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摘要(1)前言(2)一、建安文學:一曲曲獨抒靈韻的詩歌(3)(一)、“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3)1、“三曹”的詩(4)2、“七子”之詩盡顯“龍騰虎躍”(5)3、亂世才女蔡琰,盡抒“悲憤”情懷(8)二、建安文學——鐫刻著鮮明的時代烙印(9)(一)、亂世悲天憫人的憂患情感(9)(二)、景物烘托士人情感的游宴詩(9)(三)、講究文采風氣的日常生活詩興起(10)三、建安文學的創作內容獨特(11)(一)、反映當時動亂亂離的社會現實和民生的疾苦(11)(二)、抒發個人的抱負、抱負與情感、心志(11)四、建安文學“慷慨悲涼”中透出英雄風骨(12)(一)、特殊的土壤孕育出“慷慨”“悲涼”完美結合的碩骨(12)(二)、點燃建安士子的激情(12)結論(14)參考文獻(14)摘要漢末建安時期,社會動亂不安,但文學和思想卻異常活躍,使中國文學進入了一種張揚生命,重視人生,發現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創作自覺”時代。形成了盛極一時的建安文學。其文學作品無論是在創作主體,創作形式,創作風格,還是在創作精神等方面都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特點——于豪邁悲壯中,盡顯風骨。核心詞:三曹建安七子蔡琰建安風骨慷慨悲涼前言建安時期是一種政治社會極端動亂,人們生活極端動亂的時期,但特殊的土壤卻成就了中華文學史上思想異常活躍的特殊時代,建安文人們于動亂中苦尋真理,在戰亂中堅定氣節,他們張揚生命,揮灑真情,開創了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重視人生,發現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創作的自覺”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文人們處在生命意識的覺醒和現實體驗的痛苦、沉重互相交錯的環境里,于是建安時代的士人們用他們的心靈發明出的詩歌來抒發對人生苦短的慨嘆、對艱難世事和百姓疾苦的憂患、對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思考,以及渴望建功立業的慷慨高歌,形成了慷慨悲涼、清俊剛健、豪邁激昂的建安風骨。那一首首慷慨悲涼、雄渾古樸的詩歌,那一曲曲包含對人生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思考、對民生疾苦的憂患、渴望建功立業的抱負抱負的歌曲,譜寫出我國古典文學史上一種極為鼎盛的時期。“慷慨悲歌”中有對苦難現實的無奈但又欲變化這種亂離局面建立抱負世界而發出的人生慨嘆,有對社會的責任感、憂患意識和仁人志士的抱負抱負。在中國的文學藝苑里奇花異放,體現出了獨具特色的文學特點。一、建安文學:一曲曲獨抒靈韻的詩歌東漢末年,社會動亂,常言道:“國家不興詩家興”。這大概就是建安文學時期,多個文體即使都得到了充足的發展,士人們卻對詩歌情有獨鐘的因素吧。于是便形成了建安文學獨特的創作形式——以詩歌獨抒情懷。這一時期的詩歌,“五言騰踴”、“辭采華茂”,無論在詩歌的體裁、風格還是體現形式諸多方面上,都體現出新的變化、新的生機。檀道鶯云:“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無疑闡明了這一點。能夠說是詩歌發展史上繼詩經、楚辭、漢樂府而后的第四個里程碑。其特點變現以下幾方面:(一)、“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就詩而言,在音韻方面,五七言詩相比與四言詩,更易于單音詞和雙音詞的配合,,更多地體現出抑揚頓挫之美。同時,受樂府以詩入樂傳統的影響,符合當時文學發展的客觀狀況。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五言詩來源比較早,但是作為比較成形的五言詩是在漢樂府民歌里,特別是到了東漢民歌中,五言詩已經達成了相稱的程度,其中以“古詩十九首”為最著。到建安時代,這種詩歌形式被廣泛地使用,遂造成了五言詩的成熟。加之曹操對五言詩大力倡導,如《薤露行》和《蒿里行》二首。也正因曹操的倡導,這種做法才干很快得到文人們的響應,建安諸子才干夠不完全局限在辭賦和四言舊套,而開始用樂府五言詩體現新的生活。隨著五言詩的發展,七言詩也逐步發展起來。《燕歌行》二首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首完全成熟的七言詩,由此七言得以在四言、五言為主的當時文人詩壇上占據堂皇之席。在他們的實踐下,五七言詩體得以確立,為后裔作者在樣式上提供了范例。能夠想象當一種時代的許多高層詩人大多使用著一種成熟的文學形式,并且此種文學形式又正好被人們所熱衷,其繁華也就水到渠成了。(二)、詩歌形式多樣,五言詩開創詩歌先河建安詩的形式多個多樣,但以五言詩為主,且成就最高。