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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與宮體詩名與實

過去,許多研究宮詩的人都把重點放在了小剛、小毅、蕭和徐的兒子上。他們很少注意梁武帝與宮詩的關系。在討論了兩者的關系時,他們通常強調梁啟超反對宮詩的一面。首先,因為《梁書·徐摛傳》有武帝加讓徐摛的記載:“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瓝の捏w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問題是宮體詩內涵與其名稱的出現并不同步,宮體之名的提出與后世評價宮體詩也有很大差距。要弄清梁武帝與宮體詩的關系有必要弄清提出宮體詩的具體環境以及各代對宮體詩理解評價的變化,在這樣的基礎上厘清宮體詩的實質性內涵。一、梁人對宮體詩的評價和認定除《梁書·簡文帝紀》所載,對“宮體”詩的記載尚有下列文獻:《隋書·經籍志》: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杜確《岑嘉州集序》: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為輕浮綺靡之辭,名曰“宮體”。自后沿襲,務為妖艷,謂之摛錦布繡焉。劉肅《大唐新語》: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顿Y治通鑒》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胡三省注曰:“東宮謂之春宮,宮坊謂之春坊?!睆囊陨衔墨I知,梁人對宮體詩的評價和認定,范圍主要指蕭綱為太子時的東宮之作,內容既指輕艷的詩歌風格,也指詩體之變。姚察《隋書·經籍志》的界定比較符合梁朝人的認識。其中,特別強調宮體詩被“遞相放習”,導致“朝野紛紛”的影響。杜確、劉肅及魏征《隋書·文學傳論》的評價則更多地強調其輕艷的風格,在他們眼中,“宮體”已經成為“艷情”的代名詞其實,宮體詩之名的提出,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與蕭綱爭奪太子之位有很大的關系,當是蕭統一派的政治集團用以攻訐蕭綱做太子的理由或借口,其“遞相放習,朝野紛紛”的影響也并非單純是宮體詩的風格帶來的,還有政治因素在內,所以,當時對宮體詩的評價并非全是詩歌創作領域的批評。從“春坊盡學之”、“傷于輕艷”可知其所指為東宮,其特征是輕艷。侯景指陳梁武帝為政之失的十大“罪狀”中就有對皇太子蕭綱輕薄詩風的指責于此可見,梁時的宮體詩是指與昭明太子所倡導的文學觀念相對立的蕭綱東宮輕艷詩風。“宮體”詩稱名是伴隨著梁武帝立太子的政治事件而提出的。雖然其內涵指東宮輕艷的詩風,但其目的并非詩風本身,而是作為反對蕭綱做太子的政治輿論手段出現的。所以,蕭綱太子地位牢固后,為了反擊對方,命徐陵編《玉臺新詠》“以大其體”,為其所提倡的詩歌風格尋求歷史根據。于是擴大了宮體詩的內涵,將有關艷情與女色的詩皆入選以明此傳統已經有久遠的歷史。將梁武帝、沈約、王融、謝朓等很多詩人的艷情之篇皆歸為宮體一類。所以,很多人論宮體詩時多以《玉臺新詠》為根據,大多學者也認為后世所言《玉臺》體、徐庾體與宮體沒有實質性分別??梢?宮體詩的內涵和創作風格在宮體之名出現以前就存在了。而宮體詩之名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提出的,當時所指內涵與創作實際未必一致,才導致了眾多的爭論。后世所論宮體詩多以《玉臺新詠》為基礎,則擴大了宮體詩的內涵,與宮體詩之名提出時所指有一定差距。后世對宮體詩的評析重點是從詩歌風格角度進行的。從本質說,宮體詩所指有詩歌形式與詩歌題材兩方面的內容:形式上繼承永明體并“轉拘聲韻,彌尚麗靡”;題材上“有涉閨幃”,注重艷情;整體風格則輕艷綺靡二、梁啟超與宮體詩關于梁武帝與梁陳宮體詩的關系,可以從如下幾個角度考察。(一)梁武帝《歌兒舞女》,其人生態又為宮體詩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景觀。據初梁武帝在宮廷娛樂音樂文化建構上用力甚勤,主要表現在對吳歌、西曲的改造,以滿足其宮廷娛樂音樂的審美要求。梁武帝根據雍鎮童謠“襄陽白銅蹄”制成《襄陽踏銅蹄》歌曲,“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管弦”應予強調的是梁武帝的這些音樂行為和音樂文化政策,使吳歌、西曲在宮廷徹底取代了清商三調歌曲,上升為主流音樂文化樣式。吳歌、西曲的極大繁榮為宮體詩創作提供了有利的音樂文化環境。其一,吳歌、西曲的繁榮客觀上為宮體詩創作提供了現實文化土壤。吳歌、西曲是來自于江南民間的通俗音樂,男女情歌占了絕對數量:或寫男女相思,或寫男女歡愛,或寫女色容顏,或寫對愛情的渴求,或寫男女床帷之事,絕大多數不離女色私情??梢?其最本質特征是其世俗性,是平民情愛生活與世俗情感的集中反映。其質樸的民歌語言和直白的表現方式,給人以真摯、清新、自然之感。吳歌、西曲這種世俗聲色的音樂文化環境成了宮體詩創作的催生劑,很多宮體詩艷情描寫就直接取材于吳歌西曲,甚至有的宮體詩本來就是為配合吳歌、西曲歌唱而作的歌辭。如《南史·沈皇后傳附張貴妃》:后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二,頻繁的音樂文化活動與大量的歌伎群體為宮體詩的傳播消費提供了廣闊市場?!