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戊戌變法時期的思想與活動

梁啟超于公元39年10月至89年3月擔任湖南長沙時間學校漢語教學主任。與1898年的《新中國成立》和《后》相比，它更吸引人。過去，除了詳細的記錄外，沒有專門的文章。筆者認為這是他戊戌變法之前尋找救國救民道路,進行拯危圖強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探索他此期思想發展狀況不可缺少的一環。本文對其略作分析,希望能有助于對梁啟超的一生進行全面的了解和評價。一從現實來看,陳寶基因初現了中國的“為現實而做”的努力時務學堂于一八九七年秋成立于湖南長沙,是湖南具有維新思想的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及維新派人士譚嗣同、唐才常等創辦的新式學堂。熊希齡被任為學堂總理,譚嗣同后被任為學堂總監,學生均是從全省各地考試選拔來的優秀分子(第一班學生四十人,以后又招了第二、第三班學生,年齡均在12～16歲之間)。一八九七年十月,陳寶箴、熊希齡聘請當時在上海主編《時務報》享有盛名的梁啟超擔任了學堂中文總教習。此時的中國,正是列強環伺,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候,亡國的危險如高山兀立般地展現在中國人民面前。早在一八九四年,梁啟超就和康有為等代表中國資產階級利益的愛國知識分子們一起,大聲疾呼,四處奔走,宣傳變法維新以圖拯救中國。甲午戰爭失敗以后,更是加緊呼吁,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可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朝頑固官僚,不僅對維新派的呼聲充耳不聞,反而進行種種打擊。“江山似舊時,風月慘無色,帝閽呼不聞,高譚復何益?”[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無情的現實使梁啟超明白光憑呼喊哀求是根本打動不了清廷的統治者的,是無法拯救處于亡國危險之中的中國的。要使中國由弱變強免遭亡國大禍,梁啟超認為除變法維新外萬無其它辦法,可目睹頑固派對維新力量一次次瘋狂的打擊和迫害,又使他痛感維新派力量還太弱小,不能取勝。出路何在?這時,梁啟超的思想出現了一個轉變.這就是他把希望從清政府轉移到了地方督撫特別是湖南巡撫陳寶箴身上。他希望陳寶箴在瓜分大禍到來時據湖南自立自保,從現在起就存自立之心和開始準備。這樣,才能效法西漢末年的河西竇融以河西之地佐復漢室,也才能象明末的抗清將領鄭成功那樣,以海外孤島存明正朔。這樣,經過努力,湖南還可以成為砥柱中流的獨立國,成為復興中國的基地。退一步說,即使中國沒有被列強滅亡,也可在湖南培養人才,壯大力量,進一步與頑固派作斗爭,為維新變法作好準備。朝廷沒有希望,就從地方做起,打開缺口,影響全國。這種思想,在他到達時務學堂后向陳寶箴的上書中充分地表露了出來。書中說;“天下之事變,既已若此矣,決裂腐爛,眾所共睹,及今不圖,數年之后,所守之土,不為臺灣之獻,即為膠州之奪。”[2,4,12,17,20,27,32,38,40,45]他痛切地向陳寶箴呼吁:“嗚呼,今日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而欲以變法之事望政府諸賢,南山可移,東海可涸,而法終不可得變……故為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國有一線之生路……”[5,13,21,24,33,41]他認為:“政府現無可望,則不得不致望于督撫州縣。若能有一省一府一縣之整頓,則余省府縣亦不無萬一之望。”[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梁啟超之所以寄希望于湖南,是因為陳寶箴為首的官員是地方官吏中維新派的代表人物,陳寶箴自己也有“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根基足備非常之變,亦使國家他日有所憑恃”[2,4,12,17,20,27,32,38,40,45]。之心因此湖南“電報、輪船……礦務、學堂、報館諸事,得以先后舉行。”[5,13,21,24,33,41]譚嗣同評論說:“合中國十八行省,上自朝廷,下逮草野,大夫庶士,搢紳先生,越百執事,至于氓隸,稱東事之后,能大變其風氣,聯群通力,發憤自強,以治新學者,必首湖南。雖遠在泰東、泰西,則亦云爾。”在湖南維新派的努力下,一八九七年就創辦了旬刊《湘學報》,鼓吹變法維新。梁啟超正是看到“湘中同志稱極盛”[7,15,22,25,29,35,43]的大好局面,同時認為“十八省中湖南人氣最可用,惟其守舊之堅亦過他省。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感到去那里可以與其它維新派一起努力,使湖南真正達到“自立”和培育人才的目的。可以說,這是梁啟超接受聘請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主要原因。其次,雖然他意識到只有所謂變法才能救中國,但在具體怎樣變法的問題上卻有些迷惘。盡管如此,開啟民智卻是他不動搖的,他認為中國民智太低下,故不能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他說:“世界之運,由亂而進于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于智,故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又說:“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他認為辦學校培養人才,創開風氣,擴大影響,是開啟民智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興學校、開民智、育人才是當前最重要而緊迫的大事。