以七子為例,五言詩已占他們詩歌創作的絕大多數。七子的詩歌在題材上有“五言騰踴”的特點。他們的五言詩即使不是最早出現的,但建安時期的五言已經通行了,且造詣純熟。首先是大膽運用新題樂府,自由地運用樂府詩的形式,作出多個嘗試。七子之中善于寫五言的是徐干。他的一種作品《情詩》就是一首五言詩,運用了對偶句式,用寂寥空曠的環境和了無生息的室內設施烘托主人公孤寂無聊的心緒。另外,五言詩的題材很豐富,筆者在第一點已提及。“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趨于精美。(三)、通過詩歌充足地體現建安文人的的氣質、教養、人格由于特殊的時代,使建安文人們能夠面對現實、大膽發明、突出個性、體現情感,通過作品充足地體現出來他們的氣質、教養、人格,把我國古代文學推動到一種“創作自覺”的時代。使得建安諸作家之作品,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鮮明個性來。1、“三曹”的詩他們的詩,飽含著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后世,是父子三人共同的追求。曹操出名的《短歌行》最能代表開一代新局面的詩風,它鮮明地體現詩人求賢若渴的心情和平定天下的雄心壯志。詩中可隱約看到詩人招攬賢才,完畢統一大業的勃勃雄心。使人讀后總有一股向上的奮發之氣。最后章節中“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將詩人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渲染得淋漓盡致。《步出夏門行》組詩,更為詩中精品,如《龜雖壽》接連用“神烏”、“騰龍”和“老驥”三個比方,從正反兩方面引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主題,情懷慷慨,正氣回蕩。全詩直抒肺腑,韻律沉雄,語言質樸,筆力勁健,一洗前朝僵化文風。他們用自己富有發明性的作品開創了文學上的新風氣。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十分推崇曹操為文的“清峻”“通脫”,“做文章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例如,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他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文史學家對此評論道:“這些話非曹操不能道的”。曹丕秉承曹操粗獷高昂的詩風,推陳出新,開創了文學批評的風氣;曹植自幼長在這個含有特殊社會政治地位和充滿文學氛圍的家族里,家庭的熏陶,對于其建功立業思想和文學創作思想的形成影響深遠。他在自己的詩歌中抒發的“人居一世間,忽如風吹塵。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與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兩者所反映出的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和慷慨多氣的詩歌風格,完全是一脈相承的。這種思想既感于社會的喪亂現實,同時又反映了新時代文人可貴的進取精神。2、“七子”之詩盡顯“龍騰虎躍”漢末建安時期,文學進入了一種自覺時期。開創了一種新的文學時代,變化了文人的思想以及情趣,增進了新的文風的形成,在建安時期,文人學士才華橫溢,其中尤以建安七子在建安時期蜚聲文壇。他們的文學創作與三曹等建安作家有許多相通之處,但是由于特殊的時代,又由于個人不同的氣質、性格、才學、思想、閱歷等,七人有著各自獨特的風格。他們以不分上下的文學風格在文壇上并駕齊驅,在文學創作上,又呈現互相競爭角逐的狀態,故形成了活躍、靈動的創作特色。(1)孔融氣韻高雅、風骨遒勁、文采脫俗孔融的詩歌創作數量雖少,但以文筆的犀利詼諧見長的,講究辭藻的華美和字句的對稱,人們指出他的文章“體氣高妙”,“奮筆直書,以氣運詞”,他的《臨終詩》,詩中悲憤地揭發了“讒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會現實,由于他被殺的罪名多半出于郗慮、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納。“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這聲調固然是消極絕望的,但它畢竟是孔融對黑暗現實發出的最后控訴。孔融的高邁不俗的才氣性格深深的影響了他的文學風格,形成了一種高妙的特色。由于他有“嚴氣正性”,因此他勇于仗義執言,憑心創作而少有顧及。另外,由于他的“高氣”,其言經常有一種居高懾下的氣勢,使其作品氣勢充沛,豪邁勁健。另外,孔融的作品在語言上形成語勢緊湊,句式整潔嚴謹,文采飛揚的特點。