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文獻的發現與研究

20世紀的元代文學研究是對元代文學文獻的研究和分析。元曲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顯學。元曲文獻陸續復現于世,又是學科人才輩出、成果卓著的推動因素。《孤本元明雜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錄鬼簿》(天一閣藍格抄本)、《筆花集》、《小山樂府》……這一系列珍本秘籍的發現,以及大型文獻集成《古本戲曲叢刊》等的影印出版,是《宋元戲曲考》、《元曲家考略》、《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元代文學史》等著作的催生劑。隋樹林《全元散曲》是第一部元人作品的全集,而《元曲選外編》則接續了明人臧懋循的工作,體現出從《元曲選》流行以來對元雜劇劇本的搜集整理的進展。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王國維、吳梅、鄭振鐸、孫楷第、任訥、盧前……元曲研究的領軍人物們除了著作等身,還調整著學科前進的步幅。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之內,元曲(散曲與雜劇)研究,幾乎就等于元代文學研究本身了。當然,元代文學并不止于元曲。經過幾個世紀割據之后,重新統一中國的元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古”與“近世”的分水嶺,它的一個特點是文學的四種主要體裁:詩歌、散文、小說、戲曲,齊聚于文壇。在元之前,中國文學的傳統體裁詩歌與散文,是文壇的主體;而新興的代言體的小說與戲曲,使元明清文學充滿活力。某一文體總集的編輯出版,總要推動這一文體的研究。就元代文學而言,依次出版了《全元散曲》(隋樹森,1965年),《全金元詞》(唐圭璋,1979年),《全元劇曲》(王季思主編,1990年),目前,李修生先生主編的《全元文》已經出了25冊,引起廣泛關注。在元代文學諸體裁之中,元詩與元文歷來被忽視,元詩的研究成果少,研究難度大。其實,詩文在整個古典范疇的文學之中一直是作者多,延續久,在社會生活中占有最大的份額。元代也并不例外。元詩文研究的相對滯后,對元曲研究有著深刻影響。孫楷第先生正是有感于此,在生前一直注意用元代詩文的資料填補元曲史的空白點,他的《元曲家考略》是打通元曲與元詩文的隔膜的成功的嘗試。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直到去世,40年間孫先生始終在以新的資料修訂充實著《元曲家考略》,從未擱筆。鄧紹基先生曾這樣概括元詩研究的狀況:“百年來元詩的研究積累太少,相對唐宋詩而言,‘盛’‘衰’之狀固然鮮明,即使較之明清詩歌研究,對元詩的論述,也顯冷落”(《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卷首《專家推薦意見書》一)。迄今為止,元詩研究的總體水平與清初編刊《元詩選》的時候相距并不甚遠。這一點,海峽兩岸大致相同。清康熙年間,顧嗣立傾個人畢生之力編刊了《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并已經著手編輯《元詩選癸集》。目前我們見到的《元詩選癸集》最后成書于顧氏門下士席守樸之子席世臣。《元詩選》三集,總計選錄了339位元代詩人的19574首詩。《元詩選癸集》則收錄了2235位詩人的5058首詩。兩項相加,《元詩選》系統保存有約2250位詩人的近25000首詩。此前有人對今存元詩總數做過估計,一種說法是15000首以上;另一種是約40000首。這些估計都是建立在對《元詩選》的判斷上。實際上據我們統計,顧嗣立選元詩的比例大致是三比一。也就是說在300年前顧嗣立閱讀到的元詩有五六萬首之多。所以,顧嗣立是此前閱讀元詩文本最多的學者。然而通過近20年的對元詩文獻的調查研究,我們已經掌握的元詩在13萬首以上,這些詩分屬于3900位元代詩人。通過這個數字可以證實,元代對人們影響最廣泛的文學體裁仍然是詩歌,在元代,雖然新興的元曲(散曲、雜劇)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但如果忽略對元詩的研究,那么元代文學研究就很難說是全面的、深刻的。根據逐年對本年度古代文學論文的追蹤分析,可以證實元代文學的主要論題始終是元曲。元詩文論著數量遠遠少于元曲,而且往往停留在評述階段。現代學者注意到元詩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詩文證史”。20—21世紀之交,在古代文學研究、古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元代文學研究等幾個角度上,元詩研究都成了同類課題中受到關注、能體現整體研究水平的惟一重大課題。