“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于學校。”[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可以說,這是他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重要原因。當然他也深知辦學校不是最后的目的,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說:“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2,4,12,17,20,27,32,38,40,45]這就是說,盡管變法最終必須從政治做起,可要達到此目的,現在還是只有從“辦學校”“育人才”入手。梁啟超接受聘請正是準備以時務學堂為陣地,培養一批搞變法維新運動的骨干人才,用自己的親身實踐來打開一條路,達到壯大維新力量,拯危圖強的目的。因此,他在去湖南之前“時與同人等商進退之宗旨,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根本,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而他“極力主張第二第四兩種宗旨”[5,13,21,24,33,41]。可見,梁啟超到湖南去時,是堅決主張急進和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的激烈主張來培養變法人才的,這反映了他對清朝頑固派的極大義憤和不滿。這一辦學宗旨,也得到了康有為的支持。為了保證自己的計劃得以順利完成,梁啟超接受聘請后,堅持自己挑選分教習,從上海去湖南之前就把分教習聘定了。在給時務學堂總理熊希齡的信里,他說:“分教習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超所見廣雅書院、兩湖書院,其分教與總教皆不相能,可為殷鑒。故超初時欲在湘請分教以便講授,頃深思之似未為可,已擬偕分教韓君孔廣(名文舉)葉君湘南(名覺邁)同來矣。”[7,15,22,25,29,35,43]雖然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梁啟超走的是帶有“教育救國”色彩的道路,但是從這里可看出其決心和用心的良苦了.二學約與課程設計目的既如此明確,因此,梁啟超到達時務學堂后,在教學安排、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都緊緊地圍繞著培養具有變法維新思想的人才而展開。梁啟超深恨封建統治者搞的愚民式教育,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舊式教育的弊害在于完全脫離實際,學用完全不能結合。他說:“問國之太學、省之學院、郡縣之學宮及其所屬之書院,有以歷代政術為教者乎?無有也。有以天下郡國利病為教者乎?無有也.”[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對于當時出現的一些所謂新式學堂,梁啟超也認為很不行,不符合維新的要求。他認為這些學堂僅僅重“藝”而輕“政”“教”。而“藝”又不過是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節而巳。因此,梁啟超一改過去的舊式教育方法和教學內容,他從學約入手,親自擬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包括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他首先強調立志,“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為之事”,而這個志就是明確的要學生摒除科第衣食之念,一心以救國圖存為己任:“學者若志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則請由市儈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誨”[2,4,12,17,20,27,32,38,40,45],他要學生“當思國所由蹙,種所由弱,教所由微……我徒責人之不任,我則盍任之矣。”[5,13,21,24,33,41]但光立志并不夠,還必須掌握中西治國之方。因此他又強調“經世”,認為學生應當“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為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為之緯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知其積弱之由,及其可圖強之道,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學約的最后要求“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萬國”。[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學約雖然包含了一些封建糟粕,但其針對性顯而易見,就是要培養學生具有變法維新的堅強意志,認真閱讀儒家經典及歷代有關治亂興衰的記載,再參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政治學說,以“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充分體現了梁啟超資產階級改良維新的教育思想。