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權交易的主體間關系辨析

1水權交易制度研究水權交易是水權在不同實體之間轉換的過程。水權交易將改變現有用水方式,并以不同方式對用水戶產生影響。由于水文的獨特規律,水在使用時具有經濟外在性,節水是被定義為取水量的減少還是消耗性用水的減少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水權交易促進了消耗性用水的增加,長期的河道流量將會減少;只有提高某種消耗性用水的效率從而減少這種消耗性的用水量,才能創造更多的水供給;不改變消耗性用水而允許水權轉讓必然會影響到第三方的利益。RobertA.Yong在分析了水的供給特性、需求特性以及影響水配置機制選擇的其他因素(如交易成本、運水和儲水成本等)的基礎上,模型化地分析了水權交易的可行性條件:一方面,直接受益人或者購水者的意愿支付要大于賣者所放棄的直接利益加上運水和儲水成本再加上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賣者所放棄的直接利益加上運水和儲水成本再加上交易成本要小于其可供選擇的最小的供給成本。MarthaW.Gilliland,GeraldP.Wallin,andRonaldSmaus對美國Nebraska水權轉讓的經濟可行性及其影響(如對地下水開采、內流河流流量、生活質量及當地經濟等方面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最高效和最優化地使用水資源、對環境質量和對第三方利益加以保護等的相關政策建議。Rosegrant和Scheleyer提出了水權交易的基本前提、水資源政策的基本要素并分析了水權交易所面臨的復雜的操作性問題。然而,由于水權交易市場中存在交易成本和第三者負效應(外部性)兩大問題,水權交易制度在實際應用上仍然十分困難。第一,包括行政審批成本、交易雙方協議成本以及運輸成本等在內的交易成本是影響水權市場效率的關鍵。通常每一項交易達成之前都需要經過一定的行政審批,如果交易引起了第三者負效應,則交易很難通過審批。第二,水權交易導致的第三者負效應,包括無限制的私人轉移水所帶來的留川水量(instreamflow)的減少、甚至斷流以及由于留川水量的減少、斷流使得其稀釋和凈化水質能力降低而導致的水質惡化也影響著水權市場的效率。鐘玉秀討論了以市場為基礎的水資源管理方法和兩種水市場類型,介紹了水權轉讓過程中存在的兩種水權交易成本和美國地表水、地下水市場的貿易情況,提出了建立可交易水權制度的基本條件,并根據國外水權市場建設的成功經驗初步提出了水市場的立法原則。王金霞、黃季焜對智利、墨西哥和美國加州等國家和地區水權交易的發展實踐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對中國建立合理的水權制度、適時開展水權交易的有益的政策啟示。傅晨用相關的產權理論對浙江省東陽和義烏有償轉讓用水權的案例進行了嘗試性的分析,從中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結論。王宏江、馮耀龍、練繼建、黃津明借鑒國外水交易的有關研究成果,簡要論述了永久性交易、臨時性交易、點市場交易和水銀行等四種交易方式,探討了在交易系統整體經濟利益最優與單個交易用戶效益最優兩種情況下交易額確定的方法,并對水交易發生的條件進行了一定的量化分析,以期為中國未來水市場化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奠定基礎。胡繼連、葛顏祥研究了水權分配的人口、面積、產值等六種分配模式,進而分析了黃河水權分配的現有模式及存在的問題、黃河水權分配模式的選擇及黃河水權分配的協調機制,同時提出了黃河水權市場建設的構想。肖國興分析了水資源從公水到私水、水權從公共產權到私人產權、水消費從許可取水到交易用水、水權管理從水資源配置到水事管制、水工程從公共工程到投資資本的變遷趨勢,認為中國水權交易從理論變為現實,特別是成為富有績效的制度安排,必須有效安排政府管制,更要激發廣大用戶的投資熱情,用戶資本性投資的有效實現,是評價中國水權交易及政府管制制度績效的決定性函數。劉瑩對國外水權交易市場的現有形態、水權交易市場運作的規則進行了一定的概括,對水權交易的相關問題——水權交易的交易成本問題、留川水量問題、對第三者的負效應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水權交易市場能夠很大程度地提高用水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總效益,然而伴隨而來的一些問題也不容忽視,需要有關部門在交易制度的設計上全方位綜合考慮,盡可能地以最低社會成本達到最大化社會經濟效益的目的。蕭代基、劉瑩、洪鳴豐認為,水權交易制度是指政府依據一定規則把水權分配給使用者,并允許水權所有者之間的自由交易的制度。這樣,依據市場交易的水分配制度可以保證高價值用途的用水需求,以避免開發高成本的水源而破壞環境。同時,他們還設計了一套簡單易行的水權交易比率制度。