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縱連橫運動記言文研究

一、合縱連橫運動初創期策文分類表根據苗文元先生的《政治改革法案》，包括我的補充和新的審計（包括對七個國家國王辭職日期的審計），所列的“政治改革”中的縱向和橫向運動初步分類如下。另外,《戰國策》中還收錄了部分可考為合縱連橫運動發生前,即公元前345年前的人物行事和言辭。為了便于考察戰國策士說辭、行事錄的文學水平,追尋其文學源頭,今亦據繆文遠先生《戰國策考辨》所定年代,列其分類表如下:二、縱橫散文的發展據繆文遠先生《戰國策考辨》和我的補充考證、新的考辨,列鼎盛期策文類別如表4:三、觸龍的“不講信義”據繆文遠《戰國策考辨》和我的補充考證、新的考辨,列持續期策文類別如下:由表5及表3可見,持續期策文共有98篇。其中《戰國策》錄持續期記事文51篇中,長篇記事文就有26篇,約占51%,而上期記事文中,長篇記事文僅占32%。《戰國策》錄此期記言文45篇中(15),長篇記言文就有27篇,若將《戰國縱橫家書》所載與此合并計算,則可確定為此時期的長篇策士說辭就有29篇(16),約占此時期記言文的64%。而上期記言文80篇中,長篇記言文23篇,僅占29%。從散文發展的角度講,長篇記事、記言文的涌現,表現著縱橫家散文在此時期的長足發展。此時期縱橫家散文的長足發展,不僅表現在長篇文章數量的驟增方面,更表現在其文學表達水平的提高方面。以《趙策四》“趙太后新用事”章為例,作者開篇僅用36字便交代出數種矛盾,并造出緊張的氣氛,爾后推出文中兩關鍵人物觸龍和趙太后。觸龍見太后,并沒有直言強諫,而用迂回方式,先從太后身體問起,既而托太后照顧他的少子舒祺。言談之間,終于使太后“色少解”,使太后“笑”。緊張的氣氛緩和下來,觸龍抓住時機,從爭辯“丈夫愛憐少子”與“婦人愛憐少子”程度孰淺孰深,而自然轉入正題:若真正愛憐孩子,必使其為國立功以作為世世承恩澤、享榮華的立身基礎,終于使太后欣然同意長安君入齊為質,關鍵矛盾至此解決。隨著關鍵矛盾的解決,其他矛盾迎刃而解:“齊兵乃出”;據《史記·趙世家》,秦見齊出兵,故亦退兵。趙國轉危為安,長安君也因此為國立功,故事有了圓滿結局。作者就這樣在諸矛盾糾纏繳繞中,抓住主要矛盾,在解決主要矛盾的敘寫中,成功地表現了智謀裕如、深諳說術的老臣觸龍這一人物,和婦道味甚濃但并非冥頑不化的趙太后這一人物。(1)“太后,母也,而[使其]以憂死”,(2)“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3)“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結論:“此于其親戚兄弟若此[不講信義]”。這是一個枚舉式的歸納推理,用列舉極端事件的方法得出結論。而這一結論,又成為下一推理式的前提。請看:(1)“[如]此于其親戚兄弟若此[不講信義,那么對天下人必不義]”;(2)“又況于[天下人中]仇讎之敵國[的魏人]”;結論:“[秦王必對魏人若此不義而攻魏]。”這是一個省略式的假言演繹推理。假言推理的可靠性大小在于其假言肢的可靠程度大小。而此推理式之假言肢正是上一歸納推理的結論,所以它推演出的新結論是可靠的,因而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又,是篇中自“異日者秦乃在河西”至“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的推理方式與此相類。這種將諸種邏輯推理方式有機套用的推理方法,對游說取勝、說服對方具有重要作用,在客觀上也表現著此期策士推理技術的成熟。像這類推理技術已甚為成熟的策士說辭,在此期論辯文中已較常見。縱橫策士之說辯,就內容講,應屬于政治邏輯范疇;但在推理方法上,他們卻受著辯者派和正名派邏輯方法的雙重影響,這在對朱己說辭邏輯推理術的分析中就可看得出來。