可以在充分論證之后考慮適當采取強制推廣措施，同時，在個性化服務提供、民主需求敏捷性響應等方面更多采用“柔性舉措”，打破傳統組織機制和服務方式。四是建立有力有序的統籌協調機制。受到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發展歷程和各地發展水平的影響，各地建設普遍存在協調不暢，網絡、平臺、應用等建設管理缺乏配合，管理機制不順、無法形成共建合力，導致資源浪費。因此，借助當前國家數據局成立之契機，各地應盡快建立、完善統籌協調機制，深化組織機制改革，認真研究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業務部門與數據管理部門的協調關系、審批和監管部門的協同關系等問題，合力提升政府履職能力和公共服務水（三）新模式：更大程度發揮社會力量縱觀國內建設實踐，大量政企聯合開展數字政府建設的方式帶來了政企利益沖突、權責界定困難等問題，尤其是面臨政務數據及公共數據的管理、開發、利用等新議題時，容易因為權責不清導致追究問責困難[17]。因此，需要探索多元合作的有效機制，發揮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不同主體在規劃管理、技術創新、先進理念等領域的優勢。具體來看，一是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能力和資金方面的優勢，提供科學合理的技術支持和解決方案，解決建設資金需求。二是發揮高校在數字人才培養、數字技能培訓等方面的優勢，建立人才“儲備池”，推動數字技術的利用和發展。三是發揮科研機構的研究和創新能力，提供更多先進建設理念和技術創新成果。四是暢通人民群眾參與數字政府建設的渠道，通過公開征集建設方案建議、召開座談會等形式，傾聽群眾聲音。此外，制定數字政府建設權責清單，明確各方權責利，有效規避數字政府的建設風險，推動數字政府建設規范有序發展。（四）新技術：探索前沿數字技術的運用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加快推進，已經進入“場景驅動+用戶體驗”雙輪驅動發展新階段，場景化、個性化成為當前公共服務需求的新特點。因此，要求數字政府積極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提升政府公務服務的敏捷性、精準性，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滿意度、獲得感。具體來看，一是技術驅動履職思維轉變，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理思維”與“用戶思維”，打造貼合需求的政務品牌。二是技術促進應用深化，以應用場景為牽引，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部門內部線上和線下的“內跨”場景、部門之間的“橫跨”場景、政府與社會機構的“外跨”場景中的運用，積極開展場景創新，解決群眾和企業辦事“難點”“痛點”，提升數字政府用戶體驗。三是應用推動政策落實，借助新技術進行政策評估，人工智能也可以幫助政府分析大量的數據，以便更快更準確地了解政策的實施和評估效果。此外，必須注重對數字技術使用帶來的相關風險的管控。數字政府建設從量變到質變，網絡安全是生命線，也將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的基本要求。只有打好數字政府網絡安全的工作基礎，才能夠保障建設成效和可持續發展。（五）新動能：構建數據驅動的治理范式構建數據驅動的現代政府治理新范式已經成為進一步提升數字政府建設成效的關鍵。數據驅動政府治理則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