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和順下西洋的明初海外政策

梁啟超嘆了口氣。“據報道，瓊斯州有一個罕見的州。維哥達嘉馬以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之后,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1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明成祖與鄭和的評價似乎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兩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2(P90)鄧小平關于鄭和下西洋的論述至少表達兩重意思:第一,明成祖時代和鄭和下西洋是開放的;第二,鄭和以后,古代中國一直沒有對外開放,是中國落后的原因。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和媒體熱炒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不但被視為中國昔日輝煌的標志,更被當作中國對外開放的典型。然而,航海史上足以標榜史冊的鄭和下西洋,真是古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標志嗎?宋元時期的中國比明成祖時期更封閉嗎?更重要的是,鄭和下西洋推動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國人的海外拓殖事業嗎?本文認為,鄭和下西洋是對宋元時期國人海外開拓事業的反動,而非對外開放的標志。一、造船業和航運業的發展和中國民商貿易漢唐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拓主要是沿陸路拓展,尤其是西域方向,海洋方向的發展有限。主導中國海外貿易的商人仍是蕃商。往來中國的貿易船多以蕃舶為主。兩宋時期,陸路西向發展受阻,中國的對外開拓方向為之一變,海洋開拓事業逐漸發展。宋代以后,中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海洋開拓的物質基礎逐漸堅實,南中國沿海地區的對外貿易得到迅速發展,耕地面積擴大,糧食產量增加,蠶桑、棉花、茶、麻、水果等經濟作物大量種植。農產品商品化推動了國內貿易發展。宋元時期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出口商品的生產基地。兩浙、四川和整個沿海地區的絲織業比較發達,絲綢種類繁多,產量大。元代絲織業和棉紡織業在宋代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元代來華的意大利大旅行家馬可波羅提到,華商運往印度的商品以棉、絲綢為大宗。3(P232)元代典籍《島夷志略》記載的中國輸往海外的棉紡品有土布、大棉布等34種。宋代瓷器業集前代之大成,產品大量遠銷海外的瓷窯有浙江的廣元、溫州、云和、麗水;福建的泉州、德化、汀溪;廣東的潮州、廣州等。4宋元時期發達的造船業和航運業,也是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發展的最重要物質基礎之一。北宋時期將指南針應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國帆船沿岸航行發展為跨洋航行。南宋時期,指南針成為中國海舶普遍的導航手段。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業異軍突起,所造船舶規模大,數量多。大型中國海舶載重達10000-12000石(500-600噸),同時還可搭載500-600人。中型海舶載重2000-4000石,搭載200-300人。5(P108)宋代出使高麗的神舟,身長達16.87丈,載重約1000噸6(P46),其規模與鄭和“寶船”不遑多讓。①7宋元時期中國航海技術和造船業的發展,一改前朝中外貿易以蕃商、蕃舶為主的態勢,中國帆船和華商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主角。當中國帆船和華商成為中國海外貿易主角后,其活動領域之廣也遠非前代可比。唐代初年宰相賈耽考訂的“廣州通夷道”,提及東亞和印度洋水域的29個海外國家和地區。成書于南宋后期的《諸蕃志》,記載的南海國家有53個國家和地區。元代前期成書的《大德南海志》,記錄了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有143個。