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新加坡是一個讓老少中國人都倍感親切的華人國家：新加坡電視連續劇是最早步入中國家庭的外國電視節目之一，新劇《天涯同命鳥》曾經于xxxxx（為求帖子活著，自宮刪除5字）之后的無邊暗夜中，撫慰過眾多大陸人焦苦絕望的心靈；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準在大陸發售的外國非純經濟性讀物；在大陸人當中，新加坡的發達和繁榮家喻戶曉。因為新加坡的發達、繁榮和與國際接軌的外表，許多中國人以為新加坡是自由民主國家，這是大錯。新加坡雖然有著“三權分立”和“法治”等現代憲政民主國家的幾乎所有外部特征，卻毫無憲政民主的內涵、新加坡言論自由的虛假性首先，新加坡沒有新聞出版自由。這是新加坡自由民主虛假的最有力佐證，也是新加坡掩飾不住的專制毒瘡惡臭。任何專制獨裁政權，都不會容忍新聞出版自由，鉗制媒體和出版是專制獨裁政權的共性，因為專制獨裁政權的權力來源不合法，而新聞出版自由意味著反對的聲音大量出現，這就無可避免地暴露政權的不合法性，從而動搖專制獨裁國家的“國本”。因此，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是任何專制獨裁國家，不管如何偽裝，都掩蓋不了的共性。表面上看，新加坡似乎沒有新聞審查機制，各大媒體也沒有類似于那種專事審查和過濾的附體自律系統，實際上，新加坡的媒體完全操縱在政府（人民行動黨）手里：自1965年獨立以來，李光耀政府大力“凈化”媒體市場，到70年代，新加坡知名的民營報紙、廣播、電視臺被查禁一空，僅剩下少數對政府唯唯諾諾的不起眼媒體，被新加坡政府用以裝點門面，標榜“新聞自由”；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所壟斷的政府，通過政府持股的方式間接控制了該國兩大媒體集團——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和新加坡傳媒公司，在執政黨的控制下，新加坡各大新聞媒體表面上獨立運作，實際上其業務主管在新聞報道上必須遵從大股東（政府）所要求的輿論導向，否則輕則炒魷魚，重則“依法”“嚴懲”，而因為傳媒市場政府獨霸的局面，一個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一旦被政府踹出來，便從此錄上黑名單，再無可能在別的媒體找到工作，因此對政府的限令，新加坡的媒體業務和新聞從業人員主管絕大多數戰戰兢兢，決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樣，在李光耀政府的“法治”下，到70年代，新加坡的民營出版社也幾乎被掃蕩一空，現存的新加坡大出版社全都是政府控股的出版社。通過這種狡詐的方式，人民行動黨就牢牢控制了新加坡的新聞和出版。在人民行動黨的種種限制下，異議的書籍和出版物既不可能在新加坡得到出版，反對的聲音很難見諸新加坡的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網站；雖然，新加坡政府為了顯示“自由民主”，有時也容許一點不那么“激進”的異議言論，但總是放在不顯眼的版面和非黃金時間段，顯要版面和黃金時段絕對沒有反對黨和異議言論的存身之處。新加坡政府鉗制新聞輿論的黑手，還伸向了國外。表面上看，新加坡政府容許多種西方報紙和雜志在新加坡發行，顯現出一種“新聞自由”的景象，實際上，能夠在新加坡發行的外國出版物，都對新加坡政府做到了“自律”（沒有批評新加坡政府和領導人的言論），否則，立即會被吊銷在發行許可，甚至會被以“誹謗罪”告上法庭，判處巨額罰金。控以“誹謗罪”，通過法庭進行狠狠的整治，正是新加坡鉗制敢言國際媒體的的殺手锏武器：20多年來，新加坡政府以“誹謗罪”，先后把《遠東經濟評論》、《亞洲金融》、《彭博新聞》、《國際先驅論壇報》、《經濟學人》告上新加坡法庭，并且“勝訴”、獲得了巨額賠款。