梁啟超對學生的功課,也作了具體規定。功課共分兩大類:一博通學,條目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二專門學,包括公法學(憲法、民律、刑律之類為內公法,交涉、公法、約章之類為外公法)、掌故學、格算學。這二類功課,前者均需學習,期限是六個月。在學習過程中,須先將《孟子》和《公羊傳》反復鉆研,體會其中的民權思想和“微言大義”。然后取中外的政治法律,加以比較參證,了解變法維新的重要意義。學生學完“博通學”后,始根據每人的志愿和特長,分別學習某種專門性的功課,以充實專門知識。梁啟超擬的“讀書分月課程表”,是一張數量和門類相當龐雜的書單,第一至第七月博通學的書目就有《讀書法》、《孟子》、《春秋公羊傳》、《禮記》中庸篇禮運篇大學篇《論語》、《諸子學術流派書》、《古學案》等等。七個月后又增加《二戴記》、《公理學》、《呂氏春秋》和諸子的一些書。專門學從第七月開始按月列公法門、掌故門、格算學的書目。公法門的書目有《公法會通》、《公法總論》、《萬國公法》、《日本國志》、《各國交涉公法論》、《各國通商條約》、《歐洲史略》等等。掌故門則從《歷代職官表》、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職官門、《唐律疏議》一直到《日本國志職官志刑律志》、《法國律例》、《英律全書》等等。格算學則從《幾何原本形學備旨》、《地學淺識》一直到《幾何原本》、《代數難題》、《化學分原》、《化學鑒原續編》等等。學生所讀的書,因種類太多,又分為“專精之書”和“涉獵之書”,以上所列的這些書目均為“專精之書”。“涉獵之書”的范圍就更寬了,除各種書籍外,還列了《時務》、《知新》、《湘學》各報。[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專精之書”必須全部講授,循序漸進,深刻探索,占全部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六,“涉獵之書”則可略加瀏覽,占全部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四。并且強調“二者不可偏費”。[2,4,12,17,20,27,32,38,40,45]從所開的書目和學習的安排來看,時務學堂在當時國內的各種學堂中也是獨一無二的。時務學堂的教學方法,更是有其獨到的特點。總的來說,梁啟超是把康有為當年在萬木草堂的教學方法加以運用并發揚光大了。書籍分為專精和涉獵二類就是繼承了康有為的方法。梁啟超說:“學者每日不必專讀一書,康先生之教特標專精涉獵二條,無專精則不能成,無涉獵則不能通也。”[5,13,21,24,33,41]梁啟超要求學生學習時,隨時作讀書札記,每日將所讀之書按照書名、篇名及頁數,詳細注明,并寫出自己的心得,“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議論為主”,或摘抄書中內容以及師友言論,以備參考。但摘抄必須是“初學之始心得尚少者”[7,15,22,25,29,35,43]。這種札記,五天后送請院長批閱,評定分數。札記每人二冊,上交此冊時,手邊留另一冊,二冊交替上交。梁啟超十分重視培養學生學習的主動精神,用各種方法鼓勵學生主動地探索知識,結合國家大事進行思考,提出疑問。規定“凡學生每日最少必須有札記或問疑共二條,茍滿二條之數即記半分,不滿者不記分,其善問者于札記冊外別記分數。”[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并且還在“堂上設一待問匭,學生讀書所有疑義,用待問格紙書而納之匭中,由院長當堂批答榜示。”[2,4,12,17,20,27,32,38,40,45]學生每月通記分數以三十分為及格,“溢分者給予獎賞,”“其不及格在三分以外者,應記出歸下月溢分數內扣補。”[5,13,21,24,33,41]札記冊由院長評定后按日填注分數,共分六等。最高者三分,次者二分半,再次者二分,再次者分半,平常者一分,劣下者半分。學堂每三個月大考一次,考的內容是札記冊,待問格及課卷三項,“其有功課精進能自創新理或發條例自著新書者為異常高等,除原有分數外仍可特加,合一季內功課之高下列為一表,榜諸學堂大門并登湘學報及湘報中以示鼓勵。”除了作出種種規定并想出種種辦法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外,梁啟超對于教好這批學生確實也不辭辛苦下了極大的功夫,“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7,15,22,25,29,35,43]。他還經常和學生進行討論,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工作的能力,經過梁啟超等人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一套頗有特點的時務學堂的教學方法。雖然時務學堂在教學方法等方面繼承了萬木草堂的傳統,可在講課的內容和批答學生的札記中,梁啟超等人的言論和措辭卻遠比康有為在萬木草堂時的那一套激烈:“……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以后他在民國元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里回憶說:“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非徒心醉民權,抑且于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梁啟超等人還“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2,4,12,17,20,27,32,38,40,45]進行了一些反清的宣傳。