元代末年成書的《島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達200多個,其中99個國家和地區是作者汪大淵“皆身以游覽,耳目所親見”8(P385),遍及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浩浩蕩蕩的鄭和下西洋所歷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并未超出元代華商活動的區域。宋代政府鼓勵海外貿易。朝廷獎掖海外貿易的措施有二:一是招誘蕃商來華貿易,二是鼓勵中國商人出海貿易。元代的海貿政策雖然時緊時松,但整體上還是鼓勵海外私商貿易。②9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海商水手相率赴洋,足跡遍及日本、南洋和印度洋沿岸,很多華商水手因各種原因長期住藩,成為華僑。緬甸烏爹“俗厚民泰,故販其地者十去九不還”。8(P376)馬來半島的龍牙門(現新加坡一帶)“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8(P213)“有跡象表明這個時期福建及廣東的商人社群遍布于占婆、柬埔寨、蘇門答臘、爪哇等港口。”10(P97)更值得注意的是爪哇和蘇門答臘的大規模華人社會的形成。根據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費信、鞏珍歸來后的記載,爪哇的杜板、新村、蘇魯把益等地皆有華人聚居。杜板居民“約千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雞羊魚菜甚賤”;新村“番名革兒昔,原系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人來此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余家”;蘇魯把益“番名蘇八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間亦有中國人”;“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皆是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此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11(P17-20)在蘇門答臘舊港,“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饒,地土甚肥。”11(P26)《東西洋考》記載了蘇門答臘舊港地區另一股以梁道明為首的華人勢力,“永樂初年,三佛齊竟為爪哇所破,廢為舊港。是時南海豪民梁道明竄泊茲土,眾推為酋。閩廣流移從者數千人。”12(P62)宋元時期,中國海外拓殖事業至少已經達到以下程度:1.大量商品出口南方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的發展,使一大部分人力從農業、手工業中分離出來,成為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農產品和大量的廉價手工業產品,這意味著貿易商品從奢侈品過渡到大眾消費品為主,使大規模商品出口成為可能。中國商品,成為東亞、西洋貿易的主要商品。航海技術和造船業的發展使中國帆船能進行遠洋航行,成為中外海上貿易的主要運輸工具。掌握中國商品和中國商船的中國商人,成為中外貿易的主角。鄭和時期的造船技能,似乎并未超越宋元時期的造船業。2.區域發展網絡中央政府雖然力圖管制海外貿易,但仍給予海上私商一定的發展空間。中國私商網絡遍及東亞和印度洋水域。①13印度以東水域的貿易,基本上由中國海商主導。傾國力進行的鄭和下西洋,其活動也基本上與宋元海商的活動范圍相仿。3.從《唐紀全書》中看中國海外移民的發展進程海外華人已開始有自己的集中聚居處,而且規模可觀。明初爪哇新村和蘇門答臘的舊港各有數千家和數千人聚居。海商集團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和武裝。梁道明為數千家之首,雄視一方。陳祖義為當地華人頭目,嘯聚數千人馬。聚居的華人從事共同或相互聯系的職業,即海上貿易及劫掠活動。元末明初東亞和印度洋水域的中國海商網絡的初步形成和東南亞大規模華人社區的建立,是中國海外拓殖史上最值得推崇的事情。如果說以前中國海外商務擴張僅是貿易的發展帶動零星海外移民,到元末明初,則進入貿易和移民并行和互動階段,若假以時日,中國海外殖民事業當有大成。然而,這一進程則被明朝前期的海禁和敵視海外移民的政策所斷送。二、德主、下聯合,打擊海上貿易和中國海上游民明朝建立初年,曾努力擴大對外關系,先后與高麗、占城、爪哇、琉球、日本、渤泥等17國建立朝貢貿易關系。洪武三年(1370)后,朱元璋陸續撤掉泉州、明州等處市舶司,嚴厲管制海外貿易。除與有數幾個海外國家維持朝貢貿易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海禁政策首頒于洪武四年(1371)12月,其目的是為了肅清海上反明勢力。