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LarryBirdMagicJohnsonMichaelJordan“軸心時代”雅斯貝爾斯:

人類歷史上古希臘、古印度和古中國，幾乎都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誕生了奠定各自文明基礎的偉大思想家，他們又奠定了人類文明的基礎。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古印度有釋迦牟尼，古中國有老莊孔孟等。

雅斯貝爾斯說：“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諸子百家部編教材語文

選擇性必修上冊

第二單元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

。賢哉，回也！”子曰:“

，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三人行知識回顧必有我師焉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

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編成的文集，成書于戰國前期。全書共

篇，以

為主，敘事體為輔，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及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教育原則等。作品多為語錄，但辭約義富，有些篇章形象生動，其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淺近易懂，而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紆徐含蓄的風格，能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自宋代以后，被列為“四書”之一，成為古代學校官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必讀書。（宋儒把

合稱為“四書”。）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20語錄體《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論語》一書，……則字字精金美玉，實人類千古不磨之寶典。蓋孔子人格之偉大，宜為含識之儔（人類）所公認，而《論語》則表現孔子唯一之良書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被后世尊為至圣先師、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師、萬世師表。孔子通曉六藝，實行有教無類，收徒講學，打破了學在官府的慣例，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一生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晚年修訂六經。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研讀文本

無：通“毋”，不要。敏于事而①慎于言：敏，勤勉。而①，表并列。就有道而②正焉：就，靠近，看齊。而②，表順承。正，形容詞作動詞，匡正。已：同“矣”，句尾語氣詞，表陳述，相當于“了”。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①慎于言，就有道而②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孔子說：“品德高尚的人吃東西不追求飽足，居住不追求舒適，做事勤勉，言談謹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這樣可以說是好學了。”狀語后置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慎于言就有道正物質言行道德安貧樂道君子好學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研讀文本

從《學而》這段話，理解孔子是怎樣闡述“好學”的？“好學”的表現有三條：第一條是在物質條件上，不追求安逸和享受，即“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第二條是在言行上，做事敏捷，說話謹慎；第三條是不斷向有道德的榜樣人物學習，及時匡正自身的行為。第一條重在排除干擾，第二條重在實踐鍛煉，第三條重在虛心請教。對“君子”來講，這都是為學必需的功課。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儒家的學習內容，不僅是科學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養德行。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

研讀文本

而：表假設，如果。如……何：固定句式，譯為“怎樣……呢？”佾：奏樂舞蹈的行列，表示社會地位的樂舞等級、規格。一佾指一列八人，八佾八列六十四人。按周禮規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孔子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仁德，怎樣對待禮呢？一個人如果沒有仁德，怎樣對待樂呢？”

試簡要分析“仁”和“禮”“樂”的關系。①禮、樂都是制度文明，而仁則是人內心的道德規范，是人文的基礎。樂必須反映人的仁德。同時，樂是表達人思想情感的一種形式，在古代，它也是禮的一部分。因此，禮與樂都是仁的外在表現。這里，孔子指出禮、樂的核心與根本是仁，沒有仁德的人，根本談不上禮、樂的問題。②仁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它來自固有的道德，是禮、樂的根本。禮講究謙讓敬人，樂需要八音和諧。一個人沒有仁的本質，則無謙讓敬人、和諧無奪等美德，即便行禮奏樂，也不具有實質意義。所以，人而不仁，禮對他有什么用？人而不仁，樂對他有什么用？這里就是說不仁之人，是用不了禮、樂的。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請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理解。

孔子主張恢復周禮。按周禮規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卻用八佾。孔子對于這種破壞周禮等級的僭越行為極為不滿，因此，在議論季氏時說：“在他的家廟的庭院里用八佾奏樂舞蹈，對這樣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還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去做呢！”研讀文本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楊伯峻（1909—1992）中華書局編審，語言學家，文獻學家如何理解孔子追求的“道”？據楊伯峻統計，“道”字在《論語》中出現過60次，作為名詞時有四種意思：1.籠統的術語，指道德(本立而道生)、學術(吾道一以貫之)或方法(不以其道得之)；2合理的行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3.道路、路途(中道而廢)；4.技藝(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研讀文本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朝：名詞作狀語，在早晨。聞道：得知真理。夕：名詞作狀語，在晚上。孔子說：“在早晨得知真理，（即使）在晚上死去，也沒有遺憾。”成語：朝聞夕死這句話體現了孔子對于“真理”具有怎樣的態度？“道”在此處特指儒家的“仁義之道”。懂得了仁義的道理，就應該用自己的一生去實踐它，有時為了捍衛它，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孔子的道德價值觀，也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所包含的深刻內涵。這句話闡述了孔子執著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為追求真理而獻身的犧牲精神。殉道精神矢志不渝研讀文本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說：“君子明白的是義，小人知曉的是利。”孔子認為君子與小人在“義利觀”上有什么不同？