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非常大膽的舉動。時務學堂的學生,由于受到公羊改制學說的熏陶,又閱讀了翻譯過來的西歐的某些政治法律方面的書籍,加上梁啟超等人的宣講和批答札記的影響,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堂內空氣日日激變”[5,13,21,24,33,41]。關心國事,思考致強之道,探索救國拯危的道理及途徑成為一種風氣,眼界開闊,思想也十分活躍。第一班學生李炳寰對唐才質說:“我們求學,所為何事?但求起衰振蔽,上利于國,下澤于民耳。”林圭也對唐才質說:“朝廷綱紀敗壞,達于極點,曾(國藩)左(宗棠)諸人掌握兵柄,茍舉義旗,則傾復清室,反掌事耳。舍此不為,坐失良機,寧非大錯!吾人今日求學,應以挽救國家為第一要義。”有的學生在札記中問道:“日本自周惠王時開國,迄今二千余年不易姓,果操何道以處此?日本明治天皇以前疲余之甚殆有過于中國,今之維新未及四十年也,而蒸蒸然國亦富民亦強,俄英諸雄不敢窺伺,設使我中國一旦發憤為天下雄,想亦易地皆然?”又有的問道:“日艦東來,賠款地削,國益蹙矣,強鄰覬覦,莫知所御,種益弱矣。耶穌天主,流傳極遠,教益微矣……吾師所以保國保種保教之所勉受業等,幸垂示焉。”[7,15,22,25,29,35,4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對于學生在札記中表現出的進步思想,梁啟超不僅給予熱情鼓勵,而且進一步用民權和反滿的一些思想去引導和啟發他們。如批云:“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發指眥裂。”矛頭直指清朝統治者。又說:“議院雖創在泰西,實吾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藝者,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夫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去國之義?”這很明顯的是引導學生響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對封建專制制度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梁啟超還攻擊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于其間,其余皆民賊也。”分教習韓文舉、葉覺邁等也有類似的批語。如韓文舉批云:“后世為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義,皆是為民作用,而遂甘為奴隸婦孺,至于國破時僅以一死塞責,后世遂目為忠臣,二千年之錮蔽牢不可破。”[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這是對二千年來為君殉節的忠臣的無情斥責,是大膽的反對舊道統的意見。兩人的批語中對歐美的議會制度也大加贊揚,加以肯定。時務學堂的學生,由于受到這些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影響,對野蠻、黑暗的封建專制制度已表示懷疑,并進而要求作一定程度的改革。這在當時,確實是重大的思想解放,與那些把科舉功名視為畢生奮斗目標的舊式學堂學生相比,其思想境界不啻有天淵之別.從上述分析可見,梁啟超的教學目的、教學安排、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充分體現了培養資產階級維新變法人才的要求,努力對學生進行民權民主的思想教育,使學生了解變法維新的意義和方法,引導學生認識封建君主制度的不合理并進而產生改革的愿望和立下改革的志向。并且還進行了一些反滿的種族革命的宣傳。以后時務學堂的學生不少人參加了一九〇〇年長江流域的反滿“勤王”的自立軍起義,不能不認為在時務學堂時梁啟超就在他們的心里播下了種族革命的種子.梁啟超認為時務學堂的學生數量還不夠大,不能滿足今后社會的需要,所以他又向陳寶箴建議,除Γ把時務學堂的學生培養成“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抵”的骨干人才外,還應加收“外課生”,“與之反復講明政治所以然之理,國以何而強,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然后授以東西史志之書,使知維新之有功……。”進而使其“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己任,以大局之糜爛,為一生之恥疚。[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后來時務學堂果然招收了“外課生”,雖然學業成就不大,但對開拓全省新的風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時務學堂的影響和維新派的宣傳努力下,湖南各府縣的教育獲得了一定的革新。某些開明士紳,紛紛以時務學堂為榜樣改革書院章程,并有計劃地創辦了新的學堂。岳州府士紳郭鵬、方付█等,改變岳陽書院課程為經學、史學、時務、輿地、算學、詞章六門。[2,4,12,17,20,27,32,38,40,45]寶慶府士紳陸孝達、王佐龍等將鰲山、觀瀾、峽江三書院一律改課實學,課程分為經義、史事、時務、輿地、兵法、算學、方言、格致等八門。