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本原問題

一代文學思潮:“聯系”與“意義”文學是必然的。它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個永恒的時代和巨大的空間維度。文學需要補充其他關系中的人員，或對抗其他關系中的人員，這不可避免地是一個持續的語言和問題，但它正在成為文學的長期語言和必然的迫害。這很顯然會涉及對文學本質性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對于文學的終極質問,是對于文學的概念性界定,即什么是文學對于這個話題,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文學家、理論家對此都做出了各自角度的闡述和概括。比如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以存在主義的哲學觀念來框定文學;英國克萊夫·貝爾認為“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而錢古融提出“文學是人學”的理論說法,把文學中人的主體性因素提升出來。簡而言之,文學是一種美的形式。它是以言語作為表達媒介,把人以及人感受或經歷的生活自然納入到文學表達中,成為優美的情感形式與藝術形式。在對于文學終極位置的定位過程中,人們往往會呈示出對于文學價值判斷的姿態。以現代文學思潮為例,現實主義文學一直是處于主流文學的位置,而浪漫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一直沒有相對的文學空間來發展自我的文學觀與文學形態,對于文學的發展與理解更多的結合時代性與民族獨立性的要求來對文學做出價值性的要求。在《現代》雜志中,關于左聯與“第三種人”的論爭,很顯然說明了文學的功利性與時代性要求。這場論爭“是普羅文學思潮與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第一次正面的大規模碰撞”,“論辯雙方都代表著不同的社會政治力量,致使這場論辯始終籠罩在階級分明、政治斗爭激烈的年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圍之中”(P155),對它進行剖析、解讀和做結論,都會讓文學失去多種聲音和多重話語。但同時,如果斷然地割斷文學與各種影響文學形式與內容的因素之間的聯系,也必然使得文學不能在凸顯的聯系中闡釋自我的獨特性。“聯系”是正確理解文學本原多重話語性的一個基本的哲學前提,它是影響文學發展規律以及維持文學獨立性品格的關鍵前提。在此前提上,不僅重視文學的外部環境與發展規律,重視文學與他者的聯系;同時本前提重視維護文學的獨立性品格。對于聯系作為前提的方法論認識,關鍵在于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把“人”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體現出來。作為一個哲學前提,它既不同于“關系論”,也不同于“結構主義”的方法論認識。“關系論”是英國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法蘭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哲學概念。在此之前,新黑格爾主義者格林從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出發,認為一旦感覺離開了心靈的產物(關系),就會一無所有。布拉德雷接受了這一觀點。他認為,關系必須依賴于形成關系的兩個關系才能形成,“關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而建立在這種關系意義上的概念當然也是自相矛盾的。布拉德雷認為,根據他的關系論,則本體、屬性、時空、運動與變化、因果、‘物’等概念既然都建立在關系論上,當然是自相矛盾的。它們都是一些現象,或思想所創造的幻想,現象知識所反映的世界就決不是最終實在的世界。”(P87)“關系”是用來證明現象世界與知識的不真實性的,而“聯系”作為一個前提是用來說明文學與外部因素的動態性關系,是互相作用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發展的、運動的過程,而結構主義是作為一個方法論思潮出現的。這里的結構是強調在整體的構成中,每個成分之間,在各種改組和變革之下穩定性關系的總和。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在強調文學本原多重話語性的時候,并不是機械地把文學和其他影響文學的因素,僅僅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因為,文學本身是存在于一個生動的、運動的、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因此時間性是文學史的本質,它表達出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它們是正在發生和進行著的。