在1989年11月，新加坡法院就曾以判定《遠東經濟評論》“誹謗”總理李光耀的罪名成立，判決該雜志賠償23萬新元。2006年8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前總理李光耀抓住《遠東經濟評論》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以“誹謗罪”將出版商和主編告上法庭，并且從9月28日起禁止這個雜志在新加坡販賣銷售。在新加坡濫控“誹謗罪”的威脅下，在新加坡營運、發行的外媒和外國出版物要么卷攤子走人，要么乖乖實行自律。新加坡政府對民眾接收信息自由權的剝奪，做法如出一轍。新加坡政府嚴禁個人和任何民間組織自行安裝衛星天線接收器、審查所有的外國電視節目、對網絡進行嚴格的管制：封鎖過濾一切異議言論和批評新加坡政府的外國網站。新加坡政府對學術自由的限制，有過之而無不及，對大學人文學科教師的授課書目及授課內容，新加坡政府實施嚴密地審查，對外教的審查尤為嚴厲，甚至連授課參考書目都要審查。對民眾日常言論自由的鉗制，新加坡政府更是猶有過之：新加坡警方和“內部安全局”至今設置獎項，獎勵國民舉報“誹謗政府者”，在告密的高壓下，新加坡老百姓普遍對國內政治事務、領導人噤聲，而只敢談及經濟、生活、體育……民眾對政治話題噤若寒蟬。新加坡鉗制新聞、出版、學術、信息、言論的惡劣表現，在國際上獲得了“記者公敵”的稱號，“記者無國界”組織評估的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排名，在167個國家當中，作為亞洲首富之一的新加坡歷年徘徊在140名前后，居然連非洲蘇丹、津巴布韋這樣的國家都不如，在亞洲也是倒數檔次。、新加坡選舉的虛假性有人認為，新加坡有著完備普選，說明它是民主國家。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概被新加坡的民主假像迷花了眼睛。新加坡雖然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但是這種普選是被政府操控的普選，完全沒有公正性可言：由于人民行動黨政府壟斷媒體和操控著新加坡媒體，因此包括反對派在內，執政黨的一切競爭對手嚴重缺乏發聲的渠道，在宣傳上遠不能象人民行動黨那樣，擁有報紙、廣播、電視、網站等龐大的傳媒支持。現代社會，是一種嚴重依賴新聞傳媒的信息社會，公眾的意見受傳媒的影響巨大，在現代社會中，誰掌握了傳媒，誰就擁有了獲取民意支持的巨大優勢。新加坡執政黨和在野挑戰者在傳媒資源上的嚴重不對稱，使得新加坡的普選成為大人和兒童之間的比武，人民行動黨的挑戰者還沒選就輸了一半。在別的許多國家，缺乏媒體支持的反對派還可以發起街頭運動為自己造勢、拉票，以彌補媒體支持的不足，比如：善于運動群眾的臺灣民進黨，就是在媒體資源不如國民黨的情況下，成功地以游行、示威、集會、靜坐等“群眾運動”彌補了不足，兩次擊敗了連戰領銜的國民黨。但是在新加坡這種辦法卻行不通，因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對一切集會（包括游行、示威、靜坐）進行嚴格限制：新加坡原來嚴禁一切戶外示威游行集會，今年放寬限制，允許示威游行集會在指定的新加坡芳林公園舉行，但一樣，必須事前向警方“申請”，而且活動不能公園門，否則以“違法”論處。新聞出版自由的缺失和集會自由的受限，使得新加坡的在野黨很難獲得足以挑戰執政黨的名望。出了以上述規范和“法治”的手段壓制競爭者外，人民行動黨政府還利用政府職權，采取一系列法外的“模糊”手段對競選對手實施遏制，這包括在選舉前重新劃分選區、運用行政資源等不公平措施，甚至還包括選后報復“不聽話”的選區：例如，政府在市政建設、教育、甚至交通等發展上故意壓制在野黨占優勢的選區，造成選區的建設和發展明顯落后于執政黨選區，從而迫使選區選民不敢投在野黨競選者的票。這些法外陰招屢屢得逞，而反對派卻啞巴吃黃連，沒有控訴政府的依憑：因為沒有法律規定政府不能采取這些措施，而新加坡執政黨政府所控制的議會，又故意對這些方面不予立法。