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由變量向變質跨越

中國城市化率為52.57%。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85%，城市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國城市化質量低,城市病嚴重,市民化程度低,城市功能開發不足,用地粗放低效,屬“半城市化”或“淺城市化”。城市現代文化價值觀念向農民滲透,使農民觀念“二元結構”分化,如何促進農民觀念與城市化相適應,實現物、形、人和精神在內的整體城市化,迫在眉睫。一、在城市化背景下，農民的概念“二元結構”發生了分化(一)農民現代化意識不足,粗疏“坐吃山空”,混傳統農民與外世隔絕,農業生產粗放,墨守成規,小富即安,排斥新事物,落后的傳統意識觀念根深蒂固。但小農經營收入低,農民對土地的熱情和依賴漸漸喪失,農村漸市場化,傳統農民觀念受沖擊。部分農民摒棄傳統觀念,接受城市現代觀念而“市民化”。純農戶驟減,集中于偏遠的中老年農民;部分農民徹底脫離土地進城務工;城郊農民依托土地、農村文化與環境與市民互動,挖掘農業的潛力,變為“新型農民”;部分農民經商或興辦實體,發展農村非農產業;不少農民把握市場需求,出租閑置房屋而獲得收入。然而,偏遠的農民并未受城市化影響,揣著深厚的土地情節和種地“本分”,固守粗放的農業生產;部分失地農民缺乏就業信心與能力,無業可就,“坐吃山空”,甚至淪為城鎮邊緣的“混混”。他們固守老觀念,游離于城市化之外。(二)消費與金融“雙重結構”的區別1.農民物質消費結構轉變,特征明顯傳統價值觀“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持家”長期植根于農村,“量入為出、節衣縮食”,但求溫飽、絕不浪費,“禁欲主義”色彩濃,抵制高層次消費,為防意外先以存款形式預留部分收入,理財意識淡薄,重儲蓄輕投資。城市化后,農村消費品極大豐富,傳統消費觀念受沖擊,呈“二元結構”和“兩重性”分化。一方面,部分農民消費觀念傳統保守,消費習慣未變,節衣縮食、勤儉持家,消費結構與生活質量極少改善,即使經濟條件改善,極簡的生活慣性未變,結余存入銀行。另一方面,城市消費與理財觀對農民產生吸引和示范效應,農民消費水平持續走高、消費層次上升、消費領域擴大,消費結構轉向復雜,消費心理轉向前衛,但普遍側重物質消費。農民部分物質消費被逼向“高檔化”,“收入增長慢、消費增長快”,“啃老本”甚至負債生活。少數農民拆遷致富,有錢了、翻身了、體面了、“城里人”了,缺乏生活規劃,盲目攀比、沖動消費,買高檔車、裝修奢華、買高檔品、大擺筵席……揮霍無度直至家財散盡。多數農民重儲蓄輕投資、節流不開源,理財意識薄弱、知識缺乏、信心不足,節余等于存款,理財渠道窄,理財產品結構不合理,缺少家庭理財規劃。少數農民投機心強,罔顧風險盲目跟風,輕信理財宣傳,投資于高風險理財產品,想靠運氣“搏”一把,夢想“理財致富”,卻未實現預期收益,反倒損失慘重或被騙財,得不償失。2.村集體經營模式傳統農村集體經濟弱,集體資產出租收入低,農民獲益少。城市化后,偏遠農村集體資產沿用老辦法,收益少,農民難直接獲益。被城市化村獲得巨額拆遷補償,轉變經營理念,創新集體資產經營模式,提高市場經營收益,村民再分得收益。(1)集中理財模式,由政府財務托管中心集中村集體資產,委托銀行貸給重點企業,收益率高于銀行利率,企業定期付給村集體利息,村民得分紅,實現村集體與企業雙贏。某鎮集中村集體資金19億元,通過銀行貸給某知名企業,年利率為6.0%。(2)留地安置模式,為搬遷村預留集體建設用地或商業設施,聯村統籌經營、統一管理,發展村集體產業。某鎮6個村共獲3.2萬米2商業設施,統一經營,村民每年可分得收益。(3)購買底商模式,用村集體資金購買不動產用于租賃,“資金變資產,死錢變活錢”,實現資產增值。某村集體用4000萬元購置商業設施4700米2,每年租賃收入為300萬元,村民“按股分紅”。(4)產業經營模式,在村建設用地建設施,發展二三產業。