孔子認為，君子明白的是義，小人知曉的是利。也就是說，在道義和利益的取舍上，君子更重視道義，當道義和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會“見利思義”，而小人更注重利益，他們往往“見利忘義”。對道義和利益不同的認識是區別君子和小人的關鍵所在。研讀文本

賢：形容詞作名詞，賢人。而：表承接。省：反省，檢查。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

孔子說：“看見賢人就要想著向他看齊，看到沒有德行的人，就要在心里反省自己（是否有這樣的缺點）。”賓語前置句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成語：見賢思齊齊：形作動，向……看齊。內：名作狀，在心里。

自我反省是道德修養的一種方法，經常反省自已，可以去除心中的雜念，理性地看待自己，快速地改掉自己的缺點，完善自己的道德境界。孔子認為道德修養的方法之一是見賢思齊。見到強于自己的人，要向他學習，努力向他靠齊；見到不如自己的人，要反省自已哪些地方還有欠缺，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完善自已。這句話反映出孔子的什么思想？

研讀文本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孔子說：“質樸超過文采就會粗野鄙俗，文采超過質樸就會虛飾浮夸。文質兼備，配合適當，這樣之后才可以成為君子。”然后：這樣之后。

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文”與“質”的關系？

孔子所說的“文”，指合乎禮的外在表現；“質”，指內在的仁德。只有具備“仁”的內在品質，同時又合乎“禮”并表現出來，方能成為“君子”。“文”與“質”的關系，亦即“禮”與“仁”的關系。這一方面體現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方面反映了孔子一以貫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張偏勝于文，亦不主張偏勝于質，而主張不偏不倚，執兩用中。

文與質是對立統一、相互依存的，不可分離。孔子認為只有兩者配合得當才是完美的。研讀文本

而：表并列。以為：把……當作。已：停止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

曾子說：“讀書人不可以不志向遠大，意志堅強，因為他擔當的責任重大，而且路程遙遠。把仁作為自己擔當的責任，不也是很重大嗎？到死才停止，不也很遙遠嗎？”賓語前置句社會責任與擔當

宋代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研讀文本

為：動詞，堆積。覆：傾倒。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

孔子說：“好比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沒有成功，這時停下來，是我自己停下來的。又好比填平洼地，雖然只倒下一筐土，如果決定去做，是我自己要堅持的。”平：形作動，填平。覆：傾倒。判斷句

孔子用堆土成山和填土洼地兩個比喻，闡述了功虧一簣和持之以恒的道理，說明進退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以此勉勵自己和學生無論在學問上，還是道德上，都不可半途而廢，應堅持不懈。這句話蘊含了哪些道理？比喻論證堆土成山功虧一簣填土洼地持之以恒吾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研讀文本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孔子說：“聰明的人不會迷惑，仁德的人不會憂慮，勇敢的人不會畏懼。”

智者為何“不惑”?智慧的人不會疑惑。因為他知道事情的大小、輕重、緩急、本末，判斷力自然就強。

勇者為何“不懼”？

仁者為何“不憂”?勇敢的人不會畏懼。因為真正的勇者不在于行為壯烈，而在于內心強大，不存在懼怕之心，橫逆憂患之來，淡然處之，方為大勇。為什么仁德的人不會憂慮呢？？？仁者為何“不憂”?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忠”“恕”與“仁”之間有何關系？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

“恕”，即推己及人，指的是用自己的心來推想別人的心，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給別人。“忠”即積極為人，指的是自己想站得住（指立身），也讓他人站得住；自己想行得通（事業通達），也讓他人行得通。這兩者都是崇高的思想品德修養，強調的是“修已”。它們在根本上與“仁”是相同的，所以常把兩者看成是“仁”的實踐原則。研讀文本

其：大概。恕：用自己的心來推想別人的心，即儒家的推己及人、仁愛待人。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

子貢問道：“有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孔子說：“大概就是‘恕’吧！自己不喜歡的，不要強加給別人。”定語后置句

