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蟲類藥的應用與研究

昆蟲藥是動物藥的一個昵稱。它指的是醫學產物和昆蟲加工產品，它們被分離在一起，從腸道排出，與動物分泌物和部分分離。蟲類藥具有破積消癥、活血祛瘀、宣風泄熱、搜風剔絡、消癰散腫、生肌收斂、行氣和血、補益培本等獨特的功效和治療作用,因其為血肉之品,有情之物,性喜攻逐走竄,通經達絡,搜剔疏利,無處不至;又與人類體質比較接近,容易吸收和利用,效用佳良而可靠,起到挽瀾之功,乃草木、礦石之類所不能比擬,且藥源豐富,而被臨床廣泛使用。人類對蟲類藥的認識,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其應用有著悠久的歷史。蟲類藥:較多與神經病所生遠在4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有蛇、麝、犀牛等40余種藥用動物的記載;3000多年前,人們開始了對蜂蜜和蠶的利用;而珍珠、牡蠣的養殖,最早也見于我國,距今約2000多年的歷史。我們的祖先在謀求生存而與自然斗爭,曾經“飲血茹毛”,“山居則食鳥獸”,“近水則食魚鱉螺蛤”(《古史考》),逐步發現了一些有治療作用的蟲類,認識了蟲類藥物,奠定了蟲類藥學理論和應用的基礎。例如,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山海經》,雖是古代地理著作,但記載藥物146種,其中動物藥83種,如“河羅之魚,食之已痛”、“青耕之鳥,可以御疫”。春秋時期的詩歌總集《詩經》,也記載了珍貴的古代史料,其中述及動物160種,部分具有醫療作用。此外,在秦漢以前各種禮儀論著的選集《大戴禮記》中,提及“禽為羽蟲,獸為毛蟲,龜為甲蟲,魚為鱗蟲,人為倮蟲”,說明古代把“蟲”字作為動物的總稱,所以蟲類藥即為動物藥的同義詞。1973年底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公元前三世紀(春秋戰國時期)著成的簡帛醫書,其中的一部無名方書,整理小組根據原目錄共五十二個以病名為中心的小標題,定名為《五十二病方》,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醫方專著,反映了西漢以前藥物學的發展。該書記載的242種藥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藥,也有獸、禽、魚、蟲等動物藥,還有雄黃、水銀等礦物藥。其中動物藥54種,很多藥物的功效和適應證都與后世醫藥文獻和臨床實踐相吻合,書中還記載了有關藥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五十二病方》是最早記載蟲類藥的著作。成書于秦漢時期(或謂戰國時期)的《神農本草經》,是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為我國早期臨床用藥經驗的第1次系統總結,歷代被譽為中藥學經典著作。全書分3卷,載藥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分上、中、下三品,言性味,述主治,鉤玄索隱,要言不繁,文字簡練古樸,成為中藥理論精髓。在67種動物藥中,如全蝎、水蛭、僵蠶、螻蛄、蚯蚓、蜜蜂(包括蜂子、蜂蠟、蜂蜜、蜂毒、蜂房)、斑蝥、鼠婦、龜甲、鱉甲、蛇蛻、犀角、牡蠣等,迄今仍在廣泛應用。書中對每味藥的產地、性質、采集時間、入藥部位和主治病癥都有詳細記載。在論述藥物功效方面,精辟可信,例如斑蝥能治“惡瘡疽”;水蛭“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癥瘕積聚,無子,利水道”,對各種藥物的配合應用,簡單制劑等都作了概述。這一時期蟲類藥已受到了相當重視,臨床應用已取得了寶貴經驗。東漢張仲景更具體地將蟲類藥運用于內科、婦科等疾病的治療,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使用各種藥物93種以上,而蟲類藥就有12味,如水蛭、虻蟲、蜣螂、鼠婦、蟲、蜂房、龍骨、牡蠣、阿膠、白蜜等,創立了以蟲類藥為主的抵當湯(丸)、大黃蟲丸、下瘀血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黃連阿膠湯、炙甘草湯、鱉甲煎丸等著名方劑,如抵當湯(丸)用水蛭、虻蟲等治療熱性病瘀熱在里,其人如狂;大黃蟲丸、下瘀血湯用蟲等治療諸傷血瘀或婦人血瘀腹痛、經閉;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用牡蠣、龍骨治療煩躁驚狂;黃連阿膠湯用阿膠、雞子黃治療心下痞,煩熱下利;炙甘草湯用阿膠治療脈結代,心動悸;鱉甲煎丸用蟲、蜣螂、鼠婦、蜂房等治療“瘧母”(瘧久肝脾腫大)等。這些方劑辨證精審,組方嚴謹,藥簡效宏,垂法萬世,一直沿用至今。