某村建設商業街、農貿市場、大型購物中心及配套設施,增加就業機會,2011年“按股分紅”比上年增長1000元/人,個人分紅最高為2.2萬元。(5)聯村入股模式,集中部分村集體資金,聯村入股,共同開發。某產業基地征占8個村的土地,這8個村聯合周邊10個村共同出資2380萬元,入股參與基地建設,2011年實現收益800萬元。(三)農民法律主體參與度的提高傳統農村親緣血緣與宗法制度占主導,長者行使權力,“老人政治觀念”根深蒂固,農民習慣于被統治,依賴家族力量或村干部解決矛盾,不會借助行政或法律手段;雖村民自治,但農民的民主、法律和主體意識都薄弱。城市化后,農民政治與法律觀念及參與程度不斷轉變。偏遠農民傳統意識慣性強,自身權益不清,主動參與少,即使利益受損也任由別人出面,被動地接受他人安排。誠然,大多數農民利益訴求強烈,法律、政治和主體意識增強,參與度上升,期待村委帶動村民共同致富,村民選舉中主動參與競選和投票的人數增加;關注政府領導人選及發展規劃,對政策及公共服務有更高要求,期望從區域發展中獲得更多好處;處理糾紛時,家族力量弱化,傾向于行政或法律機構,重大利益問題更相信法律的公正;對社會公平及公共福利有更強烈的訴求,主動了解政策法規,最大限度地維權;民主政治觀念深入人心,主人翁意識增強,關注國家大事、政策及發展形勢。(四)農民教育的“市民化”傳統村落與外界隔絕,農民與血緣地緣“熟人”交往,社交網絡封閉,農業生產靠經驗與體力,忽略自身教育,卻視教育為子女跳出“農門”的唯一途徑。城市化后農民教育與生活觀念隨之巨變。偏遠農民生活觀念與狀態變化不大,農業生產熱情降低,純農戶驟減,以非農收入為主;高度重視子女教育,期待他們有“體面”職業和高收入,但不愿意投資自身再教育,知識和技能改善不大,仍以低層次非農就業為主。城市化農民生活在城鎮,成為“新市民”,教育觀“市民化”。對高等教育或職業教育的投資大幅上漲,占家庭總支出的絕對比重,重視子女專業選擇與技能培養;重視學校的綜合實力和教育資源,“擇校”支出驟增,成為家庭重要負擔;全面培養孩子,特長培養投資劇增,大量購買學習輔助產品;迫于就業壓力,農民開始重視自身教育,培養技能,提高收入。然而,村民搬遷上樓后,熟鄰里解散,新鄰里疏遠,農村生活慣性與新社區格格不入,倍受歧視,各種“不適應”紛至,城里生活心理壓力大;大家庭被分解,距離拉開,親情減弱,傳統家庭觀念和孝道觀念淡化,家庭矛盾驟增,甚至老人生活孤寂無依,反倒“生活富了,日子沒法過了”或“錢有了,幸福沒了”。二、在城市化中，農民的概念是“二元結構”分離的基礎(一)城鄉二元結構的轉化在“二元結構”制約下,農村小農經濟結構使農民被隔離于城市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經濟系統之外,城鄉社會斷裂。農民觀念植根于傳統農業,“小農意識”根深蒂固,自主耕種,滿足于“吃飽喝足、略有結余”,人際交往限于親族“熟人”,不具備現代意識。城市化后,城鄉間要素自由流動,“二元結構”被打破,社會系統急劇分化、重新整合。但農村被視為城市的“影子”,為滿足城市發展需求被動地接受現代化“改造”;農民被視為“落后”的代表,被“強行”灌輸現代觀念和接受現代化“改造”,但現代觀念的內在轉化是循序漸進的緩慢過程。城市化參與主體,即政府、企業和農民應相互支撐,但在城鄉二元社會中,政府、企業、社會精英與普通農民的主體性差異大,農民的主體性基本被剝奪。為緩解城市用地不足,政府濫用權力使農民“被自愿”城市化;城市化決策主體是兼具知識、能力和影響力的社會精英,基于主體政績與利益追求的決策結果側重于“大拆大建”,在“統籌城鄉”幌子遮掩下“以城吃鄉”,農民利益“被弱化”;企業主導現代產業向農村轉移,擴大市場空間,擴大利益空間;只有弱勢農民被排除在外,作為受眾被動地接受城市化“改造”。(二)推行關系型的血緣依賴型社會資本市民依附于組織單位,人際交往以資本為媒介、以業緣關系為主要形式、以契約和法律為調節手段,是一種開放的弱關系型的業緣物緣關系的現代公民型社會資本模式。相反,農民依附于土地和農業,人際交往以土地為媒介,形成封閉的地緣性社會資本;農民又依附于家族力量獲得承包土地,社交范圍限于同質親族“熟人”,異質性交往少,形成強關系型親緣性社會資本,總體上是呈閉合狀態的強關系型地緣親緣關系的血緣依附型社會資本模式。