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社會《康德莊園》中的文化身份

1909年春，英國社會政治學者、現任英國政府參謀長的馬斯特曼出版了《英國情況》（c.f.g.美國），并對英國在華最后階段面臨的各種動蕩和危機進行了調查。同年夏天,福斯特開始創作小說《霍華德莊園》(HowardsEnd,1910),并于次年發表。鑒于馬斯特曼曾對福斯特的文學生涯的起步和社會觀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1)而《英國的狀況》和《霍華德莊園》兩部作品都探討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階級、性別和文化問題,且分別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對英國的未來進行了展望,評論界自然將《霍華德莊園》定義為一部探討“英國的狀況”和“誰將繼承英國”的社會小說,并試圖通過小說文本來探究英國愛德華時代的部分社會歷史原貌。在諸多圍繞人物展開的主題研究中,階級身份與文化態度之間的關系一直是討論的熱點之一。然而,盡管小說的階級架構由施萊格爾姐妹、威爾科克斯一家和倫納德·巴斯特及其妻子三組人物組成,各組人物對待文化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巴斯特夫婦卻往往僅被視為貫穿敘事的橋梁和映襯他人的鏡子,在與代表中產階級知識階層的施萊格爾姐妹和中產階級商業階層的威爾科克斯一家的糾葛中折射出他們在階級思想、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等方面的差異或本質相通之處。即使在那些極為有限的以倫納德為中心的討論中,這一人物所體現的社會階層與特質、階級身份與文化態度之間的關系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基于倫納德在“誰將繼承英國”這一中心命題中扮演的非法父親角色,批評的焦點主要落在其農耕身份淵源所象征的田園傳統之上;部分批評家還從優生學和階級比例變化的角度討論了這個人物所預示的社會結構變化和階級身份威脅。同時,鑒于文化追求和階級身份在倫納德身上的嚴重“錯位”,以及文化對其命運造成的毀滅性后果,批評家普遍認為倫納德是福斯特筆下又一“文化濫用者”(cultureabuser)(2)和“以文化自鳴得意”(culture-snobbery)的代表(3),是“錯誤地把文化這一手段(means)當成目的(end)”的典型,(4)更是受制于“個人愿望”和“個人能力”之間的鴻溝的極端角色。(5)在許多學者看來,人物自身的局限性是導致“文化濫用”的根源,而這種局限性在倫納德身上主要體現為與其階級身份緊密相關的階級意識和習慣、教育水平和能力、生存狀況和人生目標。結合福斯特其他作品,弗班克(P.N.Furbank)評論說:對文化的濫用是福斯特所有早期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福斯特已經刻畫了多種形式的文化濫用狀況,例如[《天使不敢駐足的地方》中的]菲利普·赫里頓將文化當作是逃避的途徑;[《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的]塞西爾·維斯將文化作為一種顯示其優越地位的手段;《天國驛車》中的彭斯先生將文化據為己有。福斯特認為,所有這些濫用都將文化從給予它價值的基本人性中分離出來。現在,在這部新的小說《霍華德莊園》中,福斯特討論了另一種濫用形式:即教育水平低下的人以文化而自鳴得意的狀況。(6)顯然,包括弗班克在內的許多批評家都認為,福斯特塑造倫納德這一人物的目的是批判和諷刺社會中下層階級對文化及其功效的誤解和濫用。(7)但相比福斯特對弗班克列舉的其他人物確鑿無疑的批判態度,倫納德·巴斯特并不是福斯特擺在小說主人公對立面的批判對象;相反,卻是得到主人公一定認同和接納并最終成為福斯特理想中的“英國繼承人”的父親人選。因此,即使“文化濫用者”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是倫納德不可否認的一個身份標簽,福斯特的反諷很可能并不像以往批評家所理解的那樣簡單。