斯賓格勒這樣認為:人類的本質只是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歷史是一個活生生的過程,它處于不斷的流動過程之中。二文學的困境與文學危機海德格爾在《荷爾德林和詩的本質》中認為“詩不只是此在的一種附帶裝飾,不只是一種短時的熱情甚或一種激情和消遣。詩是歷史的孕育基礎。”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它一定會依賴人類認識能力和想像力的提高與發展。它必然會在這個過程中凸現自我的本質特征,即文學的多重話語性。在此基礎上,文學的多重話語性將不再會特指某種單一的層面,而是它將或者已經在時代的延展中包孕了更多的層次,含蓋更多的話語,它可以是“文”與“質”的結合,也可以是“道”,它還可以是“有意味的形式”等等。就中國現代文學而言,人們在闡釋著文學多重話語性中的啟蒙特征,隨后又對其中的文化因素進行抽離等等,都是彼時的文學、此時閱讀、研究著的人們尋找著文學最本質所在。實際上在生存的語境中,文學既不需要依附更不需要對抗;在價值判斷層面上,文學將孕育更多的話語,更新的再闡釋,更多的思維向度。所有這些都歸根于在對于文學的定位中,人們在不斷地尋找,不斷地超越,文學將會掙脫時代性的權利話語的籠罩,去承擔苦難、承擔情感。文學在現今的時代中,它已經面臨著巨大生存困境和發展危機。因為人們常常在尋找優美的文學形式、獨特而又深遠的文學內容。并且在尋找的過程中,常常樂于架設一個單純的參照標準,即容易和傳統中的文學精品、和西方的經典做比照,如果延伸這種文學參照模式,會發現對于現實的、現有的文學認識可能會歸于單一化。以網絡文學作為個案分析,且不用說痞子蔡、安妮寶貝這類大約已經被默許的作家以及他們的創作,以《成都,今夜請把我遺忘》為例,本文是以遺忘作為敘述的顯在話語,小說所有的敘述是圍繞著一個市場銷售經理展開的,由于銷售這種行為是開放性的,和經濟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因此小說中陳重被設置為第一敘述人,以他的視角來游走,來體驗、去感受。而有的評價者僅僅從陳重多次背叛妻子,最終妻子擺脫了這種婚姻現實的角度出發,認為妻子的行為是合情合理的,而陳重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看妻子的背叛,所以得出結論——作者對陳重這個人物的設置和敘述是缺乏深度和邏輯的,是矛盾的敘述。而我認為這恰恰是作者妙筆生花的地方,因為以一個處于特殊經濟位置的人物作為文本的敘述焦點是有深意的。因為陳重不斷在情與欲、情與利、情與貪中沉浮,他不停地反省,他又不停地希望回歸前者,但又更深地背叛前者。陳重背叛前者,同時也被前者背叛,他背叛了情與理,也被它們背叛。“掙扎”其實才是文本的焦點話語,是作者的聲音。這種情感的矛盾、掙扎、徘徊、痛恨正是作者妙筆,卻不是敗筆。由此,這種認識與評價會對文學本身帶來消極影響,同時還會漠視現有文學背后的各種因素,比如現有的文學產生的土壤是什么影響目前文學創作和評價的因素是什么是不是經濟或價值規律真正影響著文學的永恒的美的標準那么卡夫卡的作品身前寂寞、身后揚名的現象又能說明什么呢如果按照循環的規律模式去解釋文學的產生和發展,那么必然會面對一個假定的問題,即文學將會終結。它將在什么時間點被終結,以何種方式被終結文學不是自然科學,它的規律不是自然規律,但是在現有的結論和理論中,并不排斥文學規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因此,我認為從這樣的假定出發,可以映照出文學在當下時代的困境和文學岌岌可危的現狀。因為在中國,文學擺脫了“文以載道”和“啟蒙”文學的主流位置,走向邊緣。而西方的文學在掙脫神學束縛后,在對人類的生存境遇發出微弱的叫喊后,它與文化顯示出了親緣關系(文學文化)。如果綜觀文學的發展趨勢,會在合理的判斷后,產生兩個疑問:1.文學是否應該邊緣化2.是否應該主流化這很顯然是對于文學功能作出的價值判斷,哪種價值最合適、最合理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文學如果仍舊被模式化的設定在僵化的參照系中,那么對于文學的持續研究會忽略文學主體背后的深層因素,以及割裂了文學和現實的關系,忽視了文學與各種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時代因素、歷史因素、地域因素等等)的聯系。那么很顯然會在共時和歷時的時空坐標中,割裂文學本原的歷史性和發展性,因此不能正確認識文學本原多重話語性的可能與必然。