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光烈先生職業補習教育思想述評

沈光烈是中國早期職業培訓的先驅之一。沈先生在許多老年人的家庭中關于現代中國的職業治療教育進行了最多的討論。他在研究過程中,不僅緊密聯系當時的辦學實際分析問題,以求妥帖地解決問題,而且涉獵頗廣,對職業補習教育諸方面的內容均有獨到見解。以下謹對此進行簡要論述。社會力量參與職業補習教育1937年,沈光烈先生在所著《職業教育》一書中,特別強調了職業補習教育的重要性。“職業補習教育在全部職業教育區域中,漸漸感覺到它的地位重要,或者竟可以說和正式職業學校教育已成‘分庭抗禮’的現象……”當時,中華職教社確在此方面做了積極的辦學探索。如1933年將職工補習晨校、職業專修夜校、通問學塾與業余圖書館合并,建立了推廣職業補習教育的基地———第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在這之后,第二、第三、第四等多所專門實施職業補習教育的學校相繼問世。在辦學探索過程中,依然不忘體現職業教育的社會化原則,除自辦教育機構外,還聯絡社會力量壯大隊伍、擴大規模,中華職教社與南京路商界聯合會、私立婦女補習學校等機構聯合創辦了職業補習教育,一時間使該項事業很有起色,令沈先生為之十分欣喜。在努力宣傳、推廣職業補習教育的過程中,沈先生反復強調:“職業補習教育在全部職業教育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職業補習教育乃是招收已在職業界服務的青年,就其服務上的需要,而加以補充,隨時補習,隨時應用,提高服務效率,改善將來的生活。”“職業補習教育”之社會沈先生在《職業補習教育概論》(中華書局1941年出版)中,列舉了職業補習教育的七大需要:一是兒童受過國民教育之后,到社會謀生自立,需要職業補習教育;二是就一般青年成人文盲而言,如能以識字教育與職業補習教育混合一起,其效果尤著;三是父兄對子弟教育費用之負擔極感困難,有了職業補習教育,便可補救不少;四是就一般學生而言,在“畢業即失業”之社會,自不如先謀職業,再求補習,較為合宜;五是就國家教育政策而言,要求職業教育普及社會,大顯效能,唯有推廣職業補習教育;六是就改進全國產業、增加全國實力而言,不能不特別謀職業補習教育之推廣;七是職業學校教育、職業補習教育、職業指導如職業教育的鼎之三足,職業學校不能普及,唯有借職業補習教育補救其效力之不足。此乃就職業教育自身效能上看出職業補習教育的重要。如此周全的闡釋令人置信。沈先生得出的結論是:我國十分殷切地需要職業補習教育。倘要使全社會均對職業補習問題予以重視,務必使人們充分了解其意義、內容。因此,沈先生在書中一再強調:“職業補習教育在全部職業教育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已在職業界服務的人們,因生產技能、崗位工作的要求,需要補充相關知識內容、提高知識水平,以“解決服務上所遇的困難,并求其服務效率的提高,使得以后服務獲得更完善的效果。”無論對于公家多多利用教育設施、設備,還是對促進社會生產力增加均有實實在在的意義與作用。依沈先生之見,“受職業補習教育以后,知識增廣、技能加精,當然于社會生產量的影響甚大。同時能結合團體,熱心愛國,努力奮勉,國家基礎因以鞏固,民族前途也有無限希望。”教育是職業補習教育的目沈先生以為,職業補習教育的內容應全方位予以設計安排。盡管其主要目的是著力于職業崗位所要求的知識與技能,然而除此職業訓練之外,“對于道德修養,公民訓練、體格鍛煉等亦應兼籌并顧,才不致趨于狹隘的途徑”。沈先生同時贊同其他專家提出的職業補習之四大目的,即養成健康的身體、養成良好的品格、增加生產的能力、養成向上的意志。在貫徹落實職業補習教育的原則問題上,沈先生特意引用江問漁先生提出的用四種教育達到目的的方案。具體而言便是:其一,用文字教育使受職業補習教育的成人能讀書識字,進而能作文、寫信,凡吸收知識經驗的工具,格外完全。其二,用公民及科學教育使受職業補習教育的成人能明了須愛國家、重法律,急公義,略識中外大勢、宇宙自然現象、社會進化情形、近代文化要素,具有判別是非的理智及補助公益的熱情。其三,用生計教育使受職業補習教育的成人能感到一己所執之業有彌補缺憾之必要,改良固有的需求,因此得到較高深職業知識的補充,較優良職業技能的練習,可以增加工作收益,解決生計困難。