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減排方案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環境議題與地球健康問題日漸凸顯，成為繼美蘇冷戰之后的又一重大國際問題。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大會吸引了全球的矚目，減排政策又一次成為各個國家最為關注的焦點。中國代表團在該大會召開前夕及其期間第一次宣布自主量化減排的氣候策略，即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50%。中國是一個嚴重依賴煤資源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出如此的氣候策略有其重要的國內、國際意義。與上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第一次提出氣候外交的時期相比，減排策略在堅持基本立場不變的基礎上經歷了頗多發展。我國在減排問題上的立場是國內與國際多方面深層次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為透徹了解我國環境策略的制定依據、行動目標，并積極有效地適應、支持我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立場，本文將對不同時期的基本立場進行分析研究，并對影響我國減排立場的各種因素加以分析。一、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減排立場與具體策略首先就我國在減排問題上的立場做出一個較為清晰的梳理。為便于全面、清晰地加以理解，在此將中國首次提出開展氣候外交并成立氣候變化協調小組后，我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就減排問題的立場加以列舉。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代表團在氣候大會中提出的立場表述包括：各國在對付氣候變化問題上具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適應經濟發展水平是采取對付氣候變化問題的具體限控措施的必要前提；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并以公平和最優的條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等。［1］此后的近十年里，中國政府在氣候大會中將此類立場進行了重申，并且堅持自身“在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之前不可能承擔減排溫室氣體的義務”[2]。到本世紀初，中國政府開始在合理要求發達國家援助和支持的同時表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逐步轉變經濟發展的舊模式。發展到2005年的氣候大會，中國代表團特別提出了在有國外資金、技術援助的前提下采取符合本國國情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政府首次量化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即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至50%，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通過以上對不同時期中國在國際氣候變化問題的基本立場的詳細比較，可以將中國在減排問題上立場的變與不變作如下簡要歸納：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減排立場與策略穩中有變。在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并且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情況下，以更加靈活的態度參與國際減排行為。就是說，我國逐漸從過去的不承擔量化減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發展到現如今自主量化減排。那么，具體是有哪些主要因素影響著我國多年來在這一重大國際問題中的策略立場呢？二、中國的減排立場與策略的主要影響因素第一，公平因素。這一因素涉及到國際社會頻繁探討的歷史責任問題、國情迥異和環境剝削等三大問題。首先，發達國家強調世界各國對全球環境的惡化負有共同責任，在國際氣候談判的初期主張發展中國家承擔量化減排的義務。其次，發達國家以其經濟發展的優勢，通過國際貿易將大量環境污染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其一是轉嫁污染，即發達國家為解決或避免產生國內的污染問題，把污染嚴重的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并將有害垃圾傾倒在發展中國家。其二是生態掠奪，即發達國家利用其在國際貿易中的有利地位，壓低初級產品價格，抬高制成品價格，使許多主要依賴原料初級產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狀況更趨惡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中的一員，生產力水平較低，應對環境問題的能力較弱。因此，出于以上原因的考慮，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之初的態度是比較謹慎的。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處于劣勢，發達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并沒有切實履行公約和議定書中規定的應盡義務，尤其世界人均能耗最高、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美國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中國自然有著強大的現實上和道義上的理由堅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責任。與此同時，中國還是一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的國家，并且經濟還處于快速發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斷增加，占世界總排放量的比例處于持續上升。雖然減排的各方面困難是存在的，但中國在環境惡化中需要承擔的責任日漸清晰。因為這樣的現實情況，中國政府近些年一直在策略上做著調適。1990-2001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凈增8.23億噸，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預計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礎上增加1.32倍，這個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總排放增量還要大。［3］從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角度看，2030年左右，中國很可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4］這就意味著，未來20-30年內，中國作為世界頭號排放大國的形象將逐漸確立，人均排放低的優勢將逐漸喪失。同時，中國經濟的巨大增長已經為其承擔國際事務中的相應責任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作后盾的情況下，如果在減排問題上依然保持著經濟顯著增長之前所持的立場，則會招致國際社會及國內多方的指責，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壓力也就會越來越大。為避免這種局面、爭取在全球環境議題上的主動權，中國政府近年來在減排策略上進行了調整，逐步承擔起約束力更強、規則更為明確的國際責任。第二，經濟成本因素。中國政府在參與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早期就意識到“治理氣候變化牽涉面廣，耗資巨大，恐遠非解決臭氧層問題所能與之同日而語”［5］。承擔減排責任的經濟成本因素包含著巨額財政支出以及能源結構調整兩個問題。