三文學的本質———“人是萬物的靈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歷史時期有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自己民族特點的文學。在我們文學研究者的視野里,一直在為某種可以把握的文學規律而作出努力。在文學形態的歷史延展中,文學形式、美學趣味、時代因素、民族差異、國家等都會成為決定文學具有多重本原的必然原因。文學多樣性和豐富性絕對不會單純地依賴某個具體時代的評價體系和價值判斷。眾所周知,文學最初起源于神話,它和人類最初的祭祀活動、巫術都有很深遠的近緣關系。在希伯來文化中、在希臘神話里、在中國神話里、佛教典籍里,都揭示了人類是怎樣關注人和未知的世界之間的關系和聯系,人開始關注人的主體意識和主體位置,在這些神話故事中,共同表達了一個文學主題:人從哪里來,將到哪里去這種主題其實一直存在于我們以后的文明的創造活動中。而這種表達主題的意識與表達方式成為一種人類的認知方式和認知過程,它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都必然會影響著文學的存在方式以及文學最本質的所在。比如,在中國神話里,盤古開天辟地,創造了世界和日月星辰;當共工怒觸不周山,女媧補天、造人。這是原始人對自己認知的把握,是早期的人類根據自己有限的認識事物的能力,來對最初的世界、社會、人的起源等問題進行神話樣式的想象。馬克思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是指人類不斷在加深對世界整體的認識,并且力圖把世界創造成自己想象中的整體樣式,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人本身,于是這種認識活動被內化在文學中,并且通過文學、藝術來建構人類的精神世界。很顯然,正如容格所說,“民族和時代也象個人一樣,有它自己獨特的傾向和態度”(P377)。德國狄爾泰《詩的偉大想象》中就這樣表達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是富于想象性的文學時代,文學的想象性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本質。“任何優秀文學作品所賴以生長的社會背景,都無疑地是一個復雜的結合體,它往往包含著環境與條件、人物及其發展、人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乃至他們的命運等諸方面的因素。靠著人們早已形成的事件應首尾融貫一致的整體觀念,理性把握了這些因果關系”(P556)。“源于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文學的自成一體的理性力量,是在所有的國家的各個不同民族環境中形成的。在它的影響下,詩人、富于想像力的藝術家們靠著對事物的相互聯系以及生命的價值、人的本性的意識,從基督教會和民族國家的局限中擺脫出來。縱使卡爾德隆對于教會和國家一致的極端無知的狂熱,曾因這宇宙精神的影響反而有所加深,但畢竟,它賦予那個時代極盛時期的文藝作品及詩作以力量使之克服民族和宗教的局限,從而使它們提高到普遍有效的程度,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加深對人的描寫和對世界進程的反映;它強調個人包括他的外觀以及他與世間萬物和某些無形力量的相互關系,因而更深入地強化并決定了對生活的想象的理解”(P552)。想象力是人類認識能力的一部分,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性建立在豐富的想象性的表現前提之上,哈姆雷特自信地喊出“人是萬物的靈長”,正說明那個時代的人們擺脫了神性的束縛,由于理性的發展而更加自信。如果細讀俄羅斯民族的文學,也會發現它同樣有著自我民族、時代的本質特征,同時這種本質仍在不斷地被豐富、闡釋、言說。肖洛霍夫的作品沉郁頓挫、悲昂感強烈;托爾斯泰的作品自我反省、救贖感強烈。而中國現代文學卻一直在現代的情結之中尋找適合自己本民族的價值體系,文學成為文人、學者、革命者的話語。中國現代的文人從語言、文學表現內容、文學的創造形式、文學的借鑒內容和方式上,都從各種角度進行探索和追尋。現實主義創作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話語和文學選擇,無論是文學研究會,還是左翼文學團體,還是在淪陷區的諷刺作品的創作、解放區的文學創作,都是以現實主義的姿態來進入文學,對現實人生進行文學上的關照。在這種文學創作的努力和企圖背后,隱藏著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聲音——現代性話語,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權力話語。