這種兼采眾家論辯推理技術之長的做法,既使得策士的思維縝密,說辯有力,游說時大奏其效,也使得他們的說辭具有較高的嚴密性和很強的說服力,因而在客觀上對先秦論辯文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歸納、演繹等推理技術的熟練運用和比說、分析等論證方式的有機結合,又使得此期諸多策士說辭具有充沛的文氣,而成為縱橫家散文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文學現象。總之,持續期的縱橫家散文,不但長篇記事文和長篇記言文比例驟增,而且表達水平也有較大提高,記事文探討了在矛盾沖突中表現人物、用細節描寫表現人物、通過對話和動作表現人物等方法,并開始注意表現同類人物性格中的特異方面,又有一批初具傳記意味的文章,因而成為先秦歷史散文向兩漢史傳文學發展的重要環節。此期記言文在說辯技術,特別是論證方式和推理方法等方面吸取前人和同時代人的邏輯成果,因而更加成熟,與先秦諸子散文一道,對秦漢政論文等影響甚大。可以說,持續期的縱橫家散文已經步入了成熟階段。是注意表現人物表現方法的發展縱橫家散文的發展過程是一個階梯式的遞進過程,它由奠基、發展到逐步成熟,在發展中積累了諸多文學表現方法和寫作經驗,因而對兩漢史傳文學、早期小說、秦漢政論文和漢賦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我國古代的早期散體文學發展史上,縱橫家散文的促進作用不容忽視。尤應注意的是,縱橫家散文中的大部分記事文和記言文,可以依據其所涉及的史實和人物來準確系年,這在相去我們已兩千余年、且大部分文章的寫作年代都爭訟難定的先秦散文中是不多見的。因此,它們可以作為考察整個先秦散文演變過程的可靠坐標,可以作為衡量先秦散文階段性發展水平的可靠標尺。這是在研究先秦兩漢散文發展時決不容忽視的一點。除了在矛盾沖突中表現人物外,此時期記事文章中常用來表現人物的方法還有:用細節描寫表現人物,如《秦策五》“文信侯出走”章對趙將李牧忠而遭讒被殺的描寫;通過對話來表現人物,如《秦策五》“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章在對辯中表現策士姚賈的機智善辯;通過人物語言表現人物,如《齊策四》“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章在趙威后言談中表現其明見卓識;通過動作表現人物,如《齊策六》“齊閔王之遇殺”章用君王后椎破秦使者那具有試探意味的玉連環來表現其果決善斷等等。可以說,持續期的記事文章,已能運用諸多具有文學意味的表現方法來寫人物,從而使文章涉及的主要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特點突出。就人物表現方法的發展似乎可以說,此時期的記事文已由其前的側重表現某類人物的共性特點(如策士之機智善辯等),而初步發展到注重表現同類人物性格中的特異方面。如同是執政太后的潑辣和自專這種中國歷代執政女性的傳統性格,在趙太后身上更多些婦道氣,在趙威后身上更多些自負味,在君王后身上則更多些自強意識。而注重表現人物性格的特異方面,正是記事文由探索階段向成熟階段邁進的極為重要的一步。這既是對上一時期記事文表現人物性格諸方法的發展,又對后世史傳文學和早期小說之寫人產生了重要影響。還應引起注意的是,此時期的記事文中出現了諸多以寫人生重大事件來概括人物生平的、初具傳記意味的篇章,如《秦策五》“濮陽人呂不韋賈于邯鄲”章,寫呂不韋以政治投機發跡、《秦策五》“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章寫韓非入秦的遭遇、《齊策六》“燕攻齊齊破”章寫田單復齊相齊、《齊策六》“齊閔王之遇殺”章寫齊君王后輔佐丈夫齊襄王和兒子齊王建的政治生涯等。