為什么孔子認為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是“恕”而非“忠”？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孔子為什么不說“己所欲，施于人”呢？請結合所學知識，談談自己的理解。仁者為何“不憂”?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仁德的人不會憂慮。因為仁德的人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推己及人）就不會招人怨恨，行忠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積極為人）則會令人感激，人際關系處理得完善了，就不會憂慮。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一個人要達成完美的人格修養，即成為“君子”，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研讀文本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顏淵問什么是仁。孔子說：“約束自我，使言行歸復于先王之禮，就是仁。一旦做到克己復禮，全天下都會稱贊你是仁人。實踐仁德依靠的是自己，難道要靠別人嗎？”顏淵說：“請問克己復禮的細則。”孔子說：“不合于禮的不看，不合于禮的不聽，不合于禮的不說，不合于禮的不做。”顏淵說：“我雖然不聰穎，請允許我實踐這些話。”

從某一層面來說，仁是禮的內在化和自覺；禮顯然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但禮是社會人生所必須的；擁有仁德，關鍵在自己，自己不追求，自己不努力，再好的目標也等于零。

如何理解孔子關于“仁”的回答？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顏淵》）面對不同的弟子問仁，為何孔子的答案會不一樣？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雍也》）體現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觀表現出“仁”之意蘊豐厚、博大精深研讀文本

何莫：為什么不。邇之事父：從近處講（可以懂得如何）侍奉父母。之，音節助詞，無義。事，侍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孔子說：“年輕人為什么不學習《詩》呢？《詩》可以激發人的感情，可以觀察政治的得失、風俗的盛衰，可以提高人際交往能力，可以（在禮的準則下）諷刺時政。從近處講（可以懂得如何）侍奉父母，從長遠講（可以懂得如何）侍奉君主。而且能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詩》——教化作用、文化地位如何理解“《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興：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觀：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論語》十二章各章關鍵詞：君子：第1、4、6章論“仁”：第2、7、9、10章論“道”：第3、8章

修己與待人：第5、11章

學習《詩》的重要性：第12章

分別用哪些方法闡述了哪些觀點？章節主要觀點說理方法第一章君子要安貧樂道，就有道而正理論論證第二章禮、樂以仁為基礎第三章執著追求“道(真理)”第四章君子重義輕利對比論證第五章虛心學習，自我反省第六章文質兼備，方為君子第七章以仁為己任，意志堅強理論論證第八章不半途而廢，持之以恒比喻論證第九章智、仁、勇成就完美人格理論論證第十章克己復禮為仁第11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12章《詩》的社會功用理論論證，又稱演繹論證，是根據一般原理或結論來論證個別事例的方法。即用普遍性的論據來證明特殊性的論點。他是一個志在報國卻無人重用的閑人，又是一個周游列國又苦尋門路的忙人，更是一個到處碰壁但從不回頭的強人。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雅斯貝爾斯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孔子：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公元前497年，即周敬王二十三年，晉國的六卿中，中行氏和范氏與其余四卿為敵，雙方交戰于朝歌。齊國與衛國聯合，支持二卿，站在他們一邊的，還有魯國。當時代理魯相的孔子在“墮三都”的斗爭中，受挫于三桓的勢力，離任去齊。旋即返魯去衛，與弟子們一同開始了周游列國的旅程。

這一年，孔子五十五歲，已經過了“知天命”的歲數。但他是個幸運的人，因為他高壽，享年七十三歲（已經遠遠超出中國古人的平均壽命），還有十多年可以在各國間建立自己的學術聲望。但他也是不幸的人，每到一個國家，那個國家沒過多久就受到內、外戰亂的威脅，影響孔子一行安危，構成了他前往另一個國家的動因。

其實，這不是孔子第一次離開魯國。他年輕的時候去過東周國，據說曾向周王室守藏室史老聃“問禮”，當時周室正發生“王子朝之亂”，周敬王外逃，他的叔叔王子朝占據了王都洛邑。第二年晉國召集各國接濟周王，主持勤王的正是晉卿趙鞅。三十五歲時，孔子還因為魯昭公和國內三大貴族“三桓”首領季平子開戰，東逃到了齊國。但齊相晏子反對儒者，建議齊景公不要委孔子以重任。孔子在齊國三載，未能立足，只得返魯。

此后孔子居魯十余年，經歷了魯昭公的流亡，三桓成為魯國事實上的執政者；吳國攻楚，楚國遭受重創；齊魯結盟，共抗晉國；位于晉國東部和南部的衛、鄭也從東周之初東擴西阻的對手，變成了共抗西敵的盟友。而孔子則在短期出仕之余，把時間用于招收弟子和講學，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是這段時間里收的。