(2)劉楨氣概豪壯、風骨高峭、語言剛直劉楨是七子中能夠說成就相對較高的二子之一。他的文風意象奇特,風骨峻拔,辭氣剛直。他最出名的詩《贈從弟》三首,分別用蘋藻、松樹、鳳凰比方堅貞高潔的性格,既是對其從弟的贊美,也是詩人的自我寫照。其中第二首最佳,這是一首詠物詩。詩人緊緊緊圍繞住松柏經寒不衰、枝干堅勁的特性來描寫,寫出了松柏的凜然正氣,成功地通過詠松柏來體現自已對高風亮節的贊美和追求。全詩風格勁健,語言質實,含有清剛之氣。詩中“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以句式的重復來突出狂風與勁松的對抗,語調緊促有力,詩情震蕩,正顯示了此詩以氣勝的特色。全詩章法渾成,承轉自然。特別是結尾二句,以虛詞設問,牽出全篇主旨,可謂收束得法,神完氣足。寫得豪邁凌厲,頗有“挺立自持”、“高風跨俗”的氣概。面對動亂的社會,遭遇坎坷的人生,劉楨更多地是體現個人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總是充盈著慷慨磊落之氣。正如他自己所說,風霜強迫愈嚴,愈能體現松柏堅貞挺拔的本性。這種精神和氣骨造就了劉楨詩歌俊逸而奇麗的風格。(3)王粲奮發遒勁、情調高揚、清麗脫俗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學成就最大的一位詩人,其創作思想上從沉郁到奮發,氣質上從羸瘠到遒勁,情調上從凄婉到昂揚,風格上從清麗到超逸,極其富有建安文學時代特性。他以情景交融手法,麗密精工文筆見長。王粲親歷亂離,目睹兵連禍結給人們帶來的痛苦災難,感觸頗深,他的部分作品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王粲抒發的情多起于遭亂流離,政治失意,因此以凄愴悲惻為主,情中含志,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王粲才情橫溢,辭藻華美,文秀而雅,情惻而莊,境界闊大,開河有度。《七哀詩》真實地反映了汗末動亂而凄慘的社見面貌,從中我們能夠看出王粲愛憎分明,感情誠摯,深切同情苦難中的人民,無情揭發了軍閥混戰給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給社會造成的破壞。作品繼承了《詩經》諷喻和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傳統,將抒情和敘事較好的結合在一起。其詩構造也嚴謹,首尾呼應。(4)阮瑀傲骨清高,悲慨多氣,平質樸實。阮瑀的詩創作最突出特點是語言樸實無華。他的出名作品《駕出北郭門行》,此詩寫得是孤兒受后母虐待而哭訴于生母墓前之事,描寫孤兒受后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此詩無論從題材選擇、體現手法或者語言風格都酷似于漢樂府民歌。整首詩根植于人民生活土壤,凝聚著人民血淚。完美的保持了漢樂府的質樸風格和生活氣息,絲毫沒有文人雕琢的痕跡。除了質樸,句式上也很整潔,全詩構造完整,層次井然。總的來說,文字質樸,風格沉郁。在建安七子中,阮瑀詩歌的風格最為凄涼低沉。他的詩歌作品,最能體現他的個性。大多反映了他歸曹后真實的思想感受。其中有對羈旅行役生活的厭倦,有對人生短暫,日月易失的感慨,有對返璞歸真、安貧樂道生活的向往。他主張詩以感情的自然抒發為主,不求華彩。通過讀阮瑀的作品,能夠感受到他有孤高的人格個性,鄙棄功名,看重自我,渴望返璞歸真。他在那戰亂的時代,保持著理性的思想。在當時來說,難能可貴。從他那里我們讀出了平典質實中有剛健的一面。(5)應玚宛轉至約、文采飛揚、溫和含情。應玚的作品作品辭情慷慨,深刻反映了漢末社會的動亂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體現了他企盼國家統一的愿望。《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是其代表性詩作,這是應玚在建章臺公宴時給曹丕的獻詩。此詩上半篇以鳴雁自喻,暗示自己過去窮困哀愁的生活。此詩主題很顯然是但愿得到曹丕的恩遇,但這點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來,而后半篇正面敘述時卻不著一字。從這里,我們體會到這固然是由于應瑒此時與曹丕初交,不方便明言。尚有一點是由于他為人很自重,不卑不亢,因此說話很得體,有分寸。藝術上也顯得含蓄蘊藉,采用了低回婉轉的抒情手法。全詩音節響亮,風格清麗,在建安詩中之堪稱一篇佳作。很顯然,這與應玚和而不壯,宛轉深至,文采斐然的創作特點很一致的。應玚的抒情方式較其它六子來說,比較特別,有一種突出的特點便是“低回婉轉”。他的《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假借詠物的形式抒發心中情懷,這樣的抒情低緩安靜,沒有直抒其情來的悲切,但我們仍舊能從詩句中讀出詩人的懷才不遇的苦悶之情。(6)陳琳氣俊雄健,筆勢流暢,強健繁富。