這是在上兩期此類文章,如初創期之《秦策一》“衛鞅亡魏入秦”章、鼎盛期之《齊策四》“齊人有馮諼者”章等寫人物生平文章基礎上的發展,它們對兩漢傳記文學和早期小說產生了重大影響。持續期記言文的表達水平,在上期記言文大發展的基礎上又有新的提高。這主要表現在論證方式中比說式與分析式的有機結合,和推理技術中歸納法、演繹法等綜合運用諸方面。今以《魏策三》“魏將與秦攻韓”章載朱己勸阻魏王與秦連橫共伐韓的說辭為例17,來看持續期記言文的表達水平。此說辭,《史記》系于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鮑彪《戰國策注》、吳師道《戰國策校注補正》、呂祖謙《大事記》以說辭中有“太后憂死”事而改隸于周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5年);顧觀光《國策編年》以秦正建亥、魏承晉后用建寅以駁鮑、吳、呂說而從《史記》;林春溥《戰國紀年》、于《戰國策年表》、繆文遠《戰國策考辨》均據說辭中“上黨事”系于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年)。考秦昭王于公元前266年從范雎之諫,免舅父魏冉之相,疏專權之母,奪諸弟之國,實即進行重用“異姓之卿”的吏制改革后,中央集權加強,內部穩定,即于明年(公元前265年)實施“遠交近攻”策,大舉伐韓,取數城;公元前264年,派白起伐韓大取地;公元前263年,白起攻韓之南陽(今太行山南),欲絕韓本土與上黨郡(今山西沁河東)之間的交通孔道;公元前262年,白起攻取野王(今河南沁陽),上黨郡遂成“孤島”,上黨郡守馮亭無奈中以上黨予趙,引發了長達三年之久的秦趙長平大戰。據朱己說辭中建議魏王借道予韓以“通韓之上黨于共、莫”和“今韓受兵三年”等語看,此說辭當產生于秦絕上黨通韓本土之道,而馮亭尚未將上黨予趙時,即公元前262年。林、于、繆說可從。此形勢下,秦“遠交近攻”逐一滅山東諸侯的野心已露端倪,而魏王卻執迷不悟,故魏公子朱己向魏王進獻了這長篇說辭。本說辭的論辯結構完整,篇首從“秦與戎、翟同俗”至“不識禮義德行”,提出論點:秦不可恃,不可與秦連橫。中間經過反復論證后,從反面得出結論:不存韓,天下大危,諸侯皆為秦并。此說辭在論證方式上,以分析式為主,而兼用比說式,在提出“秦不可恃”的中心論點后,先用比說式論證,用秦王對親人太后、舅父、兄弟尚且不講德行信義,來比說對“仇讎之國”的魏必不講信義而終會攻伐。進而連用三大段分析式論證,來證明韓亡后秦必攻魏:(一)自“今大王與秦伐韓”至“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分析論證韓亡后秦必隨之攻魏的必然趨勢;(二)自“異日者秦乃在河西”至“必不休矣”,分析論證昔日有韓為屏障,秦尚且越韓攻魏,若無韓,魏必隨之而亡;(三)自“是故臣愿以從(縱)事乎王”至“河外必安矣”,分析論證不與秦連橫而與韓合縱抗秦的前途———韓、魏必共存。這三層分析論證,前兩層正面分析恃秦攻韓必危亡,后一層反面分析反秦合韓必共存,通過正反分析論證,自然得出“不存韓,天下必亡于秦”的結論,回應并且深化了開篇“秦不可恃”的論點。尤應引起注意的是,本說辭采用了分析論證和比說論證相互套用、有機結合的論證方式。今以第二大段分析論證文字為例來看。這一大段文字,對于文初論點和文末結論來說,是三大分析論證項中的一項。而其本身,又自成一分析論證式:自“異日者”至“禍必百此矣”是分析項(1),分析秦無論地緣近遠都會攻魏;自“異日者從(縱)之不成矣”至“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是分析項(2),分析不合縱,魏等必受秦攻;它們對于自“此何也”至“必不休矣”所包含的“無韓,秦必攻天下不休”的結論來說,是分析論證。而“異日者”至“禍必百此矣”這個分析項,又由一個比說論證組成:自“異日者”至“而禍若是矣”是比喻項;自“又況于使秦無韓”至“禍必百此矣”是本體項;比喻項述秦隔韓時對魏的蠶食史,來喻說論證若無韓,魏必受秦攻。