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的市場結構和貿易政策

從70年代末開始，“新貿易理論”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理論中的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說，為貿易理論和貿易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結合對中國制造業的實證分析討論三個問題：(1)從新貿易理論的角度探討制定總體貿易發展戰略的可能性；(2)考察制造業分部門的市場結構、貿易型式和競爭程度的一般關系；(3)對中國制造業分部門的貿易政策進行評估并提出一般性的改革建議。

一、新發展戰略的理論依據：市場結構、規模收益和對外貿易

新貿易理論的最初開拓者是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Krugman(1979，1980，1981)，Ethier(1982)和Helpman(1981)等人，經過十余年來的迅速發展已成為令人矚目的領域。它不但與舊的傳統的要素稟賦理論(H-O)建立起聯系，而且將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研究“從新的次級領域提升為它的核心中的一部分”。新貿易理論的核心是：資源差異和規模經濟均是國家進行專業化和貿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產業間貿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產業內貿易；但無論哪種形式，貿易商品所體現的要素凈含量流動仍反映了國家間的相對要素稟賦差異。新貿易理論為強調規模經濟作為貿易的原因作了三個基本創新：(1)將產業組織引入貿易理論，將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模式的不現實中解脫出來；(2)摒棄了傳統的二維假定和凸性生產可能性曲線，將貿易理論“從缺乏獨創性的信仰引向理智和模式化的類型”(Krugman，1992)；(3)區分了技術溢出的外部經濟和市場規模作用的外部經濟，從而恢復了人們對外部經濟的正確認識。

由于新貿易理論討論的這種貿易最初形式的不確定性和不完全競爭中存在的超額壟斷利潤，新貿易理論后來的政策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它的開創者的最初意圖，即新貿易理論絕非是政策導向型的，自由貿易仍然是最優選擇，而非為新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而辯護。相反，在一個政府干預、充滿競爭和“以鄰為壑”的世界市場中，“行動主義”占了上風，即使不是采取激進的保護主義或鼓勵出口，至少也是“謹慎的采取行動者”(Krugman，1992)。總的看來，新貿易理論的“行動主義”涵義包括兩類政策選擇。首先是戰略出口貿易政策。Brander和Spencer模式(1981，1984)認為：某些行業的企業可以獲得長期壟斷利潤，因此在有限的范圍內，通過選擇政府幫助形式或“選擇優勝者”給予國內企業以幫助的作法(如補貼)，強于全面的保護主義，從而使外國的壟斷租金轉移至國內。其次是戰略性進口貿易政策。其論點之一是對外國壟斷企業的進口征收最佳關稅，以抽取壟斷租金并降低價格(Brander，Spencer，1981)；論點之二是通過保護發揮“邊學邊干”效應，利用國內市場規模擴大和鼓勵R＆D投資，降低平均成本以最終參與國際競爭，稱作“進口保護以鼓勵出口戰略”(簡稱IPFEP，Krugman，1984)；論點之三是注重技術的外部效應和資金或市場規模的外部效應，通過保護使技術優勢的外溢和擴散保持在國內，或者發揮中間品及特定投入品聯動效應產生的巨大規模收益(Ethier，1982；HelpmanandKrugman，1985)。

戰略貿易政策由理論轉變為政策時受到許多爭議(EatonandGrossman，1986；DixitandGrossman，1984；Grossman，1986)，一些實證結果也表明該政策對一國的福利效果很小，而更多的情況下是雙方俱傷(Dixit，1985；BaldwinandKrugman，1986；VenableandSmith，1986)。當它被試圖運用到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指導時則面臨更多的難題。停留于直覺上的完全競爭假設和以比較成本為基礎的貿易理論仍主導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貿易戰略的政策制定，50年代至70年代進口替代的失敗使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轉向出口導向和貿易自由化，但忽視市場結構因素和民族工業的發展也使它們喪失了合理保護或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的機會。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典型特征經常被引用來證明實行戰略貿易政策的困難，比如收入水平低，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較貧乏，國內市場狹小，工業化經驗少，技術變革落后，嚴重的X-無效性，基礎設施缺乏以及受制于跨國公司的垂直分工(Stewart，1984)。Krugman(1986)也指出當新貿易政策試圖被采納時必須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國力小，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資源稟賦與發達國家相差較大和長期進口替代政策的影響。但是，應該注意到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大國與小國，中低收入的初級產品出口國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內向型國家與外向型國家存在著明顯不同的特征及發展機會的，故而不能排除某些國家利用自身的優勢條件在某些部門甚至整個經濟實施從謹慎到堅決的“行動主義”。中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已經擺脫了內向型初級產品出口小國的角色。如果說由于補貼等資金原因不能實施有效的戰略出口貿易政策，但至少已具備了利用大國優勢合理保護新興工業的條件，可結合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發揮規模經濟以降低成本并鼓勵出口，同時對外國壟斷企業或跨國公司的進口與直接投資進行關稅、配額以及稅率等的重新管理，減少它們的壟斷利潤或租金。當然應指出這種選擇性的干預不應阻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總體進程(盛斌，1995)，因此對部門或行業的差別貿易政策的判斷就必須來自對市場結構、貿易型式和競爭程度的詳細分析。