如果我們以英國愛德華時代的社會文化語境為參照,仔細深入地考察文中的相關因素,尤其是對以約翰·羅斯金和馬修·阿諾德為代表的文化觀的戲仿和反諷,我們就會發現,福斯特將文化“強加于”倫納德·巴斯特,并非僅僅旨在反諷這一個體對文化及其功效的誤解和濫用,而且也旨在反諷作為特定階級意識的文化載體對社會中下層的誤導和由此可能造成的悲劇。福斯特想說明的很可能是:如果社會中下層的其他人像倫納德那樣追求高雅文化,并視文化為完善自我和提升地位的唯一途徑,那難免也會遭遇同樣的痛苦歷程和悲劇下場;而自由-人文主義文化觀所倡導的文化的普世教育價值和社會調和功能正是造成社會中下層文化追求者的悲劇命運的一個深層原因。學界一般將倫納德·巴斯特的形象與馬斯特曼和杰克·倫敦在其作品中對愛德華時代英國貧苦階層的調查和描述聯系起來,認為這是福斯特在他人所做的社會調查研究基礎上加以創作的小說人物。敘述者在展現巴斯特及其妻子的日常生活前的一段陳述常常被批評家引為推斷福斯特創作基礎和階級態度的依據。在小說第六章的開篇,敘述者以一種既漠然又嘲諷的語氣說道:“我們對真正的窮人并不關心。他們是不必加以考慮的,只有統計學家和詩人才接近他們。本篇故事只涉及上流人士,或者只涉及那些不得已假裝自己是上流人士的人。”(8)對此,羅森鮑姆(S.P.Rosenbaum)從文本指涉的角度指出:“杰克·倫敦確實在其作品《深淵中的人們》里采用了詩歌和統計兩種手段來描述社會中下層群體。”(9)敘述者的自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主流看待中下層階級的基本方式和態度,而敘述者后文對倫納德外表的描述也確與馬斯特曼在其早年著作《帝國的心臟》中對“一種新型的窮人,即一種新的城鎮類型”的描述如出一轍。(10)但是,倫納德這個人物的性情和追求與馬斯特曼眼中的新型窮人有著顯著區別。馬斯特曼認為,新型的窮人“口若懸河,容易興奮,缺乏穩定性、持久力和耐力———總是在酗酒、賭博和各種異乎慣例的國內外紛爭中尋求刺激”。(11)而倫納德·巴斯特并非這種類型。相反,他從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習好,而是將拮據的生活費和虛弱的身體投入到文化追求上,“決心通過文學和藝術的功能來提高自己,并借此擴大視野”。(12)這種對文化孤注一擲的追求在愛德華時代英國社會中下層階級中是相當罕見的。因此,以往的批評家把倫納德視為“文化濫用者”的個案,把福斯特對他的反諷視為對他個人的反諷。然而,假如我們透過文本現象來深究福斯特反諷的原因,則不難發現,盡管巴斯特性情獨特,但造成他的悲劇的不是他的獨特性情與高雅文化的沖突,而是他很有代表性的中下層身份和境遇與高雅文化的沖突。這說明,其他社會中下層的人若像巴斯特那樣追求高雅文化,也難免遭遇類似的悲劇。倘若考察20世紀初期英國社會各階層的閱讀水平和習慣,以及在《霍華德莊園》這樣一部“文化與社會”的小說中福斯特對各階層人物文化方面的描寫,我們就會發現高雅文化追求和中下層階級身份在倫納德身上的交匯沖突是福斯特用于檢驗和反思馬修·阿諾德所倡導的全民自我完善途徑的一種文學手段。根據劍橋學者利維斯(Q.D.Leavis)在其博士論文《小說與讀者大眾》(FictionandtheReadingPublic)中對英國通俗小說和大眾趣味演變的研究,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即距離小說《霍華德莊園》發表之后近20年,英國讀者大眾中的“高雅”、“學識普通”和“教養淺薄”三類人群的數量大致分別是四千人、一萬人和二十萬人。(13)在利維斯的讀者分類中,“高雅”人群是指那些閱讀經典文學作品和嚴肅思想文獻的讀者,“學識普通”和“教養淺薄”的讀者則主要以當時大量發行的報刊和通俗小說為閱讀材料。(14)細數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中配置給倫納德的那些文學家、音樂家、畫家及相關作品或篇章———如約翰·羅斯金的《威尼斯之石》、喬治·梅瑞狄斯的《理查·弗維萊爾的苦難》和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等———顯然超出了“學識普通”和“教養淺薄”兩類人的閱讀范疇,而是“高雅”讀物的典范。