東晉葛洪《肘后方》以蚯蚓治“虜黃”、僵蠶、蚱蟬治頭痛、風頭眩;唐代《新修本草》收載動物藥128味,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臺秘要》更將蟲類藥廣泛應用于內、外、婦、兒各科,除沿用仲景所用者外,尚有蜥蜴、蜈蚣、蕪青、斑蝥、螢蟲等;宋代許叔微《本事方》,也較多應用蟲類藥,如白僵蠶、蠐螬、全蝎、蜈蚣、水蛭、虻蟲、地龍、五靈脂、白花蛇、烏梢蛇、穿山甲、露蜂房、刺猬皮、蟬蛻等共14味,并將數種蟲類藥同用,如驚氣圓中白僵蠶、花蛇、干蝎同用,麝香圓中干蝎、地龍同用,鱉甲圓中刺猬皮、穿山甲同用,抵當圓中水蛭、虻蟲同用等,意在加強療效;金元時期對蟲類藥的應用亦有所發展,如朱丹溪盛贊蟲百蠟“稟受收斂堅強之氣,為外科要藥”,言其“生肌,止血,定痛,補虛,續筋接骨”。迨至明代,偉大的藥物學家李時珍全面總結藥物治療經驗,在其著作《本草綱目》中收載動物藥461種,并將其分為蟲、鱗、介、禽、人各部,使蟲類藥的應用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清代趙學敏所著《本草綱目拾遺》收載動物藥128味。清代溫病學家敢于創新,對蟲類藥多有論述,給后世留下了不少寶貴經驗,如葉天士認為蟲類藥“飛者升,走者降,有血者入血,無血者行氣,靈動迅速,以搜剔絡中混處之邪”,常用蟬蛻、僵蠶、地龍、全蝎、蜈蚣、蜂房、蜣螂蟲、蟲等蟲類藥物,在《臨證指南醫案》中指出“風濕客于經絡,且數十年之久,豈區區湯散可效”,治則“須以搜剔動藥”,“藉蟲蟻血中搜剔,以攻通邪結”,更提出“宿邪宜緩攻”,用蟲類藥治療應“欲其緩化,則用丸藥,取丸以緩之之意”;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中對犀角、蟾蜍、五靈脂、蠶砂、龜板、鱉甲等的作用均有詮釋,并應用化癥回生丹治療腫瘤;王孟英用蜣螂蟲治療膈氣吐食,大便秘塞及吐糞癥(即“腸梗阻”)等。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對血瘀癥有著獨特見解,記載血瘀癥50種,創方20余首,用地龍、山甲、五靈脂、蟲、麝香等活血化瘀蟲類藥配伍的逐瘀血方劑9首,其中用麝香的通竅活血湯,用五靈脂的膈下逐瘀湯、身痛逐瘀湯用五靈脂、少腹逐瘀湯,用地龍的補陽還五湯等一直被臨床廣泛應用。唐容川在《本草問答》中說,“動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動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指出了蟲類藥的特性,認為功效非一般植物藥所能比擬。近代,鹽山張錫純、武進惲鐵樵及鎮江章次公諸先輩,亦喜用蟲類藥,他們的經驗記載,頗多創建。如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對龍骨、牡蠣、石決明、雞內金、穿山甲、蜈蚣、水蛭、全蝎、蟬蛻、羚羊角、血余炭、指甲等藥有精辟論述,并多處應用,如搜風湯中用僵蠶治療中風,振頹丸中用蜈蚣治療痿廢、偏枯、痹木,理沖丸中用水蛭治療婦女經閉、產后惡露不盡,鎮風湯中用僵蠶治療小兒急驚風等,屢起沉疴;章次公先生用僵蠶、蝎尾治中風,地龍治咳嗽,九香蟲治胃脘痛,蜘蛛、地鱉蟲治痿癥,蟋蟀、螻蛄治腫脹等都是對前賢寶貴經驗的發揮。新中國成立后,醫學的發展推動了對蟲類藥的研究。在全國出版的中醫藥學書刊中,對蟲類藥的記載和報道越來越廣泛,先后出版了一些地方性或全國性動物藥專著,如《廣西藥用動物》(1976)、《山東動物藥》(1979)、《中國動物藥》(1981)、《中國藥用動物志》第一冊(1979)和第二冊(1983)、《中國動物藥志》(1979)、《動物本草》(2001)等。南京中醫藥大學編纂的《中藥大辭典》、《中華本草》中收載動物藥分別達到740、1050種。這些專著系統論述動物藥的異名、品種、來源、采集加工、藥材鑒別、化學成分、藥理研究、炮制、藥性、功能主治、臨床應用等,內容豐富,資料全面。國醫大師朱良春教授所著《蟲類藥的應用》,是國內第一部來源于臨床實踐,專述蟲類藥臨床應用的著作,初稿于1963-1964年,曾發表于《中醫雜志》,1980年出版,1994年增訂再版,書中詳述了蟲類藥在臨床各科應用的實踐經驗,療效顯著,深受臨床推崇;朱良春教授采用蟲類藥與草木藥相伍創制的“益腎蠲痹丸”,治療頑痹(類風濕性關節炎)臨床療效卓著,并被動物模型證明能修復膠原誘導關節炎關節軟骨缺損區,認為蟲類藥物不僅具有“蟲蟻搜剔”之性,而且均含有動物異體蛋白,對機體的補益調整有其特殊作用,堪稱蟲類藥應用的典范。現代藥理研究的介入,如地龍中提取的蚓激酶、水蛭中提取的水蛭素,具有抗凝和溶解血栓作用;斑蝥中提取的斑蝥素具有抗癌作用等,使蟲類藥的應用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河北以嶺醫藥研究院吳以嶺教授運用絡病理論研制的“通心絡膠囊”,將蟲類藥應用于冠心病等心腦血管疾病,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目前認為,蟲類藥具有免疫調節、鎮靜鎮痛、抗炎、抗風濕、抗過敏、抗腫瘤等作用,主要作用于心血管、神經、血液、生殖系統等,使蟲類藥的應用范圍得到了拓展。加強對蟲類藥的臨床應用研究,提高對藥物作用的認前輩醫家由于時代的限制,對許多藥物的功用未能詳盡闡發,留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