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發展趨勢分析報告目錄TOC\o"1-4"\h\z\u一、消費——乏力的引擎 3二、消費歷史發展趨勢 61、消費主體演變 62、消費總量發展趨勢 113、消費構成演變趨勢 13三、消費發展——國際趨勢 201、東亞經濟體消費率、政府消費比率變化趨勢 202、臺韓居民消費構成分析 22四、中國消費的發展瓶頸和動力 251、消費抑制之謎 252、消費發展動力——增量帶動的局限性 303、消費發展動力——存量調整及政策建議 324、結論 36五、中國消費的發展趨勢 371、消費總量發展趨勢 372、消費結構和模式發展趨勢 383、產業政策發展方向 41一、消費——乏力的引擎消費是總需求“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環，在世界各經濟體中，消費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消費增長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從1978-2002年，年平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9.2%，年均拉動經濟增長5.75個百分點。但是，從2003年以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拉動作用都顯著下滑，2003-2012年，消費的貢獻率下滑至43.8%，平均拉動經濟增長降至4.5個百分點。而與之相反，在此期間投資的貢獻率高達53.0%，平均拉動經濟增長5.4個百分點。相對于國際水平來看，中國的消費貢獻率也是顯著偏低。美國從1950年以來，僅私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就超過80%，如果加上政府消費的影響則貢獻率更高，其他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現象。在發展中國家，消費貢獻率通常略低，但也基本在60%以上。更值得關注的是，世界各國的經驗都顯示，隨著經濟發展，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下降，消費的重要性越來越高。但在中國，卻基本觀察不到這一現象。雖然從2002年以來消費貢獻率穩步上升至50%以上，但相對歷史水平仍然較低，總體上沒有明顯的上行趨勢。在2003-2010年的經濟高增長期，消費的低貢獻率導致經濟增長更依賴于出口和投資增長。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部需求急劇萎縮，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轉為負值，經濟增長從“三駕馬車”轉為“雙輪驅動”，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進一步上升。2009-2012年，投資的平均貢獻率接近60%，特別是2009年的貢獻率高達87.6%，創下有統計數據以來最高記錄。雖然2011-2012年投資貢獻率略有下降，但仍超過48%，在主要經濟體中可謂鶴立雞群。目前，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基本持平，但這并不是均衡狀態。由于在總需求中消費的占比高于投資，相同的貢獻率意味著投資的同比增速要高于消費，從長遠來看意味著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會下降而投資的占比會上升。事實上，這一趨勢已延續了多年：最終消費占GDP的比例從1988年的63.9%下降到2012年的49.1%，而投資占比卻從37.0%上升至48.3%。中國成為世界上罕見的消費率持續低于50%和投資率持續高于45%的主要經濟體。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過高的投資率和過低的消費率將引發一系列問題。第一，消費率過低造成居民生活質量改善緩慢，甚至出現部分弱勢群體生活水平絕對下降，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不利因素。第二，過高的投資率導致投資邊際收益快速下滑，很多投資項目無法獲得足夠的收益，甚至無法覆蓋成本虧損嚴重。如鋼鐵、光伏等產業經過一輪大規模投資后形成巨大的產能得不到充分利用，企業面臨利潤大幅下滑、虧損甚至破產。企業的困境又引起大量信貸資產質量惡化，威脅到金融系統的穩定。即使是側重社會效益的公共項目投資，其社會效益也在下降，第三，消費率過低使得終端需求增長緩慢，而過高的投資率則使得供給能力增長過快，供需結構失衡。雖然短期內投資需求可彌補消費需求不足，但這本質上是一種推遲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隨著時間推移供需失衡只會越來越嚴重。從本質上來說，目前這種投資-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失衡的和不可持續的。為了實現經濟的協調發展，消費的重要性必須顯著提升。事實上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實現投資和消費的再平衡，使降低投資的重要性，使消費真正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探討未來消費發展趨勢之前，我們先回顧歷史，分析中國總消費波動的原因和分享消費的演變趨勢，并探討中國消費率偏低、增速慢的原因。二、消費歷史發展趨勢1、消費主體演變2003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進入高速擴張期，最終消費增速也從2002年以前的谷底開始上升。2004年后平均增速維持在14%以上。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最終消費增速一度下滑至10.3%，但2010年再度強勁回升，2011年增速高達17.7%，達到1997年以來的高點。2012年消費增速比2011年可能略有回落，但預計仍能維持在15%左右。