此后,朱元璋連續四次頒布“片板不得入海”的法令。在朝廷看來,海外貿易與人民出海是不安定因素,商船出入大洋,通販諸國,遠離官府監督,有里通外國之嫌。唯有全面禁海,并極力減少朝貢貿易,才能杜絕隱患。雖然朝廷厲行海禁,但東南沿海人民以海為田,并非一紙禁令所能禁止。他們往往犯禁下海,飄忽海上。洪武二十七年(1394)的一條上諭仍提到,“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蕃,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14(卷231,P3373-3374)到永樂時期,北部邊防和東南海防已基本穩定。明成祖改變洪武時期全面海禁的政策,招徠外國貢使,恢復市舶貿易。明成祖的海外政策有兩個中心:一是發展朝貢貿易,營造萬邦來朝的盛況,粉飾太平盛世,同時,由朝廷獨占貿易之利;二是繼續嚴禁私人海上貿易,打擊海上游民。明成祖甫得帝位,即遣使四出,招諭各國來中國朝貢,力圖宣威異域,以萬邦來朝的盛況彰顯其帝位的合法性。朝貢貿易的方針是“厚往薄來”,將中國商品用“賞賜”的名義,換取各朝貢使團的土產“貢品”,或以高價收購海外番貨,低價出售中國商品。海外各國貢使、商人食髓知味,自然絡繹于途,借朝貢中華之義,獲暴利之實。明成祖一方面大規模進行朝貢貿易,一方面盡全力打擊海上私商貿易和中國海上游民。相比朱元璋,明成祖對中國海商的打擊力度更大。他繼位伊始,馬上下令有關海禁的規定“一遵洪武事例”。15(卷10,P149)永樂二年(1404),又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5(卷27,P498)禁止民間建造出洋海舶和將現有海舶改為不能出遠洋的平頭船,是對中國海商的致命打擊,宋元以來憑借中國帆船縱橫東亞、印度洋水域的中國海商,從此被釜底抽薪。明成祖對中國海商的打擊不只限于國內。鎮撫海外中國流民,也是明成祖海外政策的組成部分。明初朝廷厲行海禁,導致東南沿海人民無以為生,很多人只好犯禁出洋。他們或嘯聚海島,或移居外國,結連當地土著,成為海外一方勢力。早在洪武六年(1373),占城貢使就上奏明朝,“海寇張汝厚、林福等,自稱元帥,剽劫海上。國主擊破之,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謹奉獻。”16(P8384)從張汝厚等攜帶蘇木數量達七萬斤看來,他們應是犯禁下海、亦商亦盜的走私商幫。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都將這些嘯聚一方的武裝海商集團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急于拔除而后快。明成祖甫上臺,即發布招撫和威脅海外中國游民的詔令:“凡蕃國之人,即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赍遣還。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過,俾復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15(卷125,P210)此詔令表明,明成祖的海禁政策比朱元璋更嚴厲,不但禁止國人出海,而且毫不掩飾武力打擊中國海商和海外游民的決心。這個決心最終由鄭和來實行。但海禁不開,沿海人民如何安居樂業而成為良民?何況經過宋元時期海外私商貿易繁榮時期,不少海外華商已在當地事業有成,如何能輕易放棄?利誘不成,明成祖還以劫持手段乃至武力剿滅來對付。明初,廣東南海人梁道明據三佛齊(位于蘇門答臘),閩粵軍民從者數千家。永樂初年,指揮孫鉉出使南洋,遇梁道明兒子及二奴,遂將其挾持回國。永樂三年(1405)鄭和下西洋前夕,明成祖派梁道明的同鄉、行人譚勝受偕千戶楊信和梁道明兒子的兩個奴仆,赍敕往詔梁道明。或是由于譚勝受的勸誘,更可能是因為其子被質押于中國,梁道明接受了明朝的招撫而入貢。12(P62)永樂四年(1406),明成祖再次詔令海外中國流民回國。雖然隔年即有八百多海外流民回國,但數以萬計的海商流民仍選擇留在國外。無論是推動朝貢貿易,奪民間海外貿易之利,營造萬國來朝的盛況,或是招撫海外流民和打擊海外華商武裝集團,都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三、和麻黃下調整的海商生活永樂三年(1405),傾明朝國力支撐的鄭和七下西洋揭開了序幕。鄭和下西洋的使命,除了招諭各國前來中國朝貢和開展朝貢貿易外,仍負有鎮撫海外流民的職責。明成祖招誘海外游民的詔令,當由鄭和艦隊四出宣諭。次年回國的八百多流民,相信是應鄭和宣諭而回。然而,海外萬千流寓華僑謀生于斯土,其根基已相當牢固。尤其是三佛齊和東爪哇的華商集團,各有數千家部眾,雄視一方,即使鄭和率強大的艦隊前往招諭,也不會輕易棄其基業,應詔回國。三佛齊以梁道明為首的華商集團雖然向明朝入貢,但以陳祖義為首的另一方華商集團并不輕易屈服。