對于文化的含義和獲取文化的方式,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政治與社會批評》中寫道:“……真正的文化……是指通過閱讀、觀察、思考等手段,得到當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優秀的知識和思想,使我們能做到盡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堅實的可知的規律……使我們能達到比現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15)具體而言,教育、詩歌和批評正是喚醒潛伏在所有人心中那些被階級意識形態和習慣的缺陷所蒙蔽的“最優秀自我”的主要方式。其中,教育是基于“世界上最優秀的思想和作品”,詩歌可以增添“信仰和虔誠的能量”,批評則是前面兩個過程的縱深,是通過自由發揮智性來創造“最優秀自我的權威”。顯然,盡管倫納德既不具備觀察和理解文化根本形式所必須的素質,也不享有實現“最優秀自我”所必須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福斯特卻嚴格依照阿諾德所設想的最佳途徑來規劃倫納德的文化追求,使其沉浸在“世界最優秀的思想和作品”中,并試圖通過文化來提升自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施萊格爾姐妹是福斯特所贊賞的文學與藝術(LiteratureandArt)傳承者的代表,但小說關于文化功效與自我完善的探討卻主要集中在倫納德這個心智局限、且飽受生活煎熬的社會中下層人物身上。除了在小說開篇處借朱莉姨媽之口來說明施萊格爾姐妹是那種“熱愛文學和藝術并把這看作是再重要不過的事情”的人之外,(16)福斯特再未穿插任何具體的文化人物、作品或觀念在這對姐妹的日常生活中。這樣,通過細節事例的精心安排,福斯特將讀者的注意力聚焦于倫納德的文化追求,并通過倫納德在文化追求與階級身份之間的掙扎和象征性死亡來反諷阿諾德關于文化超越階級并戰勝階級的這一思想的不切實際。除了在同時代的社會文獻中尋找人物原型外,學界也試圖從福斯特在勞工學院(TheWorkingMen’sCollege)的從教經歷以及由此與社會中下層個體所建立的師生、朋友關系中尋找倫納德的影子。根據弗班克的描述,福斯特從1902年開始在勞工學院兼職任教,任職期間勞工學院的主要生源都由類似倫納德·巴斯特這樣的公司職員和嫻熟技工構成。其中,一名叫亞歷山大·赫本(AlexanderHepburn)的印刷工被認為在文化追求方面提供了倫納德的現實原型。(17)作為實現自由-人文主義理想的實踐之一,勞工學院由一些秉承文化社會功效觀念的智識分子(主要是劍橋大學成員)創建于1854年,其教學的目的和宗旨是通過教育來與勞工階層結成一種交流紐帶,依靠“文化”的力量來和解階級矛盾、避免無政府混亂狀態。關于公共教育的意義,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中說道:“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獨善其身。個人必須攜手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須堅持不懈、竭盡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18)而福斯特等人在勞工學院的長期從教工作即可看作是對阿諾德這一文化思想的身體力行。在曾經就職于勞工學院的一長串學者名單中,代表文化思想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約翰·羅斯金也赫然在列;而羅斯金的著作《威尼斯之石》中的早期篇章正是福斯特為倫納德挑選的重要讀物之一。考慮到羅斯金本人及其作品所凸顯的“文化”概念在19世紀英國由藝術作品向產生藝術作品的社會和道德領域的“轉移”,以及倫納德在閱讀羅斯金過程中意識到的藝術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福斯特對勞工學院那一原型的利用和對倫納德文化追求的反諷就顯示出他對自己以及其他智識之士所秉承和曾經試圖實現的自由-人文主義文化觀的深刻反思。這種文化觀提倡已經掌握文化、并從中受益的人通過文化教育來提升社會中下層,但卻忽略了中下層所處的階級地位和生活境遇,更未曾考慮到文化可能對其產生誤導或令其走向極端。與福斯特的早期作品相似,《霍華德莊園》也反映了他作為一名繼承自由-人文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懷有的一種深切愿望———即渴望像馬修·阿諾德和約翰·羅斯金曾經試圖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所做的那樣,將愛德華時代的英國從那些損害其精神和救贖力量的種種壓制和侵蝕性影響中解救出來。