读簳べR琛傳》載賀琛向武帝陳事奏曰:又歇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武帝大怒,敕責琛曰: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于勛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由此可見,梁代朝廷對蓄養歌伎有明確規定,只要達到一定官職就可以蓄伎,但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按規定執行,“無有等秩”,甚至“庶賤微人”皆爭養家伎。在某種意義上,養伎成為個人地位和財富的標志。這種人生態度助長了梁代聲色伎樂活動的繁榮。梁武帝的責辭頗可玩味:言外之意,只要不備帝王才能擁有的二八金石之樂,對蓄伎多少則采取聽之任之的寬容態度。不僅如此,皇帝還經常賜女樂以獎賞功臣。對元法僧、元愿達皆賜甲第女樂?;实鄣莫剟钪L了社會的奢靡之風?!赌鲜贰ば烀銈鳌?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后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并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赌鲜贰ぱ蛸﹤鳌?(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掉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凈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娥,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并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于兩艖梁代從上到下的蓄伎之風,使歌伎舞女群體增大,為宮體詩提供了創作契機和消費對象,很多宮體詩就是在歌兒舞女的酒宴環境中即興創作的,有的則直接描寫歌兒舞女的體態、舞姿、歌唱技巧等。如: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匦叱雎?送態入——武陵王紀《同蕭長史看妓》合歡蠲忿葉,萱草忘憂條。何如明月夜,流風拂舞腰。朱唇隨風動,玉釧逐弦搖。留賓惜殘弄,負態動余嬌。——簡文帝《聽夜妓》娥眉漸成光,燕姬戲小堂。朝舞開春閣,鈴盤出步廊。起龍調節奏,卻鳳點笙簧。樹交臨舞席,荷生夾妓航。竹密無分影,花疏有異香。舉杯聊轉笑,歡茲樂未央?!?簡文帝《春夜看妓》宮體詩之輕艷柔媚與其消費對象有很大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宮體詩就是應歌兒舞女的歌唱、誦讀需要而作的,并依賴于宮廷歌兒舞女而存在。何之元《梁典高祖事論》論簡文帝曰: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隳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队衽_新詠》序曰:當今巧制,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于是,燃脂螟寫,弄筆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寥缜嗯だ?余曲既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后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數千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范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制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者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簡文帝詩歌“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玉臺新詠》序對編輯此集用途的介紹、陳后主與諸貴人的作詩活動等事件十分明確地告訴世人,婦人、歌妓才是宮體詩主要的流傳對象和消費群體。(二)梁武帝的音樂文化政策梁武帝不僅重視宮廷音樂文化的建構,而且自己有很高的音樂文化修養,對音樂文化活動有濃厚的興趣。《隋書·音樂上》: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僚,以定大梁之樂?!菚r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既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為四器,名之為通。梁武帝參與娛樂音樂文化活動中最可重視者有二:其一,改西曲樂為《江南弄》。梁武帝將西曲樂曲改造成《江南弄》,提升西曲音樂藝術風格和地位,使之更符合宮廷娛樂音樂表演的需要?!豆沤駱蜂洝吩?