相對于GDP和資本形成總額，消費的名義增速略低，在2001-2011年期間，消費名義增速高于GDP增速的僅有1年，高于資本形成總額的僅有2年。這也顯示消費增速相對經濟增速確實偏低。另一方面，消費增速則較為穩定，波動較小。在2004-2011年間，消費的波動幅度為7.4個百分點，小于GDP增速的9.32個百分點和資本形成總額的12.1個百分點，更遠低于波動幅度超過100%的出口增速。消費對維持經濟的穩定性功不可沒。從趨勢上來看，從2001年以來，消費增速大體保持穩定上行的趨勢且至今未變，而同期GDP、投資和凈出口在2009以后都疲態漸現。此消彼長，2011年首次出現了消費增速在三大需求中一枝獨秀的局面。預計未來類似態勢將趨向常態化，這將有助于實現經濟結構平衡協調。從最終消費流向來看，農村居民的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呈現穩定下降的趨勢，占比從2000年的24.6%下降到16.3%。同期城鎮居民最終消費占比從49.9%上升至55.8%，政府消費占比從25.5%上升至27.9%。農村居民消費占比下降和城鎮居民消費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城鎮化快速發展。從2000年到2011年，城鎮人口占比從36.22%上升至51.27%，如此大規模的人口轉移產生了雙重影響，一方面是人口轉移直接引起的消費轉移；另一方面，由于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和商品化水平都高于農村居民，城鎮化又產生了增量消費。雙重影響疊加導致了城鎮居民消費占比的顯著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在政府的各項惠農政策的扶持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較快，農村經濟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在提升，由此導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增速高于城市居民。200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是農村居民的3.57倍，到2011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3.24倍。從2000-2011年，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政府消費占總消費比例穩步提升，占比從2000年的25.5%上升到27.8%。政府消費已經遠遠超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總額，大約是城鎮居民消費總額的一半。從總消費增速來看，除個別年份外，農村居民的增速都低于政府和城鎮居民，而多數情況下，政府的總消費增速又高于城鎮居民。而在人均消費增速方面，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增速各有千秋，在2004年以后，農村居民的增速高于城鎮居民。消費/收入比這是刻畫主體消費傾向的重要指標。我們分別計算了政府、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最終消費總額與收入水平的比例。（注：政府、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總額口徑一致，都選用GDP支出法中最終消費的統計值；但總收入指標缺乏統一可比口徑，我們分別選用國家財政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總人口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村居民總人口。雖然這樣得到的不同主體的消費/收入比不完全橫向可比，但可根據歷史趨勢進行縱向比較。）從縱向來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和城鎮居民的消費/收入比呈現穩定下滑的趨勢，特別是政府的比例下滑較快，從1994年的1.4左右下降至2011年的0.61；城鎮居民的比例也呈下降趨勢，但下滑幅度略緩；而農村居民的消費/收入比維持穩定。從橫向比較來看，農村居民的消費/收入比仍略低于城鎮居民但已較為接近。而政府的消費/收入比經過長期下滑后則顯著低于居民的水平。政府的消費傾向嚴重偏低。根據2011年的平均消費傾向推算，如果有一百元的政府收入轉為居民收入，則最終消費可增加約二十元。值得指出的是，在政府平均消費傾向較低的條件下，政府最終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卻穩步上升，其根源顯然是政府收入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擠占了居民收入。這可能也是引起消費率下降的原因之一。2、消費總量發展趨勢根據統計局口徑，消費相關的宏觀數據主要有四個：基于國民收入賬戶支出法統計的最終消費支出（簡稱最終消費）、基于居民支出統計的居民消費性支出（簡稱居民消費支出）、基于流通環節統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簡稱社銷總額）和基于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及以上批發業和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及以上零售業企業統計的規模以上批發和零售企業零售額（簡稱限額零售）。根據定義，基于支出口徑的最終消費支出是對應三大需求中的消費的指標，細分項下分為居民最終消費和政府最終消費，包括真實支出和虛擬支出（如住房折舊和金融保險服務等）；居民消費性支出除不包含政府支出外，統計口徑上不包括虛擬支出；而社銷總額中沒有包括居民自產自用產品，也沒有包括教育、醫療、娛樂等服務消費；限額零售數據則僅為規模以上企業的零售額。從定義來看，最終消費支出口徑是最全面的，但僅有年度總量數據，難以分類研究。居民消費支出包含年度分項數據，但不包含政府消費和虛擬支出。社銷總額包含月度數據和部分分項數據，因此在高頻消費研究中也被廣泛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年份，月度加總的社銷總額年度數據小于統計局公布的年度數據，但2004年以后差距一般不超過6%。