與那些早期作品不同的是,《霍華德莊園》不再強調身體、直覺、活力和場所精神等具有修復能力的情感和自然因素,而是將理智、才智、社會責任和文化等人文和思想因素作為潛在的救贖途徑。而且從救贖對象來看,福斯特一改以往僅關注中產階級內部的局限,就社會中下層與宣稱具有普世意義的救贖途徑之間的矛盾關系進行了展現和探討。如前所述,人物所閱讀的文化文本的選擇和文化追求與人物階級之間的錯位搭配是福斯特用以質疑和批判自由-人文主義文化觀的一種文學手段。在將托馬斯·卡萊爾、約翰·羅斯金和馬修·阿諾德等19世紀“呼吁藝術與文學”(19)的自由-人文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與倫納德·巴斯特這個社會中下層人物的窘困生活并置結合的示例中,那些文化人物及其作品所推崇的藝術與自然的喚醒和治愈力量、人的內在精神以及文化的自我完善途徑和社會調和功能不僅沒有美化和提升倫納德的生活和精神,反而使其陷入了幻想和迷惑。從具體文本因素來看,小說對自由-人文主義文化觀全民教育理想的反思主要體現于對羅斯金的《威尼斯之石》的引用和對阿諾德的名句“他持續地觀察生活,并全面地看待生活”的套用和戲仿中。前者作為一個具體事例展現了倫納德追求文化的徒勞,凸顯了羅斯金的作品在題材和思想主題上與倫納德的生活環境和階級地位之間的矛盾。(20)后者作為一種憧憬和理想貫穿倫納德追求文化的始終,并通過倫納德的悲劇性結局揭示了阿諾德文化觀固有的烏托邦性質和中產階級立場。在福斯特的小說中,羅斯金及其作品曾多次被用來充當人物膜拜的對象和行動的指南,以此暴露人物思想的被動和僵化,并反襯福斯特本人的審美觀、藝術觀和文化觀。相對《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圍繞凝視對象和凝視方式對羅斯金和小說主人公展開的雙重反諷,《霍華德莊園》對羅斯金的引用因其與社會中下層人物的并置而在審美層面之上增添了許多文化和社會含義。為了更好地展現倫納德渴求的文化遺產與其現實生活之間的落差并探討其中隱含的本質矛盾,福斯特選取了羅斯金的早期散文集《威尼斯之石》中的第二卷第二章《托切羅島》來作為倫納德研習的材料。閱讀羅斯金這一情節被富有深意地穿插在小說六章有關倫納德和他的妻子杰基的日常生活描述中。當時,倫納德剛剛結識了代表“文學和藝術”的施萊格爾姐妹,并忍著饑餓和疲憊從她們居住的威客漢老巷徒步返回家中。趁著妻子不在家,倫納德翻開羅斯金的《托切羅島》開始閱讀,試圖趕緊抓住“文化”這根“向上的繩索”。由于福斯特在這段敘事中采取了將羅斯金的散文片段與倫納德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種種揣摩、效仿、自忖和幻想交替敘述的形式,文化(包括具體的羅斯金篇章和倫納德將文化看作是充實自我和提升社會地位這一想法)與生活(包括倫納德蝸居的陋室和他幻想的生活可能)之間的相互映襯以及由語義交替所產生的一系列雙重諷刺意味就生動而清晰地展現出來:“我們不妨按順序想一想每一種景色的特征:首先(因為有關塔尖的話已經說得夠多了),這座教堂特別就特別在,它的燦爛。”從這個漂亮的句子里可以學到什么東西嗎?他能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嗎?他下次給他弟弟,這個外行讀者,寫信時,稍加修飾后可以用一用它嗎?例如———“我們不妨按順序想一想每一種景色的特征:首先(因為有關缺少通風的話已經說得夠多了),這套房間特別就特別在,它的晦暗。”(21)在以上引文中,中間一段的自由間接引語展現了倫納德在閱讀羅斯金時萌生的效仿欲望和嘗試心理;前后兩段在結構上工整的效仿和內容上強烈的反差則揭示出羅斯金式的文學語言有限的實用性和本質的階級排他性———尤其是當這種“高雅的”文學言語被社會中下層階級用來向“外行讀者”描述自己的窘迫境遇時。顯然,套用羅斯金的句子是不行的,“‘我的房間又昏暗又悶熱’,這些才是適合他的詞兒。”(22)從表面上看,描述對象的不同是模仿失敗的關鍵;但從語言的根源及體現的意識和觀點來看,羅斯金和倫納德各自的階級地位和文化身份之間的懸殊才是導致模仿的徒勞并產生雙重反諷的本源。正如敘述者在描述倫納德的閱讀過程中所評述的那樣,貢多拉上的那個聲音還在往下說,“努力”和“自我犧牲”兩個詞兒演奏出動聽的樂曲,充滿了崇高的理想,充滿了美,甚至充滿了同情和對他人的愛,然而就是避而不談倫納德生活中現實的、揮之不去的東西。