由于始終未能解決三桓與魯侯之間的權力之爭，讓各項軍政大權重歸魯定公手中，孔子很快卸任了短暫的大司寇職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周游列國。在之后的十余年中，孔子在各國之間顛沛流離。前493年，孔子離開衛國南下，這時晉國占領衛國戚城，齊、衛伐晉在即。他在途中過曹，適宋、鄭，都沒有找到合適的位置，不是被人企圖殺害（宋國），就是“累累若喪家之狗”（鄭國），直到到了陳國方才安居下來。

前489年，孔子離開陳國，前往蔡國，因為他居陳期間，頻頻遇到楚、晉、吳侵陳，居之不易。他剛到蔡國，又遇蔡侯為避楚國攻伐，遷去吳國境內，只能再度前往衛國。這次，就在陳、蔡之間，遭遇了著名的糧絕事件。《史記·孔子世家》言，陳、蔡之人“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當是戰爭狀態使然。

前488年，孔子一回到衛國，即遇晉國侵衛。但這次，他一直堅持到前484年，才離開了居住五年的衛國，回到了故鄉魯國。此時已經是吳國開邗溝北進，介入齊、魯政治，孔門弟子子貢將要縱橫捭闔之際。

孔子最后一次返魯時，已經六十八歲，他在故鄉度過了最后五年的時光。曾攝魯相事，又在衛、陳等國間輾轉，此時的孔子對從政已經心灰意懶。雖然身處動蕩之世，每到一國往往遇到諸侯攻伐（他在各國間的游走在很大程度上都與此有關），但他依然通過與弟子間的頻繁交流，在《論語》《禮記》和《孔子家語》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春秋時代末期、身居黃河下游的思想家對當下和未來的思考。

在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時，孔子以七十三歲高齡去世，而在此兩年前，他已經編不動魯國的國史《春秋》——《春秋》到前481年就結束了。

孔子在世時，積極參與并努力實踐的政治抱負，并沒有留下太多實際的成就（除了幫魯國拿回被齊國所占土地），但他始終沒有放棄的，就是對自己心中那個“理想國”的向往。正是這個不竭的思想源泉，在他身后的二千多年的時間里，始終澆灌著后人的心靈之田。

孔子“理想國”的模板來自他向往中的堯、舜、禹的時代。他在《論語·泰伯》篇中，就毫無保留地歌頌了這三位先王的功績，比如，稱堯：“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樣美好的時代，具體來說，就是《禮記·禮運》中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景象。

當然，“大同”過于遙遠，相比這些久遠的先王，孔子更推崇吸取了夏商之精華的周代制度：“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周代的好處自然在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這種美好的社會就被對應地概括為“小康”。從訴求上講，大同與小康并無本質區別，都是實現一種人們安居樂業的生活狀態；區別在于，前者天然存在、無需額外條件，而后者需要執政者加以制度的保證。這種制度，就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禮”，保證“禮”得以實施的人被稱作“仁人”，其所具有的品德，也就是“仁”。

孔子認為，“禮”首先應在國家層面上，得到統治者的推廣。其體現在于各種祭祀，包括天、地、祖先、山川、五祀（門神、灶神之屬）。其中每一項并非空泛之談，而是都有實際含義，比如祭天的意義在于，天氣的變化決定播種、收割等農時農事的對應；五祀則涉及日常生活的各種制度、規則。其次，“禮”在更加具體的日常層面上，還直接體現在“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等，涉及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禮記·禮運》中，孔子向弟子言偃展現了他以“禮”為核心的理想世界，并闡明了講“禮”的目的和意義，在于“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不過，這些“治政安君”之道并不完全為各國君主所理解。令身居衛國的孔子不由向弟子冉有感嘆道：“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事實上，孔子曾經擁有過數年的施政經歷：他于五十一到五十五歲期間（前501年—前497年）擔任過魯國的中都宰，并以大司寇行相事。他的施政經歷以“墮三都”失敗而告終。或許是覺得自己以“禮”為核心的治政安君策略過于抽象，孔子晚年時又向另一位弟子曾參，也就是未來的曾子，進一步闡明了“禮”的實際用途。只不過這次，孔子把說法換成了更加直白的“明王之道”。