《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長城故事,揭發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本詩采用了點面結合、以點為主的手法,詩中現有廣闊的圖景,更有具體細膩的描繪,兩者互相引發,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筑怨興徭九千里”,所釀成的社會的和家庭的悲劇,顯示了作者駕御題材的能力。詩中人物的思想活動,均以對話的手法逐步展開,而對話的形式又巧于變化,這一點是深得前人稱贊的。不僅如此,語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對差吏的剛毅、憤慨之詞,和對妻子那種恩愛難斷、又不得不停的寄語,都體現了感情的復雜性,和性格的豐富性;妻子那一番委婉纏綿而又斬釘截鐵的話語,則寫出了她純潔堅貞的深情。即使是那差吏不多的兩句話,也讓我們感受到了其可憎的面目。這樣杰出作品出現,除了作者的才華與技巧之外,能夠說,還與詩人對當時連年戰亂、人民深受苦難煎熬的現實的理解,對人民命運的同情與關注是密不可分的。(7)徐干平和雅致,文勢低回,壯采駁雜。徐干不樂意隨世俗沉浮。一開始,他也想建功立業,有著一腔熱情,但是由于后來看到自己功業無望,世道暗昏,便歸隱了。這經歷對他的文風有著很大的影響。我們讀徐干的詩能體會到舒緩纏綿的特點。其中有一篇《情詩》尤為能體會出這一點。這首詩以主人公的內心感覺貫穿始終,開頭的典型環境描寫實也浸透著其主觀感受。詩歌從起相思之念寫起,漸加進一步,從表層始終進一步到主人公的內心深層,最后以“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的總括性描寫作結尾。詩中描寫了諸多景物、器具,詩人不僅僅是做到使主客觀世界交融合一,并且始終將環境、客觀事物作為體現人物心理的工具,使之始終處在附屬的地位,這種描寫人物心理的手法在當時很特別,在其它六子的作品中也從未有這樣的手法。詩歌用寂寥空曠的環境和了無生息的室內設施烘托主人公孤寂無聊的心緒。詩中不少對句和連綿詞更使情思的體現顯得平和寧靜,不急不迫。總的來說,徐干的文風與其才學和情致有關,顯得文質彬彬。3、亂世才女蔡琰,盡抒“悲憤”情懷蔡琰字文姬或明姬,是華夏幾千年少有的才女,生在書香門第。父親蔡邕是當時有名的文人,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除詩才之外,她尚有個過人之處就是精通音律。據說她很小時聽父親彈琴,斷了一根弦,她就能指出是哪一根,可見其天賦。而這兩樣在封建社會里是男人們入仕的最大資本,因此可想而知當時有多少男人對之仰慕。可惜她是個女人,亂世才女,似乎正預示著她悲劇的一生。東漢未年,權臣與宦官互相傾軋,展開了殘酷的殺戮。在這一團亂麻政局中,先是被亂世奸雄董卓鉆了空子,引涼州虎狼之軍,進入當時的都城洛陽,挾持了漢獻帝,要挾蔡琰的父親蔡邕出仕。無奈之下蔡邕出來做官,后董卓被誅殺,蔡邕這個書呆子因替董卓說了句好話被王允所殺,后蔡琰又失去了丈夫,接連的變故,親人的相繼離世使她從此墜入悲哀之中。而真正悲劇的開始,是董卓舊部的一次“剽掠陳留”的軍事行動后,開始了她一生的悲劇。歷史記載:“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在她的《悲憤詩》是這樣寫的:“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她一下了子從貴族生活淪為階下囚,成為奴隸和俘虜。她寫道:“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悲慘的人生經歷再加上“三曹”父子為領袖、“七子”為代表的鄴下文人集團的影響,共同成就了蔡琰文風質樸,風格高奇的亂世“悲憤”情懷,這也正是她的詩與后世女詩人風格迥異的因素。那一曲《胡茄十八拍》彈唱出了身居官僚階層的亂世奇女子的別樣情懷。二、建安文學——鐫刻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建安前期,儒家思想的同志地位亦隨著東漢王朝的消亡而大減,文化環境的變遷,迫使建安詩歌揚棄了有漢以來重視功利的創作傾向,既體現了典型的力量和氣勢,又有“托詩以怨”的怨誹之情,充足展示了其了現實主義的時代創作精神。劉勰在總結建安文學的特性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一)、亂世悲天憫人的憂患情感建安前期,由于文人們處在漢末戰亂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因此在創作內容上,自然地以描寫戰亂、抒述憂患意識為主,往往流露出濃郁的悲天憫人情感,以及深厚的憂患意識。建安前期出現了大量反映漢末戰亂、反映民生疾苦的現實詩篇。如陳琳《游覽詩》中“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等,充滿了憂患意識,體現了“端直剛健”的風格,讀來讓人克制不住產生悲槍與憂傷之嘆。正是如此,才出現了這一時期文學在內容取向上的趨同性。