而這個比喻項本身又由一個分析式論證組成:自“異日者”至“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分析秦對魏的蠶食過程,證明“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所包含的“秦隔韓仍攻魏”這一結論。這種比說論證與分析論證有機結合、分析論證與比說論證相互套用的論證方式,既表現出此時期策士思維水平的提高,又透視出此時期策士邏輯推理技術的發展。就推理技術來說,本說辭把歸納法和演繹法有機結合起來。如篇首自“太后,母也”至“此于其親戚兄弟若此”,可化成如下推理式:由表4可見,《戰國策》錄鼎盛期策文121篇,其中記事類文章54篇,占45%;記言類文章67篇,占55%。與初創期相比,記事類文章比例下降了23%;相反,記言類文章比例則上升了23%。若結合《戰國縱橫家書》所錄合縱連橫鼎盛期文章計算,共有134篇。其中,記事類文章54篇,約占40%;記言類文章80篇,占60%。造成這種收錄記言文章大大多于記事文章的原因,或許是某收錄者的個人偏好所致。但《戰國策》編成的基礎是前世多人收集的多種輯本(9),《戰國縱橫家書》也來源于三種輯本,這數人或者十數人輯錄的集子聯合起來統計,卻造成了這種記事類文章僅占40%,而記言類文章卻占60%的事實;并且,長篇記言文章由初創期及合縱連橫運動前的1篇,發展到這一時期的23篇,這就不能不說它反映著一種傾向:如果說上一時期的策士比較注重在事件的發展中施展策略的話,那么這一時期的策士則更注意在說辯中展現策略。從某一角度講,如果說上一時期縱橫策士的計謀策略還需要在游說過程中不斷修改、完善,還需要在對話中互相啟發、砥礪以修正的話,那么,這一時期的策士們則更能洞觀全局,預測發展,因而能在事件發展前就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計謀對策來,故爾更顯得成竹在胸,勝券在握,在說辯時將計劃和盤托出而顯得滔滔雄辯。此期縱橫策士們這種胸有全局的觀察力和思考問題的成熟性,使得此期記言文章的表達水平明顯提高。《戰國策》所錄此期16篇長篇說辭及《戰國縱橫家書》所錄此期7篇長篇說辭(另4篇與《戰國策》重出不計),大都結構清晰,層次分明,語言簡潔,說理充分,具有較強的感染力和較大的說服力,有些篇章還具有充沛的文氣。今以《趙策一》“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章為例來分析該文從結構上可依次分為四部分:(一)提出“三晉合而秦弱”的論點,并分析天下趨勢;(二)舉“虎即禽”寓言作反面比喻,論證三晉合縱的必要性;(三)正面分析當時形勢,指出三晉合縱的緊迫性;(四)回應論點,作出結論:三晉合縱,秦楚必繼續爭斗而使三晉無兵患。全篇層次分明,說理透辟,環環相扣,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從而表現出此期縱橫策士思維水平和文學水平的提高。可以說,這篇說辭發展了初期策士說辭中運用寓言和比說論證的兩大特點,標志著策士說辭即將進入成熟階段。文氣,是古人評價文章的重要標準之一。一般來說,它系由社會環境、個人經歷、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等所決定的作者情志、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指文章的氣勢與風格,它是文章內容和形式產生綜合效應的結果。文氣,作為一種文學理論來說,它是由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首次提出來的;但作為文學實踐活動,它卻早已存在于秦漢散文、乃至先秦散文篇章中。