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青海東部的羌人

漢代，青海主要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羌人的早期歷史,可惜他們自己既無記載,內地的史書里也沒有保存一些史實。現在能得到的一點材料,還是在《后漢書·西羌傳》里。據《后漢書·西羌傳》載,西羌的祖先三苗,原來居住在今湖南衡山附近。舜將三苗遷移到三危河關西南地區。他們在黃河、賜支河、湟水附近居留下來,其活動范圍東起隴西,西迄黃河源,南至青藏高原,西北達新疆中部。與羌人同居在青海的還有小月氏,據史載,在秦漢之時,匈奴冒頓單于控制了甘肅的河西地區。受到匈奴打擊的月氏人西遷到大夏,其一部分留在張掖、酒泉地方的,進入南山地區后依了羌人共為婚姻。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他們來降,和漢人雜居,號為“義從胡”。月氏原住的地方極近羌人,后來小月氏更于羌人無別,與羌人雜處共婚,其語言、飲食、服飾都略于羌同。這部分人漢人稱之為“月氏胡”或“蘆水胡”。漢武帝時,漢的武力沖進湟中,在今永登縣西、大通河左岸筑了令居塞,又開辟了河西四郡,隔斷了匈奴和羌的通道,建置了數千里的障塞亭燧。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西羌數十萬人反。翌年,武帝命將軍李息討羌,把羌人趕到青海和鹽池附近,漢朝就在湟水流域設立了許多縣,隸屬于隴西郡;又置護羌校尉,駐臨羌縣,統領羌中事務。到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又從隴西郡中分出金城郡。依今日的區域來說,這一個新立的金城郡的疆域應當東至榆中,西至湟源,南至夏河,北抵永登。到宣帝時,趙充國攻打羌人到達這里,在河源之間,設有屯田,在西寧一帶設立西平亭,并設金城屬國管理諸羌。后來還在樂都設破羌縣,在湟源設臨羌縣,在貴德設榆中縣等。王莽時在青海湖以東的三角城設立西海郡,后復廢,東漢永元年間復置。總之,從西漢宣帝以后,青海東部是羌人、小月氏和漢人的雜居區。自那時起,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和歷代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開發和經營,都盡過最大的努力和辛勤的擘畫。他們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創造了我們偉大祖國的歷史,留下了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通過考古發掘,把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揭示出來,使人民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力量,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建國以來,省文物考古隊對兩漢時期的墓葬,進行了多次的調查和發掘,使我們對于漢代遺址和墓葬的分布及其文化內涵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兩漢時期的墓葬在青海分布很廣。主要分布在西寧、樂都、大通、湟中、互助、民和、海晏等縣,海南藏族自治州也有發現,而以青海東部地區較為集中(《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65頁)。正式的田野發掘工作從1973年開始,發掘的主要地點有:大通上孫家寨漢墓群,到目前止,共發掘二百數十座;互助縣汪家莊,發掘墓葬十座;互助縣總寨,發掘墓葬二十座;此外,在民和縣中川、下川口,西寧市南灘、劉家寨、小橋等地發掘數十座,出土了一大批豐富多采的歷史文物,這些都為研究青海地區漢代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本文將青海漢代墓葬中所反映出的主要問題和重大發現,作一簡要的介紹,以供學術界參考。一、木棺墓形制區別東漢的墓葬,與漢文化的關系更加強固,大部分采用多室的磚室墓,包括券頂和穹窿頂兩種,土洞墓和單室小磚券墓也有一定數量,木槨墓較為少見。