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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省的私營與學堂

私立學校與學校的對立是清末的一種新現象,它繼續影響著后來的政策。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對私塾的改良、封閉,正是建立在二者對立的認知之上。私塾與學堂之爭,已多為學界所關注一、《光緒十二年二月)《州縣傳》庚子以后朝廷啟動興學,但不少地方尚不知學堂有新舊之分,仍在舊軌道上設立義學。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總督岑春煊為推進新式學堂的興辦,通飭清查既存學塾除了不少人把知縣清查款項的飭令理解為倡興義學,也有少數地方人士頗識時務。如興隆場文生劉士芬等人這年赴省鄉試,便得知朝廷已“頒行管學大臣擬定各學堂章程”,而且省城也有“改尊經書院為高等學堂、考錄學生速籌開辦公文”。他們在往返途中推求了“各處遵辦學堂章程”,歸來后“恐蒙師多因循守舊拘泥,鮮通課程,亦參差不齊,推行有礙,爰邀遠近同志”新立蒙學興隆場文生提及的朝廷學堂新章,即《欽定學堂章程》。該章程于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奏準,經川省學務處翻刻,于十二月底札發各府州縣。岑春煊在札文中強調,各屬如有萬難全遵仍準參酌變通,“惟學級、學科則不得妄行更改”欽定章程出臺后,巴縣知縣霍勤煒認同于學堂的新舊之分,并致力于把既存學塾改辦為學堂這番舉動立刻引起異議。興隆場里正傅尊三等公開說:“驟立新章不無異議,是非同□之踴躍,難使學校以振興”,“本場居民稠密,正宜多建蒙學”。此語直接針對知縣考取學堂教習,“正宜多建蒙學”和“當此學館宏開”都表達了泯除新舊學塾區隔的態度。他們直接保舉陳介保、謝士學二人,稱“當此學館宏開,應即下聘,以充蒙養教習”。而知縣堅持說:“現在考校蒙學教習,陳介保等自必預試,仰候衡文定奪?!背雅f學塾改辦為學堂外,知縣也飭令地方籌款新立學堂舉等遵諭在鄉勸募興設正蒙義學。今有忠興場隆興保山多田少,糧戶無多,向未設立義學,致貧家聰明子弟無力就讀,終成廢器。保內月華寺常業頗足,住持僧天一素有好善之名,舉等向募,該僧師徒等體恩德意,每年愿捐錢四十釧,創設本保義學,以憑造就人才。其錢每年按四季交納首事等領作延師脩脯等費,永遠捐納,不得藉故改停。僧天一等尤慮后世子孫廢茲義舉,爰央舉國恩并本保地方紳糧等出名具稟,以免廢弛。為此協懇作主,賞準立案,垂諸久遠,僧俗均沾。此稟揭示的設學的方式,仍是籌立義學的傳統方式——款項由捐資或民間集資而來,設立首事管理經費,議定規則,然后稟縣立案;設學的目的是為了貧寒子弟就學;稟縣立案的目的在于垂諸久遠。知縣指出,該堂須與傳統義塾區別,當“作為該廟自立蒙學堂,不得仍稱義學。其收錄學生及學科、學級,均須欽遵欽定蒙學章程辦理,以規劃一。教習學生姓名均仰照章匯報”。由上可知,在欽定學堂章程出臺后,有州縣開始著手把蒙學改辦為學堂。此時民間一些人尚不了解學堂有新舊之分,或不認同強分學堂新舊。新舊之分因知縣改辦學堂、甄別教員以及批示遵章辦學而逐漸被了解。二、新舊學堂的分化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底朝廷和川省當局對既存蒙館的態度均發生變化。十月,新任川督錫良拋棄了由書院、鄉塾改辦學堂一途,重定章則,通飭各屬重新辦學。具體而言,各州縣“各設啟蒙師范講習所,凡授徒者皆須到所講習”,“每場慎選賢紳,札充學董”,進行調查學齡兒童、擇校地、籌學費籌備工作對地方官而言,奏定章程頒布后,如何處理傳統學塾進一步成為問題。學堂教習由州縣官考取,影響到塾師設館的“合法”性,一些學堂教員借機向塾師發起攻擊。如永川縣茶店場師范生李文彬等稟稱,境內有張吉安、邱樹周等,“未經投考亦未來堂學習,實屬不堪師范,今膽居然教讀,有違定章”,請知縣“逐一剔退”。知縣吳慶熙擬簽差“飭革”當地館師,另選“師范生”任教局紳不主張斥革私塾,頗值得注意。他看到了用官力區隔新舊學塾的弊病,而寄望于他日私塾自主同化于學堂。在其勸說下,知縣“照該生所議辦理”?!蹲喽▽W堂章程》頒布后,隨著辦學在基層推行,學堂與私塾的對立逐漸加深。