限額零售僅為社銷總額的一部分，但有較詳細的分類數據，在高頻分項消費研究中有較大的價值。對比三項消費數據可以發現，四項消費額都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都在97%以上。同時，社銷總額和居民消費都小于最終消費支出，規模零售更是顯著小于其他三項，這是符合定義的。但令人略感意外的是，社售總額與最終消費支出之比從2000年的63.6%下降到2011年的80.5%，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同時，限額零售占社銷總額的比例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占比從2000年的16.2%上升到2012年的38.1%。考慮到目前實物商品消費在中國消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社銷總額占最終消費支出比例較高是合理的，但根據各國經驗，隨著第三產業發展，服務業消費占比上升，實物消費在總消費中占比將有所下降，但在中國卻表現出相反的趨勢。從趨勢來看，2002-2007年社銷總額與最終消費增速基本一致，社銷占比保持大體穩定，但在2008-2010年，社銷總額增速大幅超過最終消費增速，直接導致社銷占比快速上升。我們認為，2008-2010年社銷總額增速和占比畸高或與經濟刺激計劃有關，巨額投資和以舊換新、家電下鄉等消費刺激計劃帶動實物消費高速增長，導致社銷總額占比大幅上升。但從趨勢來看，這種變化是非正常的，預計在未來幾年中社銷總額增速將很難高于最終消費增速，其占比可能下降。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限額零售名義增速在絕大多數時間都高于其他口徑消費的增速，這反映消費品零售向規模企業集中的趨勢，符合經濟發展規律。3、消費構成演變趨勢如前所述，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限額零售和居民消費支出口徑下有細分數據，可供深入分析。但這兩項細分數據各有不足：限額零售占總消費的比例較低，代表性存疑；居民消費支出覆蓋面較廣，但缺失政府消費，有系統性偏差。本節我們將結合各口徑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從總量來看，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快速增長，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增速較慢，從2000年到2011年，農村消費支出/城鎮消費支出的比例從約50％下降到30%，變化趨勢與城鄉居民最終消費比例變化相近。從居民消費支出與最終消費的比例來看，2002年以后基本維持穩定，其中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最終消費比例高于城鎮居民。可能的解釋是城鎮居民的虛擬支出較高。下面從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口徑分析居民大類消費結構的演變。居民最終消費大致可分為衣、食、住（包括居住和家庭日用品）、行（包括交通和通訊）和服務及其他類（包括文教娛樂服務、醫療服務和其他）五大類。在五大類消費中，食品消費占最大比例。2011年，城鎮和農村居民分別有36%和40%的消費支出用于食品開支。從趨勢來看，城鎮居民食品消費占比在2006年以前呈現快速下降的趨勢，從1995年的近50%下降到36%以下，但此后不再下降轉而小幅上下波動；農村居民食品消費占比則一直維持下降趨勢直至2011年，僅個別年份出現波動。城鎮居民食品消費占比停滯的原因有兩點：第一，近年來食品價格上漲較快；第二，城鎮居民食品消費占比已降至較低水平，由于中國居民的消費習慣，下降空間正在縮小。（注：從中國分省數據來看，即使是較為發達的上海、廣東、浙江等地，城鎮居民食品消費占比也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北京略低但也在32%以上。）總體來看，中國未來食品消費占比可能進一步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會太大，食品消費增速將略低于居民消費增速。衣著消費占比方面，城鎮居民的占比顯著高于農村居民，但都呈現先降后升的U型走勢。從1995-2004年，城鎮居民的衣著消費占比從13.5%下降到9.6%，農村居民則從6.9%下降到5.5%；此后走勢逆轉，到2011年，城鎮和農村居民衣著消費占比分別上升至11.0%和6.5%。居住消費方面，城鎮居民的消費占比基本維持穩定，大體維持在16%左右；但農村居民的居住消費占比則穩定上升，從1995年的19.1%上升到2011年的24.3%。從細分項來看，城鎮居民的住房和日用品消費兩項的占比都較為穩定，基本與總消費開支維持相同的增速；農村居民的日用品消費占比也大體穩定，但住房消費占比則持續上升，從1995年的13.9%上升到2011年的18.4%，顯示農村居民對改善住房條件有較強烈的需求。交通和通信消費增速顯著高于居民總消費增速，占比穩定上升，其中城鎮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費占比從1995年的4.83%上升到2011年的14.2%，而農村居民的相應占比從2.6%上升到10.5%，顯示從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居民對“行”的消費不斷增長。服務及其他類消費占比在1995-2004年快速上升，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比例分別從16%和13%左右上升至25%和20%，但此后徘徊不前甚至消費下滑，到2011年跌至22.4%和18%。從細分項來看，城鎮居民的文教娛樂服務消費和醫療保健服務消費占比在近年來都有小幅下降，農村居民的文教娛樂消費也小幅下降，但醫療保健服務消費占比卻維持穩定上升，且占比高于城鎮居民。服務及其他類消費占比下降——特別是全體居民的文教娛樂服務消費和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服務消費占比下降——是令人意外的現象，這與社會對相關服務的強烈需求形成鮮明對照。