如合縱連橫鼎盛期產生的、保存在《戰國策·趙策四》“為齊獻書趙王”章中的那篇策士說辭,便是初具文氣的佳作。像“為齊獻書趙王”章這類的鼎盛期長篇記言文章,在《戰國策》中還有十數篇,它們與產生于此時期的《孟子》、《莊子》等書中的長篇說理文,在我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散文體裁———論辯散文。《孟子》的成書年代,前人爭論較大(10)。建國后學者大多遵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之說,而謂孟子自著為主,萬章之徒參與編寫11。準此,則《孟子》成書在合縱連橫鼎盛期初年12。而據繆文遠《戰國策考辨》和筆者的補充考證,可以確定為產生于鼎盛期初年的《戰國策》中的長篇記言文章,有《秦策五》“或謂秦王”章、《韓策一》“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章、《韓策三》“或謂韓公仲”章、“客卿為韓謂秦王”章等。若將其中的策士說辭與《孟子》中的長篇記言片段相較,前者的表現水平并不遜色。《莊子》一書,今人多遵從明人鄭瑗《井觀瑣言》“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的觀點,認為內篇之多數篇章為莊子自作13。準此,這些篇章產生年代略同于合縱連橫鼎盛時期14。而據繆文遠《戰國策考辨》和筆者補考,產生于鼎盛期的《戰國策》中的長篇記言文章還有《秦策二》“陘山之事”章、《齊策一》“秦伐魏”章、《趙策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章、《趙策四》“為齊獻書趙王”章、“齊欲攻宋”章、“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章、“五國伐秦”章、《魏策二》“五國伐秦”章、《燕策二》“蘇代為奉陽君說燕于趙以伐齊”章等。若將這些篇章中的策士說辭與《莊子》內篇中的文章相比較,雖然兩者風格有異,一為質實雄辯,一為汪洋恣肆,有較大差異,但二者各有其優勝之處,都已達到兩種不同文風的較高水平,難分伯仲。另外更需說明的是,上列產生于鼎盛期的策士說辭可以依據其所涉及的史實來準確系年,不像《孟子》、《莊子》散文那般產生年代訴訟難定。因此,就考察戰國中期論辯散文的發展水平來說,《戰國策》中的上述篇章就更具有“標尺”意味了。鼎盛時期記事文章的表現水平雖不像記言文章表現水平那般有長足的提高,但除仍能保持上一時期記事文章的敘事條理層次清晰的特點外,在人物表現方法上還有新的探索和提高如《秦策四》“三國攻秦入函谷”章,在這篇不足二百字的記事文章中,作者把三個不同身份的人物寫得各具特點:“異姓之卿”樓緩鯁直肆言;“貴戚之卿”公子池忠心為秦且善于預測事端發展、善于揣摩君王心理;國君秦昭王既善于問策于屬下而又能果決善斷。在這三個人物的個性特點中,又分別包含著其代表的同類人物的共性心態和共同特征:“異性之卿”合則留,不合則去,如樂毅、樂間之事燕;“貴戚之卿”對祖國感情深厚,責任感強,如屈原、黃歇;戰國君主多禮待士人,多多問策。個性特點的鮮明性和共性特征的普遍性結合在一起,從而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這種融共性和個性為一體的人物表現方法的文章,在鼎盛期的記事文章中還不能說有很多,但它卻說明著此時期記事文章中人物表現水平的提高。總之,與上一時期比較,鼎盛期的記言文章,數量大增,表現水平大為提高。特別是長篇記言文章,大都結構完整、層次清晰、觀點鮮明、論證充分,有的還初具文氣,從而顯示著說辯策士們那種洞觀全局、成竹在胸的氣度。聯系此一時期《孟子》等諸子哲理散文的發展可以看出,戰國中期記言散文已脫離了語錄體、對話體而發展成一種初具規模的論辯散文體裁,成為我國古代散文史上的重大事件。