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最佳的空間結構

威廉克里斯曾經說過，“工作是財富的父親，土地是財富的母親?！?。土地作為人們生存的空間,是人們生息、發展和進行生產活動不可缺少的物質條件和基礎,是人類不能出讓的生存條件。然而,土地在一定范圍和一定歷史發展階段及經濟和技術水平下,人們可能利用的數量是有限的。人類應如何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呢?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合理地確定土地利用方向和結構,不但要根據具體地段的地形、氣侯和土壤特征、附近的水利、交通狀況等等,確定哪些宜作農業或工業、水利、道路、城鎮等的用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從分析土地利用的純經濟關系入手,并考慮社會效益、生態效益,來探討土地利用最佳的空間結構。對探討土地利用最佳的空間結構這個問題貢獻最大的是19世紀2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農業布局學的奠基人,生產區位論的鼻祖杜能。1826年他根據多年來親自在德國北部羅斯托克附近經營特羅農場的經驗,提出了一個農業土地利用類型(即農業合理布局的理論模式,他采用農學試驗中慣用的單因子抽象法(“孤立法”的方法),把從引起土地利用和農業生產類型的地域差異的許多自然因素(土壤、地形、氣侯、水文、土地肥沃程度、耕作條件等)和社會經濟因素(人口密度、居民勞動素養、經濟文化水平、交通等)種種因素統統假定為到處一樣的常數,即應予以消去的公因素;在孤立國中唯一的城市位于中央,它與周圍農業地帶組成一個孤立的地區,因此,把離市場遠近作為一個主要因素,并且探明主要因素運動變化的規律,以及可以用來反映這種變化的模式,得出區位地租(即純收益)與市場距離的函數關系,以此說明農民生產的動力是獲得最大的區位地租,最后再確定當次要因素一一起作用時,上述模式將發生什么樣的偏離,這個模式就是著名的為了闡明農產品生產地、農產品消費地的距離對土地利用類型產生的影響的“孤立國”模式,在這個理論模式中,系統地研究了圍繞農產品消費中心(城市)的農業土地經營種類、經營強度以及應當如何安排土地利用的空間結構問題,初步闡明了位置級差地租的概念,認為不同地方對中心城市距離遠近所帶來的運費差,就決定了不同地方單一農產品的純收益的大小,純收益是市場距離的函數:(見圖一)R=m(V-E)-mrs式中:R——區位地租(區位報酬或純利益)m——單位面積作物收獲量V——產品價格E——生產成本r——單位距離的運輸價格s——距離從式中和圖中均可看出:〈1〉運輸距離大小決定農業耕種形態空間分布;〈2〉一定地方生產的農產品,應當是獲得純利益最高的那種產品;〈3〉隨著市場距離增大,運費增高,該種農產品的純收益下降,到達一定距離后,它將讓位于純收益比它高的另一種農產品,也就是說一種土地類型被另一種類型所代替;〈4〉每個圈帶的分界線不是決定作物的實際范圍,而是決定它們的比較利益。即每兩種農業土地利用環帶的交界處不是由每個作物種植實際最大距離決定,而是由比較利益決定;〈5〉愈接近城市、農民選擇作物種類種植的機會越多,最近處,要選擇利潤最大的生產,反之愈少,最遠處,只有一種選擇,只能選擇能帶來利潤的那種。按照這樣的方式,將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由內向外呈同心園狀分布的六個農業地帶——“杜能環”。(圖二)“孤立國”的結論是:由于存在距離和運費的差異,相對于消費市場不同距離位置上的同樣大小的土地利用價值不同、利用方向和經營強調也不同,其結果就必然產生經濟效果的空間差異。一句話,就是運輸距離大小決定農業耕種形態的空間分布。杜能的這種從區位地租出發,得出的農業品類圍繞市場呈環狀分布的理想化模式,為以后探討土地利用最佳的空間結構,從生產物獲得的方法的地區差異,了解農業空間分化等等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可以說他的貢獻是巨大的。位置級差地租是客觀存在的,它影響著社會經濟各方面、各部門以及個人對土地的需求,并進而導致土地價格的空間差異。即處在市場附近的土地,由于只要支付(甚至不必支付)大小的產品運費,所以地租高,其結果是吸引各種經濟及管理單位向中心區集聚,對土地需求量就大增,因此,在接近市場的土地上,適宜于種植需要投入大量資本和勞動力的作物,純收益也是最高的。就這樣:“位置級差地租”可以用來作為控制城市區域土地利用狀態的手段,以及用來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量。位置級差地租理論揭示了市場吸引范圍內不同位置的土地地租與利用種類、強度以及運輸費用的關系,闡明了土地純收益空間差異的理論依據。它的主要實踐意義就在于認識以城市為中心的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差異的形成機制及特點。只要實行農業的商品生產,并主要為一個或幾個消費中心(點)服務,就會形成一定的土地利用類型和經營種類的空間差異。在距城市的郊區適宜生產容易腐爛的,不宜長途運輸的,或者重量大,但單位重量價值較低的農產品,土地經營的集約化程度最高,因而地價也最高,隨著距城市距離的增加、種植較適宜運輸的農產品,土地經營也愈益租放,地價也較低。這一理論及模式,反映了用作商品生產的農業布局的客觀要求,因而,它可以用來指導郊區農業生產的總體規劃、確定各種經營方式的相對分布,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城市各項用地的合理安排。以北京市郊為例,近郊區——蔬菜、鮮奶、蛋品;遠郊區內側——糧和生豬,遠郊外側——糧、鮮瓜果、林木;外圍區——林業、放牧、干果;對于能非常集約地利用土地、單位面積上產出很高的經濟單位——銀行、保險金融業、超市、大公司辦公機構、通訊樞紐及對運輸費用比較敏感的企事業配置在市中心等等。盡管在杜能時代,由于當時經濟學理論發展水平的限制,杜能沒有認識到,影響農業布局的主要是級差地租,而不是整個農業利益,他常把農業利益與利潤混為一談,但是,他得出了合理布局農業和利用土地,才能獲得更大的收益,所以,他的貢獻是巨大的?，F在,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技術水平的發展,杜能的理論模型與現實存在的農業區位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盡管如此,只要還存在著面向集中的消費市場(如城市)而進行的農業生產和因距離而引起的運費空間差異,杜能的理論就會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實踐中就會有部分的體現。我國是一個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著四個現代化原大規模建設,如何結合我國地大物博、人稠、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進行合理的生產布局和空間經濟的協調發展,則已成為時代的責任。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杜能環還起不起作用?答案是:性質變了,但模式仍在起作用。因此,在我國建設中仍將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在我國城鄉土地利用上,一些特大城市如京、津、滬其郊區農業已呈明顯的地帶分異,其它大、中城市亦不例外。城市內各處的人口和經濟密度,服從于距市中心愈遠,土地利用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