我們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可能不在于需求不足而是供應短缺。下面我們分析限額零售口徑下的各類商品消費構成。限額零售口徑不包含服務消費，但同樣可以分為衣、食、住（包括居住和家庭用品）、行（交通和通訊）和其他（文教娛樂醫療消費和其他）五類。從限額零售大類占比的變動趨勢來看，2004年以前波動較大，較不穩定；2005年以后趨勢性較為明顯：衣、食類消費占比下降，住類大體穩定，行類占比上升，其他類大體穩定。對比限額零售與居民消費支出的大類消費趨勢可以發現，食、住、行、其他四類占比的變動方向一致，但衣類消費的走勢相互背離。衣類零售似乎有分散化、去規模化的趨勢。除變動趨勢外，我們還可對比居民消費和限額零售的各類消費占比比例。可以看出，居民消費口徑下的食、其他類占比明顯高于限額零售口徑，住類占比則基本一致，而衣、行類占比則偏低。顯然，居民食品消費較為分散化，導致其在社銷零售中占比較低；而其他類消費中包含較多服務類消費，社銷零售則只覆蓋商品消費，由此造成社銷零售口徑下其他類消費占比偏低。另一方面，衣、行類消費則呈現集中化的趨勢，特別是行類(交通通訊)。汽車、通訊工具等消費品品牌效應較強、連鎖經營模式普遍，應當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居住類消費品則沒有明顯的集中或分散化的趨勢。三、消費發展——國際趨勢上一節回顧了中國消費的歷史發展軌跡，本節考察的東亞三大經濟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消費發展歷程。根據PennWorldTable7.0，到2009年，按購買力平價估算，中國大陸人均GDP為7431美元（2005年價格），這一發展水平大約與1962年的日本（當時人均GDP為7307美元）、1981年的臺灣（當時人均GDP為7693美元）和1985年的韓國（當時人均GDP為7264美元）接近。這三個經濟體與中國地理位置相鄰、歷史文化背景相似但經濟發展領先，預計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沿著與三個經濟體類似的發展路徑繼續前行，因此其消費發展歷程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較強的借鑒意義。1、東亞經濟體消費率、政府消費比率變化趨勢東亞經濟體的一個共同特點是（相對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消費率偏低，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性較強。日臺韓經濟也有類似特點。在1980年代，日本和臺灣的消費率略低于70%，韓國高于70%。隨著經濟發展、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日本和臺灣消費的重要性持續提高。韓國的消費率在1980年代持續下降，但1990年以后也開始穩步上升。雖然受經濟周期的影響，日臺韓消費率有一定波動，但總體來上都維持了上升的趨勢。到2011年，日臺韓經濟體的消費率分別為81.0%、72.6%和68.3%，其高低排序正好與人均GDP排序相同。很明顯，日臺韓的消費率都大幅高于中國，預計中國的消費率也將穩定上升。從消費主體構成來看，日臺韓的政府消費占比都低于中國，但趨勢分化。日本和韓國的政府消費占比持續上升，而臺灣卻在1992年以后逐步下降。到2011年，三個經濟體的政府消費占比已經有很大差異：日本為25.3%，韓國為22.5%，臺灣僅為17.1%。雖然日臺韓政府消費占比也存在較大差異，但都低于中國政府的水平，也即更依賴于居民消費。日本的政府消費在1990年代以后持續上升，其主因是日本宏觀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居民收入增速下滑導致居民消費增速放緩，而日本政府不斷刺激經濟導致的扭曲。日臺韓消費率顯著高于中國但政府消費占比低于中國，這表明三地的居民消費的重要性遠遠高于中國。臺灣和韓國居民的收入/消費比例較為接近，都基本維持在60%左右，政府消費/財政收入的比例則有一定差距：臺灣為70%左右，韓國略高于60%。對比中國居民和政府的收支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中國居民的消費傾向高于臺灣和韓國，政府的消費傾向則略低。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非常強烈，這與中國整體消費率顯著偏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臺韓居民消費構成分析本節分析東亞經濟體居民消費的構成和演變趨勢，由于日本統計數據不完備，我們主要分析臺灣和韓國。從1980年到2011年，臺灣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總體來看，臺灣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可分為兩個階段：1981-2001年為結構變化期，消費結構有很大變化；2000年后進入平穩增長期，各類消費齊頭并進，沒有明顯的結構變化。在結構變化期，食品消費和衣著消費穩步下降，分別從1981年的26.22%和5.97%下降到2001年的13.96%和4.99%；居住類消費變化不大，從22.1%小幅上升到23.92%。交通和通訊消費占比變化較為復雜，呈先升后降的走勢。從1981年的13.0%上升到1990年的峰值20.9%，此后開始下降，到2001年降至14.82%。從細分項來看，交通消費是波動的主因。1980年代，隨著臺灣經濟高速發展，居民交通需求增加，但由于公共交通不發達，交通成本較高。1990年代，隨著公共交通系統逐步完善，交通成本逐步下降。以服務為主的其他消費占比穩步增長，從32.7%上升到42.3%。從細分項來看，主要是醫療保健、休閑文化、餐廳和旅館消費占比提升較大。在2001年以后的平穩增長期，各類消費占比波動很小，占比的微小變化可能更主因是價格波動引起的而不反映居民消費偏好的變化，如農產品價格上升引起食品消費占比上升。