如果以上的限制措施仍然不足以阻遏挑戰者的脫穎而出，人民行動黨就會立即祭出其殺手锏“法治”武器——控以“誹謗罪”：在新加坡以往的選戰中，少數對人民行動黨形成了挑戰的在野黨、反對黨競選者，無不被政府以“誹謗罪”告上法庭，同時，遭到為政府所操控的各大媒體極力的丑化，而功虧一簣，甚至身敗名裂。新加坡反對黨參選人徐順全、蕭添壽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這種一邊倒有利于執政黨的極端不對稱的選舉，反對派政黨要想獲勝，難于登天。難怪，在新加坡建國后的歷次選舉中，人民行動黨黨的總得票率從未低于60%.綜上可見：新加坡的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其“普選”和“競選”的國際化外表特征、其操控選舉的“法治”化、精致化和多樣化的手段，令其遠比橡皮圖章式假民主更具欺騙性。三、新加坡政體“三權分立”的虛假性新加坡的假憲政民主體制之所以特別具有欺騙性，還在于它有一套深具“三權分立”外表特征的政治體制：新加坡的憲法明確宣稱本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憲法也沒有規定新加坡由人民行動黨一黨領導；就政權的組織形式上看：新加坡采取的是虛位總統內閣總理制的政體，總理由議會中多數黨領袖擔任；議員由直選產生，議會掌握國家的立法權、并有權對政府實施監督；政府對法院沒有管轄權......表面上看，新加坡的政治體制，與德國等成熟的內閣制憲政民主國家別無二致。實際上，新加坡的“三權分立”是完全虛假的。因為種種“模糊”（變相或隱晦違憲）的操作規定，新加坡政權在運轉當中，變成了行政權一權獨大的結構：在政府的精致化違憲控制下，議會權屈從于行政權，議會實際上成了隸屬于政府的一個“立法”和議事部門；而新加坡的法院體系，則成了政府貫徹其“法治”意志的工具。（一）立法機構獨立性的虛假新加坡議會獨立性的虛假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議會立法權的虛化。新加坡議會表面擁有立法權，但與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議會不同，新加坡議會出臺的新立法，不能夠直接提交國家元首簽字生效，而必須先經過政府司法部門的審查批準.新加坡政府通過這種特殊的“司法審查權”，以種種藉口，如“違憲”、“不利于經濟發展”、“不科學”等等，阻止一切不利于己的立法生效；更何況，由于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人民行動黨議員占據著議會的絕大多數議席，不利于政府的立法提案即使被提出來，也不可能被通過。新加坡議會的立法權，基本上被虛化。二是議會對政府的監督權虛化。根據選舉法的有關規定，新加坡議會議員并非全部由民選產生，還包括部分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由政府“內定”，新加坡政府不赤裸裸地以各級現任官僚充任“人大代表”，而是一般是將忠實的親政府“民間人士”塞進議會，這種手法不僅同樣達到操控議會的目的，而且對外更具蒙騙性。本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就在議會中占據優勢，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的存在，使得反對黨在議會中的影響更加微不足道，任何實質性監督政府的問責提案，都不會得到通過；新加坡議會對政府“監督”活動，普遍成為事先得到政府允許的“民主”秀。因為立法權和監督權兩項大權的虛化，新加坡議會權對行政權的制衡完全癱軟無力，而行政權對議會權的“制衡”倒是實實在在地存在，在政府的“制衡”下，新加坡議會的獨立性喪失殆盡，基本上唯唯諾諾、唯命是從，一如政府掌控的木偶，其橡皮圖章的性質少不了多少。（二）新加坡司法體系獨立性的虛假由于三個特殊職位、機構的設立，新加坡憲法所規定司法獨立，成了一紙空文，這三個特殊職位、機構分別是司法委員、內部安全局和反貪局。