[5,13,21,24,33,41]瀏陽縣士紳起初準備將該縣城鄉六個書院改為一所規模較大的致用學堂,因遭受某些頑固守舊分子的反對,未獲成功,就借南臺書院為“講舍”招收內課生四十名,外課生八十名。前者“習中學,兼治時務”,后者“治西文,必兼中學。教必因才,事必務實。”郴州士紳創辦經濟學堂,認為“經濟之道,因時變通,當今時事艱難,內政外交,均需達才。”[7,15,22,25,29,35,43]由此可證,時務學堂對于湖南的維新運動,對于促進湖南的風氣開化,均有不小的影響,確實成了“國中學校之嚆矢。”三著重和重新犯罪的,居部分又被現實攻擊湖南維新運動的發展和維新派對封建專治制度及封建舊道統的批判,必然遭受封建頑固派的仇視和攻擊,而宣傳資產階級民權民主思想,攻擊封建黑暗專制道統的時務學堂則首當其沖成了攻擊的目標,這也從另一角度反映了梁啟超在時務學堂取得的成就。以湖南岳麓書院山長、大劣紳王先謙為首的頑固派,對梁啟超等人大肆攻擊說:“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罔顧名義,奉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偽六經,滅圣經也:托改制,亂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先是,岳麓書院的落后學生賓鳳陽、楊宣霖、彭祖堯等,在王先謙的挑動下,聯名上書王先謙,謂湘省“民氣素樸”,本為一“安靜世界”,不料自黃遵憲來后,“而有主張民權之說”,自徐仁鑄來后,“而多推崇康學之人”。自熊希齡遨請梁啟超到時務學堂講學后,梁“以康有為之弟子,大暢師說,而黨與翕張,根基盤固。”于是湘省民心“頓為一變”,接著強調“名教綱常”和“忠孝節義”的重要性,認為時務學堂的教學方針卻與此相反,提倡民權平等,使學生誤入歧途,成為“無父無君之亂黨”[2,4,12,17,20,27,32,38,40,45],違背了朝廷興學的本意。請求王先謙致函陳寶箴整頓時務學堂,將梁啟超辭退,進而將時務學堂瓦解。王先謙接到此書后,即聯絡在籍頑固紳士劉鳳苞、汪槩、蔡枚功、張祖同、葉德輝、孔憲教等人,向巡撫衙門遞進所謂“湘紳公呈”,謂“為政先定民志,立學首正人心,損益乃百世可知,綱常實千古不易。”攻擊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同、唐才常、樊錐、易鼐等為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學子胸無主宰,不知陰行邪說,反以為時務實然,喪其本真,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如中狂。”并驚呼“始自會城,浸及旁郡”,要求陳寶箴“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俾生徒不為邪說誘惑”。[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對梁啟超等人進行瘋攻狂擊。對此,梁啟超在晚年回憶說:“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嘩,群起掎之。”[2,4,12,17,20,27,32,38,40,45]“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嘩……湖南新舊派大哄,葉德輝(應為蘇輿)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為所著書,啟超所批學生札記,及時務、湘報、湘學報諸論文,逐條痛斥之,而張之洞亦著《勸學篇》旨趣略同。”[5,13,21,24,33,41]梁啟超等人宣傳的這一套理論,在守舊派的眼里,無異是毒蛇猛獸,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時不僅是梁啟超,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也在社會上被看成危險人物,受到很大的壓力。梁啟超說:“咸目鄙人為得外教眩人之術,以一丸藥翻人心而轉之,而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見擯于社會。”可見,當時上自湖廣總督張之洞這樣的大人物,下至省內的各種頑固守舊分子,都跳出來對維新派,對時務學堂和梁啟超等人進行竭力攻擊,甚至連北京也被波及,“新舊之哄起于湘而波動于京師,御史某刺錄筆記全稿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余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7,15,22,25,29,35,43]在梁啟超看來,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遭到失敗,在這里已種下禍根了。從上述這些記述來看,湖南新舊兩派勢力斗爭激烈程度也就可以想見了。嗣后王先謙、孔憲教、葉德輝等頑固派分子竟然煽惑岳麓、城南、求是三書院的一些落后學生,商訂所謂《湘省學約》,他們痛感“湘人無識之徒”在梁啟超等人的“蠱惑”下“心腸頓易”的危險,大罵“似此背叛君父,誣及經傳,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橫行,非吾學之大患也哉?”[1,3,11,16,18,19,23,26,30,31,37,39,44,46]企圖通過學約中列舉的“正心術”、“核名實”、“尊圣教”、“辟異端”、“務實學”、“辨文體”、“端士習”等項目,來恢復封建正統的學術道統。反動氣焰十分囂張。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