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時,遣人招諭陳祖義被拒,鄭和遂整兵大破陳祖義部眾,殺戮無算,并將陳祖義擒回中國處斬。對鄭和誅殺陳祖義部眾的原因,《明史》、《東西洋考》、《星槎勝覽》等著述都記載是陳祖義要邀劫鄭和的艦隊。但馬歡的《瀛涯勝覽》和茅瑞征的《皇明象胥錄》都沒有提到邀劫之事。馬歡稱,陳祖義集團“甚為強橫,凡有經過客人船只,輒便劫奪財物。……被太監鄭和生擒陳祖義回朝服誅。”11(P26)馬歡隨鄭和下西洋,其記載較為可信。從鄭和率艦隊到舊港招諭陳祖義看來,無論陳祖義是否邀劫鄭和艦隊,只要陳祖義不服從招諭,鄭和必定要兵戎相見。明朝建立伊始,視冒禁下海者為匪為盜。尤其是陳祖義的武裝海商集團,位于扼東西洋貿易通道要衢,也是明朝西洋貢道的必經之地。無論從打擊海上私商貿易,抑或保障貢道安全,只要陳祖義不受降,鄭和都要鏟除。鄭和下西洋大規模進行的朝貢貿易也使中國海外私商貿易無利可圖。宋元時期,主導印度洋與東亞貿易的中國海商積累了巨額資產,出現多名資產數十萬乃至上百萬的海商。海商著名者如:佛蓮,波斯人,蒲壽庚之婿,為泉南著名回回巨商,“凡發海舶80艘”,家貲“珍珠130石,他物稱是”;17(P193)“泉州楊客為海賈十余年,致貲二萬萬。”18(P588-589)到明朝前期,這些在宋元時代活躍于海外的中國大小海商基本上煙消云散。明朝推行的朝貢貿易貫徹“厚往薄來”原則,使原來與華商做生意的海外各國紛紛加入朝貢行列。鄭和下西洋期間招徠的各國使臣商人,不但能搭乘鄭和艦隊攜帶貨物到中國“朝貢”,省卻運費和漫長旅途中的浩大花費,而且能從朝廷饋贈中獲得暴利。而鄭和遮天蔽日的艦隊所攜帶的中國貨物數量,則足以滿足海外各地對中國貨物的需求。于是乎,原先依賴中國海商提供中國商品的東亞和印度洋各地,從此無需再仰賴中國海商獲得中國商品。明初海禁和鄭和下西洋也壓縮了中國海商的活動空間。由于朝廷不遺余力地推行海禁政策和鄭和下西洋對海上游民和海外華商的打擊,宋元時期活躍于印度洋的中國海商不得出洋,即使冒禁出洋也無利可圖。明成祖禁止建造遠洋海船和將現存海船改為平頭船的諭令,對華商遠航印度洋的打擊最大。根據元代來華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圖泰的記載,從印度洋去中國者多乘中國船。中國船分大、中、小三種,大船可載上千人。19(P490-491)不能擁有遠洋海船,遠洋貿易難以為繼,中國海商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印度洋貿易網絡和貿易據點。除鄭和“寶船”外,宋元時期用于印度洋貿易的中國海商的大型遠洋船舶,在厲行海禁的明代前期和中期已不復再現。鄭和下西洋壽終正寢以后,中國帆船基本上退出印度洋海域的貿易。到明代后期中國海上私商貿易復蘇以后,也只能局限在馬六甲以東,無力在印度洋與東來的西洋人競爭。朝貢貿易在明成祖時代(1402-1424)最為轟轟烈烈。永樂一朝,到海外宣諭的使者如過江之鯽,據統計達21批之多。來中國朝貢的使團有193批。20(P140-142,183-184)明成祖既要輝煌的萬國來朝,又大肆揮霍國庫進行“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朝貢者有厚利可圖,焉不前赴后繼。明成祖去世后,朝貢貿易逐漸走向哀落。當國庫空虛而無力“厚來薄往”,海外諸國覺得油水不大,自然不愿多來,取而代之的是海上民間貿易。明中葉以后,南洋諸國使臣大為減少,“朝貢”活動的目的雖也多少帶有政治利害上的考慮,如想借助明朝的冊封增強在南洋諸蕃中的地位,盡管效果甚微,而物物交換的動機則極大減少了。從明代后期到清代,朝貢貿易更加虛化,演化為只要外衣不要實體、只要朝貢不要貿易的制度。四、“朝”與“藩”:傳遞宗藩權力的事實維持鄭和下西洋須動支天下13省錢糧方才夠用,在明代當時已被作為“弊政”而停止。但迄今尚有很多學者仍津津樂道于鄭和下西洋建立的所謂“中外友好關系”,并認為以武力與政治相結合,解決影響明朝與南洋、印度洋地區各國友好關系的三佛齊中國海商武裝集團是“合情合理”的。21換句話說,鄭和下西洋所全力推動的朝貢制度,真是所謂的“中外友好關系”的體現嗎?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美國學者費正清系統闡述朝貢制度以來22(P146-147)23(P73-74),朝貢制度被認為是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基本框架。日本的濱下武志教授更進一步將朝貢制度演繹為東亞國際關系的主要模式,認為“以中國為核心的與亞洲全境密切聯系存在的朝貢關系即朝貢貿易關系,是亞洲而且只有亞洲才具有的唯一的歷史體系,必須從這一視角出發,在反復思考中才能夠推導出亞洲史的內在聯系。”24(P30)在東亞,由于中文典籍是最豐富和不間斷記載古代東亞國際事務的文獻,不少國內外學者立足于中文文獻,尤其是記載關于朝貢事務的官方文獻(如奏表、上諭、朝拜等),推導出朝貢體系是古代東亞國際關系的主要存在模式。