其四,要用康樂教育使受職業補習教育的成人因種種指導、暗示、提倡,能感到以往健康方法的不講求及娛樂方法的太卑陋,由此注意到身體鍛煉、疾病預防、衣食住的清潔,迷信的祛除,公共游息娛樂方法的改良,使得身體健康、精神活潑,個人工作效能日益增加,群眾互愛互助精神日益顯著。綜合起來,可見職業補習教育的意義非同一般。沈光烈先生認為:以中國當時一般職業補習學校設科而論,科目制較多于學年制,一切應視實際環境情形相機處宜,學科設置不宜繁復,應力求簡要,要適應環境上的一般需要與程度,使供求相應,并兼辦短期科。．職業補習教育的教材當時一般的職業補習學校多采用普通學校教材,在使用過程中有諸多不便,影響職業補習教育效果,所以編寫適合職業補習學校特色的教材是學者們關心的話題。當時教育部尚未有職業補習教育用書的規定。沈光烈先生主張要根據學習者的需要選取編制適用教材。他把職業補習學校教材分為技能教材與知識教材兩類,認為在技能教材中,每課應以一種技能為題目,在本題之下應按目的、工具、工作順序、服務道德、問題、實習設計依次敘述;在知識教材中,每課亦應以一種知識為題目,內容應包括目的、知識、學習方法、問題、參考諸項。在借用普通學校教材或使用一般書籍的情況下,也務必裁剪補充、進行調整。如何才能使職業補習學校的教材適用又對路呢?沈先生對此同樣很有想法。他以為編寫教材之人在動手操作前,首先宜調查考驗被教育者的程度及其已就或原就職業的實際需要,這樣則能確定選取教材的客觀依據;其次要收集坊間已出版之現成各科教學用書,細加比較研究,先行確定目標對象,再依據學習者的實際裁剪補充;再次,要收集職業工作中的材料,籌劃自編教材,如針對特殊教育對象,則應根據特殊需要,編制特殊教材。確定專任教師與部分素質較強的師資崗位在普及推廣職業補習教育的過程中,師資問題同樣不可忽視,此乃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沈先生以為,不論辦學條件如何艱難,都要積極設法聘請補習學校教師。有條件的還應培養這方面的教學力量。從最初引入職業補習教育起,困擾我國職教界的問題之一便是合格的、優良的師資十分短缺。與一般的職業學校相比,補習學校延請師資更為困難,許多具體情況令教師望而卻步,諸如夜間上課有諸多不便、待遇較差、無法專任、學生學力參差、情形復雜等等。沈先生認為,向職業界尋求熱心人士以及資深人士擔當相關教學工作是不錯的做法。中華職教社舉辦的第四補習學校率先擬定了師資的選聘程序與選聘條件,得到沈先生的高度評價。同時被沈先生首肯的做法還包括:通過補習教育訓練工農群眾中有毅力、有見解的進步青年,使之逐漸成為職業補習教育最有力的師資與干部。沈先生之所以能識別職教同仁在此方面探索的價值,是因其本身做了積極的有深度的研究。對補習學校的師資,沈先生自有特別的要求。“除了明了學生的學力外,更須詳知他們的職業環境和個性,才易施教……”就現實情況而言,補習教育的學生年齡參差、程度不一,因而“不能如普通學校專施強制的督促,必須引起其自動努力的興趣才行。”其一,對于課文應較普通學校所教者多教幾次,加深印象;其二,應指導學生隨時隨地養成復習的習慣,一逢業務有暇,立刻復習;其三,教師的態度應時常保持愉快,不可時怒時哀,影響學生的精神;其四,教師應當留意進修,溫故知新,切勿妄自尊大,敷衍從事,貽誤學生;其五,教師應知補校學生來學之不易,除認真教授外,切不可任意請假和缺課,以減少學生損失。上述關注無疑是沈先生高度責任心的體現,若不是熱愛事業、熱愛學生,何來這番周詳之思慮?前人所為,后輩理當仿行。關于職業補習教育的對象、類別與類別職業補習學校學生成績的考核與其他學校學生有很大不同,因此,對他們學習成績的考核不能照搬其他學校的辦法。對此問題作過深入研究的是楊衛玉與沈光烈兩位前輩。他們都認為,職業補習學校學生成績考查應分學科成績與工作成績兩方面,沈光烈先生認為學科成績的考查應多臨時考問,隨時舉行簡單的測驗,同時利用競賽方式鼓勵學生。至于學生缺課問題,沈先生也作了分析。就一般事實而言,職業補習學校的缺課率較普通學校要高。調查分析的結論是:“考其原因,不外下列各點,學生對于教員不信任。補校設施不完善。對于補習課程不生興趣……”當然還有其他各種情況,如學生被派往外省市工作,因失業而離校,或因遷移、患病、婚喪以及赴外地辦理省親事務等等。