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采蓮曲》,四曰《風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又沈約作四曲:一曰《趙瑟曲》,二曰《秦箏曲》,三曰《陽春曲》,四曰《朝云曲》,亦謂之《江南弄》云。梁武帝這一音樂文化行為在音樂史、文化史、文學史上皆可稱為大事,可惜沒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關注。在音樂上,通過梁武帝的改造,西曲這種來源于荊襄的民間俗曲在聲辭效果、表演技巧、美學品位等方面均得以提升,使之更符合帝王及上層文人的審美情趣。這是吳歌、西曲得以上升為上層文人和宮廷中主流音樂文化樣式的最根本之處。從文化上說,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某種文化樣式的發展變遷進程及其走向除與該文化樣式自身品質相關外,朝廷文化政策導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其發展命運。南朝清商三調與吳歌、西曲的發展就是如此。清商三調與吳歌、西曲在南朝此消彼長的演進歷程,和當時朝廷音樂文化建構政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梁武帝的音樂文化政策最為關鍵??梢哉f,梁武帝在娛樂音樂文化中對吳歌、西曲的改造、提升是清商三調走向衰亡最為關鍵的一步。從此,清商三調歌曲退出宮廷娛樂音樂的主體角色,而吳歌、西曲取代了清商三調成為宮廷主流音樂文化樣式。當然,在梁武帝音樂文化政策背后,存在著吳歌、西曲具有廣闊的下層民間文化市場和迅速發展的趨勢,清商三調的表演活動空間日漸萎縮衰退的歷史事實。梁武帝音樂文化政策的取向是順應時代要求的,具有某種進步的意義。但是,梁武帝在音樂文化政策上偏向吳歌、西曲之舉,客觀上成為清商三調邊緣化的重要原因。在南朝,吳歌、西曲與清商三調發展變遷的歷史中包含著雅俗音樂文化整合最為基本的規律。就文學而言,梁武帝的《江南弄》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江南弄》樂曲及其特殊的辭樂配合方式值得關注?!督吓非坝小?,5?!苯Y構的“和”,后有“7△,7△,7△。3△,3△。3,3△?!眳⒉铄e落結構的“正曲”。簡文帝有《江南曲》、《龍笛曲》、《采蓮曲》辭三首,沈約有《趙瑟曲》、《秦箏曲》、《陽春曲》、《朝云曲》辭四首。而且三人歌辭結構完全一致。這說明他們的歌辭是按“依調填詞”方式創作的。但梁簡文帝又有“五言八句”、“五言六句”的《采蓮曲》和“五言四句”的《采菱曲》。同時期的梁元帝、劉孝威、朱超、吳均、費昶、江淹等人擬此二曲時也皆用“五言”結構。從辭樂配合方式言,梁武帝等三人的“依調填詞”與唐宋“依調填詞”有很多相同點,故很多學者將唐宋詞的發生追溯到梁武帝有一定理由。但是,為什么僅此三人按調填詞而其他人用五言呢?唐人所擬此曲調也是“五言”的,是否能說明五言八句結構或五言六句結構成為此二曲的主要結構,而雜言結構沒有流傳呢?或者說“五言八句”結構與《江南弄》音樂曲調沒有多大關系,而是詩歌新體形式觀念在歌辭體創作中的反映呢?盡管有很多疑問無法一一解釋清楚,但梁武帝這一音樂文化行為對歌辭文學的形式結.構確實具有重要意義。二是梁武帝這一行為,對改變吳歌、西曲歌辭文化觀念影響尤其深遠。使非政治性、世俗性的“吟詠性情”題材在歌辭創作中突顯其意義。當時文人紛紛擬寫吳歌、西曲歌辭,表現民歌中的現世哀樂與世俗情懷,甚至模仿民歌口吻表現女色艷情。這一創作潮流的興起與梁武帝在改造西曲音樂過程中對世俗音樂的偏好以及對吳歌、西曲歌辭文化功能的重新認識是有關系的。其二,親自參與歌辭創作。梁武帝歌辭創作數量最多的是吳歌、西曲歌辭?!稑犯娂分兴樟何涞鄹柁o為:“鼓吹鐃歌”有《有所思》、《芳樹》2首;“漢橫吹曲”有《雍臺》1首;“相和歌辭”有清調曲《長安有狹斜行》1首;瑟調曲《青青河邊草》1首;楚調曲《明月照高樓》1首;“雜舞歌辭”有《梁白從梁武帝歌辭用調的分布可以看出,他對吳歌、西曲是情有獨鐘的。《玉臺新詠》選梁武帝詩:卷七有《梁武帝十四首》,卷十有《梁武帝詩二十七首》,《梁武帝詩五首》共三處46首。第一處有樂府歌辭《擬長安有狹斜行》、《擬明月照高樓》、《擬青青河邊草》、《芳樹》、《有所思》等5首,第二處有《春歌三首》、《夏歌四首》、《秋歌四首》、《子夜歌二首》、《上聲歌一首》、《歡聞歌二首》、《團扇歌一首》、《碧玉歌一首》、《襄陽白銅鞮歌三首》共21首。(其中7首在《樂府詩集》中題王金珠作,一首稱古辭。)第三處有(春歌一首》、《冬歌四首》(第三首《樂府詩集》稱晉、宋、齊辭)。三處共收樂府歌辭31首。除去8首不確定者,尚有23首。其他非樂府歌辭的徒詩也是詠筆、詠舞、詠燭等與女情相關者。如果將這些皆視為宮體詩,那么,梁武帝的宮體詩數量則相當可觀,而吳歌西曲歌辭在其中占了一半。這些作品在題材、風格上與梁簡文帝、梁元帝等人的宮體詩沒有多少區別,只是梁武帝歌辭更接近民歌的風味,而簡文帝、梁元帝作品文人氣、脂粉氣更濃一些而已。如梁武帝《子夜歌二首》: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谥彀l艷歌,玉指弄嬌弦。由此可見,梁武帝吳歌、西曲歌辭與宮體詩是分不開的,本身就是宮體詩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梁簡文帝宮體詩其實是對其父開創的梁代文人歌辭創作新風氣的繼續發展與深化:創作方式上,從歌辭創作向徒詩領域拓展;藝術情趣上,從民歌風味向文人情趣靠近。