其一，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人均能源消費和相應碳排放的增長存在一個最高的“極點”，它出現在一個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已臻完善、人民生活需求已趨飽和之后屆時其經濟發展已成為內涵式增長，那時人均碳排放才有可能逐漸下降。［6］如果過早承擔溫室氣體控制義務，我國的能源供應和使用將受到制約，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會受到強大的束縛。不少研究表明，減排時間越提前，即便減排率很低，GDP的總損失也將急劇增加。朱光耀認為，要完成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降低40%到45%的目標，需要大量的中央財政資金支持。數據顯示，在過去三年中，中央財政每年用于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的支出超過1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預算內的基建支出。［7］其二，應對氣候變化涉及到一國能源結構的調整，減排牽涉一國現有能源結構及能源消耗需要。煤炭是中國主要能源，而且從長遠來看，以煤炭為基礎的能源結構是難以改變的。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的工業化階段，并且是世界少數幾個能源嚴重依賴煤炭的國家之一而中國人口也仍然處在不斷在增長的階段，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僅總量大，而且增長的潛力大。2006年，中國煤炭產量高達23.73億噸，位居世界第一，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為76.7%。［8］作為目前世界第一大發展中國家、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在2005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約281.9億噸）中，占到約18.9%（53.2億噸），僅次于美國的21.1%（59.6億噸）水平。［9］能源信息署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煤炭仍將是中國的主要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源。能源信息署對中國從1990年至2030年按燃料類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變化趨勢做了預測（見圖1）。另外，調整能源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資源結構的制約，而提高能源利用率又面臨著技術上資金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面對現實狀況，積極參與減排不但不會對國家發展造成大的阻礙，反而有助于減少或降低中國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總體看來，中國政府采取了水利建設、環境整治、強制關停嚴重污染和治污不達標企業、扶持環保產業、制定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環境規劃等措施。［10］而這些措施都是與中國政府在環境保護領域有著更有開放和積極的態度分不開的。并且通過《京都議定書》所確立的靈活機制，中國在減排問題上可以獲得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以達到在提高生產力的前提下減少環境污染、促進可持續發展。第三，自然、人文環境壓力因素。在經濟發展未成熟的階段，人類為追求經濟增長而以環境為代價大肆使用自然資源、排放生產、制造垃圾。而這樣的生產模式只能是暫時的，在不久的時間內，發展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傷害就會日益顯現出來。接下來，環境便開始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著反作用，如對農業及畜牧業生產、人類居住環境與人類健康等方面的影響。氣候變化使農業生產布局和結構出現變動，并使農業成本和投資大幅度增加。［11］相關研究將氣候對于小麥產量的影響做了調查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小麥生長季溫度每升高1%，產量就減少約0.3%。1979-2000年氣溫的上升使小麥產量增長減少了2.4%。［8］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的供需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一方面降水的增減將直接影響到水資源供給量的多少，另一方面氣溫升高和降低又將影響水分的蒸發情況，影響水資源的損耗量。與此同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沼氣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對各國工業、能源、旅游業等領域亦造成影響，氣候變化亦嚴重干擾到生物的生活、繁殖，造成了生物多樣性的喪失。200年前的工業革命開始后，物種滅絕的速度達到了每4年就有一個物種從地球上消失；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球環境由于人類活動遭受到巨大破壞，生物的滅絕速度發展到每4天一個物種滅絕；近10年來，是每4個小時一個物種滅絕，達到了一年3萬多物種滅絕的速度。［12］2008年7月的格陵蘭島上，因大氣溫度升高了0.9攝氏度，導致冰川融化，島內魚類大面積死亡，致使北極熊面臨無法捕食而餓死的危險。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發生了數例北極熊啃食親生幼仔的現象。這一事件震驚了環境學家與科學家，人們不禁發問，自然界的生物難道最終只能被迫互相殘殺么？面對氣候變化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影響，中國政府以及全世界其他各個國家都承受著較大的來自于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上的壓力，這也促使政府無論是在國家內部的法律構建上，還是在國際氣候外交舞臺上都必須有更具實質性意義的行動策略。三、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推動作用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中國正扮演著越來越積極的角色。例如，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中國積極參與到會談中，為會談的順利進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同時具有較大的工業規模和較高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扮演著溝通和橋梁的作用。在這次氣候大會上，美國、中國、印度、南非和巴西達成了《哥本哈根協議》。哥本哈根協議認為全球氣溫的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所有的新興經濟體必須自我檢查減排進度。發達國家將從2020年起，向發展中國家及小島國等提供約1000億美元援助。［13］哥本哈根協議沒有對溫室氣體減排制定強制性的目標，但重申了各個國家各自承諾的減排義務。中國政府也公布了自己的減排目標：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辦公室發言人尼克?納托爾說，中國在至關重要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前夕宣布減排目標，顯示了中國繼續加大力度、減少經濟發展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堅定決心。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中非、馬拉維等國的媒體也表示，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與各方溝通協調，特別是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力地維護了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為會議取得重要成果發揮了歷史性作用。哥本哈根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