這完全同中原地區一樣,隨著大土地所有制的產生和發展,在墓葬中也表現為從簡單的長方形木槨墓向象征地面宅院建筑的洞室磚室墓發展的趨勢。這是我省漢代墓葬形制發展變化的一條軌道,也是區別西漢、東漢墓葬的主要特點。同漢代的中原地區一樣,這種條磚所砌的雙室和多室墓,肯定是當地有權勢的豪酋之墓,這種墓的時代,主要流行在東漢的中期以后,晚的可以到三國前后。二、全墓葬式石發展的新特征在青海漢代墓葬中死者的葬式是異常復雜的,大通上孫家寨、互助總寨、互助汪家的墓葬都反映了這種復雜性。其葬式主要表現為多人合葬、夫妻合葬、單人葬、二次葬或二次擾亂葬、火葬等。互助汪家第10號墓為雙穹窿頂墓,時代為東漢,該墓墓室共葬有人骨架9具。其中前室6具,后室3具,方向均為頭南足北,面向無規律,其中3具為仰身直肢葬,一具為側身屈肢葬,一具骨架零亂不全,除3具為成年男性外,其余6具均為成年女性。大通上孫家寨部分漢墓中也發現有人骨架多達七、八具及至十余具的情況,這種情況在中原地區是比較常見的,是連續數代合葬的家族葬制的反映。但我省漢墓的情況也不一定是這樣,因為羌、胡貴族中是存在著多妻制的,要準確判斷骨架之間的相互關系,還需要作骨架鑒定工作,判斷他們是否屬于同一人種,如果有多種人種,那就要考慮,除了妻妾之外,是否可能有奴隸殉葬。當然,也不能排除受漢族家族葬制影響的可能性。兩漢時期墓葬中,夫妻合葬占有相當數量,在互助汪家莊發掘的十座墓中,就有五座是采用夫妻合葬。但男性一般仰身直肢,女性骨架較零亂。這種情況,一般認為是意味著個體家庭關系又有新的強化。夫妻同穴合葬已逐步代替并穴合葬之風。近代以前長達二千年之久的夫婦同穴合葬之風俗,為什么到這時期才開始呢?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當原始公社解體后,隨著個體家庭的普遍出現,在家長制公社存在之時,夫妻并穴合葬制就已發生,隨著氏族宗法制的破壞,新的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封建宗法關系,又進一步松弛了同宗之間的血親關系而強化了個體家庭關系,由于這種強化要經歷很長的逐步發展過程,還由于人們保留舊葬俗的頑固性,個體家庭關系的這種新強化,才終于在葬俗中頑強地表現出來。正是由于這種需要,多室墓代替了單室墓。當然,青海地區漢墓中葬式又表現了自身的特點,女性骨架一般較零亂,身首異處的葬式較為普遍,可能反映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西漢末到東漢初的平民墓葬,是帶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其葬式很奇特,有的是二次葬,骨架零亂,有的是四肢整齊,而胸部肋骨已擾亂,顯然是一種二次擾亂葬,也有一部分砍頭葬。這種現象在其它地點的漢墓中從未見過,而在青海漢墓中較為普遍。這顯然是一種羌人的葬俗,因為這種葬俗在我省齊家、卡約、辛店文化中可以找到淵源。也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漢化程度很深而風俗習慣略于羌同的諸胡的墓葬,當然也可能根本就是羌人的墓,即與月氏諸胡雜居的羌人之墓。大通上孫家寨甲區第20號墓,是座子母磚砌的單室券頂墓,墓室內有兩層木棺,下層二棺,上層亦有二棺,其一為小孩,這可能是墓主家庭的死者,但在下層二棺的腳下,還有五個頭骨,一為小孩,均不見身驅,這顯然是被殺殉的奴隸。此外,在互助總寨一座單穹窿頂墓的前室中竟殉有十二個人頭骨,除了殺殉以外,不可能有別的解釋了。總之,當時青海地區的羌胡等少數民族使用奴隸殉葬制度是可以肯定的。1980年在民和縣中川發掘的一座漢代木槨墓,全墓被火燒成炭,并完整地表現出木槨的原貌,是青海地區漢代的少數民族在部分地區繼續實行火葬的重要發現。火葬制在漢墓中出現,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漢代以前的墓葬中,我們曾在寺洼、卡約文化中發現過火葬。我國在佛教未輸入以前,漢族是視尸體被焚為一大不幸的事,這顯然不是漢族的習慣。不過,居住在漢族西邊的羌戎,有些卻是實行火葬制的。《墨子·節葬下》說:“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煙上謂之登遐,然后成為孝子。”《列子·湯問》所說也大略相同。《后漢書·西羌傳》將義渠歸入西羌種屬。