韓國居民消費構成的變化趨勢與臺灣非常相似，也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1970-2005年為結構調整期，消費結構呈現明顯的趨勢性變化：食品和衣著類消費占比穩步下降，分別從46.03%和10.8%下降到15.4%和5.4%；居住類、交通和通訊類、服務等其他消費都穩步上升，分別從12.5%、6.5%和24.2%上升到21.6%、16.4%和41.3%。可以看出，食品、衣著、其他消費變化趨勢與臺灣的經驗一致，居住、交通和通訊的消費占比變化則有差異。2005年以后，韓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不再有明顯的變化，進入穩定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消費構成與同期的臺灣居民高度相似。我們認為，居住、交通和通訊消費與當地初始的地理環境、初始經濟結構和居住習慣有關，因此可能形成不同的初始消費習慣。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經濟體居民的消費習慣可能趨同。四、中國消費的發展瓶頸和動力1、消費抑制之謎如前所述，中國的消費率低于50%。相比目前世界各國、與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相近的1980-1990年代的韓國和臺灣，中國的消費率嚴重偏低；對比歷史，消費率持續下降，這都表明中國經濟中存在阻礙消費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對消費率偏低的一個常見解釋是中國社會結構高速發展，而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居民對未來生活缺乏安全感，因此有很強的儲蓄偏好，由此導致消費不足。這一解釋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前所述，近年來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消費率下滑。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到目前，居民的消費/收入比仍略高于80%，相較臺灣和韓國的60%，實際上是偏高的。這意味著居民的消費偏好實際上較強，所謂儲蓄意愿強烈導致消費占比偏低并不是事實。也有人認為，消費率低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引起的，隨著人口老齡化，消費率會上升。但這一觀點無法解釋近年來中國人口結構逐步老齡化，但消費率卻持續下降的現象。如從2006年到2012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11.3%上升到14.3%，但同期消費率卻56.7%下降到50%以下。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是居民消費意愿低而是消費能力低。根據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我們可以算出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基于初次分配口徑來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僅在50%左右，且有下降趨勢。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這一比例基本都在54%至65%之間。更重要的是，從經過再分配過程后的最終分配結果來看，國民收入占GDP比例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長期偏低且呈下降趨勢。從2002-2011年，占比從48.24%下降到41.53%，2012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極低。而且很明顯，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低于勞動者報酬占比，也就是說再分配過程進一步惡化了居民收入。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過低，雖然消費傾向較高，但仍然造成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這顯然意味著大量收入流向了企業和政府部門。從初次分配來看，政府通過生產稅獲得的收入占GDP的15%左右（不同的統計口徑有差異），企業固定資產折舊大體維持在GDP的15%左右，企業營業盈余約占GDP的20%。從趨勢來看，政府生產稅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速都長期高于名義GDP增速，擠占了居民收入。經過再分配過程的最終分配的結果更為重要，但由于數據缺失，特別是政府實際收支不透明，我們只能進行簡單估算。如果以2011年為基準，居民可支配收入約為GDP的41.5%。政府財政收入約為GDP的22%，但中國政府有大量的非財政收入，例如，僅土地出讓收入一項，就超過GDP的5%。據估計，中國政府總收入占GDP比例約為35%，根據統計年鑒公布的財政收入數據，其中約1.5%為消費稅，與居民可支配收入部分重疊，故居民實際稅后可支配收入約為40%；企業經營折舊不受再分配影響，約占GDP的15%，企業留存的可支配收入約為GDP的10%。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顯然更是嚴重偏低。商業銀行存款結構的變化趨勢也證實了居民收入過低，無力消費的事實。從1999年末到2012年末，居民儲蓄存款占商業銀行總存款的比例從54.8%下降到44.1%，而企事業單位存款占比則從35.8%上升到50.8%，財政存款占比也從1.96%上升到2.59%。可見，居民儲蓄的增速是遠遠低于企事業單位和財政存款的增速的，并不存在所謂居民傾向存款、不愿消費的現象。當然，即使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導致居民消費率偏低，也不意味著經濟整體消費量必然偏低。如果政府消費率足夠高，就可彌補居民消費的不足。但中國政府的消費率卻不足以擔此重任。