楊向輝、陳洪轉、鄭垂勇參照美國、澳大利亞、智利等國家成熟的水市場運作及其交易模式,根據我國水權制度的現狀以及水市場發展的特點,構建了我國三級水市場的框架:一級水市場即水資源原料市場;二級水市場即水商品市場;三級水市場即消費市場;探討了各級水市場的交易主體、客體和定價等運作模式以及水權交易模式。王守坤、常云昆認為:我國現行水資源使用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水資源的利用矛盾重重,面臨的是一種“內卷”問題,這要求我們探索建立一種新的水權制度;同時指出水權制度本身的型構是一個緩慢地演進、發育和成型的過程,而并非只是一個國家簡單設立、界定和實施的短期過程,政府的行為須謹慎。葛顏祥、胡繼連對水權市場運行機制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水權市場的運行機制包括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水權市場在這三種市場機制的交互作用下,形成水權市場的均衡,在這種均衡狀態下,水資源得以充分的利用,配置效率達到最優。姚樹榮、張杰從經濟學視角對中國水權交易與水市場制度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水權交易目前存在著水權不明晰、取水權的配置質量較低、缺乏正式水權交易市場、部門分割的水管理體制等諸多問題;因此,明晰界定水權、建立健全水權交易的市場體系和組織機構、并形成有效的監管制度是水權交易市場有序運行的重要保障。陳旭升、李磊、范德成認為建立水市場進行水權交易是合理配置水資源的有效方法。我國在水權交易管理創新方面應通過實物期權實現初始水權的分配;發展同一流域同一區域內的水權交易;對水權交易的具體細節建立相應的法規;進一步完善流域統一管理,為水權交易提供必要的保證;通過分階段完善的水價體系,逐步發揮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而建立完善的水權交易管理體系。從一定意義上講,水權交易是一項系統工程,對交易雙方都會產生重要影響,本文擬從水權交易的福利效應的角度闡述水權交易的影響:首先構建水權交易的模型并對模型進行簡要分析;其次,結合我國東陽與義烏之間首次水權交易案例,說明水權交易對交易雙方社會福利產生的影響;最后,文章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相應的結論與政策啟示。2水權不可交易的情況下水資源分配效率提升模型假設同一流域的兩個地區x和y,水權的初始配置價格為p1,現行的水資源供需均衡價格為p2,在初始價格p1時,地區x配置的水權量為q1x1x,地區y配置的水權量為q1y1y,在價格p2時,x、y兩地區的實際需求量分別為q2x2x和q2y2y;同時假設q1x1x<q2x2x,q1y1y>q2y2y,即Δqx=q1x1x-q2x2x<0,Δqy=q1y1y-q2y>0,且Δqx=Δqy。這就是說,x地區的初始水資源配置量較為稀缺,y地區水資源的初始配置量較為豐沛,且x地區的短缺量與y地區多余的水資源量相等。如下圖1所示,對于x地區而言,在價格為p1時,其初始的水權量為q1x,消費者剩余為b+f,和水資源供求均衡狀態相比,其消費者剩余增加了f,失去了a;其消費者剩余變化的凈額為:Δwcx=f-a。生產者剩余的變化凈額為:Δwpx=-f,這樣,x地區社會福利變化的凈額為:Δwx=Δwcx+Δwpx=(f-a)=-a。對于y地區而言,在價格為p1時,其消費者剩余為c+g+h,在價格為p2時,其消費者剩余為c,這樣,和水資源供求均衡狀態相比,其消費者剩余變化的凈額為:Δwcy=(c+g+h)-c=g+h;和水資源供求均衡狀態相比,生產者剩余變化的凈額為:Δwpy=-(g+h+d),其中d為因價格變化所導致的生產者剩余的損失。所以,對y地區而言,社會福利變化凈額為:Δwy=Δwcy+Δwpy=g+h-(g+h+d)=-d。因此,對整個流域而言,福利變化的凈額為:Δw=Δwx+Δwy=-a-d,即福利損失凈額為(a+d),也就是說,在水權不可交易的情況下,只要水資源初始配置量與水資源的均衡供求量不相等,就必然會造成水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假設水權可以進行交易,且水資源豐沛的y地區將其多余的水資源轉讓給水資源相對稀缺的x地區,并且雙方按現行水資源供求均衡價格進行交易,即y地區將其超過實際需要量的水權量以價格p2轉讓給水資源相對稀缺的x地區。對y地區而言,其水權交易的收益為Δqy×(p2-p1)=d+h(不考慮交易成本),與不進行交易的情況相比,增加d個單位;對x地區而言,其需要支付Δqx×p2個單位的貨幣,并得到Δqx的水權量,其福利變化的凈額為消費者剩余增加a個單位。這樣,在水權可交易的情況下,該流域社會福利的變化凈額為福利總額凈增a+d個單位,水資源供給者的福利沒有變化。因此,在初始水權配置與社會對水資源的需求結構不一致從而不能滿足社會實際需求的情況下,通過水權交易,不僅可促進使用者之間收入的再分配,而且可以減少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總的社會凈福利損失為零),使水資源得以優化配置。