“司法委員”是新加坡政府操控司法的首要工具。“司法委員”的設立，是1997年修憲的結果，新加坡97年憲法規定：高等法庭增設司法委員職位，以加速案件的審理；擁有同高等法庭法官一樣的權力。然而，增設的“司法委員”卻實行任期制、其人選由總統“酌情”決定，這就為新加坡總理控制司法委員大開方便之門：由于新加坡總統只有履行禮儀、程序等象征權力，對人事任免，總統一般僅有在總理“提議”上簽字的走過場“權力”，司法委員由總統“酌情”決定，實際上等于其人選由總理“酌情”決定，以此，總理就可以在司法委員的職位上安插親信；由于新加坡總理長期在位，而司法委員的任期較短，因此總理就可以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司法委員，換上忠于自己的人；由于司法委員擁有與同級法官同等的大權，新加坡總理也就通過各級司法委員，削奪了法官的權力，把法院體系牢牢地操縱在自己手里。新加坡政府操縱司法的主要手法是：一切關涉到政治的訴訟，比如對反對派的“誹謗罪”訴訟，都交由司法委員或“可靠”法官審理，而與政治無涉的案件，則一般由法官獨立判案。通過這種手法，新加坡政府既把司法變成了貫徹自己意志的工具，又裹著“司法獨立”的迷人衣裙，散發著虛幻誘人的“法治”光彩。另兩個特殊機構分別是“反貪局”和“內部安全局”。新加坡反貪局只對總理一人負責，擁有巨大的權力：它集政府、執法、檢查三種職權于一身，有權不經過法院對一切嫌疑份子及其家人、關系人采取搜查、扣押、逮捕、清查賬目、凍結資產等措施，反貪局有權不經過法院審判對嫌疑者實施關押，甚至有權對一切公職人員進行跟蹤、監控??????作為一個政府機構，新加坡反貪局擁有巨大特權，足使其不受一切法律程序的制約，完全突破了司法權的制衡；反貪局的法外之權，以“反貪”的堂皇名義，給新加坡總理帶來了事實上凌駕于憲法之上的無上權力，憑藉反貪局的特權，總理盡可以揮舞“反貪”利劍，輕而易舉地將政敵、不聽話的官員斬落馬下。因為反貪局特權，司法體系對政府的制衡權很大程度上被削奪，凌駕于憲法之上的總理，當然能夠脅迫法院唯命是從，面對總理高舉的“反貪”的利劍，法官們同樣戰戰兢兢，這樣的司法還能有獨立性可言？種種特點，讓新加坡反貪局看上去酷似明朝“東廠”、“錦衣衛”這樣的特務機構，而新加坡總理更像中國古代專制帝王。“內部安全局”擁有與“反貪局”相似的凌駕于憲法之上的特權地位，它同樣只對總理一人負責，同樣可以隨意捕人、關人。與民主國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的這個“安全”機構主要職能并不是反特防諜，而是鎮壓國內反對派，一如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組織和大國的政治警察組織。憑藉“內部安全局”的特權，新加坡總理可以以“國家安全”為名，任意懲治反對派，而新加坡法院體系根本無從過問。因為內部安全局，新加坡司法體系的權力又被剝奪了一層。在司法委員、反貪局、內部安全局三管齊下的操控、削奪和威脅下，新加坡的法院還能不按政府的意思斷案？四、披著精致化“法治”外衣的政治迫害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的情況下，新加坡政府對異議人士和反對派的迫害也就得心應手，肆無忌憚。新加坡反對黨秘書長徐順全，因為在競選當中得票不菲，對人民行動黨構成了挑戰，立即被李光耀和吳作棟告上法庭，指控他的競選演講有“誹謗”內容，經法院審理，徐順全“果然”敗訴，被判賠償50萬美元、并且剝奪競選國會議員資格，經此官司，徐順全傾家蕩產、并一度入獄。在徐順全一案中，辯護律師鄧亮洪因為“不聽話”，在法庭上為徐順全說了幾句公道話，即被以“欺詐罪”告上法庭，鄧亮洪被迫逃亡澳大利亞。另一位新加坡著名反對派人士、新加坡律師公會會長蕭添壽律師，也曾經參選國會議員，在選戰大獲成功，眼看就要當選，卻被李光耀控以“窩藏毒品”罪，被法院判處重刑，坐了近10年的監牢，蕭添壽現今流亡美國。除了借助法庭以“法治”的名義整治反對派外，李光耀更是動用內部安全局，肆意拘捕關押大量的反對派人士。