二、市場結構

對市場結構的分析來自產業組織經濟學。它主要包括賣方集中度、買方集中度、進入和退出壁壘、產品差異、市場需求量的增長等幾個因素(Caves，1964)，Clarkson和Miller(1982)還加上了規模經濟效應。這里只集中從賣方集中度、產品差異、規模經濟和進入壁壘四個方面來判斷行業競爭或壟斷的不同程度，即市場結構的類型，其他幾個因素因在定性或定量衡量上信息難以把握故而不計。

(1)賣方集中度側重考察一個行業中廠商規模分布狀況。我們計算了中國1994年制造業23個部門中銷售額最大4家和8家在總銷售額中所占的比重，計為C4和C8。分部門的總銷售額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5)，部門中前4家和8家企業的銷售收入來自《管理世界》中國企業評價中心公布的《1995年中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排序》。這次統計有幾個特點有利于更精確地計算集中度：第一，以集團(聯合體)數據為準，集團所屬二級企業均不獨立參加；第二，包括了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除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之外，鄉鎮工業企業集團首次納入范圍；第三，以《企業財務通則》和《企業會計準則》及新稅制為統計口徑進行。為了解決產業組織中棘手的市場分類和行業分類的矛盾，規定行業分類按照3位數的聯合國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體系，不同企業的歸屬按照行業法劃分，即如果企業的主要產品或經營活動屬于某行業，則該企業所有的產品都被包括在那個行業中。然而要注意的是按照上述方法計算的集中度是建立在全國性的資料基礎上，因此忽視了地方性的市場勢力和集中，也沒有考慮到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力量，并忽視了進出口的調整。作為次佳指標還列入了1985年分部門大中型企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數字。

(2)對產品差異的嚴格定量研究一般是交叉需求彈性、廣告行為和消費者偏好的排序，定性研究主要是對商品牌號、商標、認可標志的識別。由于不同行業產品差異程度在各國都具有很強的相似性(Caves，1964)，因此采用Bain(1968)對不同產業的產品差異程度的定性或定量研究的成果，將23個部門的產品差異程度劃分為“無足輕重的”、“小的”、“中等的”、“大的”四類。

(3)對行業規模經濟程度的實證方法很多，比較典型的諸如生存法(Stigler，1958)、相對最小有效規模法(WilsonandComanor，1967)、工程分析(Moore，1969)和生產函數法(Meller，1975)等。本文受數據資料的限制采用生產函數法來衡量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設行業i的Cobb-Douglas對數生產函數是：lnYi=αlnKi+βlnLi+εi。其中，Y、K、L分別是工業增加值、資本存量和勞動力人數。α、β是資本和勞動力的貢獻份額或產出彈性，殘差ε代表技術進步和使用效率。各行業1985―1987年的工業增加值以凈產值代替，所有產出值經過了各行業產品出廠價格指數(以1985年為基期)的縮減。資本存量定義為中國口徑的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金年平均余額之和(李京文、D?喬根森，1993)，其固定資產凈值已按照官方的折舊率進行了折算，由于缺乏分部門的投資品價格指數，只能以統一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縮減。對勞動力沒有進行質的劃分和勞動投入指數的縮減。食品、飲料、煙草、交通設備、電氣、電子、儀器儀表等行業的部分年份勞動力和資本存量數據缺空，以幾何法進行了內插推算。顯然根據該生產函數的特性，當α+β＜1時為規模收益遞減，當α+β＞1時為規模收益遞增，當α+β=1時為規模收益不變。Westbrook和Tybout(1993)曾指出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測度的行業規模效應因為資本存量誤差和時間趨勢有高估的可能。但本文仍將用OLS法對分部門1985―1995年的數據進行回歸計算。