這是因為元代文學僅有詩還沒有出版一代總集。然而,在歷朝斷代詩總集之中,上古魏晉南北朝詩,唐五代詩,宋詩,遼金詩,都已經有了可供學者利用的總集,其中個別朝代(比如金),已經至少出版了三種(郭元《全金詩》,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詩》,《全遼金詩》)。可以說,從問世以來學者們對《全唐詩》的修訂補充就沒有停止過,而這個工作無疑是唐詩研究始終人氣興旺,成果卓著的原因之一。《全宋詩》全部72冊出齊,是宋代文學研究界,以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文獻學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版,使宋詩與宋詞的研究必將同步前行。中國歷朝詩總集的編纂序列已經走到了元朝的“門前”。目前在縱橫兩條線上,集合部門就是元詩。元詩全編的完成,就等于打通了橫向(元代文學)、縱向(中國古代詩歌)的路徑的結合點與“瓶頸”,和《全元文》的編輯出版一樣,人們期待有元一代詩總集(元詩全編)早日問世。這一課題除了必將超越300年前的《元詩選》,代表20世紀以來元詩學的新的進展,反映出21世紀元代文學研究的路徑走向,也必將是元代文學研究的新的增長點。在一代之詩中,元詩的數量并不是最多的。然而,元詩的特點卻相當鮮明。元代有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最廣泛的詩壇,使用漢語寫作傳統格律詩的除了漢族之外,還有幾十個不同的民族,詩人的祖籍包容了大華夏的范疇,而且還遠及于歐亞大陸。歷來出家人寫詩的,僅僅限與釋道兩端,在元代詩壇除釋道詩人,還有伊斯蘭教(答失蠻)詩人,最有名的“答失蠻”就是薩都剌;基督教(也里可溫)詩人,影響廣泛的“也里可溫”有馬祖常、趙世延等等。所以,元代詩人的定位歷來是復雜繁難的事情。蒙古色目詩人群體出現在詩壇,使元詩別具特色,也使元詩的研究難度倍增。《全宋詩》收有9000位詩人的27萬首詩,《全宋詩1—72冊作者索引》的第一人“童童”,倒數第二人“燮元圃”卻都是一天也沒有在宋代生活過的元人。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難》據手跡錄入了元人“高昌五十四”的詩,“高昌”是籍貫,指元代的高昌回鶻王國的臣民,即今新疆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族。時隔數百年到清人編《元詩選癸集》,高昌地望已經頗為陌生,“五十四”也不大像一個人名,編者就為之頗犯躊躇,不知是從了。另外因為研究積累少,元詩文本本身也有不少難點有待解決,比較重要的有“詠物詩”的歸屬,“無名氏”詩的判斷,還有諸如明人編刊的三十幾種元人的詩集的偽書的甄別等等。這些難點長期困擾著元詩讀者,但很少有人將其作為一個問題,予以研究論證……——元詩研究應該有與時代進步相匹配的進展。元詩研究的深入將使元代文學研究更具有深度與廣泛性。這是確定無疑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選擇了以“元詩文獻研究”為科研課題。這是一項長期的、繁難的“跨世紀工程”,將以“元詩全編”為最后成果。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編制出“元代詩人與元詩文獻題錄”,將數十種總集之中的元人之詩一一羅列于每一個詩人名下:對數百元詩別集(詩文別集)、近百種總集,作了分析著錄:實際測算出一系列的基本數據,特別是元代詩人數字與實際存詩的數字。下一步將是首次利用電腦編制出“元詩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對于元詩研究,進而對于元代文學研究、文學文獻學研究,都有意義。數據庫中的全部元詩在編定之前,除了校勘都將經過“抽重”處理,以保證具有學術質量。在以往20年間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作了元詩文獻調查,有了這個文獻的調查摸底,不但可以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研究位置,也為元詩畫出了“邊界”,填充了有“山川地貌”,有“城鎮人口”的學術地圖。通過這些前期工作,我們也得出了對元詩的基本看法:元代的立國時間短,地域廣大這一對矛盾,深刻影響了元詩的發展走向;宋元、金元交接之后廢除科舉,直接導致元詩空前繁榮;沒有系統的“文字獄”,使元代詩人頗少顧忌;所謂元代是傳統的詩文正處在消退時期的說法容待商榷;元代詩壇的興盛不讓兩宋;元朝有中國歷史上代表性最廣泛的詩壇,但并沒有明顯的如同唐宋的詩史分期,也沒有眾多的流派與聚訟紛紜的門戶之爭;在不足百年的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