與時代同步、和世界同行是中國人的追求和夢想,因此,改變中國現實的不合理因素,實現“船堅炮利”,確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拋棄民族劣根性,使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走向世界。在文學現代性的體系中,也含納了許多聲音,比如啟蒙、現代、質疑現代、重建中國文學價值體系等等。延續著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經典的聲音,是對于“現代”的理解和勾勒。諸多的現代文學思潮、流派的迭起是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哲學前提之上的,即對于時間的反叛和皈依。在廢名、沈從文的詩化小說中,鄉村純凈、人情質樸、山水清亮,在他們的小說中,沒有直接對中國現實的批判和現實主義描寫,而是采用了傳統的寫意、造境手法,把青山、綠水、白沙灘、小橋、長河、邊城作為文學中的重要內容,成為一種隱喻式的符號化表達。這些意象性的符號容納了作者的人文理想和對傳統文明的依戀。他們親近自然的文學傾向更加接近中國傳統道家的思想因緣,他們的文學表達方式也是“參差披拂,任意撫弄”(周作人語),承繼了中國詩化的傳統。這種淡化時間、忽視時間的文學表達方式具有著深厚的中國文化情結。四文學影響文學的因素是文學、藝術的創作方式和文化主體的多元聚合如果說,文學多重話語性中的時代、民族、國家因素是文學不同側面的呈示,那么文學本身所具有的審美性、想象性、文化性、藝術性同樣也是文學本質的不同側面。這種對于文學本質多重話語性的可行性論證的邏輯起點來自于對于結構——解構式思維模式的辨證性思考。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思潮對文學方法論與思維具有一定意義,也具有一定的影響,然而,這種思維模式會帶來分裂、對立的思維陷阱。比如,對于二元對立思維的解構、質疑,就源于這種思維方式。二元思維是人類思維模式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就像對于時間、空間這種感性、直接的經驗形式一樣,是源于人類自身的感性經驗,是人類最初的認知能力以及把握世界的能力,它來自于經驗、情感意識以及模糊認知,它是具有防御性質的復雜結構。馬克思是運用這種最基本的思考方式來對人類社會的發生、發展進行認知的,在他的創造性思考中,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經濟/政治,社會關系/生產力等,成為經典式的理論,對人們研究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同時還延伸到文學、藝術領域,成為經典研究。阿爾多諾認為經濟生產方式對人類產生巨大的影響,進而對文學、藝術的創作方式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文學藝術同樣也以經濟的生產方式來生產,文學被納入到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另一位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他的關于意識、無意識、潛意識的心理學理論解釋了人們現實生活中一些對立的現象:善良/邪惡、利他/利己、秩序/無序、成功/失敗、喜/怒等等,這使他成為影響人們思考和生活的經典理論家,這實際上是源于他的二元式的思考方式:現實原則/快樂原則、生的本能/死的本能。如果對這種對立式的思維方式進行批判思考,即不對立,也不依附,必然會發生出多種思考向度。歸根結底,是需要探求文學性本身所含納的多種因素,而不僅僅局限于對文學本原自身的結構——解構過程。同時,在整個世界需要以多種格局的體系來結束過去的分離、對抗的世界格局,民族主體、國家主體、文化主體、文學主體需要得到尊重和認同。哲學學者吳根友認為“希伯來文化具有一種宗教傳統的特質,希臘文化是一種知識論的傳統,而中國哲學則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詩性的特質。在漫長的文化發展歷程中,中國文化沒有走向宗教的迷惘,也沒有徹底演變成科學理性,它的詩性特質通過其經典和語言保留下來。”因此“對話”、“融合”、“交流”已經成為世界認同的方式,這種全球化的發展態勢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成為主流話語。因此,在東西方會長期處于文化的交流過程中,而文學也必然呈現出這種態勢。另外文化主體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也將決定著文學本原的多重性,文學的差異性和豐富性。例如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對西方社會的發展與整和都有著決定性影響,而中國文化也具有同樣的特征。“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