新加坡異議份子謝太寶，是迄今為止已知的未經過法院審判被關押最久的人，他遭內部安全局監禁23年，出獄后又被軟禁9年，直至1998年才獲釋，被監禁、軟禁期間沒經過任何法院審判。1965年獨立以來，新加坡政府迫害反對派人士的例子不勝枚舉。司法權獨立的虛假性，為政府操縱司法迫害異議者大開方便之門；而立法權獨立的虛假性，又為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裹上了光鮮筆挺時髦的“法治”制服。與其他幾乎所有專制獨裁國家不同，新加坡政府對反對派的迫害，一律以“法治”的面目進行，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靠的是一系列侵犯人權的惡法，比如，授權政府不經過法院，可以任意抓人、關人的“反貪法”、“內部安全法”；再如，新加坡至今保留嚴重侮辱人格且不人道的當眾鞭撻肉刑；新加坡的嚴刑峻法全世界罕有，其濫用死刑，不遑多讓（藏有15克海洛因即可判絞刑），至少在1994年?1999年期間，新加坡被執行死刑的人數所占人口比例，居世界第一。這些事實上違憲的法律及有違人道的惡法之所以能夠出臺和保留，就是因為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實際上操控于政府之手；因此，新加坡的“法治”，說白了就是貫徹政府意志的走過場。新加坡政治體制的這些特點、新加坡法律中的大量惡法，使得新加坡政府能夠游刃有余地羅織各種非政治罪名，對政治反對人士進行“法治”化的迫害，新加坡的所謂“法治”就是當局殘酷迫害政治反對派的得心應手工具，更具欺騙性。新加坡也是將政治案件非政治化處理的先驅和大師。其它國家以“嫖娼”、“詐騙”、“貪腐”等由頭和罪名，將政治案件非政治化處理，學的就是新加坡。不能不承認：新加坡這種精致化的假法治更具欺騙性。五、東方專制模式有特殊強大的誘惑力綜上可見，新加坡是一個穿戴著憲政民主高級晚禮服的法西斯國家。但是新加坡的法西斯政治，帶有濃重的東亞式專制色彩。新加坡政治是一種家長制家族式的專制政治，最高權力為李光耀家族牢牢壟斷。自獨立以來，李光耀憑藉一黨獨大，連選連任，“合法”地占據總理職位長達35年，這實際上成了變相終身制；李光耀雖然于1990年主動宣布“退休”，實際上卻退而不休：他不僅扶持親信吳作棟繼任總理，而且搞出一個“內閣資政”的特殊職位由自己擔任，“資政”表面是顧問，卻擁有重大事物的決策權，因此，坐在“資政”寶座上的李光耀，實際上成了新加坡的太上皇。李光耀“退休”后不僅以垂簾聽政的方式繼續操控政局，而且還親自出任“新加坡投資局”主席，新加坡投資局掌管整個新加坡的外匯儲備，李光耀執掌了新加坡投資局，等于掌控了新加坡的金融命脈。因此，李光耀雖然卸任總理，卻繼續牢牢掌握著新加坡政治、經濟大權，繼任總理吳作棟不過是傀儡；李光耀的退而不休、老人干政，有過之而無不及。繼吳作棟之后“當選”總理的李顯龍是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不僅是總理，還兼任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當于人民銀行行長），為了權力上的“保險”，李顯龍甚至赤裸裸地以總理身份，親自擔任政府財政部長。而李顯龍的妻子何晶（李光耀的大兒媳婦），則持有新加坡主要大公司之一“淡馬錫”公司的主要股份；李光耀的次子李顯揚，則是新加坡最大國企“新加坡電訊”的總裁。在李光耀“舉賢不避親”的栽培和安插下，新加坡的政治、經濟、金融大權牢牢掌握在李光耀家族的手中，李光耀家族儼然成了新加坡的皇族，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實際上成了李光耀的家族政黨。李光耀搞家族政治，全世界只有朝鮮金家的獨裁者能與之相比。李光耀不僅是政治獨裁者，還攫取了新加坡意識形態的專斷大權。憑藉無上的權力和新加坡“國父”的老資格，李光耀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