因為那是一個從來沒有受過窮、挨過餓的人的聲音,對受窮和挨餓是什么滋味,顯然沒有揣摩準確。(23)這里,敘述者提到的“崇高的理想”、“美”、“同情”和“愛”不僅是《托切羅島》一章的主題,也是羅斯金的審美觀和文化觀的核心。作為體現19世紀下半葉英國審美思想和藝術觀念發展的一位重要人物,約翰·羅斯金雖然沒有像阿諾德那樣直接以“文化”為題著書立說,但宣揚社會道德教育和民主功能的總體文化觀也貫穿始終地滲透在他前期圍繞文化的個人層面所著的藝術批評和后期圍繞文化的社會層面所著的文化社會批評中。在《威尼斯之石》這部標志其研究重心從審美情趣向藝術的社會本質轉移的著作中,羅斯金強調藝術作為人類的通用語言應當具有崇高道德意義和強大教育功能,并提倡將藝術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人在藝術中領悟該如何去過一種健康的、符合美的原則的生活。與阿諾德的思想有所不同的是,羅斯金的文化觀念在思想和精神遺產及狀態之外又多了一層“總體生活方式”的含義。(24)這一含義意味著一種對文化的可應用性和實用性的樂觀期待。而倫納德·巴斯特正是福斯特用來檢驗羅斯金文化觀的一個文學特例。從共造藝術和揭示真理這一文化主題角度講,如果說羅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討論的是藝術、藝術家和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倡導實現一種“有機”、“完整”的文化建構,那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中討論的則是藝術、藝術受眾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目的是探究藝術認同體驗的實現必須依托的經濟條件。這樣,通過描述倫納德對《托切羅島》篇章的頂禮膜拜和拙劣模仿,福斯特質疑和反諷了羅斯金所贊美的藝術的通用性和滲透力。與此同時,通過對倫納德在閱讀的揣摩和自忖過程中所表露出的自卑、自嘲和怨憤心理的刻畫,福斯特還進一步揭示出當文化被社會中下層階級看作是社會中上層階級與生俱來的天賦和特權時,文化對階級差異的標志和凸顯作用,以及可能在追求文化的中下層人身上引發的不平等心理和憤恨情緒。在倫納德眼中,閱讀羅斯金就是“懷著敬意”聽一個“闊佬兒”在貢多拉上向我們表達“完美的告誡和詩意”。這種原本渴望受到熏陶但實際倍感苦澀的閱讀經歷讓倫納德不禁想起了剛剛結識的代表中產階級知識階層的施萊格爾姐妹:“那些施萊格爾小姐們已經繼承了文化(culture);她們已經達到了目的;她們的手已經拉住了登山的繩子,一勞永逸了。然而,此時此刻,他的房間昏暗而悶熱。”除了借用羅斯金的文字來反諷自由-人文主義過于理想化的文化觀,福斯特還出于同樣的目的對阿諾德的名句“他持續地觀察生活,并全面地看待生活”(whosawlifesteadilyandsawitwhole)進行了三次套用和戲仿。其中,兩次引用與倫納德直接相關———以否定句的形式評判了他追求文化的徒勞以及渴望通過文化改變命運的幻想。最后一次引用雖然出現在關于瑪格麗特·施萊格爾的描述中,但考慮到小說一直借用瑪格麗特帶有強烈中產階級意識的人物視角來觀察和評判倫納德追求文化的嘗試和結果,這一名句表面的贊賞立場立刻呈現出一種深刻的反諷意味。“他持續地觀察生活,并全面地看待生活”這一名言最早出現在阿諾德于1849年所著的十四行詩“致朋友”中,用來贊美索福克勒斯所代表的持續穩定、統觀全局的人文主義精神。(25)后來,當阿諾德于1857年勾勒出他希望通過古典文學,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來實踐“知識解救”(intellectualdeliverance)理想時,這一詩句被他轉借到就職牛津大學詩歌講座教授的演講中。(26)對于阿諾德名句在小說中的反復引用,批評家們往往將其解讀為福斯特對自由-人文主義思想繼承的體現;但倘若考察引用出現的具體語境就會發現,這一名句在小說中并非表達其本意,而是在被引用、戲仿和拆分過程中用來體現福斯特對阿諾德所倡導的完美境界以及文化為完美服務這一信仰的反思。在對倫納德和妻子的日常生活進行描述后,小說以內心獨白的形式呈現了一段倫納德基于自己與施萊格爾姐妹之間的差距而產生的關于階級身份與文化繼承關系的自嘲性反思。