即使每位詩人悲嘆的內容都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詩人在苦難的社會現實下的理性思考。例如王粲的《七哀詩》,傷于社會現實的紛亂無序,自己的漂泊流離、懷才不遇及人民的苦楚。(二)、景物烘托士人情感的游宴詩隨著時代的發展,建安文學風格也開始逐步轉向,這同樣是以時代特性為背景的。建安后期,政治形勢相對穩定和社會經濟逐步恢復好轉,大多文士集中于鄴下附依于曹氏父子,從而結束了建安諸子各自的孤立創作狀況,游宴詩應運而生。重要是稱頌游宴盛況以及和曹氏父子的恩惠,亦或者是體現他們心中的郁悶,抒發他們內心的真實感受。在這類游宴作品中他們往往將情感注入到景物中,以景襯情,景物描寫在作品中有重要地位。例如:王粲的《公宴詩》中一句景物描寫: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青云卻炎暉。詩中的挺、撤、卻三個動詞都是作者觀賞景物美而選擇的精確詞匯,形象的描寫出了景物美。如以陳琳、劉禎的《宴會詩》為代表的宴游詩,追尋的是一時的“享樂”和短暫的“忘優”。由于生活安定,情緒歡快,他們的創作題材擴展到體現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并已逐步形成了講究文采的風氣。(三)、講究文采風氣的日常生活詩興起由于生活安定,情緒歡快,他們的創作題材擴展到體現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并已逐步形成了講究文采的風氣。如曹操的《觀滄海》、《龜雖壽》和曹植的《白馬篇》等等。這樣一種將日常生活廣泛“詩化”的景象,在建安以前是從未有過的。另外,尚有包含了給臨別朋友的贈言,有體現對朋友的懷念之情,也有勵志的詩。這些都是有感而發的,很真實,一點也不浮夸。體現手法也多樣,有直抒胸臆的,有借境抒情的,也有托物寓志的。劉楨贈答詩《贈從弟》三首,以詠物見志的形式贈人,詩中分別贊頌水中蘋藻、山上松柏、南岳鳳凰的可貴品質寫出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個性。在這之前,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形式。同時在這一時期尚有諸多體現出浪漫主義色彩、含有了某種抱負的的作品,體現出了奪目的異彩。總之,在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無論是感慨人生不永,感傷現實人生中悲哀,還是抒發愛情,抒寫個人經歷與抱負,以及及時行樂的主張,都在不同時期抒發了時代的主題,體現出了鮮明的時代性特點。三、建安文學的創作內容獨特建安文學詩歌創作內容上重要涉及兩個方面:(一)、反映當時動亂亂離的社會現實和民生的疾苦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詩》、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送應氏》等,都是這類內容題材的作品。他們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反映了亂世文人們對國家、對民族、對百姓的同情與關注,體現了文人高度的自覺感與責任感。(二)、抒發個人的抱負、抱負與情感、心志曹操的《短歌行》抒發的是建功立業的抱負,劉楨的《贈從弟》體現的是對志節的崇尚,曹植的《白馬篇》以游俠的題材抒發為國捐軀赴難的壯志豪情。另外,也有某些游子思婦、游仙的題材。建安文學總的來說體現了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奮發向上的主動進取精神。四、建安文學“慷慨悲涼”中透出英雄風骨慷慨悲涼,是縱貫建安前后兩期整個時代的主體詩歌風格。“慷慨”和“悲涼”即使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詩歌風格,然而卻在建安詩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統一。(一)、特殊的土壤孕育出“慷慨”“悲涼”完美結合的碩果。(1)、建安時代是一種社會遭遇大破壞的時代。詩人們面對現實,親眼目睹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人間慘象和殘酷的社會現實,盡管建安后期中原地區相對安定,但戰亂的情景與陰霾仍影響著詩人們的心靈,加之曹氏兄弟在政治上的爭奪,給鄴中文人心理蒙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面對著這一切,詩人們只能將沉積心底的苦悶以作品的形式宣泄出來以排釋沉重的心理壓抑,形成了一種尚悲的心理定勢,從而凝聚成悲涼的建安詩風。(2)、建安時代動亂的社會,悲慘的現實,引發建安文人憧憬統一的抱負社會,抱負的憧憬更激發了有報復的建安文人經世濟民的報國熱情。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