《荀子·大略篇》說:“氐羌之虜也,不憂其系累也而憂其不焚也”。這葬俗到唐代還被黨項羌所保持著。《舊唐書·黨項羌傳》說:“死則焚尸,名曰火葬”。至于當時這種火葬制是通行于全體的氐羌呢?還是僅限于少數部落?我們還未能確知,但是后者的可能性比較大。這座火葬制墓葬的發現,增強了人們對青海部分漢墓和氐羌關系的認識。三、關于漢代的、量證和文化青海漢墓里的隨葬品是豐富多彩的。反映中原關中地區和河西地區對青海地區的影響,以陶器最為明顯。墓葬中主要陶器組合和種類有壺、罐、甕、倉、灶、井、三足盒及雞、狗、豬等動物模型明器。其主要形態與漢人之物,特別是與河西地區東漢墓葬相同,但也有自己的特點。如中原地區西漢前期的隨葬品陶器以鼎、盒、壺、紡等傳統禮器為主;西漢后期在隨葬品方向則種類和數量大增,傳統禮器變為一至數件的初奠用物,而倉、灶、井等模型明器及仿漆器的耳杯、盤、樽、、奩等陶明器逐漸普遍出現。青海地區漢墓中陶器也存在著這一變化,只不過中原地區這種變化主要發生在西漢前期,而在青海,則主要發生在東漢以后。《漢書·禮樂志》記載西漢王朝建立之初,曾“命叔孫通制禮儀”;《漢書·平帝紀》又載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曾“奏車服制度,更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叔孫通的《漢禮器制度》僅佚存數條,王莽所定制度也沒有保存下來,但可以推知叔孫通和王莽前后兩次訂立禮儀制度的事,正反映出中原地區西漢前后期的禮儀制度曾發生很大變化,而王莽所訂制度,正是對武帝以來已經發生變化的禮儀制度用律令來加以肯定。在中原西漢前后期,在青海東漢早、中期之際隨葬品及埋葬風俗的變化,是大土地所有制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引起的相應反映。即從氏族宗法制度下等級制度的體現物,轉變為土地所有者財富的象征物。我們在前言中曾提到,史載湟中月氏諸胡是與羌人雜處、通婚,其語言、飲食、服飾都略于羌同,而且它在東漢又是一種義從胡,即臣服于漢代中央政府的一種胡人。這一記載從大通上孫家寨一座匈奴墓中出土的一方銅印中得到了證實。其乙區第1號墓出土的銅印,方座、駱駝紐,陰刻篆文“漢匈奴歸義親漢長”八字。通高2.9、邊寬2.3、座厚0.8厘米,駝紐高2.1厘米,駝跪臥屈肢,昂首。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沙雅出土的“漢歸義羌長”銅印類同。這方銅印的出土,為判定上孫家寨部分漢墓的族屬提供了依據,印證了史料,是我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發現之一。(《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匈奴墓》,《文物》1979年第4期)大通上孫家寨甲區第24號墓內,還出土一塊網狀銅牌,是一件帶扣。這種銅牌,具有強烈的斯基泰風格,是匈奴人所特有的遺物。類似的銅牌,過去曾在內蒙古集寧二蘭虎溝的東漢南匈奴墓中發現過,這也證明其為匈奴之物。乙區第3號墓內出土一件單耳銀壺,腹部錘出一周花瓣形圖案,表面鍍金。這件銀壺,根本不是漢人之物,也不象匈奴遺物,其花瓣,有一部分酷似忍冬紋,應是安息(波斯)制品。匈奴是游牧民族,常常馳騁千里,游牧于中亞諸國。這件銀壺,不僅是說明東漢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品,而且可以肯定墓主應是匈奴人,因為只有他們才最可能得到這種安息的工藝品。表明匈奴人的確在漢代已經到達青海的,不僅是上孫家寨漢墓中發現的這些遺物。在互助縣丹麻澤林和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都發現了一種雙馬相騎的銅牌,這種銅牌是身上的裝飾品,在歐亞大陸也僅見于斯基泰——匈奴文化。(《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東漢墓葬出土文物》、《文物》1981年第2期)青海漢墓中普遍出有漢代各時期的五銖錢、王莽錢、銅鏡、車馬飾器、帶鉤、搖錢樹等器物,都具有典型的中原地區的作風和傳統,也是研究青海和中原相互進行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特別重要的是,在大通上孫家寨甲區115號西漢晚期木槨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漢代木簡,這是我省漢代考古發掘中的重大收獲。