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梁武帝吳歌、西曲歌辭創作為宮體詩風格形成提供了具體的路徑,指出了其必然的發展方向。(三)梁武帝賞賜詩歌為武帝設計尚待考訂的官風中國古代十分重視禮儀制度的建設,在長期的建設中形成了完備的吉、兇、軍、賓、嘉五大禮儀規范,稱為“五禮”。嘉禮中有公私宴禮,是帝王舉宴招待寵臣、功臣,以示皇恩浩蕩的禮儀活動。在皇帝的宴會上舉樂作詩是最基本的內容和重要環節,這樣的宴會往往也是文臣雅士向皇帝展示才華的最佳時機。因此,文人向來重視得到皇帝的賜宴,一來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二來可以在皇帝面前一展才華,有被皇帝賞識重用的機會。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的一段話從一個側面道出了公私宴集賦詩的意義和重要性: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差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才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蛞蚣沂烙嗑w,得一階半級,便是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兇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云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在顏氏看來,公私宴集、談古賦詩是修學的重要用途之一??梢?當時社會對公私宴會上賦詩的重視程度。梁武帝作為文武全才,又曾出入于前朝蕭子良西邸的文學高手,自然會有宴會群臣時的賦詩之舉?!读簳さ姐靷鳌?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赌鲜贰げ芫白趥鳌?景宗振旅凱入,帝于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仆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本白谝炎?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余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钡蹏@不已。約及朝腎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于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南史·褚翔傳》: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群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读簳ち鴲羵鳌?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為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云飛。”瑯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鄙顬楦咦嫠?。當時咸共稱傳。前引《隋書·音樂上》載武帝根據雍鎮童謠更造新聲,以被弦管而成《襄陽踏銅蹄》歌曲,并令沈約也為三曲,乃是梁武帝歌辭創作之垂范意義的最好說明。梁武帝現存作品中還有與群臣的連句詩《清暑殿效柏梁體》,參與者有新安太守任昉、侍中徐勉、丹陽丞劉泛、黃門侍郎柳憕、吏部郎中謝覽、侍中張卷、太子中庶子王峻、御史中丞陸杲、右軍主簿陸垂、司徒主簿劉洽、司徒左西屬江葺等十一人。又《五字疊韻詩》連句,參與者有劉孝綽、沈約、庾肩吾、徐摛、何遜等五人。從以上梁武帝賜宴作詩的情景可知,在這種境遇中進行詩歌創作,不僅可以展示文人詩歌才華,還可以因之獲得官階。所以,這些文人勢必要揣度圣上之心理喜好,順著武帝的意愿進行創作。這樣,往往容易形成詩文創作的一時風氣,而為下層文人所紛紛效仿與模擬。因帝王之好而波及世風流俗的情形,歷史上不乏其人、其事。漢武帝好新聲而漢樂府新聲大盛于世,曹操好新聲文詞而擬樂府在曹魏風靡等,皆其例。裴子野《雕蟲論》: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郎捷,省讀書奏,好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燕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托請不暇,困于課限,或買以應詔焉。于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于時矣。李諤《上隋文帝書》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兢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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