3案例：東陽-義烏水權交易分析3.1水權轉讓的背景東陽和義烏兩市相鄰,處于浙江省中部的金衢盆地。兩市同屬于錢塘江流域,處于錢塘江重要支流金華江上游。改革開放后,東陽和義烏的經濟均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成為全國百強縣。義烏市現有常住人口35萬人,城市年用水量6200萬~6800萬m3,現有供水能力3600萬m3,供需缺口2600萬~3600萬m3。如果人口達到50萬,估計年城市用水量達到8800萬~9800萬m3,供求缺口5200萬~6200萬m3,因此義烏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危機,急需增加供水能力。東陽全市總面積1739km2,境內有東陽江、南江等多條河流,多年平均徑流量達到8.74億m3,水資源總量16.08億m3,人均水資源2126m3,略高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義烏全市總面積1103km2,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7.19億m3,人均水資源1130m3,遠低于浙江省2100m3和全國2292m3的水平,其中東陽的橫錦水庫1.4億m3的蓄水庫容,除滿足本市城市用水和農業灌溉用水之外,每年汛期還要棄水3000萬m3。1998年開始的橫錦水庫灌區設施配套建設項目,新建水庫溢洪道閘門,實施農業節水灌溉,新增城鎮供水能力5300萬m3。東陽還可以開發后備水源,從境內梓溪流域引水入橫錦水庫,能夠新增供水5000萬m3。因此,東陽有能力將一部分橫錦水庫的水供給義烏市使用。在這種背景下,東陽—義烏水權轉讓醞釀了5年后,于2000年11月24日簽訂了有償轉讓用水權的協議。2005年1月6日,從橫錦水庫到義烏的引水工程正式通水,中國首例水權交易獲得了實質性的成功。3.2東陽市和監察機關之間的水權交易現狀義烏市面對水危機,可能有以下3種選擇方案:一是在本土繼續尋找水庫庫址興建水庫或者在原水庫基礎上擴建;二是在鄰縣例如浦江縣購買庫址建設水庫;三是向東陽市購買橫錦水庫的水權。相比而言,東陽在水資源方面得天獨厚,與義烏同屬錢塘江重要支流金華江流域,且位居上游,是該區域內水資源相對豐富的一個縣級市,境內擁有兩座大型水庫;不僅有豐富的水源,還因處在源頭,庫區沒有什么污染而水質優良。況且,兩市相距不過10多km,如果從東陽引水,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建成引水管道。總之,從東陽引水,義烏人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實施短期供水和遠期供水,可以以最低的成本獲得質量最好的水,這是一種理性選擇。東陽市同樣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它面臨幾種不同的選擇:要么不搞節水和增水措施,任其富余的水資源白白流淌;要么采取節水和增水技術,將富余的水資源轉讓給需水方,實現水資源的價值。東陽市選擇了后者。于是,東陽市首先采取了兩大舉措:一是實施橫錦水庫擴(續)建工程(1997年開始)和實施橫錦水庫灌區改造項目(1998年開始)。這一項目列入了國家農業綜合開發水利骨干工程;二是實施境內支流梓溪流域開發——該流域集雨面積為61km2,水資源總量6000萬~7000萬m3,通過二級水電開發,再投資4500萬元左右,穿8.2km引水隧道可引入橫錦水庫5000萬m3水。通過兩大舉措,使得橫錦水庫增加可供水10000萬m3。到水權交易簽約時,橫錦水庫已建成供水能力10m3/s的水廠,每年向東陽城供水約1040萬m3,年農業灌溉用水約5700萬m3。該水庫除滿足灌區農業灌溉及城市供水水量外,還有1.65億m3水可以利用。東陽市要設法使得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發揮經濟效益,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水權交易市場。當義烏市再次提出向橫錦水庫購買水權的要求時,東陽市早已作好思想準備。東陽市將豐余的1/3水轉讓,另外2/3作為未來發展的儲備,這不僅不會影響全市的灌溉和城鎮供水,還可以利用轉讓金加快全市水利設施改造步伐,把節約用水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對東陽來講,實施節水工程得到的豐余水相當于每立方米1元錢,轉讓給同飲一江水的義烏后回報的卻是4元錢。每立方米水的凈收益達到3元,何樂而不為呢?總之,東陽市以3880萬元的灌區改造投資和4500萬元的梓溪流域開發投資為成本,獲取了2億元的水利建設資金以及每年約500萬元的供水收入和新增發電量的售電收入。這是一筆低成本、高收益的交易。由于東陽市通過節水工程增加1m3的水資源的成本是1元,而義烏市在自己境內修建水庫增加1m3的水資源的成本是6元,東陽市和義烏市兩個市政府之間討價還價的價格區間處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