一方面,民間逐漸認識到新式學堂與傳統學塾的不同,并產生了不少負面的觀感。如學堂著裝較早引起了鄉民的反感。光緒三十一年,南部縣石廟子學堂學生穿著操衣外出,遭劉榮欽等“詆訶新定學章不遺余力,并罵生徒為走水洋人”,“遂至兩相斗毆”,學生被兇傷,并扯碎“操衣六件”在當時一般民眾看來,新式學堂的教法也成問題。他們認為學堂“不興背誦反將子弟誤了”,“不讀不背,孩子如何記得”,“若說不讀不背,便不能通”另一方面,民眾眼中新舊學塾的不同,也不無想象的層面。有親歷者回顧說,光緒三十一年盡管當地初小校長兩次來家勸讀新學,“祖父因為聽到別人說‘新學校是讀洋書、寫洋字,將來會跟著洋人造反’的讕言,因此不答應,仍然送我們到嚴家祠去讀舊學”由上可知,隨著新式學堂在基層的興辦,新學堂與舊學塾之間的對立凸顯,這些不同又強化了鄉民對傳統學塾的認同。盡管新學堂得不到認可,更多是基于其本身與地方文化習俗的沖突,以及民間對新學堂的負面想象,且對新學堂表示異議的也多是一般民眾、學童父兄,而官府卻日趨歸咎于私塾的存在,以為消滅私塾后學堂自然發展無礙。光緒三十一年,面對學生趨私學而遠學堂,南部縣學堂針對的還是學童及其父兄禁革私館,其實是用官力強化私塾與學堂的區隔。與永川縣局紳相似,錫良意識到此舉反而“徒滋謠諑,轉生阻力”,故希望通過辦好小學及用“和平導示”的方式,使私塾自主更化。這大致能代表此時四川官方對私館的態度。此前川省學務處也指出“各鄉老生寒儒在家設塾訓蒙,原所不禁”這一時期,一些州縣官也分享著類似的觀念,不擬區隔、干預私塾。光緒三十二年,南部縣盤龍驛學堂教員看到,當地保正“揚言學堂所費甚鉅,所為無益,為洋學,徒滋騷擾,不如各自私立,免得銀錢枉費”,因而“各保附和,均視學堂為具文”。該教員請求“將從中阻撓者重懲”,知縣寶震批示說:“至民間自立學堂、推廣學界,不能禁止,惟聘師教育必符欽定課程方為合格。著即轉諭一體遵照,毋許變亂爭競干咎?!比?、區隔舊,以禁私盡管一些地方官不主張“以公學私學之議互相爭執”,但新輿論界逐漸形成一套關于私學的固定認知,以區隔于學堂。還在興學伊始,就有人認為鄉邑蒙師“洲有六而勿知也,星有八而勿識也”,其于國之“大局更茫然隔九萬里矣”,甚至“述春秋尊周攘夷為美談,而以今日用夷變夏為深恥”,進而,“以吾國靈秀之鐘,其湮沒澌滅于村學究之手者,蓋不可以恒河沙數計,此寧非敗壞人才之一大端”在舶來教育觀念的打量下,既存塾館的教法也成問題?!皢⒚蓜t千文百姓、四書五經,文法則東萊博議、古文觀止,其能誦天文歌略、地球韻言者寥寥無幾。又不考察兒童性質,于開放注入二義略不之省,生吞活剝,有強記而無講解,西人所謂倒灌教法也,貽害國民莫此為甚”,“教法腐敗,梏桎性靈”但這些認知未必屬實。實則庚子之后朝廷變革科舉已使不少蒙館改變學習內容,史地、科學等知識受到重視,天文歌略、地球韻言等書已是當時蒙館中較常見的讀本可知新輿論界描述的舊學塾,不無構建意味。與之相應,“私塾”這一稱謂從日本引進,用于區分和指代新學制體系之外的傳統學塾在南部縣,“私塾”一語的引入,與知縣章儀慶密切相關。光緒三十三年,他迭次“示諭各保私塾改良師范,考錄入堂學習,一律教課”光緒三十二年后川省一些地方對私塾進行的“改良”,正是建立在對私塾的上述認知上(詳另文)。但仍有一些地方官不主張區隔私塾與學堂。如劍州知州主張,在初小之外“另設蒙小學堂”,“悉令(私塾)改為蒙小學堂,但教十歲以下學童,凡教法不染腐敗舊習者,概聽其便”。趙爾豐駁斥說,如此辦理“是歧之又歧,恐反階之為厲矣”。他堅持區隔私塾,稱“初等小學之外,無事另設蒙小學堂”,地方官當對私塾遵章“改良”隨著辦學推進,新式學堂招生成為較大難題,越來越多人把私塾視為學堂的阻力。光緒三十三年,黔江縣視學就發現“這幾年官立的學堂個個都不去讀,情愿私自出錢接先生。有人望我說叫不準教私學,那官立的學堂然后才有人來讀書”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南部縣知縣章儀慶就把這種觀念付諸行動。他首先對各地學董、保甲長施加壓力,讓學生“先入公學”。但學董、保甲長催學生入學堂,卻遇到了較大阻力。如新壩鎮張星廷阻止“保內花戶不準送子入公學堂,又阻私學師范不準到縣赴考充當”,當地保甲長“手執縣主硃單催私堂學生,遭遇星廷辱罵不堪,將硃單套去損毀不還”在此情形下,一些學董、保正主動稟控民間私塾。