在總消費中，政府消費的比例并不低，但其原因卻不是政府消費率高而是居民消費占比過低。如第二和第三章所述，即使按財政收入口徑來算，中國政府的消費比例也低于韓國和臺灣，如果再考慮到大量的非稅收入，其比例更是低至40%以下。大量政府收入未用于消費而主要是用于基建、產業扶持和國有企業投資，加劇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而且，很多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效益低下，浪費嚴重，損害了經濟效率。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消費率的主要原因有兩點，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額較低，居民消費增長乏力；政府收入份額較高，但支出結構失衡，消費少而投資多。兩者疊加才造成了中國消費率畸低、消費增長緩慢。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消費增長瓶頸在于收入分配結構和政府支出結構的不合理。2、消費發展動力——增量帶動的局限性未來中國消費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兩方面：經濟增長的增量效應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存量效應。在過去30多年中，雖然消費率不斷下降，但消費仍然維持了可觀的增速，其主要動力就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增量效應。雖然中國經濟增速將會逐步放緩，但增量效應仍將是最主要的動力。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將主要來自城鎮化和產業升級。這兩方面都可望顯著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帶動消費增長。長期以來，中國城鄉居民在生產率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并直接導致農村居民收入僅為城鎮居民的1/3左右。過去30年中，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大量的農村居民臨時或長期的流入城市，離開低生產效率的農業領域進入高效率的城鎮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目前，中國城鎮人口約占總人口的53%，相對于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發展水平，這一比例顯著偏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提超過60%。即使城鄉人均收入維持不變，僅城鎮化就能帶動所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6.7%左右。中國的產業升級也將是帶動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國的低端制造業競爭優勢正受到東南亞、南美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挑戰，但在高端制造業、創意產業、高端服務業領域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些領域不但附加值高，而且更依賴于人力資本的貢獻，不但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更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如果產業升級順利推進，中國經濟仍能維持較高增速并實現十八大關于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也將帶動消費大幅增長。雖然增量帶動可望帶動消費總量的持續增長，但卻不能解決消費率偏低的結構性問題。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農村居民的消費傾向比城鎮居民更高，因此城鎮化雖然能帶動居民總消費的增長，但平均消費傾向反而可能下。而且，目前農村居民已經不承擔農業稅，政府很少從農業產出中獲取收益，而城鎮化后農村居民轉為城鎮居民，其收入增長的同時也會帶來政府收入的增長。如果維持目前政府的收支結構，城鎮化反而會進一步壓低消費率。3、消費發展動力——存量調整及政策建議要從根本上啟動內需，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真正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還必須進行存量調整，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為提高消費率，有三種政策路徑可供選擇：第一、實施刺激消費政策，如金融危機后實施過的以舊換新、節能補貼、家電下鄉、減免汽車購置稅等。消費刺激政策的特點是見效快，實施難度相對較低，在金融危機后起到了積極的效果。但這一政策也存在明顯的缺陷。首先，消費刺激政策只是臨時性政策，其效果也必然是短期性的，短期內消費的增長只是提前透支未來消費，并不能實現消費率的可持續性提升。事實上，消費刺激政策退出后，汽車和家電消費增速出現了明顯的回落。其次，對特定商品的政策優惠政策，即使長期實施，對總消費的影響也很有限，甚至可能扭曲市場。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特定商品的優惠政策可以刺激居民對相關商品的消費，但對居民總的消費傾向影響很弱，因此居民會減少對其他商品的消費。因此其作用主要是消費轉移和不是消費創造，可能扭曲了市場，破壞市場效率。最后，通過補貼刺激消費容易引起政策尋租，行政成本高。如以舊換新、節能補貼等政策實施過程中，都被發現有騙取補貼的案例。第二、增加政府的消費支出，加大對社會福利的投入，減少政府支出中的行政成本、政府投資所占的比例。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向消費傾斜是提高消費率的一個重要措施。