(4)行業的進入壁壘來自于顯著的規模經濟、資本需要量、對重要資源的擁有權、專利和許可證、廣告、產品差異及式樣變化、過剩生產能力與政府外生的管制等因素。在傳統計劃體制下，由政府頒發經營許可證和將企業納入統一生產體系的編制可能是最主要的進入壁壘。這里對中國行業進入壁壘的判斷是基于對上述因素有關統計數據、法律法規、政府產業政策及前文指標的一些粗略估計，劃分為有(Y)或無(N)兩種情況。

表1描述了中國制造業23個部門集中度、產品差異、規模經濟和進入壁壘的情況，另外還補充了行業廠家數目和工業成本利潤率兩個指標，前者反映了市場生產者的密集程度，后者是利潤加成與生產成本之比，反映受競爭程度影響的企業定價行為。根據上述若干指標總結出分行業市場結構的基本類型列于表中。一般來講，賣方集中度低于10％左右，廠家眾多，工業成本費用率很低，無明顯的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很小或較小，而又自由進入的行業為完全競爭，而賣方集中度介于10―50％之間，廠家數目相對較少，工業成本費用率較高，存在較顯著的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中等或較大，而又有一定的進入壁壘的行業為壟斷競爭。由于所有行業中賣方集中度均沒有超過50％，故而寡頭壟斷市場結構的部門不存在。當然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的標準模式與指標檢驗的實際并非完全一致，當原則性標準與某些指標發生分離時，集中度和產品差異成為更顯著的鑒別依據。從表中可以看出在23個制造業部門中，食品、飲料、紡織、服裝、化工等12個部門為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而其他11個部門屬于壟斷競爭市場結構，這基本上決定了中國制造業壟斷集中不明顯的特點。

三、市場結構、貿易型式和競爭程度

行業的市場結構能夠決定行業的一般貿易型式，即：在完全競爭的行業中，比較利益是貿易的主要動因，并都表現為行業間貿易；在壟斷競爭的行業中，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是貿易的主要動因，并多表現為行業內貿易(HelpmanandKrugman，1985)。在各種經驗研究中，Grubel和Lloyd(1975)指數最初常被用來測定行業貿易的型式。Krugman(1982)在理論上證明了該指數的正確性，即行業i貿易型式指數

li=1-|Xi-Mi|/(Xi+Mi)，其中X，M為進口與出口額。當li趨近于0時，行業i越表現為行業間貿易，反之，當li趨近于1時，行業i越表現為行業內貿易。表2計算了中國制造業23個部門的貿易型式指數。對貿易型式的判斷成為貿易政策制定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無論是行業間貿易還是行業內貿易，發展中國家都可以通過資源最佳配置而從貿易中獲利。但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面臨一個復雜的“發展效應”問題，比如資本和技能的積累、改善貿易條件、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以減少X-無效性、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和自力更生的精神。這無疑使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定貿易政策時不但要注重市場結構和貿易利得對貿易自由化的作用，還要同時兼顧競爭程度保護民族新興工業以發揮動態的邊學邊干效應。如果政策實施是有效率的，這種保護的長期收益將超過保護的短期成本。為此從三個方面對中國23個制造業部門進行考察：(1)計算產品進口滲透率和出口外銷比例(見表2注)，并按照Balasa(1971)的分類法以競爭程度將制造業分為：出口的，即國內市場量10％以上用于出口，而進口量不到國內消費量的10％；②進出口相競爭的，即兩個比重均在10％以上；③國內市場量的10％以下用于出口，而進口量占國內消費量10％以上的稱為與進口相競爭的；④出口為國內產量的10％以下，國內消費10％來自進口的是與進口不相競爭的行業；(2)計算分行業的單要素勞動生產率(元／人)；(3)計算分行業的實際保護率，即單位產品的增加值的從價稅率，按照Balasa(1971)的公式計算，沒有考慮到間接稅和非貿易品投入的影響。同時由于數據處理的原因，這里只列出了15類行業1992年的實際保護率(盛斌，1996)。