如老鴉巖學董左名稟報說,“該處附近私學甚多,以至公學乏人讀書。生等再三遵諭勸導,先公學而后私學,無如勸者諄諄,聽者藐藐”。他開列了附近塾師的名單,請知縣硃諭,抽提這些學生入公學在學董、保甲長稟控之后,知縣通常會發給硃諭,抽提塾館學生入學堂。如升鐘寺學董稟稱,當地學堂“學生不滿十人,其余子弟盡被附近私館招攬”,知縣硃諭說:“本應將各私館蒙師按名傳案訊究,姑寬先行諭飭該保正等立即協同學董前往各私館,每處酌選合格學生三四名,提歸公立學堂照章教授;凡有去年舊班學生,務令全數歸堂?!逼鋵嵎忾]私學后,公學未必能得到認可,但上述稟控都把學堂乏人歸咎于私塾,這大概是出于知縣的示意與壓力。知縣強力介入壓制私塾,引起民間“極力誹謗”學堂的一面,亦頗得重視。對知縣與部分學董如此處置私塾,民間一些人公開表達了異議。洛埡場塾師王昭文“口稱與公學師范生當堂過考,方能不交(教)”在對付私塾上,除了向學董、保正施加壓力,南部縣知縣還進一步借助勸學所的視察。在查學后,對學生人數過少的學堂,知縣章儀慶都勒令向附近私塾抽提學生,并將塾師作為學堂副教員從這份稟文可知,在這位知縣眼中私塾與學堂的對立已相當嚴重。民間“造謠阻學”的情形或已相當普遍,知縣把它上升到了“犯法”的高度,并考慮“封閉”部分私塾。此前錫良曾指出,“斷不可強禁私館,徒滋謠諑,轉生阻力”,此時私館“造謠阻學”,恐怕與知縣對其的壓制不無關系。實則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不少人都在考慮對私塾采取激烈行動。黔江視學雖不同意直接禁革私塾,但要求私塾須遵章教授,“若是你們硬不依章程亂教”,“我若查出來了,我就當真不準教私學了”隨著籌備立憲的推進,改良私塾被認為是普及教育的要項,得以在四川全省廣泛推行盡管四川當局刻意強化私塾與學堂的對立,其實清末新式學堂尚處于起步階段,不少學堂辦得與私塾沒有太大差別。如清溪縣視學調查發現,該縣52所初小中有40所不合格,不合格者又多系“用舊法教授”和“罕講科學”清末最后兩年興辦的簡易識字學塾,更是在較大程度上借用了既有私塾。四川咨議局提議簡易識字學塾可“就私塾改良”,這得到四川總督的允準,并通飭各州縣遵辦四、舊學堂的建置在晚清辦理新學堂初期,雖朝廷立意排棄舊塾、新設學堂,但民間不少人尚不知學堂有新舊之分,或不認同官府強分學堂畛域。面對私塾蒙館,川督和部分知縣此時仍堅持和平引導,不擬用官力斥革、整飭。隨著辦學在基層的推進,學堂與私塾的對立逐漸加深。一方面學堂的不同之處漸被民眾了解,由此產生了不少負面的觀感。另一方面官府對私塾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轉變。新輿論界有關私塾的負面認知漸被地方接受,越來越多人把新學堂得不到民眾認可歸咎于私塾的存在,開始視私塾為學堂的阻力。一些地方開始對私塾進行“改良”,亦有知縣用強力抽提私塾學生入學堂,不少人也考慮采取“封閉”私塾等激烈性舉措。私塾與學堂逐漸加劇的對立,隨籌備立憲的推進而有所緩解。因憲政時迫事繁,私塾被認為是普及教育的重要手段,新立的簡易識字學塾也多借助私塾改頭換面。清末私塾與學堂的對立,既是實際存在的,也有被構建的層面。在新式學堂尚未大量興辦起來之前,民間就有不少關于學堂的“謠言”,而新輿論界對“私塾”的描述,也多夸大其負面形象,未必屬實。新輿論界眼中的“私塾”形象、民眾眼中的“學堂”形象,恐怕都不免想象大于實際。事實上晚清基層學堂大都辦理得跟私塾沒有太大差別,但在觀念甚至決策層面,私塾與學堂的對立已難以調和。趨新一方對私塾的建構,很快被廣為接受,并成為決策的基礎,“改良”私塾從部分州縣的零星舉措演變為全川的強制性行動。這種被建構的對立,也體現在視私塾為學堂“公敵”的思路。雖然民間對學堂的排棄不少是基于新式學堂自身的不足及其與地方文化、習俗的距離,但官府卻把辦學阻力歸咎于私塾的存在。私塾與學堂間的這種被建構的“對立”,與轉變中的官府結合,開啟了隨后半個世紀對私塾的整飭。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排棄私塾、新辦學堂已經成為朝廷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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