具體來說，政府應大力加強對教育、醫療、住房、居民生活保障、失業補貼等方面的消費性支出，減少政府的公共工程投資、各類產業補貼、對國有企業投資等。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增加消費支出的難點是需要對政府管理模式——特別是政績考核模式——進行深入的改革。目前的至上而下、GDP目標導向兼顧民生的政績考核模式對各級政府產生了重產出輕消費的激勵效應，即使是民生支出也傾向于固定資產投資，如醫療投入、教育投入往往被用來增加硬件投入而不是補貼居民消費，效率低下。增加政府消費支出也有一些不足。政府消費行政成本較高，且消費效率往往低于居民消費。因此，這一政策有必要推行，但還需其他政策配合。第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控制政府規模膨脹速度，藏富于民。提高消費率的核心是提高居民消費率，在中國目前居民消費傾向較高的環境下，最關鍵的是提高居民收入，使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提高居民收入可初次分配和二次再分配來推動。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初次分配環節已較為完善，主要通過二次再分配調節來實現，但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二次再分配的效果有限。首先，中國的稅負體制不盡合理，高收入者往往通過各種方式規避稅負，大量稅負由工薪階層、中等收入階層負擔，并未起到“劫富”的作用。其次，福利體制不健全不公平，再分配并未起到“濟貧”的效果。一是大量福利資金被挪用、借用或是閑置，未能及時有效地分配；二是大量福利開支被少數群體不成比例地享受，不但未能緩解甚至反而加劇了分配不公，如被廣泛詬病的特權病房、機關幼兒園、重點學校等。最后，再分配體系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昂。因此，在再分配環節，目前不應過度強調“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而是應該重點完善現有機制，特別是提升再分配的效率，降低分配成本，努力推動福利的普遍化、規范化、均等化。完善初次分配應當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具體政策重點為以下幾點：（1）降低稅收，還富于民，公平稅負。政府應當嚴格控制財政收入和各類預算外稅費的增長，實行大規模減稅、控費；同時嚴查灰色收入，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稅負，合理提高高收入人群稅負，并實行超收稅費退稅制度，控制各級政府超收稅費的沖動。并把預算外收入和開支逐步納入預算內，增加透明度，限制各級政府的收支自由度。（2）打破行業壁壘，實現收入平等化。目前收入分配體制中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一些企業低價甚至無償占用國家資源，一些企業借助政策保護壟斷市場排斥競爭，企業管理層和員工收入居高不下獲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隱性福利，同時又阻礙了人力資源進入相關行業，造成了行業間收入差距非正常擴大。未來如能加速相關領域改革，將會對促進居民收入增長起到極大作用。（3）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真正解決軟預算約束，形成有效的成本控制和利潤激勵機制，并建立機制讓全民分享國有企業盈利。經過近年來的高速發展，國企實力空前強大，但軟預算約束問題并未根本解決，國有企業追求規模忽視利潤、經營目標短期化等等問題依然存在，且國企盈利基本都用于國企內部體內循環，對居民福利的貢獻微乎其微。這既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也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長。未來需加快國企改革，并建立合理分配國企利潤的長效機制。（4）加強對員工權利的保護，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主流經濟學理論不贊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認為政策或者無效或者加劇失業。但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由于對員工權利保護機制不完善，企業一方有能力事后侵犯員工權利，壓低員工工資。在這種情況下，最低工資標準可成為一種員工權利保護機制。當然，更根本的解決之道是降低員工維權成本，保障員工合法權利。（5）通過政府開支承擔部分社保、醫保、養老保險責任，降低企業和員工的負擔。各類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開支以及造成企業用工成本上升1/4～1/3，并最終直接間接影響員工收入。中國政府擁有大量經營性資產，可通過壓縮投資開支，增加福利開支的方式為員工提供福利保障，降低相關費用，增加居民收入。第四、加快金融改革，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拓寬居民的投資渠道，提高投資和融資效率，減少企業的資金占用，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如前所述，目前在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存款結構中，企業存款占比越來越高，居民存款占比卻不斷下降。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效率低下，金融資源不能得到有效分配，導致大量融資困難的企業囤積資金而不向投資者分配利潤，擠占了居民收入。而另一方面，金融體系低效有導致居民缺乏良好的投資渠道，無法有效地獲取財產性收入。未來需加速改革、優化金融體系，推動居民投資——企業分紅的良性循環，推動居民分享企業經營利潤。4、結論本節研究了中國消費發展緩慢、增速偏低的深層原因，發現其根源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且增速緩慢，而政府支出結構傾向于投資而忽視消費，兩者疊加導致消費低迷。