曾子先替孔子向我們解釋了何謂“明王”——“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孔子指出，要實踐與古代賢君一樣的明王之道，需要做好“七教”和“三至”兩大方面，實現“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達到不費公帑也能守衛國家、外征強敵的強國目的。反過來說，“既勞又費”就是阻礙東周國家實現禮制明邦的最大阻礙。簡而言之，軍役、軍費繁重，還總沒有盡頭。那么，“七教”“三至”何謂：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為了幫助年輕的曾參理解一個完美國家的運行方式，孔子先用七組“上、下”對偶的排比句，具體描述了“禮”在操作層面的內容和社會功能。而這就是一種“仁君”的統治方式，它將為國家的良好運行提供社會大眾的支持。當國家遵循“七教”，走上正軌之后，則可以通過“三至”，來實現“明王”的完美統治：對天下的賢良給予最大的尊崇（至禮），給天下的士人給予最不吝嗇的獎賞（至賞），向天下的人民給予最好的禮樂（至樂）。有了這樣的管理機制，能使君主得到百姓的擁護，民眾親附，軍隊出戰得勝還朝。

有如上古賢王的當代“明王”/仁君，具備各種惜民、尚賢、兼聽、明察的美德，其所建立的令所有人都滿意，內部穩固、對外無敵的最佳國度，就是孔子心中始終追求的那個“理想王國”。

然而，當居衛的孔子再次面對冉有困惑的眼神時，他對自己心中這個“理想國”的建立，也未必如當初那般堅定。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大概也明白，已過耳順之年的他將無法再擁有另一個三十年，期待一位能帶來仁政的明王了。

回到孔子與魯國，他認為周人的“明王”之道在西周末期陷入衰退，而他所在的魯國作為周公的封國，具有周初之禮復興的最后可能性。這是他積極入世，希望通過參政實現自己的理想王國的根本原因。

然而，他或許無從意識到，春秋各國所作出的選擇，與他身處的宏大時代相互交織。孔子身在山東半島西部的魯國，處在東亞人類遷移的交匯點上，沿著東部海岸線，吳國正在北進，破滅了孔子仕齊景公的可能。沿著黃河，晉國正在東壓，讓衛國無暇接受孔子的建議。而楚國沿著淮河向東前行，讓陳國也供養不起孔子一行。位于黃河最下游的齊國被這三股勢力壓迫，時不時還要反彈到魯國一下，讓魯國成為“四股”力量抗衡的“受力點”。

孔子治學、參政的出發點與魯國的三桓有關。三桓的強勢，僭越了魯侯原本的權威，使原本的君臣之禮名存實亡。然而這種狀況既無法全部歸咎于三桓，又不能游離于魯國所面臨的局勢之外。事實上，由于魯國夾在幾股力量的漩渦之中，魯侯左支右絀無能為力，只能依靠國內現有的幾大貴族。比如，前645年楚國伐徐，孟氏的公孫敖就以魯國主帥身份領兵救徐。由于強敵環伺，領兵的貴族往往不及卸任，就將再度領兵出征，使得軍事權力（及相應的征賦權）逐漸固定聚集在對應的家族手上，如此一來，魯侯的可控人口就漸少，勢力也日遜于三桓。（與魯國相反的例子則是齊國，“高、國、鮑、晏”等公族因外戰而凋零，給了移入的田氏取齊之機。）這樣的局面，非一蹴而就，成為孔子在魯國施政時無法打破的僵局。

孔子離開魯國前往衛國，希望能在這個魯國的同姓國家得到重用，但只留下對衛靈公的糟糕評價。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在于，時值齊、魯、鄭、衛等東方國家抵御西面晉國的行動正在進行之中，衛靈公所關心的只是“軍旅之事”，而孔子自認所能提供的“俎豆之事”，大抵只有改善“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的作用。

當然，旅衛之行，給了孔子重要的啟發，使他感悟在強調“禮樂刑罰”之前，更應該建立讓國家與百姓富裕的基礎。所以，等孔子周游列國歸來，再次回到魯國，魯哀公問政于他時，孔子不再急于“禮樂”的施政方案，而提出了更加務實的舉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且壽也。”而當哀公又問，如何保證“民富且壽”時，孔子給出了這樣的方案：“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

魯哀公并非不懂“輕徭薄賦、敦禮遠罪”能使“民富且壽”的道理，然而為何知之而不為，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其中道理，他不好意思再問孔子，只能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討教“年饑，用不足，如之何？”面對糧食有限、國用不足的狀況，有若提出了進一步減稅的方案，并大義凜然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百姓足則國家足的道理不假，然而當魯國接二連三遭遇征戰時，供給不足便不再是國君單方面所能控制的。就在孔子與弟子們返回魯國之前，正值（前488年）“吳來征百牢”，（前487年）吳國伐魯，（前484年）魯國聯吳伐齊、戰于艾陵等一系列大規模戰事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