在歐洲中世紀,宗藩關系是以“宗主權”來表示皇帝、國王、封建主和它的附屬國或領地的關系,這種宗主權通常通過無償進貢的形式來體現。日本的宗藩關系(如幕府和大名),則通過進貢和朝覲來體現,進貢表示宗主對附庸的物質索取權,朝覲更是宗主對附庸領主的某種人身束縛權。近代以后,宗藩關系的宗主權是宗主國對附庸國的國際權利,是一種有別于主權的國際監督權。在國際關系中,宗主國或是絕對,或是主要代表附屬國或領地的主權。附屬國沒有國際地位,還不是國際法的主體。25(P156-157)筆者在研究中國與東南亞傳統關系時,對朝貢制度的實施范圍和有效性一直存疑。至少在古代中國與海外各國關系中,所謂“朝貢貿易與宗藩關系”(朝貢與冊封),更多時候是中國朝廷的一廂情愿。雙邊貿易被中國典籍冠以“朝貢”名目,一方面是中國統治者好大喜功的虛驕心理和外國人為達通商目的而不計形式名分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彼此對雙方關系形式的有意無意的誤解,從而使這種形式能被接受。因為在雙方以官方名義交往時,需借助翻譯進行,而絕大多數翻譯是來貿易的商人,呈交中國朝廷的表文自然按中國官方樂于接受的措詞撰寫。在南洋方面認為是平等往來,在中國一方則斷然認為是以小事大,以下事上。①26雖然我尚未發現關于明代外文記載的所謂“朝貢”表文,但在馬來西亞馬六甲的博物館,卻有關于明初鄭和時期的護送出嫁馬六甲國王的明朝使臣跪拜馬六甲國王的大型雕塑群像。在馬來人的記錄中,他們認定中國的來使是朝拜馬六甲國王,而同時期的明代文獻,卻充斥中國使臣到馬六甲宣諭、馬六甲國王率部屬到中國“朝貢”的記錄。集中體現在鄭和下西洋的明初海外政策,其核心是朝貢制度和海禁政策。朝貢制度包括朝貢貿易和冊封制度。朝廷通過“厚往薄來”的赍賜交換貢品,讓所謂的“朝貢國”和“朝貢者”獲得暴利,換取冊封朝貢國君臣的儀式,以犧牲中國經濟利益滿足“天朝上國懷柔遠人”的虛榮。此外,朝貢貿易還兼有為朝廷搜羅海外奇珍異寶的職能,尤其在鄭和下西洋時期。厲行海禁則集中體現明朝政權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權專制的性質。秦漢以降,中央集權制一直為歷代政權所奉行,這與維持中國這個傳統大陸農業大國的統一是相適應的。對農業社會的專制政權而言,嚴厲控制民眾有兩方面的意義:經濟上,依靠土地謀生的人民所提供的賦稅,一直是專制政府財政的主要源泉。因此,盡可能強迫農民與土地結合,是維護專制政權經濟基礎的必要措施。政治上,專制政權力圖最大限度控制民眾的生活和居留,以利管理。兩宋時期,商業經濟突飛猛進,宋元朝廷雖然也力圖管制和主導海外貿易,但寓管制于開放,民間海外貿易飛速發展,政府也因民間商貿繁榮而廣辟財源。繁榮的海外貿易和移民也密切了與海外諸國的關系。宋元時期,中國從未面臨海外威脅和侵擾。明朝政權的建立結束了宋元時期中國開放的局面。明初統治者對臣民實行酷政,力圖將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最大限度地集中于皇帝手中。明初的海外政策服務于朝廷追求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最大程度集中這一目標。宋元時期繁榮的海外貿易和東南沿海地區的海外移民妨礙了這個目標,明朝統治者毫不猶豫地通過海禁和朝貢貿易,剝奪民間的海外利源,鏟除海商勢力和海外移民據點,也徹底斷送了宋元以來方興未艾的民間海外拓殖事業。鄭和則成為明初海外政策的有力執行者。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明成祖所推動的朝貢體制,基本上仍是不作為的自我封閉政策。雖然一些海外國家的統治者有時也想利用“朝貢”取得中國的支持,達到在本地區擴張或保境的目的。但明朝始終盡量避免對海外國家之間爭端的卷入,更無意利用超強國力,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關系體制。明太祖立國之初,就制定對海外地區的不作為政策。洪武四年,朱元璋在奉天門喻臣下,“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14(卷68,P1277-1278),并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渤泥等15國列為不征之國。①27朱元璋對南洋的基本方略,也真被后代執行。即使好大喜功者如永樂皇帝,也未對東南亞諸國用兵。在舊港動用武力,剿滅的是中國海商武裝集團。鄭和在錫蘭用兵,基本上算是防偷襲的反擊。即使是爪哇屬國三佛齊阻隔南洋貢道,明太祖也只是喻禮部“移文暹羅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14(卷254,P3672)爪哇東西王爭斗,明朝對兩國都予承認,西王曾殺中國使節隨員共170多人,明成祖亦僅令輸金以贖罪15(卷46,P711-712),倒是對盤踞在離爪哇不遠的舊港的中國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