城市化后,農民社交范圍擴大,自主性和參與意識、權利意識蘇醒,信任關系轉向“能人”,社交網絡從血緣地緣關系向業緣物緣關系擴展,異質性交往增加,強關系型血緣依附型社會資本被“解構”,跨越型和垂直型社會資本形成,逐步重建以業緣物緣關系為基礎的現代公民型社會資本,這正是農民現代化的過程,但各分支變遷速度不一致,呈“二元結構”狀態。(三)“文化變遷”是長期的、反復的過程,未來的社會文化體系在不斷奧格本研究認為,一般物質文化變遷發生在非物質文化變遷之前;非物質文化變遷中,一般制度變遷最快,其次是風俗、民德變遷,最后才是價值觀念變遷。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物質文化決定非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一經形成就相對穩定獨立,社會變遷中必然會產生“文化墮距”現象。科技成果被發明應用,物質文化先改變,滲透到非物質文化中使相應的政策制度調整,存在“時間差”,形成“文化墮距”。文化變遷導致利益分配調整,部分主體為固守利益而抵制“變遷”,各分支變遷速度不同而“社會解組”。因此,建立新的社會文化體系是長期的滲透和變遷過程,“文化墮距”不可避免。城市化加速農村社會變遷,核心是轉變傳統農民觀念、建立現代文化價值觀念體系。城市現代技術設施轉移到農村,物質環境先現代化,農民接受現代物質文化進而轉變傳統觀念,逐步建立現代觀念體系,必然產生“文化墮距”。農民的物質文化與價值觀念更新不同步,新舊觀念并存相沖突,呈“二元結構”。通過社會改革、現代觀念教育,加快農民觀念更新和現代觀念建立,縮短“文化墮距”,適應城市化發展。(四)城市現代化對現代市民的需求城市化過程是人的現代特性產生發展的過程,即獨立自主、民主平等、開放寬容、科學真理、全面發展等現代主導價值觀生成、積淀并內化于人的身上,使人的價值觀念、知識能力和就業生活從傳統轉向現代,最終成長為現代人。研究表明,城市化中存在“城市化過度與城市性不足”,即(質量)城市性滯后于數量(城市化),被城市化農民身在城市卻未融入城市,在城市低層次部門就業,未建立現代文化生活模式,“內卷化”為“城市鄉民”。城市化加速推進,大面積農村轉變為城市,大量農民轉變為“新市民”,只是城市化數量擴張,但現代性積累不足,傳統農民未真正轉變為現代市民。因此,實現城市化由量變向質變跨越、推進“人的現代性”產生與發展,需要一個更長的變遷過程,農民觀念的“二元結構”分化是暫時的,最終會建立現代文化價值觀念體系。三、增加農民的概念，適應快速城市化(一)參與權、選擇權與監督權制定城市化政策應尊重農民主體性地位,提高農民的城市化參與程度,保障農民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與監督權。制定城市化政策前對外公布信息,搭建農民參與平臺,征求農民意見,集中農民智慧,吸收農民代表參與全程,聽取他們的意愿與訴求,幫助農民正確解讀政策背景、目標、內容及前景,正確誘導農民更新傳統觀念。(二)農民觀念現代化。在文化的深度深化農村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正確解析農民的傳統價值觀念,引導農民摒棄和清除傳統觀念中的負面因素,加強農民觀念更新教育,誘導農民內化城市現代觀念,重構新的文化價值觀,實現農民觀念現代化。同時,加強農民再教育,提高農民科技素養,培育農民內化城市現代觀念、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育農民的公民型現代意識觀念體系。(三)提升農民心理健康農民雖建立了商品意識、知識意識、競爭與合作意識等現代觀念,尚未完全內化于農民自身,遭受“內卷化”、“妖魔化”及“污名化”,降低農民心理資本,反使其“疏離”城市甚至“反城市化”。建設農民心理資本,提供心理健康知識培訓、心理咨詢與疏導服務,提升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