《戰國策》所載此期的論辯散文,可以準確系年,是考察此期論辯散文發展水平的可靠材料。而此一時期的記事文章,在表現人物性格方面有了新的發展,從而為下一時期記事文章有意識地表現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打下了基礎,也對后世小說的發展有較大影響。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出土的帛書中有27篇戰國策士的說辭、行事錄,今人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它來源于三個不同的集子。據考,其編定時間在秦朝,其抄寫時期在漢高祖時(1)。其中有17篇不見載于《戰國策》,亦是我們考察戰國縱橫家文學的珍貴資料。今將其基本情況列表于下:由以上諸表可見,《戰國策》共收錄初創期策士說辭、行事文章89篇、合縱連橫運動前人物言辭、行事文章34篇,《戰國縱橫家書》錄初創期策士說辭1篇(另篇與《戰國策》重出未計),錄合縱連橫運動前說辭1篇;據繆文遠先生《戰國策考辨》和我的補充考證,這125篇策文,最早者為趙魏韓聯合滅知氏的記載,發生于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453年;最晚者為秦韓宜陽大戰之文,在公元前308年前后。它們大致相當于《左傳》成書年代(2)和《論語》的編定年代(3)以及墨子活動時代(4)。初創期策文90章中,記事文61章,約占68%;記言文28章,約占32%,記事類策文在數量上占有明顯優勢。就初創期策文的篇幅而言,261字以上的長篇共14篇,其中記事文13篇,記言文1篇,記事類策文亦占明顯優勢。《戰國策》錄縱橫運動前人物言辭、行事34章中,記事類文章25章,約占74%。這34篇文章中,長篇文章共5篇,全為記事類文章。總之,就篇數和篇幅而言,《戰國策》所錄合縱連橫初創期及其前的記事類文章均較記言類文章發達。就文學表現方法而言,初創期記事類長篇策文13篇,大多結構講究,脈絡清晰,一般都記有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局,多在事件發展中展示計謀的巧妙運用。我們以表1“秦策二、1”即《秦策二》“齊助楚攻秦”章為例,來分析這類策文的表現特點。此策文寫張儀以虛割地誑楚懷王自絕于盟國齊國,而導致秦敗楚的過程。從文章結構上看,這篇策文首尾完整,線索清晰,事件起因、結局交代得扼要而明白;敘述的重點放在張儀誑楚王的過程上。尤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作者并不事先交代張的謀略、策劃,而是在事件敘述過程中逐步展示出來。策文記秦惠王問策時,張儀對以“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可見張儀是對惠王講過自己的計謀并得到惠王的允許的;按常理講也應如此,否則秦惠王是不會貿然為張儀“約車”,并準備贈楚之幣帛的。但作者卻不在事前交代,因而對讀者產生一種吸引力。這種有意或無意的結構安排,客觀上顯示著此期記事文表現水平的提高。若將這類記事方法與《左傳》富于文學趣味的某些記事方法比較,可以說,無論在結構安排方面,還是在故事情節的曲折性、富于趣味性和具有吸引力等方面,《戰國策》并不遜色。從表現人物上看,此策文著筆較多的有三個人物:張儀、楚懷王、陳軫。張儀狡詐有余,計謀裕如;楚懷王鼠目寸光,見小利而失大計;陳軫明白事理,參透機關,但由于懷王昏憒不用其計而無可奈何。這三個人物,各具特點,都給讀者留下鮮明印象。本策篇末附有錄記者的評論,從分析楚敗的原因入手,來宣揚計謀運用在縱橫捭闔運動中的重要作用,謂“計者,事之本也”。由此可推測出本文的作者就是一縱橫智謀策士,或智謀策士的崇拜者。縱橫策士或縱橫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