發展消費的主要動力來自兩方面：經濟增長帶動的消費增量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帶動的存量調整。增量調整可推動消費總量增長，是發展消費的重要推動力，但不能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和消費偏低的問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增量調整的空間受到限制；必須通過存量調整，才能從根本上啟動內需，并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了實現發展消費，政府需要進行一系列結構性改革，通過城鎮化等措施推動經濟增長帶動消費的增量增長，并通過初次和二次分配增加居民收入，實現消費的存量調整。五、中國消費的發展趨勢1、消費總量發展趨勢2011年以后，中國經濟進入結構調整期，經濟增速顯著放緩，預計未來也很難再恢復到兩位數的高增長水平。從歷史來看，GDP和消費的名義增速相關系數高達0.94。隨著GDP增速放緩，消費的增速也必定會受到沖擊。但另一方面，經濟結構調整也醞釀著有利于消費增長的因素。首先，隨著人口紅利減少乃至逐步消失，勞動力價格逐步上升，有利于提升居民收入占經濟總產出的比例。事實上，從2008年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從持續下滑期進入波動調整期，2012年還出現了大幅回升。這一趨勢在未來數年仍將持續。其次，政府將推行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在十八大報告中，中央明確提出到二0二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國人口仍維持增長，因此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雙翻番就意味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將會上升；而且報告中提出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目前中國處于城鎮化加速期，大批收入較低的農村居民將轉化為收入較高的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分別翻番將意味著全體居民人均收入增幅將更高。第三，政府財政開支向民生傾斜，政府消費支出占比有望提升。在3月17日李克強擔任總理后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李總理明確指出財政開支向民生傾斜，壓縮三公、樓堂館所開支。這些政策如能有效落實，政府消費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將會提升。根據我們的估算，由于城鎮化發展、經濟結構調整和政策扶持，到二0二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有望上升到50%左右，大約可帶動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可上升約6.5個百分點。而如果政府規范收入，把政府收入占GDP比例調整至30%且納入預算內，并把其中60%用于消費，則政府消費占GDP比例可上升約5個百分點。這樣最終消費率可望上升至60%左右。如果到2020年能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且最終消費率上升至60%，則在2013-2020年期間實際年均消費增速可望達到9.5%左右。如果通脹率維持在2.5%左右，則名義年均消費增速可達12%左右，接近2000-2011年期間的平均增速。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消費結構和模式發展趨勢在消費總量維持較快增長的同時，消費結構也將發生較大變化。消費結構變化的推動力主要來自三方面：城鎮化后新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居民收入水平增長后消費習慣的變化和政府消費增長的影響。如前所述，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對比中，農村居民的食品、居住消費占比較高，而衣著、交通通信類和服務等其他消費占比較低。根據“十二五”規劃的城鎮化目標，從2013-2020年將有約1億農民進城定居，這些城鎮新居民的消費結構也會相應變化，即食品和居住消費占比下降，衣著、交通通信類和服務等其他消費占比將會提高。但根據我們的估算，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城鎮化對總體消費結構影響很小，各項大類消費占比變化都不超過0.5個百分點。這主要是目前農村人口雖然占總人口比例仍然較高，但人均收入僅為城鎮居民的1/3左右，因此全體居民消費結構是由城鎮居民主導的。城鎮化發展將進一步強化這一趨勢，但變化并不顯著。居民收入水平增長對消費結構的影響將更為直接和明顯。從國內居民消費發展趨勢和韓國、臺灣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中國居民消費正處于結構調整期，居民消費結構將發生顯著變化。根據韓國和臺灣地區的經驗，在結構調整期，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食品和衣著消費占居民總消費比例將會明顯下降，中國也將重復這一歷程。我們預計，到2020年，食品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比例將從37%下降至30%左右，衣著消費占比將從11%左右下降至8%左右，且此后還將繼續下降。居住類消費方面，由于各經濟體自然稟賦不同，發展趨勢也有差異，但韓國和臺灣地區居民居住消費占比最后都穩定在22%左右，目前中國的居住消費占比為16%，有一定的增長空間。預計到2020年將上升至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