木質經鑒定為云杉屬。墨書隸體,每簡三十余字至四十字不等。殘簡片共有四百片。簡文內容主要有部曲(軍隊編制)、操典(操練法規)、軍隊標志和軍隊爵級、賞賜制度及行殺、處罰等規定。簡文中的《孫子兵法》,有的內容在以前未曾發現過,是這次新發現的孫子佚文。記載的軍隊標志,如肩章、旗幟的區別等,與流傳的《尉繚子》內容大體相同,但字句不盡相同。簡文內容更為重要的是有關漢代斬首捕虜軍功爵級的賞賜制度。這次出土木簡中有關軍功爵級的賞賜制度的記載很具體,看出漢代按斬首捕虜的級差分別賜予不同的爵位。臨陣避戰、畏縮不前者給于處罰。揭發同伙中的犯罪者有賞,包庇犯罪者同罰。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西漢時期對軍事作戰很重視,鼓勵士卒奮勇殺敵,保衛邊防。這批木簡為研究西漢時期的軍事制度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與本簡同出的還有一枚銅印,印文為馬良,結合木簡的情況看,墓主人馬良當是一個漢族軍事將領。(《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上孫家寨木簡初探》,同載《文物》1981年第2期)上述青海漢代墓葬的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物,其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它充分說明兩漢時期,青海邊陲和中原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逐步形成統一,也反映了漢族和青海地區少數民族的關系日趨密切,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界限在墓葬中看得并不十分分明。無可論爭地證實了青海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神圣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漢代及其以后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曾經產生過分裂,但都是短暫的。這種民族之間統一和分裂的反復是階級社會中的普遍現象,世界上其它多民族的國家都產生過類此的情況,因為“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階級斗爭不可調和,民族紛爭也就不可避免。但是,不論是長期的統一還是短暫的分裂,不論是以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為主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權,都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內部的事,其歷史事實決不容他人歪曲篡改。蘇聯某些別有用心的御用文人拖著社會帝國主義分子的腔調胡說什么清朝以前“中國的北部疆界在長城以內,西部不超過甘肅和四川”,妄圖把青海劃在我國領土范圍之外。青海漢代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物所反映的歷史事實,有力地粉碎了他們的無恥讕言。青海地處中國西陲,南下西藏通印度,西越新疆出中亞,無論在中國疆域的形成,還是在中西交通的往來中,自古以來,迄為要地。特別是在漢代以來,青海不僅成為中華帝國的對外通道,也是中原地區的重要屏障。青海地區漢代墓葬的形制同中原地區是一脈相承的,換句話說,均采用漢人的埋葬習俗。從發掘情況看,西漢時期盛行洞室木槨墓、豎穴木槨墓、土洞墓和單室小磚券墓。洞室木槨墓的主要特點是先挖一長方形斜坡式墓道,深入地下后,再由墓門方向往里挖洞,構成墓室。墓室平面是長方形,前端近甬道處逐漸收狹,墓門之上,就土壙開成弧頂。墓室中放置棺槨,墓室方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