通過表2我們可以發現市場結構和貿易型式在部門間的分布除皮革、煙草、醫藥及橡膠等幾個特例之外與預測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由進口滲透系數和出口外銷比例判斷的行業競爭程度中紡織、服裝等6個部門為出口行業，飲料和煙草2個部門為與進出口不相競爭行業，它們或是已具備了世界市場上的一定競爭優勢，或是與世界市場的聯系不大，或是國內生產占絕對優勢，故而保護程度應逐步放開。對于食品、皮革等13個與進出口相競爭的部門和屬于與進口相競爭的造紙印刷及塑料2個部門要結合它們生產率的狀況，比如與除去煙草和石油兩個個別值外的生產率均值(18015元／人)，食品、化纖、鋼鐵、有色金屬、交通設備和電子通訊等6個部門的生產率均高于均值，它們已形成了一定競爭優勢并處在新興成長階段，應被優先考慮受到暫時合理的保護以迅速成長為出口行業。但從實際保護率的效果來看，這6個部門中除食品和交通設備外仍是偏低的。

四、市場結構和貿易政策改革

因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貿易型式和競爭程度，所以依據同一行業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相機抉擇制定最優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護國家利益，促進經濟發展并提高福利水平。下面列舉了若干新貿易理論對不同市場結構貿易政策制定的標準，可以作為我們確定戰略性進口行為的一般參考：(1)當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時，貿易型式表現為反映比較優勢的行業間貿易，自由貿易政策是最佳的，但是當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優勢比例時，可以通過征收最優關稅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另外一個課收最優關稅的理由是存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或明顯的技術性外部效應的“國內扭曲”(Baghwati，1963)。

Lerner(1936)還證明了在一般均衡條件下征進口稅與出口稅的效果是同等對稱的。最后，關稅的福利效果要好于配額。(2)當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時，貿易型式表現為反映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自由貿易政策仍是最佳的(Krugman，1982)，但是仍可類似的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以獲得貿易條件效應，而且Gros(1987)還證明無論國家多么小，最佳關稅都不會為零。此外，這時進口關稅還具有提高進口品價格、增加收入、替代進口和降低國內類似產品價格的作用(Venables，1987；HelpmanandKrugman，1989)。最后同樣的，關稅保護的福利效果要好于配額。(3)當國內市場價格是完全競爭，國外市場價格是不完全競爭時，國外企業的出口存在壟斷利潤，因此可通過最優關稅抽取這部分外國租金，而無論該商品的進口是否占世界的較大比例。同樣的對進口品征收規定比例的費用并加以進口補貼也可迫使外國企業以邊際成本定價(BranderandSpencer，1981)。在貿易政策的選擇上，關稅比配額的福利效果好，因為對于后者外國壟斷企業將獲得配額的租金；而使用關稅時從價稅又比從量稅更好(HelpmanandKrugman，1989)。(4)當國內市場價格是不完全競爭，而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時，如果要確保和增加國內企業的壟斷利潤，則配額的作用大于關稅的保護，但同時也會加大國民福利的凈損失，并且導致廠商的過度進入而形成低效率的生產(EastmanandStykolt，1960；Bhagwati，1965)；相反如果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將產生競爭效應，使國內價格下降和產量上升。

表3中列出了分行業的國內外市場結構，其中國外市場結構來自Brown和Stern(1989)對美國和加拿大市場的研究，表中的“市場分割”為寡頭壟斷或壟斷的價格歧視行為。中國現行的貿易政策(包括關稅和配額)也列于表內。其中，關稅率是以1995年6000余種商品的最低關稅經簡單平均計算出來的，配額的百分比表示以1992年分行業進口額為基數按照中國政府的改革承諾到1997年時受配額許可證限制進口的比例數。依據不同行業國內外市場結構的類型由上述一般性原則得出的不同貿易政策列于表內，即：當國內外市場均是完全競爭或壟斷競爭時，自由貿易是最佳的，這樣可以因比較優勢或規模經濟及產品差異而提高貿易福利，但另一方面仍可通過征收最優關稅使本國利得最大化；當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而國外市場是壟斷競爭或國內市場是壟斷競爭而國外市場是寡頭壟斷時，自由貿易和高保護均不是最佳的，應通過征收適度的關稅抽取外國企業的壟斷租，因為它們的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從而使其最大限度的承擔關稅水平并增加財政收入。然而，關稅和配額除了作為貿易收支的調節手段之外更重要的可能還在于它們是一種保護國內生產和促進前文“發