既然能夠摸清原因,應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沈先生的見解是從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考慮,包括慎選師資,增加學生信仰;改善設施,便利學生學習;征詢學生意見,以作改進依據;試行課外補習,利用休息日作個別指導;獎勵不缺課學生,發現學生缺課即去函催促等。而且沈先生還強調要“務必盡量設想,作根本上之解決。”沈先生在分析職業補習教育的對象問題時,考慮到一個十分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即此等專門教育的訓育問題。在他看來,職業補習學校的學員是較為復雜的群體,與其他教育機構學員的整齊劃一不同。補習學員中既有深嘗世味的成年人,也有不知世故的青年;既有職位較高的公司職員,也有勞苦界中的學徒和惶惶然謀事未成的失業者,等等。如沈先生所言“男女具備,少壯皆來”,再者因學員普遍是擠出余暇時間到校學習,除聽課外很少與學校接觸,因此,訓育工作務必擇機而行,以為知識的補習提供德行修養的保障。沈先生認為,應從積極鼓勵上進入手,分別采取“入學的個別指導”、“平日的個別指導”及“出路的個別指導”等多種方式,通過集團生活、學術比賽、技能競賽、體格鍛煉等途徑進行,促使學員全面提高,優化教育成效,使職業補習教育不僅有面上的普及,更有優質的內涵。此外,沈先生對于職業補習教育的具體類別也做了細致的闡述。以其所見,若依都市及鄉村分別而論,各有不同內容。有工業補習學校(包括工廠補習學校、工業補習學校、工廠職工補習學校等)、商業補習學校(也可細分為專授簿記、打字、驗幣術的商業技術補習學校和商店職工補習學校等)。至于鄉村職業補習教育,可設置的學校機構則有普通農業補習學校、婦女補習學校等。在操作上可分別編排日校、晨校、夜校、星期學校、農隙學校等形式。為使辦學更有可行性,先生在論述農村開展職業補習教育的問題時,同樣有全面的考慮與分析,他認為“農人終日忙碌,鮮有余暇,推行職業補習教育,亦以不妨礙工作為第一原則,進而如何幫助農民增進生產,改善生活為第二原則,是以時間須活動,教材須切合日常。”沈先生還特意指出,不論是城市抑或農村,均不必受客觀條件制約,辦函授學校或介乎函授與面授之間的學校皆可。這使得職業補習教育的全面推行更切合實際。為使職業補習教育得以有效實施,沈先生還主張借鑒他國的成功經驗。為此,他也做了不少積極引薦的工作,以期業內同仁開闊視野,施展拳腳,將職業補習教育這塊蛋糕做大。補習教育的社會次要加強社會的引導、制約,努力調動社會力量,促進學校發展在職業補習教育的具體操作上,沈先生主張務必積極聯絡職業界攜手。當時的不少補習學校在招生問題上十分吃力,雖有一定量的宣傳工作,然而響應者并不多。工商業雇主在習用徒弟制的情況下,大多不愿職員徒弟外出學習,有的甚至反對職員徒弟進入補習學校。雖有機構主動上門,到公司廠店邀請職工參加學習,教師挨戶去請,應征者依然寥寥。針對這樣的情形,沈先生力主改進方法,要在說服雇主的關鍵點上下工夫。除多多接洽訪問外,主要的工作任務是使雇主真切明了學校的教學內容與訓練情況,簡要的方法如下:(1)把學校的辦學方法告之雇主,請他指教,征詢其對于訓練青年之意見;(2)請熱誠的人寫信介紹,前往拜訪,同時帶印刷品前去,去的人要善于辭令,同時要在教育界略有地位,抱著教士傳道的心腸,不憚辭費地去勸導;(3)研究雇主的心理,設法預防青年學生之藉故游蕩,以免影響原有工作;(4)平時應將學生出席、缺席情況隨時報告雇主,以供查考;(5)舉行成績展覽會時,應請各方到校參觀,使其明了學校的成績與訓育狀況;(6)邀請職業教育、行政各界名人匯集,進行擴大宣傳,除舉行演講外,更要做文字鼓吹,以引起各方注意。至于當時令不少學校頭痛的流生問題,沈光烈先生也曾發表見解。先要考察原因,不外乎職業變動、學習者毅力不夠、教師教學效果不佳等。由于有多種原因存在,因而補習學校常常是開學時濟濟一堂、人滿為患,學習過程中學生漸漸減少,臨近結束時只留得三分之二或是半數學生而已。為解決如此難題,沈先生認同當時的部分學校,如上海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的一系列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