在思考的最后,倫納德絕望地總結道:“一些人生來就有教養(cultured);另一些人就最好聽天由命,隨遇而安吧。”(27)這時,敘述者第一次套用阿諾德的名句來對倫納德的思想和境遇進行評價,“持續、全面地看待生活對他這類人來說是不可能的”(Toseelifesteadilyandtoseeitwholewasnotforthelikesofhim)。隨后,敘述者以呈現人物對話的方式繼續展現倫納德閱讀的徒勞以及他與代表生活中最為現實、卑賤和庸俗成分的妻子杰基之間的漠然關系,并在對倫納德所讀的《托切羅島》篇章的反諷性評價中結束了整章。后來,當倫納德因聽從施萊格爾姐妹的告誡而丟掉工作并失去住所時,小說再次借用阿諾德的名句來描述他當時的思想狀態。事前,由于在海倫所發起的討伐行動中,杰基被偶然發現曾是亨利在海外發家時期的情婦,倫納德、杰基和海倫三人都被瑪格麗特安排到一家旅店中,以減少不良影響并維護亨利的聲譽。于是,海倫和倫納德在旅店中談起了他的先人、婚姻、理想和對死亡的看法;而倫納德對文化和生活看法的轉變也在這次談話中顯露出來。他說:“我不像過去那樣為書費神了……人只有有了工作,夜間行走才是美好的事情……當我看見執行官亂動我的羅斯金和史蒂文森時,我似乎直接看到了生活的真實,但這并非是一副令人愉快的圖景。”(Iseemedtoseelifestraightandreal,anditisn’taprettysight)(28)這里,阿諾德原句中的“steadily”和“whole”分別被“straight”和“real”取代,從話語的表意層面凸顯出倫納德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感到的絕望和失落。同時,由于倫納德在談話的上一句中提及書籍在流離失所中被剝奪和踐踏的情形,代表文化的具體書籍的剝離與幻想的高雅生活的破滅之間就產生了一種反諷性的因果關系。反過來看,可以說正是因為羅斯金和阿諾德等自由-人文主義者在其作品中宣揚了文化的教育意義和社會功效,倫納德才會通過閱讀相關作品產生通過“文學和藝術”來實現自我提升的幻想。盡管倫納德本人對高雅文化及其功效的有限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悲劇的發生,但這種有限理解可以說是任何追求高雅文化的中下層人都難以避免的。可以說這種局限性反襯出了自由-人文主義普世文化觀的過于理想化。談到文化所具有的提升和民主化功效,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中寫道:追求完美就是追求美好與光明……文化的視野超越工具手段,它憎惡怨恨。它自有強烈的愛好,那就是熱切追求美好與光明。還有一件它愿意更熱切追求之事,那就是讓美好與光明蔚然成風。在我們全體都成為完美的人之前,文化是不會滿足的……文化尋求消除階級,使世界上最優秀的思想和知識傳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與光明的氣氛之中,使他們像文化一樣,能夠自由地運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潤,卻又不受之束縛。(29)這里,阿諾德既陳述了文化為完美服務的積極作用,也闡明了完美應當澤被全體的社會性目標。作為中產階級的一種烏托邦訴求,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觀和平等觀曾被認為是一種對抗由工業文明催生的功利主義和不干涉主義的理想途徑,同時也是一種避免個人和社會層面的無政府狀態的有效方式。但阿諾德的文化理想并沒有考慮文化追求者的階級身份、生活境遇和個人素質等現實因素,僅從抽象的智識和精神層面來宣揚文化的普世性和民主性。而且,隨著英國社會從維多利亞時代向愛德華時代的過渡和發展,阿諾德文化觀形成時期所預見的種種社會矛盾已愈演愈烈,理想的文化觀在日益加深的階級鴻溝和激烈的社會沖突面前已經不僅被證實無效,而且顯得荒誕。于是,當福斯特把這一文化觀套用在一個社會中下層個體身上,并使之處于各種矛盾沖突已趨近飽和、社會轉型蓄勢待發的愛德華時代時,通過文化“持續地觀察生活,并全面地看待生活”這一理想就因文化追求者的階級身份和他所處的社會環境而變得更加難以實現。不僅如此,倫納德的中下層階級身份還使文化從一種理想變成了一種隱患———不僅不能釋放人的心靈,反而使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